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成基：『国族主义理论史』（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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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08 00:02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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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
自1980年代起，所谓的「古典的」国族主义论不仅加深了我们对国族主义的理解，还明确指出，「国族」这一集体存在是在社会和政治进程中逐步形成和构建的（详见专栏②中关于「Nation」和「Nationalism」的定义）。在这一时期，「国族」不再被视为无需解释的政治文化实体，而是转变成一个亟待阐释的研究对象。这种观念的转变极大地推动了关于国族主义的研究，使之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即「国族主义研究（Nationalism Studies）」。同时，「古典前期」的研究成果也通过学术论文中对「先行研究」的概述以及大学课程的教学，得到了重新评估和深入探讨。在古典时期的国族主义理论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要分为「现代主义」及其批评者：统称为「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者主张，「国族」和「国族主义」主要是由工业化、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形成、民主化以及公共领域的建立等「现代」现象所触发。这种观点挑战了那些认为「国族」自古就存在或是自然形成的传统国族主义观念。这种批判性视角，即质疑传统常识，在1980年代极大地推动了国族主义成为一个学术研究焦点。可以说，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国族主义论的讨论主要是由「现代主义」所主导。而「反现代主义」的学者们则指出了这种视角的局限，并强调「国族」和「国族主义」并非完全是「现代」的现象。反现代主义的学者们的观点虽存在内部差异，但主要围绕两个核心论点展开：首先，尽管现代化对「国族」和「国族主义」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但这些概念并非仅在现代化进程中才首次出现；其次，Ta们（反现代主义的学者们）特别强调人们对「国族」的情感依恋，认为现代主义未能充分解释这种情感的深层根源。在后续的讨论中，我们将简要介绍这两种观点，并提请注意到这些观点内部的多样性。代表「现代主义」的主要是John・Breuilly、Ernest・Gellner、Benedict・Anderson、Eric・Hobsbawm等学者。随后加入这一讨论的还有Charles・Tilly（Tilly［1990］）、Paul・Brass（Brass［1991］）、Anthony・Giddens（Giddens［1985］）、Michael・Mann（Mann［1992］，［1993］），以及Étienne・Balibar和Immanuel・Wallerstein（Balibar and Wallerstein［1991］）等人。接下来，我们将简要介绍这两种立场的研究，同时再一次提请留意到它们的内部多元。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现代化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直是热门话题。在国族主义理论中，这些社会经济变动也被视为「国族」形成的关键因素。Ernest・Gellner特别强调了工业化在形成「国族」中的核心作用，而Benedict・Anderson则着重指出了「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即出版物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的现象）的重要性。这两位学者都关注了这些变动对文化的深刻影响。具体而言，Ernest・Gellner认为，工业化加速了社会的流动性，使得原本在农业社会中由于身份或地理位置而形成的多元文化逐步走向标准化，最终形成了均质的文化共同体：即「国族」。然而，Ernest・Gellner的理论并未能充分解释在工业化之前国族主义的出现，例如19世纪中期东欧的案例。相比之下，Benedict・Anderson提到的「印刷资本主义」则更早地在18世纪中叶的西欧和北美显现，比Ernest・Gellner所讨论的工业化早约一个世纪。出版物的广泛流通改变了人们对时空的认知，促使那些从未面对面交流过的人们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Anderson据此论断，那些以「我们国民是……」形式想象的「国族」，正体现了他所称的「想象的共同体」。总之，虽然社会经济变动确实是「国族」或「国族主义」产生的重要因素，但这些普遍的因素并没有完全解释为什么会形成诸多特定的「国族」。现代国家的建立在「国族」形成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有关「国家（State）」和「国族（Nation）」的差异，请参见专栏③）。然而，国家与「国族」的关系并不总是一致的。首先，正如Charles・Tilly和Anthony・Giddens所指出的，国家治理功能的变革是关键所在。现代国家的军事集中以及官僚体系的建立，打破了基于个人关系的多元权力结构，实现了权力的集中统治。这种变革为国家设定了明确的对外界限，对内则塑造了一个均质的人群：即「国族或国民（Nation）」。其次，正如John・Breuilly和Michael・Mann所述，国家内部的对抗性政治运动也是形成「国族」构念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权力层的集中统治引发了反抗，推动了民众对于政治参与以及自由的追求（如法国革命所示），并逐步确立了一个均质且平等的「国族」构念。此外，Eric・Hobsbawm指出，现代「国族」的特征，如「国家=国族=人民（State=Nation=People）」这一等式，正是在这些政治动荡中形成的。第三，值得一提的是Benedict・Anderson用「朝圣（Pilgrimage）」这个词来形容一个现象：在国家的行政或教育系统中工作和学习的人们，常常需要在国内不同地方移动，这样的经历让Ta们有机会与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交往，从而逐渐形成了对「国族」的统一认同感。然而，尽管这些国家因素可以解释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族（Nation）」的形成，但并不能完全解释那些与国家边界不一致的「民族（Nations）」。政治精英通过「工具性操控（Instrumental Manipulation，道具主義的な操作）」发挥的作用同样至关重要。随着政治逐渐民主化，政治精英们开始动员那些此前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普通民众，将「国族」的概念作为一种手段，用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进行了一系列的「创造」或者说「发明」。Paul・Brass和Eric・Hobsbawm尤其强调了这一点。特别是Hobsbawm通过他提出的「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这一概念，揭示了许多被视为国家传统的符号或仪式实际上是近代创造出来的。然而，政治精英的「操作」并非万能，由Ta们所创造的「国族」符号若想要得到民众的接受，必须依托于相应的社会文化基础。如果将「国族」视为通过文化资源作为媒介而「想象（Imagined）」的共同体，那么教育的提升、识字率的增加以及出版文化的发展，所促成的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成便成了构建「国族」的不可或缺的条件。Ernest・Gellner和Benedict・Anderson的论述已经触及了这一点。此外，Michael・Mann还指出，「印刷识字（Print Literacy）」（通过书籍或报纸等出版媒介进行的沟通能力）是形成国族的一个重要因素，且与国家的形成是同步的。在这样的公共文化领域中，包括历史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文学者、记者、艺术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Ta们不只是定义并解释「国族」的文化和历史，还将这些知识传播给政策执行者以及公众，进而推动国族观念的普及。虽然已有众多研究者探讨了知识分子的作用，但Benedict・Anderson和Eric・Hobsbawm的分析指出，Ta们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国族主义历史的早期阶段。而随着文化逐步走向「大众化」，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反现代主义」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立场：「民族符号主义（Ethnosymbolism）」、「前近代主义（Pre-modernism）」和「原初主义（Primordialism）」。民族符号主义，由Anthony・D・Smith（Smith［1986］，［1998］）提倡，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深刻反思和批判。在1980年代末，受到John・Armstrong的影响，Anthony・D・Smith逐渐形成了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性看法。他的核心论点是，「国族」具有深远的「根源」，并将这些根源界定为「民族（Ethnie）」，即一个共享历史记忆和文化的群体。这一理论强调了国族认同背后深层的文化和历史维度。然而，Anthony・D・Smith并未全盘否定现代主义的见解，而是明确区分了「民族」与「国族」，并指出「国族」和「国族主义」是在现代才真正形成的。同时，他还指出，在进入现代社会后，「民族」的记忆和文化符号常被知识分子有意识地重新编织和塑造。随后，John・Hutchinson基于民族符号主义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Hutchinson［2005］）。他认为「国族」是关于「民族」记忆的一个「争议场所」。John・Hutchinson强调，历史上的「民族」并非直接塑造了现代的「国族」，而是在「国族」形成的过程中被不断引用、解释、并重新塑造。前近代主义者试图在「现代之前」寻找「国族」以及「国族主义」的起源。学者如Adrian・Hastings（Hastings［1997］）和Josep・R・Llobera（Llobera［1994］）主张，在欧洲，「国族」以及「国族主义」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存在。特别是作为基督教历史研究者的Adrian・Hastings，他强调了本土语言的书面化（尤其是通过圣经的翻译）对「国族」形成的关键作用，并认为至少在14世纪的英格兰，「国族」已经开始显现。其他专注于研究欧洲中世纪的学者也发现了当时存在的「国族」和「国族主义」，这一发现为现代主义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反驳（Bjorn et al.eds.［1994］，Forde et al.eds.［1995］，Reynolds［1997］，Scales and Zimmer eds.［2005］）。在社会学界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族」和「国族主义」在「中世纪」与「近代」之间的「近世（early modern）」时期已经开始形成。例如，Liah・Greenfeld（Greenfeld［1992］）提出，16世纪的英格兰已经见到了「国族主义」的萌芽。她的论点特别之处在于，她认为不是现代催生了「国族主义」，而是「国族主义」反过来定义了通向现代的路径，从而颠倒了传统的因果关系。同样，Philip・Gorski（Gorski［2000］）也支持这种观点，他认为15至16世纪的荷兰和英格兰已经出现了类似现代主义者所讨论的「国族主义」，并且这种「国族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此外，David・Marx（Marx［2003］）则试图从16世纪的宗教战争中寻找现代「国族主义」的根源，并特别关注那时的宗教「不容忍」现象。原初主义者主张，「国族」自人类历史之始就存在，并认为对「国族」的情感依恋是人类的普遍特征。虽然这种观点在国族主义者中较为普遍，但它在学术界的国族主义研究中并不受推崇。通常，原初主义的理论根源被追溯到Edward・Shils（Shils［1957］）以及Clifford・Geertz（Geertz［1973］），但这一理论因其非科学性而遭到了广泛批评。尽管如此，对原初主义的重新评价已经开始。例如，Steven・Grosby的研究认为，人类对实际或假设血缘的依恋（他称之为『亲属关系（Kinship）』）是一种基本特性，他用这一点来解释从家庭到部落，再到国族的社会现象（Grosby［2005a］，［2005b］）。同时，Francisco・Gil-White的研究也很引人注目，他探讨了人们如何将族群或国族视为一种「自然种类」的心理机制（Gil-White［2001］）。这些研究表明，原初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国族能激发出强烈的情感依恋，这是现代主义理论之前未能充分解释的。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的辩论一直是国族主义理论的核心议题。虽然最初现代主义占据优势，但对其的批评一直存在，并且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反现代主义逐渐回升。反现代主义方面不断提出新的论点，而现代主义则坚持用传统的论辩方法来应对。在揭示现代主义常忽略的问题上，即所有重要的变革都源自现代这一视角的盲点，反现代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场辩论逐渐显得有些徒劳无益，因为对于「国族」和「国族主义」的定义因学者而异，辩论似乎变成了各方就「何为真正的国族（国族主义）」互述观点的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不再将「国族」或「国族主义」的概念固定化（即「本质主义」），而是将其涵盖的历史现象拆解成若干要素，并追溯这些要素的历史轨迹。例如，Craig・Calhoun将国族主义描述为「由多样元素组成的编织物」（Calhoun［1997］p.9），并认为这种现象（作为一种编织物）是由多种概念或物质（线）构成，且每种概念或物质都有其独立的历史。随后，Philip・Gorski进一步拓展了Craig・Calhoun的观点，他主张研究这些所谓的「线」如何在历史上断断续续地编织成「编织物」（即「系谱」），认为这种方法比单纯讨论国族主义的「起源」更具启示性。现在，我们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超越「现代与否」二元对立的国族主义理论新阶段。随着1990年代中期的到来，学术界开始对「古典时期的国族主义」理论进行深度反思和批评。在这一背景下，尤其有两个重要观点值得关注，它们标志着我们对「古典」理念的超越。首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将「国族」解读为一种集体主义的观点。传统上，「国族主义」理论清楚地指出，「国族」是在复杂的社会与政治进程中逐渐形成的。虽然我们常将「国族」视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成员都有着一个「统一的、关于『我们』的意识」或对「国族」有相同的看法。相反，Nira・Yuval-Davis的研究表明（Yuval-Davis［1997］），「国族」的构想远非单一，它会因性别、宗教或政治立场的不同而表现出多样性。到了1990年代中期，学术研究开始更加强调「国族」理解的多样性及其涉及的代理人和接受者的多元性。在这个时期，「国族」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单一整体，而是演变成了一个充满多种解释和对立的观念网络，成为政治实践的重要舞台（Verdery［1993］，佐藤［1995］，Brubaker［1996］，佐藤［2000］）。此外，还有研究将「国族」视为理解现实世界的一个认知类别，并开始探索这一类别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是如何逐渐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Suny［2000］，Brubaker［2004］）。其次，对「历史发展视角」的反思也逐渐深入。传统的「国族主义」理论试图将「国族」和「国族主义」的历史纳入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发展图景中。然而，这种框架并未能充分解释「国族主义」的复杂历程。为了更好地理解1950年代亚非地区国族主义的兴起、1970年代苏格兰国族主义的崛起以及社会主义崩溃后东欧国族主义的加剧，我们需要采用一种可称之为「事件历史（eventful history，eventful temporality）」视角。这种视角将历史看作是一系列独立且不可预测的事件的连锁反应（而非一系列事件对于某个特定顺序的排列），如Rogers・Brubaker、Mark・Beissinger、Michael・Hechter等学者所述（Brubaker［1996］，Beissinger［1998］，Hechter［2000］）。这些「事件」，如战争、条约签订、革命、国家的成立与解体、政策执行、政权更迭等，都在复杂的互动中成为塑造「国族主义」发展、衰退或重现的关键因素。在「古典后期」的时期，国族主义理论采用了哪些新的分析方法呢？目前，学界常用的两种主流方法是「文化论取径（Cultural Approach）」和「国家论取径（State-Centric Approach）」。简而言之，「文化论取径」关注的是「想象的共同体」如何被构想以及其意义的形成与解读过程。而「国家论取径」则从国家权力的政治斗争角度，探讨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是如何被「动员（Mobilization）」的。在「文化论取径」中，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和「理解社会学（interpretive sociology，诠释社会学）」的方法被广泛应用；而在「国家论取径」中，则主要使用了政治社会学中的国家理论、社会运动理论、「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等方法。这两种取径虽然没有直接对抗，却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视角，各有其独到之处和限制。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详细介绍这些取径，并探讨它们在实际研究中的应用效果和存在的局限。文化论取径通过分析「话语（discourse，言论）」和「叙事」，探究「国族」意义的构建和诠释方式。在「古典后期」的「国族主义」理论中，这种「话语分析」已成为研究的主流。Craig・Calhoun和Umut・Özkirimli等学者借鉴了Michel・Foucault的理论，提出将「国族主义」视为一种「话语构成体（discursive formation）」。例如，Umut・Özkirimli定义「国族主义」为「一种理解和诠释世界的方式，即一种言论构成体」（Özkirimli［2005］p.2）。同时，文化论取径可以分为「生产」和「消费」两个阶段。在「生产」阶段，研究重点是知识分子和媒体如何创造关于「国族」的各种话语；而在「消费」阶段，则关注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如何在政治与日常生活中接受、理解、应用「国族」这一概念。接下来，我们将分别介绍这两个阶段的具体研究实例。首先，关于「生产」阶段，我们可以引用Homi・K・Bhabha及其合作者关于「国族」叙事的研究（Bhabha ed.［1990］）。Ta们运用了Michel・Foucault、Jacques・Derrida等后结构主义理论，主要针对文学文本，分析了「国族」的矛盾如何因差异和越界被忽视或重新解读。另一个例子是Partha・Chatterjee的研究，他探讨了殖民时期印度的历史和文学话语，分析了在大量西方制度和思想输入的背景下，印度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在「精神」领域内区分「物质」与「精神」，并努力构建一个不受西方影响的印度独有的「国族」文化身份（Chatterjee［1993］）。此外，小熊英二的研究则检视了从明治到昭和时期的各种思想家以及学者的话语，揭示了「日本人」这一「国族概念」的构建过程及其多样性（小熊［1995］，［1998］，［2002］），为日本的国族主义研究带来了根本性的视角转变。关于「消费」阶段，吉野耕作的研究分析了如何将「日本人论」作为「文化国族主义」来研究，并探讨了日本的教育者以及企业员工如何在日常工作环境中诠释和应用「日本人观」（吉野［1992］，吉野［1997］）。Michael・Billig把日常语言中代表「国族」整体想象的词汇，如「国家（Country）」、「我们（we）」和「人民（People）」、「社会（Society）」，定义为「日常的国族主义」。他深入分析了政治家演讲、新闻报道和政治哲学讨论中「日常的国族主义」的表征（Billig［1995］）。Lyn・Spillman则研究了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纪念活动中政治领导人的演讲和媒体话语，明确了用于表达「国家身份」的词汇「表达库（repertoire）」（Spillman［1997］）。这种文化论取径能够揭示言论中所蕴含的「国家」概念的意义及其微妙的变化，并展示「国家」概念在日常场景中如何被「消费」。然而，这种方法也可能导致对话语之外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忽视，从而可能忽略一些关键的外部因素。国家论取径着重研究「国族」是如何在涉及国家权力的政治斗争中被利用的。在这场政治斗争的浪潮中，「国族」的概念和象征常被用作动员公众支持的工具，为国家的要求和立场提供正当理由。在这个过程中，公众被召集起来，以「国族」为名共同行动。政治斗争往往围绕几个国家核心议题展开。首先，涉及国内政治地位与权力的分配，包括议会席位、政府职位任命、参政权以及行政机构权力的分配等，这些都是政党和政治精英间的竞争焦点。其次，国家对公共或集体物品的分配，如教育、福利、基础设施建设及劳动政策等，这些都直接关联到民众的生活福利，因此在公众参与度和争议程度上都相当高。第三个方面则涉及国家的基本要素，如领土、宪法、军事及国籍政策等，这些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关键因素。接下来，我们来审视几个具体的研究案例。Jack・Snyder和Michael・Mann分析了新旧精英之间关于政治地位的竞争以及民族集团领导之间的领土争夺如何动员民众参与「民族」的对抗，极端情况下甚至演变为「民族清洗」。Ta们提出，民主化如何促使政治精英动员民众，从而加剧了「国族主义」的影响力（Snyder［2000］，Mann［2005］）。Stanley・J・Tambiah和Andreas・Wimmer则分析了公共物品分配不公引发的民众对立如何强化「民族的（Ethnic）」团结，并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的（Ethnic）」「国族主义」（Tambiah［1996］，Wimmer［2002］）。Michael・Hechter运用理性选择理论阐述了在权力和公共物品分配过程中「国族主义」发生的机制（Hechter［2000］）。此外，Rogers・Brubaker探讨了在法国和德国制定及修改国籍法的过程中，「国族自我理解」如何被政治精英和各政党派别所利用（Brubaker［1992］）。同样，佐藤成基从相似的视角研究了战后德国国界认可的政治斗争，分析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身份」的演变（佐藤［2008］）。国家论取径在分析那些涉及特定争议和权力斗争的政治性「国族主义」活动中显示出其独特的分析优势，如分离独立运动和排外运动等。然而，这种方法或许在深入探讨「国族」概念的内在意义方面显得不足，也难以充分揭示「国族」在日常生活中的理解和接受方式。近年来，在「国族主义」研究领域，「文化研究」和「构建主义」等流派倾向于采用文化论取径。然而，对这种趋势的反思性声音也逐渐涌现。目前，如何有效整合文化论和国家论，已成为「国族主义」研究的一大主题。Jeffrey・Hearn、Lynn・Spillman和Robert・Faeges等学者已经提出，需要综合那些以「文化」或「身份」为核心的方法，以及以「权力」或「动员」为核心的方法的必要性（Hearn［2006］，Spillman and Faeges［2005］）。虽然将理论前提不同的两种取径融合为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存在一定的挑战，但通过相互参考和融合的方式进行整合既可能又必要。事实上，这种整合已在一些近期的实证研究中得到应用。例如，Klaus・Zimmer和Rogers・Brubaker的研究便是此类尝试的典型案例。尽管本文已在讨论国家论方法时提及Ta们的工作，Ta们对「民族」概念的「意义」层面的关注同样值得注意。Andreas・Wimmer发展了一种「文化的语用论」视角，探讨意义的形成是一个文化协商的过程，并研究这一过程如何与国家权力及公共物品分配的政治斗争相连。他将这一框架应用于伊拉克的库尔德「国族主义」以及墨西哥的「混血儿」和「印第安人」的「国族主义」案例中（Wimmer［2002］）。另一方面，Rogers・Brubaker和他的团队研究了罗马尼亚西部克卢日市的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如何看待并使用Ta们的「民族（Ethnic）」分类。Ta们探讨了从国家制度的变化到民族间政治斗争的「自上而下」影响，以及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自下而上」地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Brubaker et al.［2006］）。这项研究试图将民族的概念和意义与其在政治斗争中的动员作用结合起来，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国族主义的多样性。本文主要回顾了过去三十年「国族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重要的是要理解，国族主义的理论从未孤立于经验研究之外发展。相反，这一理论被构建和完善，旨在作为支持实证研究的分析框架，或用于整理和比较已知的实证案例。展望未来，随着更多实证研究的进行，「国族主义」理论预计将持续得到发展和深化。在日本，关于「国族主义」的图书众多，其中不少作品颇受普通读者欢迎。然而，从学术角度看，真正优秀的入门书籍却并不常见。例如，塩川伸明在2008年出版的『民族とネイション―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いう難問』（岩波新書）便是一部杰出的入门作品。该书综合了最新的理论成果，从多角度全面概述了从国民国家的兴起到现代的国族主义问题，深度和广度兼具。此外，虽然井内昌之的『民族問題入門』（中公文庫）出版年份稍旧，其理论深度仍然值得一读。不过，这两部作品并未详尽介绍国族主义理论的全面发展。若想深入了解，可能需要查阅英文资料，因为英语国家近年来出版了大量相关的入门书籍。在这些作品中，U・Özkirimli的『Theories of Nationalism：A Critical Introduction』（St.Martin's Press，2000）和G・Day与A・Thompson的『Theorizing Nationalism』（Palgrave Macmillan，2004）尤为值得推荐。前者详细讨论了国族主义的「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框架，而后者则平衡地涵盖了「古典后期」的相关议题。对于初学者来说，直接研究国族主义理论的经典文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幸运的是，像Benedict・Anderson、Eric・Hobsbawm、Anthony・Smith等著名学者的重要作品已有日语译本。在这种情况下，由『ナショナリズム論の名著50』（平凡社）提供了关于国族主义经典理论的极佳指南。本文也旨在提供一个涵盖日语和英语文献的指南，读者可参考各论点中提及的文献。
「国族」这个概念在用词上具有多义性，很难给出一个严格的定义。即使在日语中，将「Nation」翻译为「国民」和「民族」，这两者的含义也大不相同。例如，自认为是阿伊努人的人可能属于「日本国民」，但不一定算是「日本民族」。尽管如此，这些概念都被统一归类于「Nation」。
我们可以尝试给出以下暂定定义：「国族是一个共享文化和历史记忆，并主张对特定领土拥有权威的群体」。
在这个定义中，「文化」、「历史记忆」是什么，哪里是「领土」，什么是「权威」，以及这些「主张」如何体现，都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实际上，即便是同一个「国族」的成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可能存在广泛的差异，这些差异经常成为争议的焦点。可以说，「国族」总是在不断探索和定义自己的「理想状态」的过程中形成和存在。
「Nationalism（国族主义）」这一术语也因研究者而具有不同的含义（包括价值判断）。我们在这里提供一个包含所有相关概念的定义：「Nationalism是围绕Nation及其等效概念的价值进行的一系列言论和实践。」这些实践的具体目标极为多样，包括建立主权国家、恢复失地、排除异民族、确立身份或历史观等，但不局限于此。Nationalism不应仅通过这些具体目标来定义，因为它可以与任何政治目的结合。
在英语和日语中，「Nation（国族，国家）」和「State（国家）」这两个词常被混用。尽管在日常用语中这种混用可能带来便利，但在学术分析中，我们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
首先，「Nation」指的是一个由人构成的集体，即一个共同体。相对地，「State」则是一套围绕特定地域进行治理的各种制度的总和。简而言之，「Nation」是由人民组成的实体，而「State」则是政府、官僚体系、议会、军队等组成的制度架构。当然，这些制度要运作，必须有人担任相应的职务（如部长、官员、议员、军人等）。然而，国家本身并不是指这些个体，而是指这些由个体担任的职务构成的、即使人员更迭也能持续存在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国家与个体的区分是现代国家的一个特征，在更早的时代，「State」往往指的是君主或王室的权力。
「Nation」与「State」的界线往往不完全吻合。「Nation」可以跨越国家界限，延伸至国际范围，这就是为何会出现民族少数群体或海外同胞的原因。这种「State」与「Nation」的边界不明确，常是导致各种「民族冲突」的根源之一。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国族」存在的意义被重新审视，「国族主义」引发的支持与批评的政治哲学辩论也变得日益激烈。过去，发达国家中「国族主义」的支持者通常来自保守派，但值得注意的是，近来重视个人自由和平等的「自由主义」阵营也开始表达对「国族主义」的支持。Y・Tamir（Tamir［1993］）、D・Miller（Miller［1995］）和代表少数民族「国族主义」立场的W・Kymlicka（Kymlicka［1995］）是这一理论变迁的核心人物。Ta们认为，归属于某一文化共同体的「国族」不仅为个人提供了身份认同与自主性，还增强了同胞间的责任感和相互信任。这些因素对于社会正义和民主制度的维护至关重要。因此，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支持「国族」的「国族主义」具有其合理性。然而，这种观点也面临众多批评。批评者（Couture et al.eds.,1998；Beiner ed.,1999）认为「国族主义」最终可能导致少数群体的压迫、非成员的排斥以及文化差异的同化，这与「自由主义」提倡的自由平等的普遍主义原则存在根本冲突。
虽然在历史上「国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曾有过交融，例如在「国族」基础上实现法律平等和权利保障，但如何在政治哲学上评价这种融合确实是一项复杂的议题。在日本，姜尚中与森巣博合著的『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克服』（2002）明确批判了「国族主义」，而井関正敏的『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練習問題』（2005）则从「自由主义」的视角支持「国族主义」。这两本书都采用了易于理解的新书形式出版，建议读者对比阅读，以便更深入地理解这一复杂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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