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奈保尔和托尔斯泰的人写了部小说，你会给他打几分？

文学报 · 此刻夜读

在当下的文学界，詹姆斯·伍德的评论如同一把匕首，以敏锐的艺术判断力刺入一部部作品内部，拆解出人们视而未见的灼见。他的文学批评往往令作家面红耳赤，却不得不承认言之有理。那么，当这样一位评论家站到小说家的位置时，又会交出怎样的作品呢？

也许你可以试着读读看他的《不信之书》。作为詹姆斯·伍德的小说首作，《不信之书》写出了一个青年学者的“成长的烦恼”，学术挣扎和感情生活的困顿在詹姆斯·伍德这部小说中得到了生动、犀利、风趣的展现。写不出的博士论文，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濒临破碎的婚姻，原生家庭的变故……主人公托马斯·邦汀在这些人生之困面前，依然有一桩重要性更为优先的事想做：他想写一本不信之书，以此确立自己与父亲截然不同的信仰体系。但直到最后，我们依然不知道托马斯·邦汀是否能够抵达真正的自我，就像人生中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一样。

由于自身的评论家特质，伍德在刻画这群英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群像之时，也用自己那种特有的柔情、优雅的品格，宽恕了他们的失常和冒犯，并为读者带来了这种社会较量以外的慰藉和情感力量，也形成了对知识界身份的一种自我质询。

《不信之书》[英]詹姆斯·伍德/著，张朔然/译，

新行思·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9月版

小说节选

1

我三次不认我父亲，两次在他去世之前，一次在他去世之后。

第一次不认归咎于《泰晤士报》的讣告编辑。那是差不多两年前的事情了，那会儿我还和妻子简·谢里丹住在一起，但我们总在争吵。我在伦敦大学学院教哲学，在学生眼中，我的形象总是带有一些浪漫色彩，甚至有点可怜。我的资历不太够格，教的课虽然也印在课程手册上——但用的是和主修课程颜色不同的墨水，不情不愿似的。更侮辱人的是，大学竟然按小时付我薪水！在其他教授眼里我跟死人没区别，在学生眼里我活得勉强，说到底二者也没什么不同。

我们陷入债务泥潭时，发小马克斯·瑟洛主动伸出援手。他现在是《泰晤士报》成功的专栏作家——那种一提笔就要援引塔西佗或穆勒的人——称其腹笥便便绝不为过。他知道报社会提前准备好大人物的讣告，并且大部分都是自由撰稿人写的。因此，马克斯把我推荐给讣告编辑拉尔夫·海格利，建议他让我来写哲学家和知识分子的讣告。海格利遂邀请我共进午餐。我们在科文特花园一家高级餐馆碰面，这家意大利餐馆价格不菲，铺着雪白整洁的桌布，像蒸汽浴室里一样安静，奶酪堆得仿佛庞贝古城的废墟，手推车推着经过时悄无声息——我们坐在靠窗的一桌。成列的车停在窗外的街上，一个交通协管员从一辆车走到另一辆，手里拿着纸笔，俨然一位在餐馆里等客人点菜的服务员。海格利人到中年，脑袋奇大无比，脸色苍白，有一种病态的阴郁。他穿了一套像塑身衣一样厚的双排扣西装，一条华丽的丝质领带打成鼓鼓囊囊的结。奇怪的是他脚上的鞋却异常孩子气——像拖鞋一样柔软而有弹性。“我的脚不太好。”他注意到我下移的视线，解释道。

“如果你不介意，容我来帮你点菜吧，”他说，“这家餐厅的菜单还是有讲究的，我花了好几年才搞清楚这里头的名堂。”他一边说一边环顾四周，露出奇怪的轻蔑。

海格利说，自由撰稿人会提前为某些“候选人”写好讣告。他尤其关注那些公认身体欠佳，或年老体衰的哲学家。他一边不耐烦地鼓捣裤兜里的钥匙串，一边报出一连串名字。“阿尔都塞怎么样？他快不行了，是吧？可能快轮到他了。还有另外一个住在巴黎的老兄，那个罗马尼亚人，齐奥朗。我听说他现在也不太好，罗马尼亚人的基因啊……有没有美国人？我们总是会漏掉美国人，他们一旦挂了，我们就得加班赶工。我不喜欢赶工。其他报纸才这么做，对不对？哦，我们需要找人更新一下波普尔那篇了，稍微润润色。我听说他好像有点病恹恹的。”我心领神会。但由于对哲学家的健康状况一无所知，我只能现编一些。

“据说，”我说，“几个伦敦大学学院的同事都跟我说过，伽达默尔的情况不太乐观。”“好极了！把他加到名单上。”一如既往，我在撒谎时感到浑身燥热，一阵晕眩。“众所周知，德里达也一直病病歪歪的。”“是吗？那我们可得锁定他，在他……自我解构之前——这不是他的原话吗？”

2

午餐结束，我带着四项委托任务离开——齐奥朗、波普尔、伽达默尔、德里达——每篇两百镑。

但我一篇也没写。别的事情妨碍了我。七年来，我一直想要写完我的博士毕业论文，但我好像总是不喜欢把事情做完。最近我就为一本名为《不信之书》的个人项目而冷落了博士论文。在这本书中，我选摘了一些宗教和反宗教引文，由此展开一套关于神学和哲学问题的个人阐述。我已经不知不觉写了满满四大本笔记本，对我个人而言，它好像真成了我毕生的工作。每当我准备着手写那几篇该死的讣告时，总是恰好迸发出对那本书至关重要的灵感，那一天我就会完全沉浸在神学和反神学的思绪中。

终于，海格利厌倦了等待，写了一封语气激烈的信给我。他在信中抱怨自己已经白等了三个月，却什么也没有收到。他是否还应该视我为拟发讣告的撰稿人？我一向不能很好地应付压力。我很想留在海格利的订货单上。突然间我意识到，要解释拖延的原因，得到海格利的同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知道，最近我一直在处理一篇最为迫在眉睫的讣告：我告诉他，我的父亲在一个月前去世了，悲痛中我无法处理手头的各种事务。海格利回信表示哀悼。于是乎我想拖多久就可以拖多久了。

这个办法如此奏效，以至于当我在一个月后收到税务局的来信，列出了我多年来从事各种兼职工作的未缴税款时，我又故伎重演了一回。通常我都直接忽略这类信件，但这封信以咄咄逼人的气势逼视着我。不知何故，我的名字是用加粗的大写字母打印的：托马斯·邦汀。我打开它，发现自己被传唤去温布利出席一个“听证会”。我要在那里接受政府审计人员的“评估”。如果有任何情有可原的理由导致我迟迟未缴税，我应该提交一份书面说明，并在听证会上宣读这份说明，作为自我辩护。

这就是为何三个星期后，我坐在一张办公室常见的，泛着人造光泽的焦糖色桌子旁——对面坐着四个穿西装的男人，其中一人在朗读我的信。我在信里解释道，由于我父亲最近去世，处理遗产相关的事务十分烦琐，导致我没能及时纳税。我对目前的状况感到十分抱歉，但过去三个月里本人一直处在悲痛和震惊中，无暇顾及此事，是否可以寄望于评估员对此抱有宽容和同情（这个词下面加下划线），愿意再宽限我六个月时间补缴税费？读信的男人瘦骨嶙峋，声音单调乏味，如果闭上眼睛，几乎可以肯定他手上在忙活别的事情。我始终低垂着眼睛，竭力表现出悲痛欲绝的样子。

延期缴税被批准了。当然，我父亲那会儿还活着。我算准了这种极端措施会奏效。但如果我知道父亲在我写完这封信后一年内就去世了，我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们无法计划谎言的后果。第三次“不认”发生在我父亲去世后，这并不是谎言，但那时却感觉像谎言。今年夏天，我在哈罗德百货公司的地下搬运部打工，我告诉部经理吉米·马德罗斯，我父亲刚刚去世，因此无法继续在这里工作。我说的是实话，但感觉却像在撒谎，因为我立刻看出他并不真的相信我说的话。我感到很委屈——我没有撒谎，难道不该为此得到表扬？正如《塔木德》里的一句箴言所说，“没机会下手的贼还觉得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

3

现在是九月份，准确地说是1991年9月12日，我父亲去世四个月了；而更早之前，我和简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恶化了。现在的我真是一团糟。我想起了从前在杜伦的历史老师达菲先生。有一天他走进教室，把废纸篓在桌上倒个底朝天。然后他脱下长袍打成餐巾似的褶，扔在那一堆废纸和灰尘上。当时班上有一个生性羞怯的小男孩，他的父母正在闹离婚，达菲先生走过去把他书桌上的东西都拿来放到那堆垃圾上。然后站在那张桌子后面，向前迈出一条腿，大声宣告：“1381年，英格兰大乱！”这么多年后，我终于明白他的意思了。

那时候我窝在芬奇利路上一栋20世纪30年代的房子里，一间很小的房间，大概是一间合租卧室。芬奇利路位于瑞士屋地铁站附近，永远堵得水泄不通。父亲的葬礼一结束，日渐疏远的妻子就判我“缓刑”，于是在五月份我搬到了这里。父亲尸骨未寒，简就在葬礼上告诉我，除非我能向她证明我不再是个骗子，她才会允许我回到她身边。我现在才明白，这番话多少蕴含了一点“克里特人悖论”的意味。四个月过去了，我们的关系没有任何进展，所以我到现在还一个人住在这里。房东要求我每周六早上用现金付房租。我的床紧挨着浴室那扇关不严的门，日日夜夜能听到马桶滴水的声音，这让我想到一个永远在流鼻涕的小男孩。我住在二楼，楼下就是空手道练习馆，白天经常听到胜利和痛苦的叫喊声。我想念和简同住的那套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