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安:铺展生命中的许多瞬间,重建属于女性的精神独立与内心充实感

文化   2024-10-04 17:35   上海  


为什么女性是一种处境?女性如何拥有配得感以及如何过上丰盛人生?在人人活在算法的AI时代里,我们如何安身立命?在复旦大学教授梁永安的全新文化评论集《她们何以不同:52个生活之问》中,他结合自身阅历和对社会的透视,对青年文化现象和青年精神状态,包括女性群体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如其所言,人文浪漫性和专业性,是人的精神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女性友谊,到生命价值, 他将生命中的许多瞬间铺展开来,重建属于女性的精神独立与内心充实感。






节选




“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女性友谊与战争






在探讨女性友谊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特殊的竞争关系。以“那不勒斯四部曲”为例,这套作品中展现了两位女性之间激烈的竞争,这种关系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相对少见。在这些作品中,女性之间的互动往往被描绘为一种攀比、一种琐碎的竞争,或者是一方必须战胜另一方的对抗性竞争,而不是共同庆祝各自的胜利,或者展现各自独特的精神面貌和共同的胜利。像“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完全的信任和强烈的感情会导致忿恨、诡计和背叛。在小说历史上,女性友谊是一片未知区域,没有固定的规则,任何一切都可能会发生。在小说中,对这种女性友谊的探索,非常艰巨,这是一场赌博,一种艰苦而激烈的承担。每走一步,你都要面临那种风险,即故事的诚实会被好心、伪善的算计和那种令人作呕地拔高女性友谊的意识形态所蒙蔽”。这种差异背后,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各自的逻辑和价值观。比如,拉丁文化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有着显著的不同,而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世俗文化也有其独特之处。


“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贫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尖锐又细腻地探讨了女性命运的复杂性和深度。”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我觉得像“那不勒斯四部曲”这类文学作品,故事看上去或许很感人,但如果把它放到中国传统语境里,其实会有很大的势差。


20世纪初,一大批日本人移居巴西,但这些日本人往往又把自己的子孙后代送回日本去。这些孩子本来以为回到自己的文化母国会很高兴,来了以后却全然不适应。因为在巴西的时候,他们见面要拥抱,经常喝酒、跳舞,互相之间很热情。他们总结日本是个沉默的国家,这里到处都很安静,人和人之间关系疏淡。日本的人情关系确实如此。我有个很要好的日本同学,他连弟弟学什么专业都不知道。


国家与国家的文化异同,也能建立深厚的联系。比如,很多法国人欣赏中国文化,但在现实中,中国与英、美等国的关系更为深厚。这种深层次的联系主要源于文化内层的基本观念和关于人的基本价值的共通性。在审美层面上,我们或许很欣赏波伏娃这样的女性,很欣赏波德莱尔、叶芝、惠特曼这些作者所书写的蕴含西方文化的作品,若将这些作品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真正转化为中国女性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会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可能源于文化、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的差异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挑战。


像杜拉斯这样的作家,以其自由、反叛和独立的精神著称,虽然她在中国受到欣赏,但她的作品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并没有成为显性的符号。同样,安德烈·纪德的作品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被介绍给中国读者,但至今仍未在中国形成广泛的影响力。这种现象提示我们:在女性文化领域,我们需要警惕一种趋势,即某些西方文化元素虽然在中国流行,但它们仅仅停留在审美层面,并没有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中。这些作品虽然在艺术上受到赞赏,但它们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距离。


杜拉斯


相对而言,英系文学作品,如《简·爱》《呼啸山庄》,在中国的传播面更广,接受度更高。这些作品不仅在文学上受到推崇,而且它们所传达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观念也与中国读者产生了更深的共鸣,成为文化交流中一种有力的存在。


像安伯托·艾柯这样的思想家,那么聪明,那么有智慧,但在中国,他们的作品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阅读和重视。这种现象在福柯等哲学家身上也有所体现。尽管福柯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但真正深入阅读和理解福柯作品的人并不多,部分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存在着较高的阅读门槛。


文化传播中有个词叫“文化折扣”,指的是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作品的原始意义和价值可能会大打折扣。这种折扣在语言转换时尤为明显,因为语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


再比如俄罗斯的宗教传统虽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但在中国,人们似乎更容易吸收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作品。这是因为这些作品往往与农奴制、土地制以及对人类的怜悯等主题紧密相连,它们体现了一种群体性的、宏观的价值观念和情感。这些元素与中国儒家文化系统中的宏大叙事有着共鸣之处,因此这些文学作品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能够较为顺利地被转换、理解和接受。


我在韩国教书的时候,有一位韩国学生跟我说的话让我很有感触。大概在1988年的时候,韩国学生对日本歌曲并不感兴趣,甚至有些反感。他们觉得日本男歌手的发型和舞台表现过于颓废,不符合他们的审美。然而,到了1998年,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韩国青年开始感受到孤独感、漂泊感以及在这个世界中的无依无靠感和渺小感。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重新聆听日本歌曲时,才真正体会到了歌曲中所表达的情感和生活的脆弱感。霓虹灯下的生活让他们感受到了苍凉,这时他们才意识到,日本歌曲中所描绘的,正是他们自己的生存状态。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所以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青年在看“那不勒斯四部曲”这样的作品时,将会有更深刻的共鸣和共情。他们将会在作品中看到自己的生活,感受到作品与自己生命的紧密联系,从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小说不仅讲两个女性的友谊和战争,更是讲社会变迁中的政治运动、阶层跃迁、女性主义的觉醒与崛起,好的小说都有文学性也有历史感。我也看到意大利那个年代普通民众竟然有那么好的借阅习惯,值得礼赞。




女性与阅读






在世界上能够给大地布满温暖的只有两种美好的东西:一种是阳光,一种是书。没有一寸土地不曾被阳光照耀,没有一个地方未曾被书籍描写。


读书犹如击水行舟,每一段行程都有别样的风景。女性应该要过一种有深度的生活,热爱读书就是热爱生命,读书有多远,世界就有多大。


一本《在人间》,能让人触摸到金字塔社会最广阔的底部,感受到人类凹凸不平的生存真相,读过之后,就再也不会用一个简单的概念去描绘人世间的百般生态了。


初读《枕草子》,让我难忘那一刻的顿悟:生活如潺潺流动的水,每一秒都晶莹闪亮。我们的心却像一个大筛子,让大量的珍贵不知不觉地漏走。生命的第一要义是感受力,而满世界急匆匆的脚步,只让人们走马观花。若是能经常读一读《枕草子》,我们的心还会那么浮躁吗?


《堂·吉诃德》是一本令人不敢直视的书。一个青年,如果没有一点儿不自量力的精神,不做一点儿让人发笑的傻事,那生活还有什么意外和创造力呢?青春之所以值得怀念,就在于不成熟中的勇气,在于不知天高地厚的行动力。一本《堂·吉诃德》,打动我们的不就是这傻乎乎的诗意吗?堂·吉诃德与桑丘合在一块儿,俨然一部人类历史:一个个“堂·吉诃德”冲锋陷阵,绝大部分死于风口浪尖;一代代桑丘随时等待,一面嘲笑着倒下的勇者,另一面准备收获侥幸成功者带回的果实。这听上去好像很残酷,但恰好写出了人类本色。最难办的是放下这本书的那一刻,人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是当堂·吉诃德还是桑丘?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且会缠绕人的一生。


位于马德里的堂·吉诃德塑像


《小城畸人》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书,初看它讲的是别人的故事,渐渐地才明白它讲的是我们每个人。读后对那些以伟人、贤人、智人自居的人有了警惕。要过一种反思的生活,无论男女老幼,都应如此。在任何“完美”生活的深处,都充满着隐患。


犹太作家辛格笔下的人物,既堕落又崇高,魔性和神性在同一个身体里呼呼转动,灵光闪闪。人最可悲的不是平庸,而是甘于平庸。《辛格自选集》这本书的深意不是嘲讽,而是拯救。


我选的好小说都有一个标准:小说中有没有一个令人难忘的高峰点燃整个作品的内在生命。伟大小说的力量,最终都是与整个世界和解,而不是抱怨、仇恨。初读奥康纳的《好人难寻》,我十分震惊,一位女作家,为何能写出这么多不可思议的暴力事件?奥康纳的同情更多的是站在“沦落人”一边,在“原罪”的黑暗中,暴力与拯救建立起相辅相成的神圣关系。人们不但要感谢大善,更要感谢冷酷无情的大恶—这样的理念与中国传统思想格格不入,让人无法热爱它。但经典小说并不是让你热爱的,而是让你在“格格不入”的枪口下,被押送到陌生的世界,发现自己真实的存在,领悟自我意识中的虚假与荒诞。


奥康纳


门罗是我内心无比钦佩的女作家,这个“女”字分量十足,是任何男作家都无法替代的。门罗的小说里,弥漫着男作家看不到的细节,更不用说细节背后男性无法体会的女性心理世界。


林芙美子的《放浪记》是一本放在我心里的书,无论哪个季节打开,都不觉陌生。林芙美子12岁就退学了,跟随妈妈和继父颠沛流离,行走在北九州的穷街陋巷。一个小姑娘,面对辛苦的生存,不知不觉地从文学中获得温暖,这是多么神秘的打开!有文学的才具,还需要底层世界点点滴滴的展开,写作的热量才能不断升温,膨胀出不可湮灭的喧哗与骚动。很多女孩具有写作的潜质,但因为生活优渥而窄化了内心,越长大越逃避最开阔的社会底层。即使写作,也因为社会空间狭窄,过分依赖细节的修饰和语言的烹调,字里行间都是岁月的寂寥。林芙美子的不幸正是她的幸运,她经历了当女佣、摆地摊、做女招待、做低级文秘的种种艰辛,身心似乎破碎得不可收拾,只有写日记、诗歌、童话,才能把生活连缀起来。这样的写作绝不是“体验生活”,也没有任何泡沫,每一个字都来自肉体的挣扎和精神的困厄,如她所说,“写作让我感觉到异常的充实,使我忘记了男人的抛弃、身无分文和饥肠辘辘”。


母女关系是英国作家毛姆的《面纱》中值得细细体会的主题。凯蒂的妈妈贾斯汀夫人“是个尖酸刻薄的女人,她支配欲极强”,年轻时的愿望是丈夫可以飞黄腾达,自己跟着享受荣华富贵。这个愿望落空之后,她随之而来的愿望是女儿嫁到上流社会,让自己风光无限。是用女儿的婚事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还是让女儿在自己的爱情选择中建立独立生命的起点?这是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划分了母女关系中的恶与善。尽管凯蒂反感母亲的强势安排,但她在家庭生活的潜移默化中,还是继承了母亲的生存逻辑。凯蒂为了解决自己的困境嫁给了瓦尔特,却像狗一样伤害了自己的丈夫;受伤的瓦尔特反过来也焕发了“狗性”,逼迫凯蒂来到湄潭府这个死地。


《面纱》剧照


《面纱》云遮雾罩,深藏着现代人生命中的一道道高坎。明察者未必自明,起点未必决定终点。世上的人大部分都是凯蒂,脆弱、单薄、满身束缚,很难像《面纱》中的女修道院院长一样“抛弃了琐屑、庸碌的一生,把自己交给了牺牲与祈祷的生活”。人生就是撩去面纱的过程,劳作、恋爱、婚姻、独行……都是修炼。拨开阴影一重重,才发现逝者如斯,万事都流走,只留下一句《面纱》中的箴言:“征服自己的人是最强的人。”


一个人应该有三四本伴随一生的书,它们不断地打开你,相互发现,相互改变。好书是一棵年年开花的树,种在自家的小院里。一个苹果掉下来,可以砸出万有引力,没有“树”的人,哪里会有脑洞大开的快乐!


天地就是个大书房,书连接着古往今来的作者与读者,悲辛冷暖一生看不尽。不读书的生活多么窄小,一辈子打不开,人和世界永远是割裂的。


《她们何以不同:52个生活之问》

梁永安/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新媒体编辑:张滢莹

配图:摄图网、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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