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假期过后，上海秋意渐浓，路边飘飞起斑斓的黄叶，街头巷尾荡漾着馥郁桂香。作为2024上海写作计划的受邀作家，来自巴西、芬兰、土耳其、越南、奥地利、日本、保加利亚的七位作家已经在上海生活了一个多月。他们身居闹市，走街串巷，打开心扉感受周遭的一切，也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属于上海的点点滴滴。从作家的视角出发，他们如何看待这座城市？如何看待旅行与故乡？如何看待文学、写作与生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作家们展开了一场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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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阿特·塞维马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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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72年，一直居住在伊斯坦布尔。他的文学生涯于2010年开始，2014年前是全职作家和翻译家。在获得爱尔兰文学交流中心和三一学院的资助驻市期间，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翻译成土耳其语，于2016年出版。
他创作有《阿伊纳里》（2011）、《无政府状态》（2014）、儿童图书《梦想是免费的》（2014）等作品，还翻译了詹姆斯·乔伊斯、亨利·詹姆斯、保罗·贝蒂和奥斯卡·王尔德的英文译本，路易吉·皮兰德洛和伊塔洛·斯维沃的意大利文译本。他最近一部以詹姆斯·乔伊斯为主角并在伊斯坦布尔漫游的小说于2020年出版。
记者：各位作家的上海之行已过半。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上海，你会选择哪个词？
福阿特·塞维马伊（土耳其作家，以下简称福阿特）：让我用两个词吧。我会说“庞大而美丽”，因为这座城市虽然庞大，但却在让人感觉无边无际的同时，创造了一种平衡。我观察到了许多对比：摩天大楼与古镇老巷、奢华与简朴等等，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平衡。我猜想，出色的城市规划对这种完美的交融和平衡有很大影响。
记者：在这段时间里，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最常进行的活动是什么？
福阿特：我也很喜欢在苏州河边散步，非常放松和有趣。我特别喜欢天安千树附近的这一段路程，还有淮海路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在这条街上，经常会有非常热闹的景象，和富有同情心的事情发生。那里有一家我不知道名字的小书店，我喜欢摸摸中文书的封面，翻翻书页，感受不同文字的质地，尽管我一个字也看不懂。我们还参加了作家书店的活动，在那里遇到中国读者真是太好了。
记者：从作家的角度来看，这座城市或这里的人有没有哪个瞬间或细节让你特别印象深刻？
福阿特：有一天早上，大约六点半，我看到一位老人在苏州河边通过跳舞迎接清晨。那个时刻让我特别感动，他真是太棒了。我们对视了一会儿，就那么几秒钟，但我感到我们都很乐意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中分享这一刻。上海的居民对运动、舞蹈和自然的关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我也想分享另一个确实令人难过的瞬间，在这样的大型城市里，有许多电瓶车，尤其是送外卖的人会开得特别快，我甚至看到过一场由此引发的车祸。我知道这是他们特别紧迫的工作氛围造就的，但在某种意义上，迫使他们这样行色匆匆的消费主义态度也许才是值得深思和批判的。
记者：在你的写作中，城市的形象重要吗？它对你意味着什么？
福阿特：城市在我的写作中向来很重要。在土耳其，我主要被认为是能够书写“场景”的作家。我的一部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的小说《伊斯坦布尔大巴扎》中，城市和大巴扎就是主角。在我的另一部小说中，詹姆斯·乔伊斯厌倦了躺在墓地里，于是在2013年醒来，来到了伊斯坦布尔——我在作品中探寻了伊斯坦布尔给乔伊斯留下的印象。如果乔伊斯生活在我们的当代生活，生活在我的家乡伊斯坦布尔，他会有什么感受？街道、城市和诸如此类的事物大多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当我的主人公选择走人行道阳光充足的一侧时，便与阴暗的一侧形成了对比，这种对比是有意义的。如果他（她）住在这个或那个街区，则会影响故事的走向。
记者：你成长的地方和你现在居住的地方是同一个地方吗？这种稳定或迁徙是否影响了你的写作？
福阿特：我出生时伊斯坦布尔有500万人口。现在我52岁了，伊斯坦布尔有1700万人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约300万难民。当然，城市基础设施的结构和变化对我的写作有影响。这就像你所处的周遭环境和社会正在转向，而你的身体就必须尝试适应新的条件。同样，我们的笔也试图反映所处城市的变化。
记者：这次旅行带书了吗？一般来说，你在旅行时会选择读什么样的书？
福阿特：我像以前一样带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乔恩·福塞的《忧郁症》。我应该说，我真的很不喜欢它，只看了100页就放弃了。然后我读了土耳其小说家艾费尔·通奇的小说《奥斯曼》，这是一部很棒的立体主义杰作。另一本是荷兰作家阿农·格伦伯格的《蒂尔扎》，这也是一部很好的作品。
记者：在你最近的写作中，你最关注并最渴望写哪个主题？为什么？
福阿特：在每部小说中，我都试图关注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中，以及潜伏在我对世界的理解和关注中的多个问题。我们永远无法抵达彻底的彼此理解，因此在我的写作中，也努力向着彼此理解靠近。目前为止，我在写作中关注的主要主题是：身份、命运和爱情、生存还是毁灭，以及文学和日常生活。
在我即将于上海完成的一部小说中，我试图探讨了人与国家的关系。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家会怎样。小说发生在一艘船上，船员们靠自己的力量求生，没有任何层面意义上的国家系统，他们在这里理解自己的处境，并且搭建相互之间的关系。在这部作品背后，我想表达的是，在当下，有不少观点和声音会宣称民主、国家、法律之类的东西都是无用的，人只要享受生活就好。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不是，为什么我们会被灌输这样的想法？这是我的人物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
记者：你认为作家是否承担某种使命？
福阿特：我不认为作家有拯救世界、人类或和平的使命。不，不是这样的。但我相信并努力成为一名尊重环境、妇女权利和劳动权利的作家。但最重要的是，我尊重我的母语土耳其语，如果一位作家有使命的话，我的使命是防止它消亡并丰富它。
记者：在你的作品中，哪一部是你最推荐中国读者阅读的？
福阿特：我的小说《伊斯坦布尔大巴扎》应该能让中国读者感受到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的美好。这是关于12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15世纪60年代左右为大巴扎的建设作出贡献的故事。他们有不同的行为、种族、信仰和生活方式，就像所有普通人一样有各自不同的故事，大巴扎让这些拥有巨大不同的人相聚在一起。在这部作品翻译到不同国家，以多个版本出版后，我收到了许多良好的反馈和评论，我相信与中国读者谈论它会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作家资料
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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