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上谁去农建，谁插队，谁当小教，谁留城进工厂，都是班里的领 导小组事前定好的，这是他们的工作。因为大方向是中央和省革委会确定的，这个谁也扭转不了。他们只不过是个具体的执行者，所以，我并不怨班里领导小组的那几个同学，反正不是我去兵团，就是其他人，我不想和同学们为这个，弄得脸红脖子粗的。
就要远离父母、远离家了，心里有说不出的痛楚，但我尽量装出一 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在爸妈面前晃来晃去，好让他们放心，特别是对爸爸。我知道爸爸的心思，他是因为觉得自己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却由于自己的问题连累的我去了边疆而极其不安。
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是爸爸 连累了我，即便就是我在自己的亲生父亲那里也照样免不了这个下场，因为我的亲生父亲罪名更大，早在 1964年他就被西北局打成“柯马黄反党集团”，定为西北最大的文艺黑线主要头目之一。他有那么多“毒草”流传全国，连江青都要过问，那我能好得了吗。
爸爸原是我亲生父亲的一个属下，是进城后父亲变了心，抛弃了母 亲后爸爸才走进我们家的。爸爸待我很亲，甚至超过了他自己的亲生儿女。所以在我的心目中，认定他就是我的亲爸爸。那天爸爸特意向造反派头头和驻厂的军代表请了半天假，说要去送上山下乡的儿子。
还算好， 那天他们特别开恩，还真同意了。为了送我，爸妈想尽办法包了一些酸菜饺子，尽管饺馅子里没有肉，我也觉得特别的香。
我家兄弟姊妹七个，四男三女，除了姐姐在西安，我们兄妹六个都 在兰州，都是正能吃的时候，每月的口粮经常是不到月底就吃光了，总是差三两天接不上顿。文革前还可以向家里女孩多的邻居借用他们的粮本买回他们吃不完的粗粮，自达 1965 年社教开始，爸爸被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不行了，没有人敢再与我们家来往，亏得每月每人还有三斤豆腐票，可以买回一些豆腐当粮食吃，好长时间我家每月都是以豆腐来充饥的。
肉的供应很少，每人每月只有半斤，想多吃也是不可能 的。家里人口多，经济也不富裕，家里只有爸爸一个人有工资。爸爸虽说也是老干部，在一家省级企业担任厂长，可他是一辈子总挨整，工资 级别始终没上去，每月工资才 110 多元。
妈妈是1939 年就进延安的老 革命，因受爸爸的影响，早在 1961 年就被逼迫退职了，此时没有任何 收入。文革前，我的生父每月给我每月 25 元钱的生活费，合在家里倒也过得去。如今生父那边被批为是西北文艺界的黑线头目，反动学术权威，还拿高工资，一下子就扣去近一半，因而也无法再给我了。
家里八 九口人全都指望爸爸的那些微薄收入，在文革闹得最凶的时候，造反派还扣爸爸的工资，没办法，我只有在外面找着打短工，挣几个钱聊补家中生活。
吃饭间，爸爸总是对我说：去了要好好干，听组织的话。但却不说 “听领导的话”这类语言，因为那时的领导绝大部分都被关进了牛棚。爸爸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却是：“嗨，怎么让小黄下去了？要下就让 小峰下去。”也不知能换不？这后一句说的是那么低声，就好像是和我们说悄悄话，又像是自言自语。
爸爸说的小峰，是我的大弟，准确的说，他是爸爸自己的亲生长子。论年纪，大弟弟是 1951 年出生的，和普通的初六七届学生同龄。可是由于爸爸工作调动较为频繁，我们兄弟俩小时候又都很调皮，不是留级就是没赶上报名上学，年龄都比同班同学大几岁。因此大弟小峰还不属于老三届的学生，和我们这批上山下乡的没有关系，当然也谈不上调换了。
我在言语表达上一直都很木讷，没有说一句能宽慰老人心的话，只 会说：没关系。并笑呵呵的告诉爸妈：“我们班要去的有好几个同学呢， 小兰也去。” 我指的是张苏彤，他是由于生在兰州，他爸妈就给他起了个“小兰”， 像个女孩的名字。
我爸妈认识他，不仅是因为我们是同班的好同学，而且由于爸爸在 1945 年进陇东中学学习时，张苏彤的父母亲都是学校的干部、教员，给我爸上过课。爸爸一听我这样说，心里的沉重似乎变得稍稍轻松了一些。
从制药厂到火车站要走十几公里，仅从厂里到赵家庄公交车站就至少有两站的路程。黄河北通往市区和火车站只有 2 路公交这一条线，盐场堡——火车站。中间经过杜家台、赵家庄等十几个站。
我们乘车的地方就在赵家庄，好不容易才等来一辆 2 路公交车。这里是郊区，居住的人本来就少，车上人也不多，我和爸妈从容的上了车，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晃晃悠悠的经过草场街、庙滩子、市二院、黄河中山 桥 北 ，过桥到西关十字 ，然后东拐 ，沿着张掖 路向东 ， 到大教梁再朝南转去，又经南昌路副食品商场、盘旋路、和平饭店，近一个小时到火车站。
到车站时大约是傍晚7 点左右，天色已经黑了下来，不过离我们开车时间还早。兰州火车站的候车室是一间五间房架构的土木结构平房，约有 100多平方米，里面摆了十几条条椅，已经挤满了人。
男人们大口大口的吞吐着烟雾，将整个候车室弄得乌烟瘴气。爸爸看着里面空气不好， 拉着我和妈妈又走了出来，站在候车室门口。尽管天色已晚，但还能看得出那灰砖柱子和中间夹着土坯泥墙上，用大号毛笔书写的“打倒中国最大的的走资派刘少奇！”等之类的标语口号，并在刘少奇的名字 上用红笔打上叉叉，上面又覆盖着诸如“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之类的标语。
在昏暗的灯光下，原本邮电绿的门窗、房檐板早已褪了色，变得斑斑驳驳。门前是一个约有两三个篮球场大的广场，四周布满好多破烂不堪的小平房和木电杆，电杆上高挂着大概是 40 瓦的白炽灯泡。可 能是电力不足的缘故，在这空旷的广场上，这些灯好像显得力不从心， 特别昏暗。爸妈不愿看到那些刺激人的标语，我们又找了一个人少的电杆下， 在那里静静地等候着开车时间的到来。
12 月下旬的兰州已经很冷，那天又是冬至交九天，冷飕飕的。我 一个劲的劝爸妈回家，说过一会儿连公交车都没有了。冬季时，2 路公 交车在晚上 8:30 分就收车了，那么远的路，总靠两条腿往回走也不是一回事。
可是爸妈对这十来公里路一点都不在乎，经常是步行来步行去的。两位老人都很固执，根本没理睬我的话，只是不停地对我说：“去了后一定要好好干，不要牵挂家里。他们也把我怎么不了。
爸没有干对不起党的事！” 我也不相信爸爸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我就知道爸爸一心想着把那个不景气的制药厂尽快搞好，为党和国家多做贡献。
他可是大半辈子都在文艺界工作，从边区剧团普通演职人员班长到队长、团长，再 到自治州文教处长、文教卫生局长，从来没有干过企业。但他就是凭着 一股对党和国家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在企业管理上从外行到内行，对制药业从不懂到懂，硬是将一个濒临倒闭的省级药厂救活了，而且盈利了， 给国家上缴了利润，给职工搞了福利待遇。
令人想不明白的是，先前还受到上级赞扬，说是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可转眼工夫，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开始，这一切又成了他的罪过，批判他说是采用的都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于是，爸爸又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
爸爸这一辈子很不顺，自参加革命后，几乎每次政治运动都要将他 整治一番。先是 1945 年整风运动后期，那时爸爸二十几岁，正是年轻气盛时候，虽然个头长得不高，但五官端正，又有一副好嗓子，被视为好生角，剧团的台柱子，在驻地被一个农家姑娘相中，非要和爸爸谈对象。可是爸爸不乐意，但又不愿伤了人家姑娘的面子，见了面还是客客气气的，还要礼貌的将那姑娘送出剧 团驻地。就在送那姑娘回去的路上，不慎掉入一个坑里，两人凭自己力量又爬不上来，于是就呼叫求助，不料被别有用心的人做了文章，说成 两人有作风问题。
剧团领导也不问青红皂白，连那姑娘的证词也不听， 非要爸爸交代清楚，无论爸爸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还说是不老实，下令关了爸爸的禁闭。后来调查才说爸爸和那姑娘是清白的，要放爸爸出来，可这阵子爸爸又倔起来，别着劲说是怎样把他关进去的就把他怎样放出来。就这样直到第 15 天，团长让几个和爸爸关系好的同志好言劝 说着爸爸才出来。
按说这事就结束了，再不用提起。可是爸爸不这样认 为，他觉得既然有这么一段经历，就应该给组织讲清楚，结果此后每次 填写干部履历表一类表格时，他都要在“何时何地受过何等处分”一栏中，认认真真的将这一段事情写上去，无端地给自己添了不少麻烦。
许多好心人都劝爸爸以后再不要提这事了，可是爸爸不干，说一个共产党员要对党组织绝对忠诚，有一事就要说一事，不能有任何隐瞒，组织自会辨明是非。
可是后来所经历的新单位上级领导都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没有一次运动有哪位组织的代表说这事爸爸是清白的，反而都要将这一条作为爸爸的一个历史问题交给群众，革命群众又无不以此为批判的武 器，将爸爸狠批一通，以此将本地区、本单位的运动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
接着是 1948 年的“三查”。本来这次运动没有爸爸什么事，他是贫农出身，虽然参加革命前也在江湖上闯荡过，但总归是苦出身，是革命的依靠力量。
那次运动整的剧团副团长田益荣，人称田胡子，他是爸爸真正的老乡，同是陕西省富平县曹村乡人氏。正因为如此，爸爸在私下里也常常以老哥相称，人们便误以为田副团长和爸爸有表亲关系。于是 在整田副团长时也将他的这位“表弟”捎带上了，认为他们肯定是一伙 的，起码有通风报信之嫌。
那次运动虽然也没有将爸爸整成什么样，但那段时间的日子也确实不好过。接下来就是进城后，1952 年的“三反”运动了。
要说那次运动爸爸才真的太冤了。由于原来的陇东文工团进城后已扩编为甘肃省文工团，为迅速恢复和加强老区的文化工作，1950 年春，省上将爸爸调往原陇东分区，即后来的庆阳分区文工团任团长。为了尽快把老区的文化戏剧事业搞起来，爸爸可真是花了大气力，成天在大街小巷走出走进， 物色人才，到 1952 年已很有起色。
不料“三反”运动开始，一些人硬说爸爸有贪污行贿问题，有关部门不问青红皂白，就将爸爸的职务免了，狠狠整了几个月，还向地委上报说是他们抓了一只大“老虎”（那时对贪污犯的称呼）。其实所谓贪污行贿，也就是为将一些有分量的演职人员请进剧团，而不得已采用请客吃饭，送点心、礼品以感化人家而花费了一些，这些过程地委领导都是清楚的。
当时爸爸从省城下去时只带了二三十名普通演职人员，没有一个能挑大梁的角儿。那些在陇东一带享有盛名的角儿每月都有丰厚的收人，而共产党领导的剧团实行的是工资津贴制，和人家的收入根本没有办法比。要想将这些名角请进剧团，就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否则，重新组建的这个地区级剧团就无法站住 脚。
当地委领导听说他们抓的大“老虎”是陈子岗时，立即收起了笑容 说，“陈子岗算什么老虎？那是一只假老虎！”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地委要爸爸原回剧团当团长去，爸爸伤心了，不愿再回去，于是被安排去党校学习。
紧接着是给干部定级，剧团算是县级单位，团长和团党支部书记都按行政 15 级确定，但爸爸已经没有职务，结果按学员只给定了个行政 20 级，足足比他的搭档低了 5 级，直到 1956 年工资改革才 给补调了两级。
爸爸是个爱讲实话的人，1956年他已被任为甘南州的文教处长， 这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在爸爸的努力下，该州的少数民族文化搞得还 真是有声有色，受到了省上的肯定，决定要给予表彰。可是爸爸在会上却谦虚的说，与其他地区相比甘南州还差很多，表彰就算了吧。省上也尊重爸爸的意见，没有表彰他们。
这下可不得了了，州委领导极为不满， 在大会上批评说：陈子岗一句话把全地区的先进给吹掉了。结合他平时 的一些言论，于是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就把爸爸狠狠地整了一通，说爸爸思想很右，离右派已经不远了。后来落实时又觉得实在没有什么， 一些上级领导还说了爸爸许多好处，州委领导又说是陈子岗讲的都是实话，是好同志，等于给平了反。
1959 年，甘南州机构调整，将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合并为文卫局， 爸爸被任命为主抓全面工作的副局长。此时大饥荒已经在邻近地区发 生，并开始向甘南州蔓延，1960 年已出现死人现象。
可是上边不相信 灾情会有这么严重。于是从各部门抽调干部组成若干个工作组分赴各重灾县，一个组负责一个公社，爸爸被派往龙迭县（今舟曲县）武平公社。在那里，爸爸看到了大片的饿死人现象。
以上，真有些饿殍遍野的惨像，既是活着的人也是被饿的奄奄一息，根本没有能力掩埋死了的人。爸爸带人去了解情况，爸爸一看那惨景，顿时泪如泉涌。晚上回到住处，他立即动笔向上写报告，如实汇报了发生在武平公社的情况。这个时候，负责龙迭县的一位州委副书记来到爸爸的住处， 爸爸即刻向这位领导汇报，那位领导说他也看到了。
爸爸让他看自己写的报告，看有没有什么不实之处。领导看后说，写的都是实话。爸爸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联名上报？这时那位领导却说，名字他就不必签了，他知道就行了。于是，爸爸以个人名义给州委上报了自己的调查报告。
这下可不得了了，这等于把天捅了个大窟窿：陈子岗竟然恶毒攻击说社会主义饿死了人，这还了得？于是结合反右倾机会主义之风，将爸爸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时停止党内外一切职务， 交代问题。
妈妈那时已于两年前由州中级人民法院调到文卫局工作。上边为了整倒爸爸，却不时地找妈妈的茬，半个月之内竟下达了两次要妈妈下乡的通知。那年我的小弟弟刚满半岁，正是需要哺乳离不开母亲的时候，而上边又不允许带小孩下乡，由于大饥荒的蔓延，各家自己的吃 饭都无法保证，哪里还有余粮雇保姆？妈妈一再表示等小孩再长大一 些，能离开母亲时她一定会下去。可上边就是不准，到半个月之后便下了最后通牒：不吃凉粉就让板凳！硬将妈妈逼迫的退了职。
妈妈是 1939年进延安参加革命的，在全州的女同志中资格算是最老的，就这样被逼的离开了革命队伍，按今天的话说：就是丢了饭碗！大概是到中央七千 人大会之后，中央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才深入调查，改组中共甘肃省委，也给爸爸平了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