晚清是如何在历史之势中走向灭亡的
文摘
2024-11-08 23:54
北京
整理优盘，突然发现了一些旧文章，《从历史之势看晚清的倒掉》就是其中的一篇。从文件保存的时间看，写于2012年前后。读了一遍，感觉尚可，（修订两个错别字）。另一方面，也有点十余年来未曾进步的惊恐。这两天，有点疲累，本无意推送。既然看到现成的，就推送一篇吧。以下为正文。势者，形势也！可以说是一股超出个人主观意志左右的势力，但又与每个人存在着或强或弱的关系。“形势比人强，墙倒众人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墙倒”可能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但配以“众人推”，就形成了“势”。中国历史上，识时务者为俊杰、弃暗投明的成语都是基于对当时的“势”的把握。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角度看，整个历史走向也存在着一种“势”，正是这种“势”左右着历史的摇摆。这里所说的“势”，有大小之分却无善恶之别，只是一个“事实”判断。也就是说，决定历史走向的“势”，更多的是一种力量大小的较量，而不是善恶的较量。善的力量未必得势、成势，恶的力量也可以左右历史。当然，力量大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否则历史就失去了其丰富性和无限可能性，其魅力也将不存焉！晚清历史之势，李鸿章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梁启超曾言，“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孙中山则这样说，“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总而言之，影响晚清历史大势的有以下几股力量：一是有竞争力的社会治理模式。相比较清朝的治理模式而言，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显然是一种更有竞争力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国门被迫开放的前提下，中国社会多了一种选择。如果本土的治理模式没有效果，人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种更优的治理模式。二是晚清政府。晚清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治理模式固然是晚清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晚清政府只能坐以待毙，毫无作为的空间，关键在于如何应对。三是改革（革命）先驱。这一部分人是最早注意到外来的有竞争的模式和洞察到体制缺陷的，是体制自我修复的活力所在。其中有一部分人来自于政府，就是政府的官员，对体制有天然依赖的一面。但是，一旦整个体制无所作为，或者在他们看来没有希望，他们很可能会“激进地”选择更有竞争力的社会治理模式。四是沉默的大多数。沉默不代表没有力量，大多数也并不意味着力量最大。我们可以称之为最大群体的旁观者，他们不一定代表历史的大势，但必将跟随胜利的一方。这四股力量在晚清的历史之势中，各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相互之间，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有竞争力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外来的新事物，从当时中国社会来看，显然带有突发性和偶然性。从早期的较量（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被动是切身的。可以说，这是一股外在于清政府和中国社会的力量，是一股不以清政府和中国社会意志为转移的力量。那么，清政府只有一个选择，赶上他们。采取的方式，则或者学习他们，后来居上；或者另辟蹊径。总之，要赢。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清政府输了，而且输得很惨，很偶然。从应对来看，一开始清政府就是极其失策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被打了板子，却没有长教训，依然一副天朝上国的姿态。第二次鸦片战争知道了疼，才有了同治中兴。甲午海战败于蕞尔岛国日本，体制内的改革派再也坐不住了，康梁随之崛起，但还是干不过顽固派。在和外来有竞争力的社会治理模式的竞争下，清政府关键节点选择了老祖宗的办法，也曾误判“民心可用”，借助义和团打击外国势力，结果却比甲午海战更甚。必须变，废科举、设议会、试行立宪等，一股脑地外国货全出来了。但是，这时已离“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越来越远，也越来越趋于“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了。等到武昌起义时，清政府哪里还控制得了局势？不但失信于国人，也失信于列强了。改革（革命）先驱对时局的应对和清政府几乎同步。二者有合辙时，也有矛盾时。从林则徐睁眼看世界起，魏源、徐继畬等堪称早期的变革者，也是清政府的官员。他们固然并没有改变清政府的既定政策，也没有影响清政府作出有竞争力的选择，但却扩大了国人对于外界的认识，积累着变革的力量。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庙堂中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纷纷办洋务，谋求自强；江湖上王韬、郑观应等也开始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更为丰富的参考。这些都成为政府应对时局肱骨之力，有助于政府增强控制时局的能力。甲午海战后，康梁变革是体制内对洋务运动失败后的一次修补的尝试，无奈清政府实力派镇压了这次变革。而革命之风，也正由此时渐起。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势力“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政府的决策与改革（革命）先驱们的设想虽仍不乏合辙的时候，但最终却分道扬镳。辛亥年武昌一声枪响，大清王朝也就随之倒塌。现在看来，革命派未必有多大的力量，但是，当改革不向前走的时候，革命就越来越成为值得一试的救命稻草。革命虽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但总比坐以待毙强。到了这种地步，几乎和陈胜吴广起义时没有什么不同了——既然都是死，何不揭竿而起？毕竟，揭竿而起还可能有一条生路。再说沉默的大多数。在晚清的倒掉中，沉默的大多数未必发挥了多么直接的立竿见影的作用。但是，他们的选择同样构成了历史之势的一部分。他们对新政府采取了消极地认可态度，也是清王朝瓦解的一个注脚。从此开始，他们在历史舞台上越来越活跃。最后，我们看一下这几股力量大小的变化。第一股力量，随着不断开放的形势呈日益壮大之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世界，思考出路。清政府虽然对此反应缓慢，但也在努力顺应这一外来之势，越到后来，受到的打击越大，向这种有竞争力的社会治理模式学习的意愿越强、实践的广度和深度也随之增加。改革（革命）先驱们随着第一股力量的壮大而壮大，早期和清政府的路向是一致的，客观上起到了领跑者和推动者的作用。后期当清政府的变革滞后于这些先驱们估计的形势，革命也开始成为一种选择的尝试。革命派发动的起义多次失败，但却在积累“形势”，这种形势让统治者不安，让整个社会求变。一旦遇到“墙倒”的机遇，“众人推”的效果也随之而来。武昌起义，不过是这个偶然的“墙倒”，摊上“众人推”的形势就不得了，功虽未成，但名绝对就了。其实，革命者的力量是有限的，并没有他们自身想象得那么强大，武昌起义就是明证，且不谈“毕其功于一役”，甚至根本抵挡不了袁世凯的新军。不过，清政府已经别无选择。一代枭雄袁世凯没有选择保大清，也不无对这种“势”的考虑。（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