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梁纪德生前回忆资料、和他的后代提供的资料整理而成，内容据实记录系非虚构形式。文章较长，内容记录了解放前后两个时代的本人真实经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现予以连载。
梁纪德夫妇和他的母亲和孩子
据《甘肃农垦志》：梁纪德1966年——1970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一师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兵团成立前在农垦黄羊河农场任党办室主任，关于他在兵团的经历已有专文在本公众号上发表，此处不再赘述。
梁纪德是当时兵团少有的几个大知识分子之一，当时的大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叫芦再春，在西湖农场七团。
以下为他的自述内容：
一、在家乡的启蒙教育
1946年夏（暑假期），在甘肃《民国日报》副刊《公民之声》刊登了一篇小评《为一个煤夫申冤》，揭露一个国民党士兵在兰州西关什字野蛮抽打一个赶着牲口运煤的劳动者的惨景。作者：梁纪德
1947年夏(这时其长子梁求新已半岁多)暑假回家，当时农村极度贫困，我听映棠（妻子）讲“猪娃儿”短促的生命，结合直接间接听到的其他短命孩子的情况，写了小说《救救孩子》，发表在兰州《和平日报》副刊上，署名：魏如兰（映棠名）。
过了几天之后，有人对这个小说写了一篇评论，大概是一个做教育工作的人写的。同时，家中还收到寄来的一笔稿费，全家都极为高兴。
1947年暑假，我由兰州步行回到甘谷老家度假，一路上虽然辛苦，脚磨破了，腿走肿了，但爬山过水十分高兴。我写了一篇记叙文《徒步到陇南》，描述一路所见所闻和夏季风光。刊登在兰州《民国日报》副刊上。署名：基特（乃纪德的谐音）。
此笔名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成为疑惑的证据。芦克勤、刘汉鼎（原省法院的工作人员和院长），望文生意，认为基特者乃基本特务也，对我打击迫害多年。
1948年夏，我在兰大校园“休休亭”（建在一座小石山上）读书，看到一群小麻雀和一群小鸡争食撒在地上的食物，我想到麻雀的自由，和要人圈养的小鸡的不自由，以及它们的命运，便写了一篇散文诗《麻雀与小鸡》在兰州《和平日报》副刊上发表。我到学校甚至街上张贴报纸处剪贴这个作品时，记得有些报纸已被别人剪贴拿去，说明它是受人欢迎的。
我当时一面因没有收集到而懊丧，一面却因有人喜爱它而高兴。这篇作品署名基特还是真名记不清了。
1948年秋天，我的同班同学王应林因他妹妹要报考护士学校，要以“我的志愿”为题，代写一篇作文，我立即写了，结果中题了，成绩不错，我拿出底稿换了个题目，叫做《愿为活菩萨》以散文形式发表在兰州《和平日报》副刊上，暑名魏如兰。
王应林同学看到内容后剪贴给我看，说：“报上这篇文章怎么跟你给我妹妹写的那篇作文相同？是不是……”他又说：“你写在前，报在后，怎么 ……”我笑的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问我：“魏如兰是何人？”我说：“是你嫂嫂！” 他说：“我不相信是你夫人写的”。我说：“我们俩家合为一家也，我的就是她的，她的就是我的，怎么不行？”他笑了，翘起了大拇指。
1948年，随着内战的扩大，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反内战、反饥饿的声势越来越大。我写了《微弱的呼唤》反映当时学生的反抗精神。这篇散文因为话说得比较含蓄，如用“微弱”等字眼，故国民党报纸勉强采用，被刊登在兰州《和平日报》副刊上，那时我竟署梁纪德真实姓名，现在想来，真有些胆大。
1948年前后，我还写了其他许多抨击反动派的小作品，如《阅于愚人节》，《风雪华家岭》、《石巴子》等多篇文章，都不用真实姓名，有的连真实地址也不写，可能由于内容问题，被扣压未予发表。
我七周岁时入私塾，入塾前，父亲就教会我许多字。《三字经》已背了好多段。
入校那天，父亲、大哥领着我，大哥为我从家里扛着一个小书桌，父亲拿着拜师的礼物和祭孔子的香蜡裱纸，还教育我如不好好读书，就要“头悬梁”、“锥刺股”，我当时既高兴，又害怕那种酷刑。
私塾在离家不远的北岳楼东侧僧房内，师父是黄锦章，师母是一个胖女人，大概有气管炎，说话困难，但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我不怕她。师父无子只有一个小女儿，叫换换，对我很好，常把我领到她的住处去玩，看“洋片”，看放大镜。
头一天上学，先烧香点蜡，敬了孔子。记得在书房的上方桌子上有个木排位，上写：“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是陈旧棕红色的。那时，我们对孔子的敬奉是虔诚的，认为冥冥之中孔子在监视我们学习，同学只有十来个，他们都比我大，因而他们都是我的师兄。
参拜了孔子，拜师父、师娘，还要向师兄参拜。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一个学生了，要守学校的规矩，早去晚归，师父每天规定学习任务，当然还是从《三字经》“人之初”开始，师父用一张红纸夹在书里，每天写明从哪一节背诵到哪一节，还要“题仿”给你写几个字头，让你照它练习写大楷，每天一页。
早上要让你背诵指定的功课，背不下去要挨“板子”（戒尺）的，记得我也挨过几次。从那时起，我就与笔结交了，当然用的是毛笔。在黄师父的私塾念了两年，念完了《三字经》、《上论语》、《下论语》、《大学》、《中庸》等书，虽然对内容不大懂，但识了不少字。在我十一岁那年，父亲考虑又让我“跳学”（就是转学）到吴家巷的王师父的私塾去继续上学。
王师父是个老秀才，人很胖，他的生活比黄师父讲究多了，他的学问比黄师父要高，对学生要求也高，对所学的古书他要讲意思，并教学生写作文，每天继续写大楷。
我在那里先后读完了《上孟子》、《下孟子》，并读《左传》、《诗经》，虽然学了不少东西但我很厌烦。那时，王师父有个继女，叫尹听诜，她在县城里柳湖女子小学读书。
她回到家里，喜欢和我们玩，还拿了她的课本让我们看。我看后感到十分新鲜，又感到好记好背，比那些古书容易学得多，甚至感到按内容说，那有什么学头。但又激发我对新学校的向往。
一次，她看到我们的书房（不叫教室）地下很脏，她用一张纸写了四个大字“：讲究卫生。”放在孔夫子神位前的桌子上，有的同学认为她捣乱了我们，我悄悄地敬佩，认为她主张干净，讲卫生，我不仅同意她写，而且还把她那几个字写在我的本子上。当然，也同时受到其他上正式学校的人的影响，我决心从私塾里跳出来。
1937年春天，那时我十二岁，听梁寄云说，东街小学招预备班，（初小毕业后改高小的预备班）。我要去报名，父亲也支持。考试只考了作文，题目是“初春的景色”，我的作文是文白夹杂的，用毛笔写了两页子，结果考取了。父亲、母亲、大哥和亲戚们都高兴，从此，我上了正式学校。
不仅学国文，还学算数、自然、音乐等。学校还统一给学生做了蓝色的制服，佩戴上用布做的“徽章”，我从里到外洋起来了。那年秋天升入高小一年级（相当于现在的五年级），各方面更正式了，知识面逐渐扩大，能背很多新诗、新散文，如郭沫若的《光海》、《夕暮》，当然还有许多唐诗及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
我们的级任老师杨望之，他对同学很和气，他教语文学生都很爱听。他领学生去旅行，回来后叫学生写作文，他也写。记得他写过这样一首古体诗：
轻歌笑语逐队前，钗簌桃花笼村烟。
丽人娟娟穿花径，纸鸢嫣嫣入云天。
这样的教学对我们启发很大。小学时期，抗日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我们小学生心里都很仇恨日本人，我们唱抗日歌曲，如《九一八》（松花江上）、《流亡曲》、《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路歌》等。
杨望之老师根据抗日救亡的一篇文章《济南城上》改编成四幕话剧演出，我也充当了一个小角色（难民），参加演出。
这段生活，对我初步培养起民族感，懂得了很多道理。十四岁那年小学毕业，由于我家世世代代没有个读书人，现在有了高小毕业生了，人们说是相当早先的“秀才”，父亲高兴得不得了，拿上我写的字（那时我喜欢隶书），向许多人夸耀，有些亲友来祝贺，如有些喜条子写：“陇上英才始于泮水，邑中翘楚初步云程”，“业精于勤，通今博古，拾级而上造极登峰”。都是鼓励的意思。
十五岁那年，我考入甘谷县初级中学。此阶段算是我的启蒙教育阶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