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野徹：『科学史浅谈：坪井正五郎与日本人类学研究的启蒙』（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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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31 00:01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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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井正五郎，1868年生于江户両国的一个望族，父亲是幕府的奥医师信良，祖父则是著名的兰学者信道。1881年，坪井进入东京大学理学部生物学科，1884年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创立了人类学会。1886年，坪井成为日本首位专攻人类学的研究生，并于1888年担任东京大学理科大学助理。几年后前往英国深造，1892年回国后成为教授，因研究阿伊努人传说中的「克罗泊库鲁（コロボックル，Korobokkuru；小矮人精灵）」、发现弥生式土器并作出汇报以及在人类学领域的广泛启蒙活动而声名远扬。1913年，他应邀出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万国学士院联合大会，不幸在会后去世，客死异乡。坪井曾回忆，1884年夏天，Ta们一行人前往能登进行动物采集，在此期间对多处遗迹、古物及土俗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调查，这一行动，作为一次「近因」，直接促成了人类学会的创立。这次实地考察不仅拓宽了Ta们的学术视野，更激发了组织一系列关于古物、遗迹、风俗、方言和人种研究的学术讲座的热情，最终促使这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聚会的举办。坪井还提到了人类学会成立的「远因」。早在1879年，还是东京大学预备门的学生时，他便与井上圓了（后成为宗教学者）等人创立了名为「夜话会」的讨论小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同伴们越来越倾向于讨论古物和遗迹，逐渐感到有必要成立一个更专注的新团体。同时，坪井还创办了个人杂志，其中频繁发表关于古物的文章。正是这种对古物兴趣的逐渐加深，加上前文提到的采集旅行，为第一次会议的举办提供了契机。当时的日本尚无培养人类学者的专业机构，相关的人类学课程也是空白。最初以生物学学生为主的这个兴趣小组，最终发展成为正式的人类学「学会」。坪井所述，人类学会的成立核心动力源自成员们对古物和遗迹的浓厚兴趣，这种热情起初是Ta们自幼对博物学的爱好所孕育。此外，这份热情也是当时社会广泛认可的一种流行现象的体现。在江户时代的晚期，对陶瓷、奇石、古钱等各类古物的收集与研究风靡一时，这股古物热潮贯穿了整个江户时代。Edward・Sylvester・Morse，大森贝塚的发掘者，其经历便是一个佐证。他曾得到众多幕末以来的古物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帮助与启发，他自己也曾表示，全球无处不在的考古学爱好者中，日本人的热情尤为突出。明治十年代，坪井等人在东京大学学习生物学时，受到Morse等外国教师的深刻影响，对遗址和贝塚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Morse在东京大学担任首任动物学教授后不久便发掘了大森贝塚，其成果在『大森介墟古物篇』中发布，并在媒体上引发了广泛讨论，进一步点燃了那个时代古物研究的热潮。坪井和他的同伴们的浓厚兴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培养起来的。尽管如此，坪井对Morse的态度却是复杂且微妙的。他在描述与Morse的关系时指出，尽管Morse对日本人类学有间接贡献，但不能算作直接恩人，他还强调Morse本是画家，未受过专业教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坪井和他的同伴们完全摒弃了西欧的现代科学或传统的古物研究。Ta们的好奇心在江户时代以来的古物收藏和研究传统中得到了充分培养。作为自然科学的学生，Ta们自然会认为，相比传统的古物研究方法，西洋的研究方法更具优越性。白井曾明确指出：「相较于西洋实证主义，当前全球古物学者的研究大多依赖书籍和师承，鲜少亲自深入实地进行实物考察」，而我国研究者则意识到「此类研究方法相对粗糙」。正是基于这种认识，Ta们决定成立人类学会，从而清楚地看到了「西洋实证主义在学术研究中的明显优势」。坪井正五郎深刻认识到，在人类学会正式成立之际，有必要摆脱过去那种传统的古物研究方法。在『人类学会报告』首次发布时，他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以往专注于国内的古物和古迹研究，但从现在起，必须致力于发展一种涉及人类的全面性自然科学」。因此，Ta们将「人类学会」作为一个平台，推动Ta们所倡导的「人类学」研究，力图在学术界实现新的突破和提升。1886年2月，『人类学会报告』创刊之际，标志着人类学会正式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启动。该会吸引了东京大学及前明六社的人士和许多知名知识分子的加入，其会员数量从创刊初的28人迅速增至次年11月的217人，这一飞速的增长充分展示了社会对这一新兴学会的巨大期待。
尽管首任会长是自幕末以来著名的洋学者和古物研究家神田孝平，但推动人类学会向前发展的实质核心人物是坪井正五郎。即便未有英国留学的背景，坪井在神田逝世后，于1896年起担任人类学会会长，成为这一新兴学科的领军人物。那么，坪井正五郎是如何界定人类学这一学科的呢？从当时学会期刊上列出的「研究项目」可以看出，人类学的研究范围被视为极为广泛：从人类的解剖、生理、发育、遗传、变迁，到与近似及绝种动物的比较；从人类与动物的出现时间和地点，到人类住居的变迁；再到贝塚、土器、石器、青铜器、洞穴居住形式、原始坟墓，以及文字的历史、语言的血统、国语的特性、方言、民谣童谣、家族与部落组织、原始学术、宗教、工艺、运输方式（如舟车）、渔业、商业、农业、衣食住的演变、装饰风格、风俗习惯、器具的演变、人类的区别和迁移、分布等众多方面。在坪井的理解中，人类学是「以人类的各种性质为研究对象的自然历史，或者说是关于人类的博物学」。在博物学领域，核心任务是广泛涵盖有关自然的知识。同样，人类学也应当包含关于「人类一般性」的所有知识，它不仅仅是关于人类生理或解剖的学科，也不应只局限于研究人类天性或行为的某一部分，而应是一门全面探讨「人类本质（人類の天性）」的学科。坪井将人类学视为关于人的博物学，这一观点也体现在他对人类学研究「材料」的构思中。从「毛皮骨肉」到「心理现象」，从「古物遗迹」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学术技艺」、「政治宗教」，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材料」，只要方法得当。而且，获取这些「材料」并不需要远赴他国进行大规模调查，因为这些材料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例如，「一把刀剑」也可以根据观察和研究方法成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任何事物，只要符合人类学的研究目的，都可以成为人类学的「材料」，坪井如是说。在坪井正五郎的领导下，明治时期的人类学不仅囊括了自然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广泛研究领域，而且在学术史上通常被誉为「综合人类学」。这种多元并存的「综合特性」，虽可能被解释为学科初创期的未分化状态，实际上更深层地反映了其博物学的特性。细观坪井的学术论述，可以发现他紧跟当时西欧的人类学思潮。例如，他将人类学定义为「人类的自然史」，这一概念显然是从西欧人类学者的讨论中提炼而来的，并且将人类视作「一种自然产物」的观点，似乎也建立在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然而，坪井的学生鸟居龙藏虽然承认坪井的人类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西欧的影响，但他强调「老师的人类学具有其独特性」。当然，作为坪井的直接弟子，鸟居的观点可能带有一定的偏颇。即便如此，与坪井学术上有竞争关系的小金井良精（东京大学医学部解剖学教授）在坪井去世后也对其学术成就给予了积极评价，赞其为「坪井博士独特的分类法，足可视为人类学分类的一个流派，实为一种引人入胜的分类方法」。这些评价表明，坪井的人类学视角及其时代下的日本人类学趋势，并非简单地模仿西欧人类学。值得注意的是，坪井在19世纪末提升日本人类学兴趣的同时，西欧人类学正从博物学阶段过渡至确立一套系统化方法的时代。在自然人类学领域，基于精确的身体测量技术，人类学被视为「实证科学」，将「人种」分类作为首要任务；而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学者如Edward・Burnett・Tylor、Lewis・Henry・Morgan、James・George・Frazer的出现，推动了人类学作为「文化」的科学的构建。在这一时期，西欧人类学逐渐获得了作为「科学」之「学问」的社会认可。然而，坪井对同一时期西欧人类学的某些进展持保留态度。例如，他对当时主流的法国人类学中以人体测量为核心的方法持批评态度，并在留学归国后决定不采用人体测量方法。鸟居记录了即使弟子们请求教授人骨测量的技巧，坪井也只是展示了法国的人类学文本，并曾言「颅骨研究有何益处」。对坪井而言，人类学必须是「完全关于人类本身的学问」，而当时法国人类学所主张的「人骨研究即人类学，人类学即人骨研究」是彻底的「误解」。坪井与西欧人类学之间的微妙距离，在他的英国留学经历中尤为明显。在留学期间，坪井没有选择师从任何一位教师，而是选择了持续访问博物馆和图书馆。即便教育部询问时，他也直言不讳地表示：「在伦敦找不到合适的老师，如果有合适的，请告诉我」。这一时期，英国人类学家Tylor的声望正值巅峰，按理说他应当是坪井的理想求学对象。然而，Tylor的主要作品『原始文化』以其副标题「对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习俗发展的研究」揭示了与坪井在人类学研究重点上的显著差异。作为进化主义人类学的代表人物，Tylor对宗教演化的深刻兴趣与坪井所追求的博物学视角下的人类学显然不同。可能正因为Tylor对精神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过度关注，坪井对其研究方法感到不满。人类学会自创立之初，便致力于推广和普及人类学知识。它不仅成为专业研究者的聚集地，更是一个向所有对这门「新理学」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开放的平台。这个学会并不仅局限于学术圈内的研究者，而是对所有对人类学感兴趣的普通民众开放。例如，许多继承江户时代古物兴趣和研究传统的学者被吸引加入。首任会长神田孝平便是其中一位。此外，国学者黑川真依、神官江藤正澄等古物爱好者也纷纷加入。从初期的会员名单可以看出，其成员不仅包括古物爱好者和著名知识分子，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这种会员构成的多样性不仅反映了社会对这一新兴科学的浓厚兴趣，也体现了学会的开放和包容性。作为人类学会的核心领导者，坪井正五郎特别重视人类学讲座和演讲活动。他不仅在东京大学进行教学，还在多种场合和地点举办了众多演讲。鸟居龙藏曾回忆坪井对演讲非常热衷，常说「演讲后总感觉心情舒畅」。其中一项显著的成果是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地方人类学会，包括德岛的四国人类学会、鹤岗的奥羽人类学会、札幌的札幌人类学会、金泽的北陆人类学会、台北的台湾人类学会、姬路的中国人类学会、冲绳的冲绳人类学会、松本的松本人类学会等。坪井的工作不仅限于人类学的普及。如前所述，聚集在人类学会的许多成员具有考古学的研究倾向，逐渐形成了将考古学独立为一个学科的趋势。坪井视考古学为服务于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即「为人类学目的而设的考古学」。1895年，东京大学人类学教室的助理若林勝邦提议成立新的学会，坪井命名为「考古学会」。活动基地很快从人类学教室转移到了帝国博物馆，坪井持续支持这一新学会，众多弟子中也有不少选择了专攻考古学。在审视坪井正五郎的学术贡献时，我们还需注意他在大学之外广泛的社交活动。坪井的影响力远不止于人类学或考古学领域，他的活动还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和其他学科领域。坪井在大学之外的诸多活动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除了人类学会之外还组织了名为「集古会」的聚会。根据坪井的弟子八木静山的回忆，这个聚会最初由人类学教室的成员发起，旨在创造一个类似座谈会的轻松环境，让成员们在品茶享受的同时自由分享和表达观点。坪井担任会长，聚会吸引了众多校外人士参与，逐渐演变成一个纯粹的好事家聚集地。起初，成员们展示的是石器或古墓物品，后来甚至包括了「千社札」、「玩偶人形」、「护身符」和「糖果包装」等各类物品。八木形容这是一次「官民聚合」，参与者包括从当铺老板、布匹商、烤地瓜摊主到官员、车夫、记者、侦探、书店和古董店老板、茶艺师等各种职业的人。尽管如此，坪井本人主要是以「人类学者」的身份参与这些聚会，他并没有完全沉迷于收集古物的兴趣。然而，他的活动涵盖了广泛的好事家和各界人士的交流，显示了他的人类学研究在根本上仍受到好事家兴趣的深刻影响。坪井正五郎是一位遵循自己的知识好奇心，探索各种与人类相关事物的「博物学者」。当然，表面上是学术责任担当者的研究者本质上是好事家，并不罕见。但坪井的人类学构想和实践中，尽管口头上强调「人类的理学」，实际上频繁显示出好事家的倾向。坪井的这种学术方式在明治时代的学术界显得有些不合常规。例如，据鸟居提到，东大总长渡边洪基常强调「将来日本学者在人类学上应专注于冲绳、台湾、朝鲜的研究」。坪井及其团队的好事家式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人类学对国家的贡献，这阻碍了人类学在学术界和国家层面的充分认可。人类学教室长期未能正式成为招生的「学科」，仅限于选科制度。鸟居回忆说：「老师在校外比在校内有更多朋友，这有时在教授会中不被欢迎，这是常见现象」。明治时代的人类学最终未能成功转型为现代科学，被普遍视为「业余」的研究。在明治时代，日本学者在学习西欧知识的过程中普遍感受到了东西方知识的巨大差异。面对这种差异引发的自卑感，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然科学家们，选择了全面接纳西方学问的路径。例如，小金井良精，一位身兼人类学者和医学部解剖学家的角色，坚持采用自然人类学的方法来进行人骨测量研究。在1887年1月的东京医学会上，他提出：「作为教师的解剖家，对政府和学生承担着特定的义务，其学术责任在于推进独立且高尚的解剖学理论的发展」。这反映出明治时期自然科学家的自觉使命：Ta们认为自己有责任通过深入学习西方学问，为国家和学术的进步做出贡献。涉及直接以「人类」和「人间」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因其本质，在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坪井正五郎及其团队在日本建立人类学研究的初期便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Ta们正处在西欧的观察视角之下。然而，面对这一挑战，坪井并未选择简单地接受西欧学问或与之竞争。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西欧人类学的传播者和启蒙者的角色，但他选择的路径是将这些学问以一种休闲游戏的形式融入生活，从而在本土化过程中开创了一条独特的学术道路。多一个点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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