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名在外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栏目下设“小说的艺术”“诗歌的艺术”“戏剧的艺术”等十多个子单元，每个子单元顾名思义，收录相应细分写作领域的写作者的访谈。2006年“非虚构的艺术”子单元的诞生应该被视为一个文学事件。在此之前，《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的子单元划分并未引起过什么争议，但“非虚构的艺术”子单元诞生后，问题随之而来：你如何认定一位作家该作为虚构/小说作家还是作为非虚构作家受访？或者更进一步地问，虚构和非虚构可以截然两分吗？
在新推出的中文版《巴黎评论·作家访谈8》里，访谈一开始，得知自己是作为“非虚构的艺术”子单元受访作家接受访谈的杰夫·戴尔就开门见山地对采访者发出了类似诘问，因为他显然不认为自己只是一位非虚构作家。
打开《巴黎评论·作家访谈8》就会发现，“虚构/非虚构”的二分法正在遭遇越来越多作家的诘问。比如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他援引出处可疑的纳博科夫的话评论道，把故事叫作“真实故事”是在同时冒犯艺术和真实。
关于非虚构写作，“新新闻主义”代表作家盖伊·特立斯在下面这篇访谈中说，“我是在写故事，就跟小说家一样，只不过我用的是真名。如果你把我的书分解成一章章的，每一章都可以是一个独立的短篇小说。”
陈新宇 等 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盖伊·特立斯 X 凯蒂·洛芙
贝小戎 / 译（本文为节选内容）
我们每次都是在下午早些时候见面，特立斯从他的地堡出来时，总是穿得非常漂亮。他穿得如此漂亮，以至于陌生人会在街上跟他说话，餐厅里的服务生会乐意为他效劳，比如专门为他找个地方放帽子。特立斯的父亲是一位裁缝，他的母亲开了一家生意很好的服装店，他说关于如何才能让人显得特别，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衣着。他的西装是巴黎一位裁缝做的，这位裁缝的父亲是他父亲的师傅。特立斯告诉我，他有时会在下午去健身，我忍不住想问他穿什么去，但我不想让他在我脑海中的形象——定制的西装、背心、口袋方巾、白色领子的彩色衬衫、袖扣——变得模糊或者更加复杂。
他外表的讲究和正式也被贯彻到了他的作品之中。特立斯的书桌上摆着一台巨大的电脑，他在那里写作，但那台电脑看上去有几十年历史了；拥有这样的电脑的人，只把电脑当作更方便的打字机，甚至对这种想法也带着犹疑。特立斯不使用互联网。他也没有电子邮箱。在换作别人会发送电子邮件的场合，他则会寄给对方一张用打字机手打的明信片。他书桌上方的墙上是一个白色的泡沫塑料板，上面钉着他写的一页页纸、备忘录或者正在形成的想法。
特立斯今年七十七岁，占据着一个奇怪的位置：既声名显赫又被人误解。他的创新之处是用源于小说的技巧用去写他的报纸和杂志报道，以此赋予它们短篇小说的形态和活力——这种后来被称为“新新闻主义”的风格，是他五十年代在《纽约时报》当记者时发明的。他凭借在《时尚先生》杂志上发表的精巧文章获得了关注，其中包括《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七十年后，这篇文章被编辑选为他们发表过的最佳作品。从那之后，他写了好多本书，包括关于《纽约时报》的《王国与权力》（1969）；关于黑手党的《父辈的荣誉》（1971）；关于他的意大利家族史的《移民家世》（1992），这些书都具有小说的丰富性。他的方法是尽可能地深入人物中去，挖掘一个独特的心灵，以这种方式来捕捉时代精神。
......
▲ 盖伊·特立斯写在衬衫纸板上的一页笔记
《巴黎评论》：你小时候写作吗？
特立斯：大洋城有一个周报叫《圣提诺纪事报》，它的编辑洛林·安杰文偶尔光顾我父亲的店。我上高一的时候决定写短篇小说，我父亲建议我去拜访他。安杰文先生说，我可以写一个叫“高中高光时刻”的专栏，只要我能找到足够多的关于学校活动的新闻填满它。
我在高中融入不进去。我跟其他学生长得不一样，我也肯定不像他们那样穿麦基诺夹克。我父亲给我做衣服，我穿得太好了。但是这个专栏让我有理由去跟别人交谈。这跟我母亲在服装店跟那些有钱的女性聊天没差别。做新闻报道让我感到，即使我不是一个群体的一部分，我也有权去那里。
《巴黎评论》：你为什么选择新闻作为你的专业？
特立斯：主要原因是，新闻学好像是最容易的。但我在新闻方面比较大的突破发生于我跟吉米·平克森成为朋友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吉米对我说，要是你想去纽约，你应该去拜访我的表哥特纳·卡特利奇，他是《纽约时报》的执行主编。所以一九五三年夏天我毕业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乘公交车去纽约。我走进《纽约时报》大楼。那里的接待员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年轻人？我说，我想跟特纳·卡特利奇先生问个好。你预约了吗？没有。他说，哦，卡特利奇先生非常忙。你为什么来这里？我说，我认识他的表弟。
接待员像看一个疯子一样看着我，但是我穿得仪表堂堂——穿着我父亲做的衣服——所以至少我是一个仪表堂堂的疯子。六个小时后，我就进去见卡特利奇先生了。他问，是什么把你带到纽约来的？我说，哦，我是你表弟的朋友。他说，那会是谁呢，如果你不介意我问的话？我说，詹姆斯·平克森。卡特利奇看着我，他面无表情。我想，那个吉米·平克森跟他的亲戚关系太远了，以致卡特利奇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他表弟。但他还是雇用了我，当送稿员。所以我就那么开始了：给人送咖啡和三明治，给他们跑腿。一周半之后，我在报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稿子。
《巴黎评论》：你是否认为你属于通常所说的“新新闻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特立斯：沃尔夫在他关于“新新闻主义”的书中说我是创立者之一，这让我受宠若惊。但我从来没考虑过“新新闻主义”。我从来没觉得我属于一类做新事情的新人。我想像菲茨杰拉德那样写作。
《巴黎评论》：你感到在跟小说家竞争吗？
特立斯：是的。我有这种感觉。新闻不太受尊重。新闻记者，尤其是我这一代的，不太认真对待他们的工作。我则是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这是一门手艺。这是一种艺术形式。我是在写故事，就跟小说家一样，只不过我用的是真名。如果你把我的书分解成一章章的，每一章都可以是一个独立的短篇小说。你把《王国和权力》中关于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移民家世》中关于加里波第、《邻人之妻》中关于哈罗德·鲁宾的章节拿出来，它们就可以组成一个短篇小说集。
非虚构作家是二等公民，是文学的爱丽丝岛。我们进不去。是的，这让我很恼火。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试过写小说？
特立斯：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一九六七年被《小姐》杂志发表了。小说编辑给我写了一封很友好的信。但是我再也没有写小说。我认为我可以在非虚构领域做一些其他人没做过的事情。已经有那么多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剧作家和长篇小说家了，但没有很多真正杰出的非虚构作家。我想我宁愿成为一位杰出的非虚构作家。
《巴黎评论》：你是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把一篇文章变成一本书的？
特立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我关于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书。一九五九年，罗伯特·摩西提议，把住在布鲁克林湾脊区，也就是纳罗斯水道附近的几千人赶走，以便可以修建大桥。我被安排前往布鲁克林，报道该居住区抗议摩西的活动。我认为，对这些人来说，这是一场地震一样大的灾难。或者像战争——德累斯顿、波兰、广岛——整个城区被炸弹夷为平地，幸存者只能被重新安置。摩西不仅要拆掉建筑，他还要毁掉很多人的生活。我开始考虑所有会受到波及的人的类型。孩子们要去新的学校，拥有新的同学。一名男子跟他的街区的一位女子相爱——现在他们只能搬到另一个居住区。一位牙医失去了他的病人，一个教堂失去了它的教区居民，殡葬业者失去了他们的死者。我给《纽约时报》写了一篇关于抗议活动的文章，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我无法写到一篇短文里去。
我想的第二件事是，你到底要怎样建一座大桥？我一直搞不懂怎样在水的上方修一条路。所以我就开始读相关的东西。我得知，以前人们会把箭头绑上绳子射到对岸去。我觉得这很有趣。现在都是用钢索，可怎么办？
《巴黎评论》：在《邻人之妻》的结尾，你使用了一种不寻常的技巧：你用了第三人称指代你自己。你为什么想有一个叫盖伊·特立斯的人物？
特立斯：我觉得用“我”会破坏掉语气。那会很刺耳。我还想强调我跟我周围的事物的距离，虽然我在它们之中。我也许是在桑拿间，但我也在桑拿间之外。我一直在想从街对面看过来，或者我在偷听其他人的谈话时是什么样子。作为一个报道者，我是跟环境脱离的。使用第三人称好像是把我写进书里的最显而易见的方式。我一直是一个观察者。
我一直超然于所有人之外。现在，我在努力写我跟南的生活，我意识到在五十年的婚姻中我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观察者。如果我将要写我正在做的事情，我就会想着怎样写这件事。我可能在打网球，但想着的是描写网球场上的景象。可以说，这是我做人的一大缺点。我从不在某处。全身心地在那里。
《巴黎评论》：你曾经说，《邻人之妻》出版之后的时期是一个黑暗的时期。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特立斯：我被困住了，一事无成。南去伦敦出差，我没有人可以去倾诉。我发现自己很孤独。所以我就去了罗马。结果我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年。那段时间，我远离了整个出版界。我对出版人感到厌烦。我对编辑感到厌烦。我对经纪人感到厌烦。我决定在意大利研究我的家族史，那就是《移民家世》的开端。
后来发生了别的事情，让我想离开罗马。我最好的朋友是大卫·哈伯斯塔姆。我遇到他之后不久，他加入了《纽约时报》。一九六四年，他住到了这里的街对面。我是他婚礼上的伴郎。我们就像兄弟一样。然后在一九八二年，我认识他二十年之后，他打电话跟我说，盖伊，我想写写汽车，我想跟你的朋友艾柯卡谈谈。我说，大卫，我写这个已经写了差不多一年了。他说，是的，这是我写的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系列的第三部分。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说，让我们坐下来谈谈，因为我们不能写同一个主题。我很沮丧。我不想告诉他，我不能确定我想写这本书。我只是感到惊讶，我最好的朋友会进入我已经插了小旗的区域。两周后，他回到纽约，我们在我家里见了一面。南也在，我们吃了晚饭，他讲了他是多么想写这个。我就说，那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友情。我们就不能再见面，每天都聊我们的工作了。我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以为他已经改变了主意。但是他没有。他很坚定。我意识到，他比我更强悍。大卫写了他那本书，叫《大清算》。我没有读过。它让我们的友谊停止了十一年。
《巴黎评论》：你宣布说，你的下一本书将是关于你的婚姻的。你是怎么决定写这个主题的？
特立斯：没有人会蠢到写这个，或者试图写这个。而且，这是唯一的我有资格讲但我还没有讲的故事。我还能做什么别的？我已经把故事都写尽了。我要写我的婚姻故事，写这种关系的亲密、复杂和不和，就好像我是另一个人一样。我就是这样，我想。我想写南嫁给我是多么不容易。为什么这个聪明、成功、经济上独立的女性要跟我在一起生活五十年？她认识出版界所有的人，她去法兰克福书展，参加各种销售会议，她有交际、关联和朋友。她为什么想处于婚姻状态，尤其在《邻人之妻》出版后，她受到文字羞辱，像希拉里·克林顿那样尴尬？谁会跟一个在她头脑正常时不该嫁的人保持婚姻关系？这种婚姻没有理由行得通。我想到那些因为琐屑的事情而离婚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离婚，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他人要离婚。我要在行将就木之前弄明白这件事。
《巴黎评论》：南对这本书有何看法？
特立斯：某一天她觉得没问题，第二天她又觉得不好。我刚拿到写这本书的合同时，我的编辑找她，问她觉得这个想法行不行。她说她没问题。她说，他想干什么，那是他的决定，但是我觉得他对婚姻一无所知。
我记得关于南的一些非常浪漫的事情。我有一辆TR3跑车，是我在一九五八年买的。它是一辆很小的带活动顶篷的车，有一个帆布顶篷。有一次，我开着它去基韦斯特。很长的一段路。回来的路上，我想去看托马斯·沃尔夫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的家。我事先不知道，但是这个路线需要经过一座山。我没有加速，但是在山顶上，在一片冰面上，车失控了。我们开始打滑。我觉得车子要冲到路边去了，那有一百多英尺的高度差。我觉得要完蛋了。我看着南，她看着我。她脸上毫无恐慌之色。她一直在做填字游戏，她看上去就像在努力思考某个提示的答案一样平静。我们越过路肩，掉进了一个泥沟。车子停了，歪向山崖一侧，但是没有翻。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坐在那里。然后，南仍然非常平静地说，你为什么不下车，这样我好跟着你？我打开车门，我们并不着急。接着我们站在路上，挨着冻，等了一个半小时，才有一辆车过来，把我们带下去。那时我知道，这个女人很有性格。她不会惊慌失措。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二年。我们刚结婚三年。
《巴黎评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不是那本这些年来你一直准备要写的书？
特立斯：这个主题我一直研究了五十年。不然我为什么要保存这些文件？我保存了每一片纸，给它们标了日期：照片、我写的信，还有我收到的信，以及关于它们我做的笔记。我保存了我做的每一次采访、我写的每一本书的笔记。
（原载《巴黎评论》二〇〇九年夏季刊）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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