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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中，以杜聿明为首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被包围于距徐州东几十公里的碾庄。兵败如山倒，杜聿明被俘，为部队医疗服务的一位医生也同时被俘。这位医生叫邵家朴
邵先生摄于七十年代
邵家朴，190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一吴姓家庭，因家境贫寒，顶替一本村邵姓家庭参军，改姓邵。先在国军中参与战地救护，后被送美接受医疗培训，归国后以医术为国军效力。自此一生从医。
邵被俘后因本人属于医生，归入技术、后勤服务一类人员，没有判刑，按照当时对俘虏的政策，可以自愿回家，因一家六、七口人没有回去的路费，于是在徐州附近的铁茶庵暂时开一个诊所以养家谋生。
五十年代中后期，将家搬迁到马路口，诊所开在相邻的丁庄村。当时政策不允许私人开诊所，诊所只能联营，于是该诊所为联营性质。邵先生九个孩子，一家十一口人就靠诊所生存。
丁庄当时行政辖区属江苏铜山县潘塘公社管辖，丁庄是一个大队基层组织，辖邵楼村。该诊所是本大队唯一的诊所。
1952年以后，经朋友曹文俊介绍，邵先生在附近的大韩村东购一住房，家人随即搬迁至大韩村，邵先生亦在大韩村开一联营诊所。
1956年国家出台公私合营政策，该诊所又转为公私合营体制，成为潘塘公社卫生院系统的下属诊所。此后邵家朴再次按照上级医疗系统的统一布局，被安排在潘塘公社的大韩大队村诊所当医生。诊所由村东位置搬迁至大队部附近。
邵家朴本人此时身份成为国家编制的正式医生，他本人之外的家人共十人，从原城市户口变为农村户口，户口所在地在大韩大队二队。
六十年代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结构，从下往上依次是：生产队、大队、公社、县、省。和现在不同的是没有乡镇这一级，县由省直管，而不是像现在由市代管。
对应的医院系统的布局是，一个公社有一个中心卫生院，公社范围内原则上每个大队设个卫生所，人口少的大队可两、三个大队合并设一个卫生所。大韩村卫生所，服务范围为大韩大队，该大队含两个自然村：大韩村和晓庄村。
卫生所共三个人，两个医生一个助手。两个医生中一个是所长，一个是邵先生，助手是本村村民，没有工资，只算工分。助手是个男的，负责打针、取药、简单的外科包扎等。
1958年运动中，邵先生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被迫参加生产队劳动，和农民一起，收麦子，在冰冷的水中收割芦苇，完全斯文扫地矣！
劳动近一年又回诊所当医生，为何回归？诊所基本无人看病，虽然有人但技不如人，只好让邵先生回来，折腾一圈又回到原点。
村卫生所就在大队部东隔壁，我家在大队西隔壁。相距一百多米。村民看病只找邵先生，那时邵先生已经近60岁了，且身份是“反革命”分子。那时看到他衣服的后背上附上一块白布上书“反革命”三字。
邵先生每月工资28元。每月扣除14元，扣除的原因不详。该扣除的工资八十年代落实政策后一并补发，共一千多元。
他妻子和九个子女被安排在本地生产队，我家是三队，他们是二队，最小的女儿和我是小学同学，名邵玉乔。
邵先生说一口道地的江西话，有很多话听不太懂，他说话不多，看病严谨认真，脸上很少看到笑容。
由于他医术高明，很多在公社中心医院看不好的病，不能确诊的都来找他，他一年到头不分上下班时间，无节假日，吃住都在医院，病人随到随看。其他人下班了，他晚上照样看病，一人开处方、取药打针全包。他受到附近乡亲的普遍敬重，人们都称他邵先生。
那时农村只有两类人按习惯可称为先生，一是医生，二是老师。先生之名是一种身份、荣耀、高尚人格的集中体现，堪称尊称。和现在的先生或专家身份含金量大大地不同。
他给乡亲们看病几乎是手到病除，受到乡亲们普遍的信任和崇拜，说崇拜并非言过其实，乡亲之间交流说身体哪里不好，都说去找邵先生，邵先生说的治疗方案和诊断结果人们丝毫不怀疑。
我小学同学也是我家邻居的母亲，因病找到邵先生，诊所条件简陋，当时的诊疗手段就是水银温度计、听诊器和血压计，邵先生看了同学母亲的病情，告诉陪伴来的同学父亲说，明天去徐州吧，这个病这儿不能看，叫白血病。
次日到徐州四院检查结论一致，让回家休养，就是放弃治疗的意思，60年代的医疗技术，白血病治不好，回来不久即病逝。
我自幼身体就很差，先天不足，有严重的支气管炎，一感冒就休克，每次都是邵先生为我治疗起死回生。但难以断根，一次他告诉我父亲说你孩子这个病有一种药可治，系进口药，他把药名写下来给父亲，当时父亲在部队，在部队医院找到了该药，该药彻底治好了我的支气管炎。
爷爷后来告诉我说，这个药花了很多钱，就几粒药那么多钱，算下来比金子还贵。
有一次赵圩子村一个女青年因家事纠纷喝了剧毒农药“1605”，本村诊所一看说不能救了。于是家人死马当成活马医，直接送到大韩诊所，他们其实不属大韩的救治范围，就因为信任邵先生送来急救。
当时该女子已经重度昏迷，翻着白眼，救治的过程就是反复洗胃催吐，持续了近多半天还是救了过来。当地方圆几十里，妇孺皆知邵先生，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名字。
经常还有徐州市的病人，开着小车来找他看病。村西有个部队营房，营房本有医院，有位战士的家属患病多年治不好，最后找到邵先生治好了，邵先生去世的时候，这位战士来送来了挽联参与吊唁。
时移世易，几十年后的今天，老师和医生中被称为先生的几乎绝迹了，即使是冠以大师之名，能使人肃然起敬的也不是很多。老师和医生在人们心目中仅仅是一种职业而已。
本诊所另一位所长也是医生，基本没有人找他看病，他清闲就到处跑，很少看到他，听别人说在公社参加什么造反组织，一天在写大字报，搞运动。
那时农村实行的是合作医疗，每个人头，无论老幼，每年只交一元钱，就可以免费看病。小病在村医处看，大病转到公社中心卫生院，还可以转到县医院，从县医院可以转到徐州市对口的市级医院，记得是徐州四院位于徐州南奎山。入院治疗仍然属于合作医疗的范畴，不用自己掏钱。
那时农民看病没感觉到成为负担，不存在“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的现象。
那时城市职工看病完全免费。国家恢复高考后我在兰州读书就医都是免费，从毕业参加工作到九十年代前看病都是全免费。
这种状况持续到九十年代中期就被打破了，看病不再免费，同时伴随的还有教育和住房，都没有免费的午餐了。跑题了打住。
邵先生家就在诊所附近，但他极少回家，也从不在家吃饭。他的工资那时就是他一个人花。家里人和全国六、七十年代农村大多数农民生活水平一样，终日劳碌仅能勉强维持温饱。但家里人从不向他要钱。
子女和他常联系的就是一件事，每天给他把缸里的水打满。有时偶尔看到女儿老乔提个饭盒给他送饭。那时农村吃的是井水。每个生产队有一口井，每家都有一个缸装水，打水先要用绳子系住桶，在深十几到二十几米的井中取水，取满两桶担回家。年老体弱者无法完成这样的工作。
儿时经常在睡意朦胧中听到扁担、水桶和扫地的声音，那是爷爷几十年来一直不变的习惯：黎明即起扫院子和担水。
我离开农村前从没担过水，力量难以胜任，大人还经常叮嘱不要去井边玩，害怕我们失足掉井里。
邵先生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做饭，有时看到他中午吃的是米饭和几块很大的红烧肉。米饭和肉先放在蒸锅里，然后在煤炉上一次蒸好。公职人员那时可以供应煤炭，用于烧饭取暖，农民只能终年烧柴草做饭。
那时农村普遍贫穷，只有过年能吃上肉，看着他吃米饭和肉我和很多小伙伴围着看，直流口水。
六十年代末，文革之风越来越浓，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大都成立造反组织，造反组织分成两派，那时我记得两派的名字，分别是“保派”和“反到底”，名字听起来好象武侠小说中的名字。
这两派经常武斗，每个单位都分为这样两派。“反到底”有军方支持，武斗中给他们发了枪，打的保派到处躲藏。
这时城里很多大医院都基本瘫痪了，很多病人跑来找邵先生看病。邵先生身份虽然是“反革命”，但没有人敢冲击他，新来的一位所长叫周广来不知轻重，让邵先生戴上“反革命”字样的臂章，那时所有的四类分子都要戴，邵先生自然不敢违逆。
有一天所长带来两个年轻人，要把邵先生带走，到公社所在地开他的批斗会，邵先生不去被打了一巴掌，来看病的群众不干了，和他们冲突起来，以王向田为首的群众冲在前面保护邵先生，无论如何不让他被带走，越来越多的愤怒群众把所长和几个年轻人围在中间，直打的跪地求饶。
当时我还小就在现场看热闹，邵先生当时坐在看病的座位上一动不动，作沉思状，眼中含着泪。
当晚为防止诊所的造反派偷偷把邵先生带走批斗，群众自发安排人手持棍棒、钢叉日夜值班保护，他的儿子邵玉虎也参与其中。此后每晚由他儿子和另外一个村民在邵先生住处值班，这种保护措施一直持续了一年多。
这次风波后，所长在内的几个人很久再没有露面，村里的造反组织把邵先生保护起来了，连臂章也不用戴了。这就是铜墙铁壁的力量。
十几年来邵先生给我看了多少次病记都记不清了，但感觉是每次看病都是手到病除，唯独有一个病长期治不好，经常胃痛，一直到离开故乡。
七十年代末从兵团回故乡探亲。此时邵先生已经退休，冬天围着被子坐在床上，他几十年为农民看病的坐位上换了另外一个人。我去看望他，给他带去甘肃产的两盒烟。
他的单身宿舍就在诊所隔壁，我坐在他床边和他说话的时候，不断有人来找他看病，他坐在床上开处方。他还记起我的胃病，他说胃病主要靠调理，不要吃得太饱。
我探亲返回前向他告别，他听我说要经过西安，他说你要是方便看看我的美国校友，我们最近才联系上，以前不敢联系，他叫“苏洪熙”，我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去找他，单位人告诉我他去北京了，没有见到。我把这一结果写信告知了邵先生。
退休后的邵先生
2006年我在央视上看到，才知近百岁苏洪熙先生仍健在，是我国心脏病权威专家，首例心脏搭桥手术和首例体外心肺循环技术就是由他引进并亲自完成的。可惜的是此时邵先生已经去世了，看不到这个消息了。
邵先生退休后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一直住在诊所的宿舍里，能自由行动，基本生活还能自理，离世前一年是由次子邵玉龙、三子邵玉虎二人轮流陪伴照顾。邵先生于1981年去世，享年74岁。
邵先生身份用现在的说法是海归，如果现在以他的医术，致富如探囊取物。命运不能假设，以邵先生的医术仁心，几十年来救人无数，但他却是一生清贫孤独终老。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在原大韩大队（现为徐州市云龙区大韩居委会）四十岁以上的人群中，提起邵先生无人不知，至今谈起他人们对他的感激之情仍溢于言表。
我和邵先生的幼女是小学同学，70年代至今一直失去联系，最近通过其他同学联系上了她，那时我们称呼她为老乔。她后来在父亲退休时顶替父亲在原籍乡镇医院工作，现已退休。通过老乔了解了更多邵先生和他家人的情况。
幼女邵玉乔
邵先生的妻子周雪英，河南潢川人，是邵先生所在部队在该地临时驻扎时结缘。然后她和孩子一直随军，先后生育九个孩子。这九个孩子我幼年在老家的时候除老大和老二外我都熟悉，只是因为年龄悬殊很少交流。
在我的印象中，周雪英个子不高，性格温柔随和，见了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笑着打招呼。老乔告诉我她母亲于2002年去世，享年86岁。
他们兄妹共九人目前健在者七人。长子和次子已去世。三子邵玉虎，六十年代高中毕业，在当时本村算是少有的高学历，因为父亲的身份很多机会和他无缘。以至于婚姻也受到影响，四十多岁才成家。八十年代初，成为大队农业技术员，后成为乡镇水泥厂副场长。
他本来可以顶替父亲工作，单身、且学历高，因为当时超过35岁不符合顶替条件，最终由最小的妹妹邵玉乔顶替父亲工作。
三子邵玉虎 摄于2023年9月23日
邵先生的子女中长子一家在外地，次女家在本乡的东风村。另外七个子女都在原籍大韩村定居生活。
邵先生后辈儿孙满堂、个个家庭幸福美满，冥冥之中似乎有天意，积善、积德之人上天眷顾，自有余庆。
邵先生一家摄于六十年代初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五十多年过去了，邵先生的形象一直刻在我的记忆中。我最感动于邵先生的医术仁心，他堪称名副其实的“先生”，他的名字会像丰碑般长久矗立在他生前为之服务的那块土地上。古人有云：不为良相就为良医。惟邵先生可名实相副。
本文根据作者本人和邵先生交往的经历以及邵先生三子邵玉虎、幼女邵玉乔的回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