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创新：把真正的时代精神和上海文化结合起来 | 学习习近平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座谈会在沪召开

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家孙甘露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化领域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了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强调了文艺与时代的关系，强调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也强调了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等等。他表示，近年来，在上海作协的推动下，以“红色起点”“红色足迹”等主题创作项目为例，上海老中青三代作家不断凝心聚力，显示出创作的活力和力量。

红色起点第二季作品

与此同时，多位参加了“红色起点”“红色足迹”等主题创作计划的作家，也在各自的写作领域展现出蓬勃的创造力。

“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写作者，非常幸运。中华几千年的伟大文明，近现代一百多年独特的文化生态，改革开放数十年勇做领头羊的先锋精神，都是我们取之不竭的文化宝库。”上海作协原副主席、作家孙颙表示。孙颙近年来的写作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在去年推出的《长河千帆过：中华文化思想源流》中，他由神话时期发端，至近代结束，刻写了数十位历史文化人物，从他们的行为和言论入手，倾听几千年思想浪潮的涛声，讨论继承、发展的演绎关系，从文化的角度串联起独特的历史进程。该作收尾时，他又对中国近现代转型期的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开始思考清末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一批文化人如何走出戊戌变法失败的阴影，成为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见证者。他发现，这些文化人中有多位曾经从上海辗转出国考察，也有不少落脚在上海继续文化活动。也正是这一时期，上海在身为重要商业贸易城市的同时，文化的辐射能力和政治活动的活跃性、重要性大幅提升。孙颙以此为背景开始了长篇小说新作的创作，作品即将问世。“尽管只写了约15万字，却深深地融入了我对处于近现代转型期上海的情感，上海题材是我们写之不尽的广阔天地。”

“写作是作家与生活与时代之间的一种互为认知的过程。”作家程小莹说，“每一次写作，作家对生活的某个方面，在某个层次通过思考和探求，以自己的叙事方式予以表达，从中得到认同，形成了一个作家与生活、与时代、与人民完成的一个共同的精神谱系，这是我对文学创作‘人民性’的一个理解。”多年以来，程小莹的创作一直与生活、与他所处的时代互为信任、互为认同。

十年来，上海作协不断推进现实题材创作基地的建设，目前已有五大现实题材创作基地。程小莹投身于其中作协与上海市交通委共同建立的现实主义创作基地，在十年的时间里参与了多个现实主义主题创作。在刚刚完成的35万字长篇非虚构作品中，他书写了拥有180年历史的仁济医院从晚清时期一路走来的城市故事与医学叙事。谈及这一路走来的历程，他感慨颇深：“作家自己也是人民的一员。作家只是在创作中将自己与人民的联系真正融汇于作品之中，作家独特的个性在某个叙事里得以确认，并取得某种平衡，情感上得到一次释放，并产生共情。所谓生活气息，时代的印记，人物性格和思想感情，都是生活在人民中间的作家灵魂上的一些记认。”

大学时期就加入上海作协，成为当时上海作协最年轻会员的管燕草，如今已是一位成熟的作家和剧作家。十年来，她的作品获奖无数，并实现了淮剧剧种二百多年以来在国际戏剧舞台上获奖零的突破。在进行了大量的采访、走访，资料收集等工作后，她和同为作家的父亲管新生联手创作了百万字、三卷本的长篇小说《百年海上》，以历史大事件的编年史为经线，以大时代的人物为纬线，从工人视角展示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以及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光辉成就。在工人新村深扎后，她推出的原创话剧《暖·光》作为首部工人新村题材话剧，描述了从20世纪50年代至当下的时代变迁和上海百姓生活。目下正在创作中的剧本《小先锋》，则以“新安旅行团”的故事为底本，展现进步文艺团体与上海的不解之缘。“为人民抒怀，书写海派文化，坚持守正创新，用手中的笔把人民写在文艺的旗帜上，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管燕草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引用了清代文学家赵翼的诗句“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这句话时常回响在作家马伯庸心中。马伯庸表示，这对作家的历史文学创作形成了非常大的启示。“不管写的是科幻作品、历史作品还是幻想作品，其实写的都是当下，反映的都是当下时代的一种精神。只有吃透了当下的时代精神，才能使文艺与当代人产生共鸣，才会诞生具有更高文学价值的作品。”

2017年在华山医院的一次参观，让马伯庸看到了一家红十字会医院在各个不同时期所贯穿的人道主义救援、救死扶伤和抗疫、救援的义务，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调研、写作后，他写就了长篇小说《大医》。马伯庸坦言，当时写这个小说是出于一种戏剧性的考虑。但在仔细研究了上海本地文化，研究了从大革命时代起一系列跌宕起伏的时代精神后，马伯庸意识到，文艺作品中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拓宽上海文化的维度——上海自开埠以来，引进的很多先进的医疗知识、意识和精神使得这里成为了中国医疗事业的高地。医学之外，上海也是中国近代文明和思想的高地，文艺、医学、科技都从上海向全国延伸。

“作为北方人，我肯定写不出像《繁花》一样充满上海意味的作品，我可以写的是上海在近代史中独特的地位，以及上海在整个中国命运转折时期所作的特别贡献。希望接下来能以一系列作品从更高的、时代的角度看待上海，把真正的时代精神和上海文化结合起来。”马伯庸说。

“十年来，我作为网络文学的读者和创作者，亲身感受到网络文学正在往主流化和精品化的方向发展，不但丰富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成为文化出海的主力军，成为新时代文学的一抹亮色。”网络作家匪迦说。

开始创作网络文学时，匪迦就以现实题材和科幻题材作为自己的方向。在丰富多元的网络文学品类中，他的选择格外“小众”，但正是秉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创作理念，匪迦持续书写着中国航天人、科学家，学生和创业者们在高科技领域奋斗和创业的故事。“上海并不是只有弄堂、石库门和十里洋场，上海的航空、航海、传播、半导体和生物医药等行业都是国内翘楚，我希望在作品中反映我国工业和高科技领域在新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从工业和经济的角度，丰富和完善上海作为我国重要工业和高科技发展高地的文学呈现。”

“传承文化的过程中，很荣幸我们也在创造文化。”作家三三表示。在她看来，大家对上海常有一些固化的印象，但上海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立体的地方，这种综合性、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上海最有意思的地方。“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让三三铭记至今。

从小跟随外婆成长在一个老龄化的社区，三三意识到其中许多人值得书写，“具体的人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与挣扎的人。”不久之后，她将去一个港口挂职，体验当年外公在沪东造船厂工作时的感受。“我并不确定这会以什么样的形式体现在我的写作中，但是我的写作就是为了抵达他者、抵达真正的人。”她以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中的一段话与大家共勉，并表示，对于恢宏的主题，自己的写作也许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想象这个创作的过程，想象对永恒微不足道的接近，对我而言已经有非凡的意义”。

金宇澄的《繁花》、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分获第九届、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并摘得“五个一工程奖”；滕肖澜以《美丽的日子》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程德培以《谁也管不住说话这张嘴》，张新颖以《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批评奖；陈思和的《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小白的《封锁》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郜元宝的《编年史和全景图——细读〈平凡的世界〉》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萧萍的《沐阳上学记·我就是喜欢唱反调》、殷健灵的散文《爱——外婆和我》获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小说奖、散文奖；张秋生的《小巴掌童话诗·恐龙妈妈孵蛋》获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幼儿文学奖；马伯庸《大医》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长篇小说奖……十年来，在上海作协的团结引领下，上海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也实现了中国作协四大全国性文学奖项的“大满贯”。

座谈会上，上海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马文运表示，十年来，上海作协始终把提高文学作品质量作为中心环节，把打造文学精品作为重要任务，围绕上海文学高质量发展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举措。接下来，上海作协将继续加强思想引领和组织引导，创作出彰显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点，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演绎上海精彩。“希望大家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以文学的方式感国运之变化、发时代之先声，更加深入时代前沿，体验社会生活，以真实生动的创作方式，将时代大潮、改革发展的力量和个人的见闻转化为优秀文学作品，做到与时代同频共振。”马文运说。

今年也是上海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三年行动方案的第一年，马文运表示，文学工作要融入全市工作大局，更要积极服务于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进程，不断探索有上海城市发展特点和文化资源优势的主题作品创作机制、整合机制和传播机制，积极推动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融合和转化，开辟文学和文学工作更为广阔的天地。

会议由上海作协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高渊主持，杨扬、沈嘉禄、陆梅、胡晓军、血红、小白、姚鄂梅等与会上海文学界代表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