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解读短篇写作：它不是中长篇小说的袖珍版

我并不多么欣赏都德的《最后一课》，尽管它是我们历来认为的短篇小说的精品和典范。它带给我们那些“攫取横断面”，“以一斑窥全豹”的短篇小说的观念，在我看来，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观念，当然，利用的是科学的杠杆的原理。这一类小说使我们注意并且惊叹它们的巧妙，它们的巧妙是在于如何地将读者的眼睛通过它们而看见后面的大事件，通常这就叫作“以小见大”。它们像是一种媒介，还像是一种暗示，或者比兴的手法，这确是需要过人的机智。身后的事件越是大，越是重要，那小说的场景越是集中，越是小，这作品便越是成功。这样的短篇小说其实是有着极大的依附性的，是插曲的性质。它再是典型，浓缩，一言盖之，终究只是大事件的皮毛，好比一锅汤里再精华的一勺，也只是一锅汤里的一勺。大事件自有大事件的大逻辑，大骨骼，大脉络，是那一斑，一言，一横断面代表不了的。要“以小见大”便摆脱不了依附的命运。

我也不欣赏中国式的笔记小说，这已经成为我们短篇小说的风气。一个奇人，一桩趣事，一点风月，一句警世名言，便成一篇。虽然是完整了，也独立了，可完整和独立的是什么呢？充其量是一些情趣。就说是哲理吧，也是哲理的片断。对了，就是这样，短篇小说总是给人片断的印象，其实不是。它不应当因其篇幅小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笔记小说使我不满意的是它缺乏戏剧性，没有事件的过程。它只是一些笔墨，再是饱满完美，也不是一幅画。它也是小聪敏。要说它自成一体，这一体的格局也太过微小，分量过于轻，过于轻描淡写，削弱了短篇小说的力量。说起来，还不如前一种，那至少还是有一些志向，胸襟也比较开阔，想的是大事情。这一种却是玩味的态度，有点将小说当玩意儿，而损失了小说的严肃人生意义。它貌似完整，其实只是点缀性的，元宵节猜的灯谜，酒过三巡行的酒令，它有它的漂亮，也有诗意，可它容量太小，容纳不进人生戏剧。

我大约是给予小说太重的任务了，那是因为我分明看见有这样好的小说存在着，它们的存在，吸引着人的进取心，并且标出了进取的高度。

鲁迅的小说是好小说，但我不以为它们是短篇小说，我以为它们是中篇小说甚至长篇小说的筋骨。所以我要说，短篇还不是由它的篇幅短而决定的。它天生就具有一种特殊的结构，它并不是那句成语“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意思，也就是说，它不是中长篇小说的袖珍版，它是一个特别的世界。它这个世界自有它的定理，这些定理不是从别人的世界里套用过来的。这世界小虽小，却是结结实实的一个。当然体积终是个限制，我们也不能无视它的生存条件。它确实不是宏伟的大东西，可它却也绝不该是轻浮和依附的。

是有那么一些好短篇的，比如斯坦贝克的《蛇》。它说的是一位生物学家，全身心倾注于他的生物天地，可是有一日一个女人来到他的实验室，买下他的一条蛇，以及给蛇作食物的一些老鼠，她买下了这些却并不带走，只说每过一段日子就会来喂她的蛇吃鼠。从此，生物学家便总是等着那女人来喂蛇，但那女人再没有回来过，生物学家的宁静彻底被打破了。还比如马尔克斯的《飞机上的睡美人》，写旅途上，被邻座的女人所吸引，可那女人一直熟睡着，直到飞机降落前醒来，也没搭上话，终于他发现：“飞机上相邻的乘客完全和年迈的夫妇一样，醒来都不问早晨好。”一个有始有终的邂逅故事就此完成。

这些短篇几乎可遇而不可求，可是不求又怎么办？际遇灵感的概率是那么低，所以我们还只能下笨功夫。这也就是凡是好短篇都带有炉火纯青意思的道理。好短篇是神灵所至，也是锻炼的结果。它有些像箭在弦上，集全身的力量和注意于一发，其实是很耗神的。

好短篇看上去似乎有些像寓言，这又是一种误解，寓言的目的性太强，道理说清就完。而短篇毕竟是小说，小说是目的性比较模糊的东西，它不是那样直逼目的地，或者说，它的目的比较广阔。说是说彼岸，但那是地平线样的无头无尾的一条，终是茫茫无际的。在这一点上，无论短、中、长，凡小说都是一样。所以短篇是要比寓言混沌，而寓言则骨骼分明，此是此，彼是彼。说它混沌却不是散漫，那些闲谈、传闻，如采风般从民间采来的东西，也是不可叫作短篇小说的，因为那里面没有思考。尽管是说“生命之树长青”，“天然无雕琢”，可那指的是第二次否定，是经过理性的阶段之后。小说是理性的果实，短篇也不能偷懒。它一定是人工制作的东西，是主观世界的产物，在它的混沌里还是隐着一条思路，引导向彼岸去。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变法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就也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赛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赛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得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赛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依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里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捷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味，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臂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