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旅行,让她写下一份也许只是关涉生活的表白

文化   2024-10-05 15:16   上海  




2003年初夏,班卓从新疆出发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巴基斯坦,再从巴基斯坦西北边境进入阿富汗的荒漠之中。她慢慢地将阿富汗转了一圈后,自西北进入了土库曼斯坦,接下来是炎热美丽的伊朗内陆,再转而向西,进入洲际交接处色彩繁杂的土耳其。


于班卓而言,阿富汗是她中亚之行期间经过的一片土地,她曾以为自己永不会忘记,但当她试图用笔去回忆它时,却发现自己“像是透过它的窗棂在观望——距离已经产生,或许从未消失。它曾经鲜亮的颜色正在变得模糊,而将来也只会漫漶一片”。


但她仍然以一本《陌生的阿富汗》记录下生活在那里的人的生活,正如她所言,“我在这里写下的并不是一份关于阿富汗的战后调查报告,而只是我看见的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们的生活。这并不意味着阿富汗已成为一个远离了灾难的国家,在那里,灾难远未结束,人们依然生活在贫困和饥荒当中,可是人们在生活着,并且如同你我一样渴望生活、热爱生活。阿富汗人的生活。我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我所写下的,也许只是一份关于生活的表白。”


时隔19年,该书近期由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修订推出。序言中,班卓写道,“重读当年的文字,里面充满了寻找的气息和生命的痕迹。一个陌生的旅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她从别人的生活里路过,她所呈现或者说寻找的,既是他人的生命痕迹,更是自己的生命痕迹。我庆幸自己当年曾路过阿富汗,曾轻轻触碰过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们的脉搏,曾体会过他们生活里的欢乐和痛苦。他们正如同你我一样——我在他们的生命里路过,也正是在自己的生命里路过。”



《陌生的阿富汗》

班卓/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9月版




节选


地图是我的目光喜欢停留于其上的物体之一。那些地点,那些山脉、河流、平原、湖泊还有汪洋大海,它们一点一滴地构成了一幅画面;正是在它那平面的、单线条的标记和色块之中,我们得以寄托了自己对时间变迁的理解和对空间的遥远想象,从我们个人的微薄力量来说,这寄托是如此伟大,因为我们对于那庞大时空的复杂情感与记忆竟然得以依附在这薄薄的一纸之上。


而当我回过头去看时,所有那些关于点的记忆已是那样的重重叠叠,所有那些所谓的风景在记忆里已变得如此漫渺而不可深究,我能够记住的只是一些人、一些片断,只是某一时、某一处。


你们,我们,他们。那些源于大地、终将回归大地的事物是否曾经等待着被他人记录?在大地上生活着的那一切,是否只是偶然地闯入了时空的轨道然后又从天幕上匆匆划过?


巴米扬,地图上的一个小点,我们的一种记忆。


小镇


下车时已近黄昏。我背着包沿着山脚拐一个弯,就看到了曾经矗立着巴米扬大佛的那面山崖。山崖面东,背对着暗金色的夕阳,向我投来巨大的影子;山崖上空空如也的大窟窿里,是一片静默的昏暗。


我将背包放在脚边,双手驻腰,站在山崖下默然凝望了许久。又回头看看在山崖下河谷边平展延伸的村子,几排高高的白杨树掩映着土黄的民舍和一弯高挑的银白新月,尾巴摇曳的牛群和骑在驴背上的牧牛少年正向村里走去。


眼看着西边的红霞已经沉缀,天色开始昏暗下来,我也就背上包,沿着细细的田埂,穿过马铃薯地,穿过临村那片收割后的田野,穿过水草丰茂的池塘,穿过在村头树下聚集的村人,走进了巴米扬镇。


这个巴米扬镇的历史也才三两年,刚才在山崖下看到的那片断壁残垣正是原先的巴米扬镇旧址,那里早已随着两年前巴米扬大佛的粉身碎骨而一并成为让人难以辨识的废墟。


在这个新修建的巴米扬镇上只有一条不长的黄泥街,前后不过四五百米,车子一过大街上便是尘土飞扬,可以想象得到雨季时这里会是怎生个泥泞模样。沿着狭窄的街道,两旁密密麻麻排列着用长条木板钉成的简陋屋子和黄色土坯房,大都是各色小杂货店。


简陋和破败,正是战争给这个小镇留下的深深烙印。


作者手绘地图


我从小镇上走过,大概出于无聊,那些在大街上蹲着或在小店门口坐着的人用长长的目光尾随着我;这些目光并不总是友善的,而是充满戒心并略带嘲讽。可是我哪里有什么权利去要求人们总是对人友善,尤其是当人们的生活和自尊已被战争摧毁得差不多了的时候。


小镇上只有两家旅馆,一家在小镇中间,另一家在镇尾的大槐树底下。镇尾那家旅馆的老板以及他的家人和旅馆伙计都是哈扎拉族人,也就是说他们都长着一张阿富汗哈扎拉族人特有的蒙古人面孔。我在这家旅馆费了许多口舌,老板才迟疑地同意我以每晚三美元的代价住在屋顶会议室的地板上。和我一见就很投缘的小伙计在一旁急不可待地搓着双手,像是生怕谈价一旦失败我便不会在这里住下似的,一见我们商定下来便快乐地掮上我的大包飞奔上楼。


这间占据了一个楼层的大屋有四五十平米,靠墙孤零零地放着一张会议桌、数把椅子,一扇木门通往屋顶平台。我打开门走上平台,迎面而来的是广阔的田野,远处弯弯曲曲的小溪在暮色里微微发亮,林子中的巴米扬村,炊烟正袅袅地升到空中,又随风飘散。


一转眼小伙计已将一块垫子和毯子扛上楼来。


“还需要什么吗?”少年帮我在角落里铺上垫子,然后站在一旁用蹩脚的英语问。


“不用了。”我用达利语(阿富汗方言的一种)回答他。他的眼睛一亮。


“你会说我们的话!”他高兴得掩饰不住嘴角的笑容。他那敦实的脸庞被太阳晒得又黑又红,看上去好似中国农村的孩子。


“我只会说——你好,再见,谢谢,不用了,在哪里,吃饭。哈哈!”我将自己会说的达利语飞快地唱了一遍,我们都笑了起来。


小伙计走了,临出门时还细心地帮我将门掩上。


我在垫子上坐了下来,打量着这个空旷的大房间。


在汽车上颠簸了八九个小时,疲累使我很想直接躺倒睡觉,等到真的躺下来时脑子里却清清明明,睡意全无。透过窗子我看到一片暗蓝的廖阔天空,空中净无一尘。


没有人来打扰,我在那儿安安静静地躺在许久,眼看着窗外渐渐天色全黑,星星开始明灭闪烁。


如果我躺下了,如果我正仰望着天空,那么这里和那里、此地和彼地就仿佛没有了区别。



呆望了一阵,开始觉出体力不支,我知道自己亟需补充热量。旅社一楼兼营着一个小餐厅,我暗暗地对自己鼓励再三,然后勉强起身,摇摇晃晃地走下楼去。


因为停电,餐厅里点着蜡烛。小餐厅里有五六张桌子,仅我一人。我正坐在长条木凳上等待,突然听到门口传来刹车声,然后伴随着一阵由远及近的喧哗走进来五个人,原本过于安静的小餐厅顿时被他们的谈话声所充塞。


从装束来看他们大约是来巴米扬公干的外国人,听口音其中两个像是从澳大利亚来的,另外三个肤色黝黑,从面容看去像是印度人。他们将两张桌子拼合在一起,团团围着桌子落座后便拿出两个大塑料袋,从中取出七八个锡纸覆盖的大饭盒,吩咐那个小伙计——他也在餐厅帮忙——热好了再送上来。那三个人果然来自印度,他们邀请澳大利亚人共进晚餐,内容就是那几个饭盒里的东西。


当他们的食物热好端上来时已改盛在大盘子里了。我探头一看,不由得暗暗称羡,盘子里红红绿绿的正是印度南部的素食,是我在印度时最爱吃的东西。由于印度教的关系,很多印度人是素食者,尤其是皮肤黝黑的南方人,他们的素食菜肴发展了上千年,早已成为印度菜肴中的上品。


大概因为我在一旁探头探脑且垂涎欲滴的馋相过于显露,他们发觉后便热情地邀请我共进晚餐,这可正中下怀,我马上推开面前的馕,端着盘子转移到他们的桌边。我一边吃一边听他们高谈阔论,谈的大抵就是世界局势。


这个小餐厅平素清冷,顾客大都是在此地工作的外国人。小小的巴米扬不仅有联合国新盖的一栋圈着高墙的白色大楼,有美军的驻地——美国人的军事驻地总是一个接一个不停地扩展,还有一些外国机构的办公楼,这些办公楼远离小镇,彼此之间也相隔很远,一个个孤独地矗立在原本荒凉的小山坡上。


耳听着他们的谈话从世界大势,从美国总统布什、本拉登、卡尔扎伊、地雷、炸弹渐渐变成“愚蠢的阿富汗人”和“入乡随俗”,我对他们的谈话开始丧失了兴趣,不久就称谢告辞,准备出门去走走。


我正要把门拉开,老板在身后叫住了我。


“你要去哪儿?”


我说出去散步。


“散步?”他一愣,仿佛这个词新鲜得很。


他没有解释什么,只说:“那我陪你去吧,现在已快接近宵禁时间,你一人上街危险得很。”说着他从厨房里提来了一盏马灯。


出得门来,没想到街上那么黑,两边的杂货铺都已关上大门,里面的人大概早已离开这里回到村中去了,临街紧闭的窗子里偶尔透出一丝微弱的灯光。


老板提着灯慢慢地陪着我走。我们说了几句话,可是在这黑暗中话音甫一出口就好像散漫开来被四周无边的黑暗吸收了去,就没有多说什么。只听到他说,当地军队规定晚上上街必须提灯照亮自己,不然会被当作恐怖分子而遭射击。果然听见不远处的黑暗里传出枪支碰撞的声音,叫人悚然心惊。


我这才明白,在这种情势下,“散步”的念头是那样不合时宜而且可笑,所以走了不到二十米也就转身回去了。



在楼下餐厅和老板稍微聊了一会儿我便上了楼,不久就盖着毯子合衣躺下,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听到虚掩着的门被人推开——因为是会议室,门上没有锁——有人走了进来。我顿时惊醒,“噌”地坐起身来。


“是谁?”我大声喝问。


那人显然比我还吃惊,他慌忙答了句什么,边说边把灯提起来照着自己的脸。原来是住在楼下的日本人。他说因为没电,所以想到屋顶平台上看星星,并不知道今晚这屋里住得有人。


听他这样说,我便找出火柴把身边的蜡烛点亮。傍晚入住时曾听老板说起过,楼下住着四个日本人,他们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派遣来为巴米扬绘制地图。


这个日本人胖乎乎的,穿着一件褐色的阿富汗长袍,腰上斜穿着一个腰包。我们就着灯光互相打量了一下,想起刚才的情形,都笑了起来。


“对不起,打扰了。”


“不要紧,既然时间还早,那就去看星星吧。”


我将毯子披在身上,推开门,和他一起走到平台上。平台上摆着一张塑料桌和好几把椅子,旁边散落着三五个可乐听。


冷风一吹,我霎时就清醒了。我们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他叫昌弘,是一个亲切随和的人,我们很快就成为了朋友。


“你对阿富汗是什么感觉?”昌弘问我。


我想了想,觉得很难回答。


“我对阿富汗的一些感觉,在另外一个国家也曾产生过,那是在柬埔寨。


“那时我坐在窗户密闭、开着空调的中巴车上,车子疾驰过弹坑依然存留的简陋道路,身后扬起遮天蔽日的尘土。那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厚厚的红色尘土挂在道路两旁的棕榈树、芭蕉叶上,挂在破败的茅草屋顶,沿着道路两旁所有的一切看上去就像是长着一层红色的铁锈。几个小孩正在路边红色的泥潭里游泳,看见车子驶近,他们从泥水里钻出脑袋,站直了身子,呆呆地看着这些在路上繁忙奔驰、满载着异国游客的车辆。


“我看到他们,忽然心痛难忍,又对自己游客的身份感到十分羞惭。我靠在车窗上难过地问自己——我能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可实际上我什么也做不了。现在在阿富汗我的情形也是如此。你正在为阿富汗做点什么,不像我,只是一个游客。我常常为自己游客的身份感到为难,感到羞惭。”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回忆的闸门竟然被打开了,我回忆着,想起许多往事。


“这样的感觉在印度也有。那时我坐在火车上,早上卧铺收起来时,肤色乌黑的小孩儿泥鳅一样地趴在地板上清扫垃圾,然后就坐在自己扫出的垃圾堆上伸出乌黑的小手向人们要钱。这是贱民(Untouchable People)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大约也将是贱民。我看着他们的小脸禁不住想,如果我出生在印度,大概现在也就像他们那样在人们的脚底下爬来爬去地擦洗着地板。”


一时间我仿佛又看见了曾碰到过的那一个个的人。


我们沉默了下来,只听见远处风儿在林子间招徕风声。



他转而说起他自己的经历。他在大学里学的地理,毕业后去了斐济,在斐济博物馆里呆了四年。


“那时,在那个岛上,在博物馆的我的小房间里,时间好像过得很缓慢,可是后来当我离开了,才发觉其实一切都很短暂。我不知道自己后来会那样地思念斐济,思念那些小岛,还有岛上的人。我也不知道斐济早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的生活。”


离开斐济后,昌弘回到了日本,进入现在这个制图公司。


“我们公司接受了联合国的委派,然后请公司人员报名参加这项工作,我便报了名,所以我就来了,很简单。我只想看看阿富汗,看看这里的人,现在我看到了,可是我也不能真的帮助他们什么,我能做的只是我的工作。我想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帮助自己。”


我们的生活。真诚的,善良的,脆弱的生活。


我们陷入了久久的无言之中。


抬头望去,空中正是一眉弯弯的、暗金色的新月,月牙口镶嵌着晶莹璀璨的孤星一点;月球表面的阴暗处呈现出一个圆圆的、沉重的钢蓝色轮廓,使月球从黑色的天幕中凸离了出来——那是地球的轮廓。我们站在地球上,我们坐在这里,竟然能从月亮上清晰地看见自己的轮廓。


我惊喜地指着因为那钢蓝色的轮廓而显得沉甸甸的月亮,对昌弘说:“你看!你看!”


在那一刹那里,世界是那么美好,那么的不可思议。



新媒体编辑:何晶

配图:出版资料、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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