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文最新长篇《龙凤歌》：一位母亲自我编织的心的牢笼

文/刘璐

刊于2024年10月10日文学报

胡学文创作丰厚，今年在《钟山》第3-4期上连载推出三十多万字的新长篇《龙凤歌》。篇题“龙凤歌”之“龙凤”有三重意蕴：第一，指马秋月的剪纸和绘画中常见的龙凤形象；第二，取龙凤呈祥之意，勾连数对传奇姻缘：如枣红马牵线缔结的奇缘——朱光明和马秋月，二姐和曲风的一见钟情，肖东流与朱光莲的偶然相遇等；第三，取龙凤胎的吉祥寓意，围绕主人公龙凤胎兄妹朱灯和朱红的性格形成和命运纠葛，寄托着马秋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殷切期盼。

在具体的叙事形式上，《龙凤歌》沿着三种视角展开：上卷主要由母亲马秋月的限知视角展开，通过枣红马牵动的朱光明和马秋月的结缘、马秋月和朱家三姐妹的妯娌情谊、马秋月和大有媳妇相伴听故事的经历，龙凤胎兄妹的艰辛养育过程，朱光明和霍木匠的师徒情谊，展现出冀北乡村的温情与残酷。这条线索的特点是重描写，侧重于内心世界的铺展，叙述节奏较为舒缓。《龙凤歌》下卷视角由龙凤胎兄妹交替叙述。下卷由朱丹驾驶的半挂车坠河案为核心，先从龙凤胎哥哥朱灯的限知视角出发，展现半挂车的野蛮驾驶、违规营运的社会乱象，批判执法部门的缺位、不法机构利用政策漏洞进行违法犯罪等行为。在这个角度上，《龙凤歌》不仅可以被解读为社会派推理作品，抽丝剥茧，环环相扣，具有神秘的悬疑色彩，展现出胡学文近年来在写作类型上的拓展，在文化工业体系中受到的日臻成熟的训练；同时这也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展现出胡学文作为作家的使命和时代担当。大的历史背景是因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乡土社会秩序的瓦解，朱灯的视角顺便带出自身从豆庄爬出，由镇至县，从省到市的升迁历程，从公办教师到县长秘书再到都市报副刊部主任的职业轨迹。

第三个视角是龙凤胎妹妹朱红的限知视角，叙述朱红和刘长腿的恩怨纠葛：朱红与刘长腿的相恋相知、朱红力排众议执意嫁给门风不佳的刘长腿、刘长腿与小桃的初次外遇、小桃的怀孕与堕胎、朱红对刘长腿的一百天惩罚和考验、刘长腿的多次出轨、女儿欢欢乐乐的转学、朱红裁缝铺事业在县城的扩张、欢欢考取南大后的温馨之旅等。通过一对夫妻的离婚拉锯战展现出人性的幽微复杂，这条线索的特点是重叙述，聚焦于情节，叙述节奏迅疾。朱红这条线索上的叙事，是我们熟悉的家庭伦理叙事。这条线索的核心冲突，不是夫妻之间现实层面的感情失和，而是由朱红主导的心理层面的无声战役。二人情感的破裂不仅源于夫妻内部的情感破裂，更多受到来自父辈的代际影响。小说中屡次背叛妻子的刘长腿，自小“练就了超出年龄和性别的能力”，博学多才，能言善辩，职业为数学老师。他之所以背叛家庭，很大程度上源自父亲的影响。刘长腿的父亲刘年，游手好闲，偷鸡摸狗，对孩子“不管不顾”，妻子死后更屡次犯忌。《龙凤歌》展现出子一代的家庭关系和父一代的生命际遇密切相关，青年人的命运处在一种结构性的关系之中，就像刘长腿离婚前的自白，“他不是个好男人，一半原因与父亲有关，但不可能再回炉重造”。在这个意义上，刘长腿的自白，一方面洞悉自身命运的悲哀，另一方面也显示父亲角色的缺位、母亲的早逝。

对于《龙凤歌》，不仅可以进行社会分析，还可以从其人物内在的精神进行解读。从精神分析的维度上，《龙凤歌》存在较大的认识空间。正是《龙凤歌》的出现，使得我们对胡学文写作的分析，不仅可以在意识层面展开，还可以向无意识层面开掘。作为胡学文的最新作品，《龙凤歌》的故事框架像一个精神分析的案例：疗愈精神病人马秋月和她的龙凤胎儿女。马秋月的症状是梦游、臆想以及味觉失灵，朱灯朱红兄妹则有“性倒错”倾向。马秋月心思缜密，擅长绘画剪纸，尤其喜欢去麻婆子家听故事，想象力丰富。她生下一对龙凤胎本是喜事，马秋月却另有看法：“按照麻婆子的说法，并非所有的龙凤彼此有碍，大多平安无虞，当千万对中，总有那么一对命运悬殊。”

语言在症状的形成和解除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麻婆子的双胞胎故事通过“语言”形式根植在马秋月的大脑中，“麻婆子的故事套住了她，儿女醒时凝视，睡时端详，没一刻不想。”之后又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两个婴儿同玩一个铁钉。朱红抓的、朱灯吮的铁钉形象，与麻婆子讲述的双胞胎故事相结合，加深了马秋月的焦虑情绪。症状的解除依然要通过语言。解铃还须系铃人，作为地方的民间“讲故事的人”，麻婆子充当了马秋月的精神分析师，她斩钉截铁地告知马秋月：“生了龙凤胎是你的福气，好生喂养，别饿着娃。”

面对坐月子时突如其来的惊扰和搜查，“丈母娘咬定那几个人带进了不干净的东西，让朱光明配合她送走。朱光明只好照办……”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丈母娘的“送”这一社会活动构成了一种“语言”，有其内在规则和符号系统，核心“能指”为“不干净的东西”。然而，马秋月拒绝进入这一“话语环路”之中，拒绝“受制”这一象征秩序，拒绝成为这一象征秩序中的“主体”。马秋月保持缄默，“没把真正的忧虑和母亲及朱光明说。她不是要深埋心底，而是生怕说出来，应验成真，不再有更改的可能。”此后，朱灯多次出现意外，朱红则毫发无伤，母亲马秋月出现“味觉失灵”症状，据此，麻婆子给出的办法是“借住”，即把朱红送去婆婆家一晚。“借住”这一社会活动依然构成一种“语言”，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则和符号系统，围绕这一语言系统，形成马秋月对于现实的理解。这一次，马秋月选择进入拉康的“话语环路”中，“受制”这一象征秩序，成为象征秩序中的“主体”。马秋月看似被治愈，但依然残存着对故事的执念。

马秋月有着一套自己的语言，接近拉康分析过的癔症话语，亦被译为歇斯底里型话语、癔言学。该词来自于拉康对法语的“linguistique”（语言学）和“hystérie”（癔症）的结合。《龙凤歌》中马秋月被判定为癔症病人。癔症话语不仅包括癔症患者所发出的话语，也包括包括患者以症状的方式来表达，症状即其表达方式。马秋月梦游时，“也在那一夜，马秋月看到了那只纯白的兔子。她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知道。记得清清楚楚，却又难以描述。她一半在这个世界拴着，一半沉陷于另一个世界，既清晰又朦胧。”在马秋月的癔症话语中，梦游症状是一个能指，隐喻着主体的沉默和逃逸。梦游时，马秋月便逃逸到没有丈夫、没有儿女的自由世界之中。

父辈的沉默和逃逸，到了子一代身上，似乎发生“性倒错”现象。癔症关系着有关主体性别位置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用“我是男人还是女人？”或“什么是一个女人”的措辞来表达。母亲的癔症影响龙凤胎兄妹的性格。与父亲的口吐莲花相反，儿子朱灯三岁时“嘴巴依然锈着。要么不张，张嘴也只能出一个音”，其语言能力很晚才开始发展。“语言延迟”由生理因素（听力障碍、神经发育障碍、遗传因素、早产并发症、营养不良）、心理因素（认知发展差异、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环境因素（家庭环境、文化和语言环境）等引起。“语言延迟”意味着朱灯的异在，意味着朱灯对于先于主体的语言结构的拒绝。长大后的朱灯患有小肠氙气，身体孱弱，无法挑重物；他性格怯懦，行事谨慎，集中体现在对弟弟朱丹事故的延宕处理上，在朱印的三次提醒之后，朱灯才决定通知朱红和家人。婴儿阶段，妹妹朱红则表现为快人快语：“朱红十一个月就能所简单的字词了。”朱红早熟，自小就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神情，早早便学会帮母亲干家务。成年后的朱红性格泼辣、果决刚强、说一不二，小到日常安排，大到终身大事，都遵循“先落定”的原则，自己做决定。

由此观之，兄妹二人处于延宕和迅疾的两端，怯懦和独断的两端，内向和外向的两端。一方面，兄妹二人相互合作、性格相互补充；另一方面，兄妹二人又构成竞争关系。下卷两人叙述视角的更迭，其实体现为家庭内部的性别权力的斗争。若论社会经验和处事能力，理应由朱红出面处理朱丹的事故；但朱灯身为兄长，他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都高于朱红，他主动要求作为代表出面，使得微型家庭结构又回到既有的性别秩序当中。胡学文将小说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有机结合，展现他日臻成熟的艺术技法。

精神疗愈马秋月一家人的是麻婆子，文学世界的构造者是麻婆子，连接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的也是麻婆子。麻婆子与历史同行，历经坎坷曲折，即使遭受屈辱的折磨和命运的捉弄，她始终坚持以口传方式讲述故事，传承历史、启蒙智慧。这些故事与当地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家族历史密切相联。“讲故事的人”都是连接人类经验、情感和知识的桥梁。马秋月一家人对麻婆子的尊崇，实际上寄托着一种对抗时间、超越历史的追求。

朱灯自小在麻婆子的故事、母亲的剪纸、伟大作家的名著中浸染，在语言与图像的双重滋养之下，成长为作家。麻婆子的故事构成朱灯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基础，乡村生活经验成为朱灯的写作素材，朱灯从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逐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可以说，《龙凤歌》勾连了“讲故事的人”和文学创作者，探讨了“讲故事”和文学的内在关系。作为“讲故事的人”的麻婆子是作家朱灯的原初形态，而作家朱灯则为“讲故事的人”的成熟阶段，他创作并讲述故事。更重要的是，作家朱灯为已经过世的弟弟朱丹精心编造一个美丽的故事，在那里，他娶妻生子，过上了勤奋劳动、自给自足的生活。

《龙凤歌》的最卓越之处，在于展现对于父辈和子辈的精神分析，最终完成对于故乡的精神分析。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父辈的沉默和逃逸，子一代的“性倒错”、延宕与独断是同时发生的。对于地方写作而言，胡学文的社会分析和精神分析，马秋月这样的梦游者形象，朱灯和朱红这样的性倒错者形象，呈现出极高的精神硬度和强劲的生命韧性；通过分析精神病患者的症状，胡学文深度刻写民族灵魂，从而将复杂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结构化”。胡学文的写作不是为了开出药方，而是在于挖掘出了其深藏在断裂处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