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导读
本文选自AMERICAN ETHNOLOGIST期刊2010年第2期。原题为“‘I fell in love with Carlos the meerkat’: Engagement and detachment in human–animal relations”，作者是彼时还在杜伦大学任教的Matei Candea。
猫鼬不仅是理想的研究对象或优秀的动物纪录片新星，在多物种民族志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动物研究乃至科学研究中，与非人的关系过于亲密往往有违科学的气质，被指责为不够专业；然而，在当代社会与日常生活中，所应当指责的恐怕不是人与动物过分亲密，而是过分疏远、冷漠，正如“研究对象”一语所示，成为某种被排除在人类社会之外的客体。
一如奥野克巳所述，在现在人类学关于多物种民族志的讨论中，被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找到人类与其他物种“共生”的方法。人类能考虑与其他物种“共生”确实是好的，但是其他物种是否有在考虑要与人类共生呢？其他物种是否愿意与人类共生呢？在本文中，我们能同时看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对保护野性的讨论。作者在本文中意欲指出，参与（engagement）与疏离（detachment）远非二元对立，并在两极之间的狭间提出了“互耐性”（interpatience）这一术语：猫鼬与研究员的“亲密”不应当被视作一种驯化，研究员并非加入了猫鼬的社会，而是从它们的世界中消失，成为了环境的一部分。当然，本文亦包含了对主体间性和拟人主义等多个议题的精妙分析。
在本文的翻译中，译者选择将统一使用“物种间”这一术语（而不是“多物种”或“跨物种”），另symbolic reductionism皆翻为符号性还原主义。为减少误解，特在此注明。
译：獾子
感谢王〇〇，宋清杨和不酷的校对；感谢鸟师和雨周霏船对本文部分概念译法和理解的指教；感谢春花的排版帮助。
“我爱上了猫鼬卡洛斯”：人-动物关系中的参与和疏离（2010）
马泰·坎迪亚，杜伦大学
摘要
关系、联系与参与已成为近年来人-动物关系研究中的核心课题。在本文中，我呼吁对疏离中有积极效益的方面进行重新审视。我采用民族志的方法追踪了生物学家与其所研究的卡拉哈里猫鼬之间的日常关系处理，并观察这些动物在成为国际知名的电视动物肥皂剧明星后，作为知识和参与的主体发生了何种转变。我认为，将疏离与参与视为对立的两极既不符合此民族志案例，也不适用于人类学关于伦理与知识产出的更广泛讨论。
关键词：人-动物关系，科学，媒体，伦理，参与，疏离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由剑桥大学动物学系的蒂姆·克拉顿-布洛克（Tim Clutton-Brock）教授发起的一项研究项目一直在关注猫鼬这种生活在南非的小型群居獴的行为。猫鼬以家庭群体形式生活，群体中的成员数量从少于十只到多达五十只不等，是少数由雌性个体垄断繁殖的哺乳动物之一：在每个群体中，一只主导雌性通过多种方式抑制其他雌性（通常为此主导雌性的后代）的繁殖，包括杀死她们的新生幼崽或在她们怀孕时将其逐出群体从而增加其压力水平（Clutton-Brock et al. 2001b；Young et al. 2006）。一只主导雄性与主导雌性交配，而其他达到交配年龄的雄性则会逃到其他群体，尽力与那里的雌性交配（Young et al. 2007）。猫鼬在地下洞穴中过夜，在白天大部分时间觅食，主要寻找蝎子等小型无脊椎动物。群体成员会帮助喂养尚未具备独立觅食能力但达到可以陪伴觅食群体年龄的幼崽（Clutton-Brock et al. 2001a）。太年幼而无法陪伴觅食群体的幼崽则留在洞穴中，由某个从属个体看护（Clutton-Brock et al. 2000）。觅食过程中，群体中常有一只个体以后腿站立并以尾巴支撑，时刻保持警戒，定期发出小啁啾声表示一切正常（Clutton-Brock et al. 1999）。
猫鼬特有的“社交”（socializing）方式使其成为生物学家研究合作方式和原因的绝佳测试对象，这个课题在动物行为学的研究中经久不衰。16年来，位于南非北开普省一个研究站的卡拉哈里猫鼬项目（Kalahari Meerkat Project，以下简称KMP）的研究人员一直在监测200到300只个体的行为、体重和生活史。尽管只有少数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现场开展各自为期三到六个月的研究，但包括猫鼬种群详细生活史在内的中央数据库每天都会由轮换的志愿者团队更新，团队成员大多数是英国大学生物学或动物学的近期毕业生，他们会在此偏远的地区花费一年时间观察猫鼬的行为。
然而，科学家们并不是猫鼬唯一的观众。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大卫·艾登堡参与制作的一部获奖的BBC纪录片使猫鼬成为荧幕明星，此后猫鼬形象便频繁出现在欧美的野生动物影视作品中。在1994年迪士尼的卡通片《狮子王》（Allers &Minkoff 1994）中，猫鼬成为了幼狮辛巴的滑稽搭档丁满。基于猫鼬的热度，2005年，国际探索频道推出了一档名为《蒙哥家族》（Meerkat Manor）的节目，采用了动物“纪录肥皂剧”这一新兴体裁。节目拍摄基于KMP，《蒙哥家族》记录了“胡须”家族——项目所研究群体之一的冒险故事，着重展现了该群体的主导雌性“花花”所经历的各种挑战与磨难。
故事线和角色的使用是许多动物纪录片公认的拍摄手法（Pierson 2009），但纪录肥皂剧体裁将这一拍摄手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蒙哥家族》保留了一些传统动物纪录片的目标，如激发大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对自然历史的兴趣，并传递有关动物的真实信息。然而，这部剧也明确并且有意地借鉴了肥皂剧的风格和语言，塑造英雄与反派，通过时间推移展现角色发展，在剧集结尾和广告前创造悬念等。或许在这一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该剧的时间跨度：它在四年52集每集半小时的节目中成功地描绘出了其选定的猫鼬角色的故事线。
《蒙哥家族》在英国首播，后来在美国播出，吸引了大量粉丝，并成为众多博客和网页的讨论对象。“卡拉哈里猫鼬项目之友”协会（A Friends of the Kalahari Meerkat Project society）也随之成立，粉丝们可以通过支付每年从25英镑（获取一个群体的信息）到250英镑（获取所有群体的信息）不等的费用，直接从研究项目中获取他们喜爱的猫鼬个体和群体的详细信息：这些费用用于支持KMP研究人员。该剧的粉丝有时会直接写信给KMP研究人员，提供反馈和提出问题。这些通信大多友好且充满热情，但也有一些表达了棘手的反馈。特别是一些粉丝因某些特定猫鼬角色的死亡而感到悲痛，在网上发布愤怒的评论，甚至给研究人员发送电子邮件，批评他们没有干预以拯救这些动物。
在第三季气氛沉重的一集播出后，有一位博主写道：“《蒙哥家族》是我最喜欢的节目之一，但最近我感觉越来越难以承受这种悲伤。9月8日的那集真的让我崩溃了，我整晚都无法入睡，只想着那些可怜的小幼崽，伦恩和斯奎吉。可怜无辜的小伦恩遭遇了可怕而痛苦的结局，而五天后，他的小弟弟斯奎吉被遗留在一旁，孤独、害怕、饥饿、无助，最终也遭遇了悲剧的结局。我知道科学家们在那里是为了观察，而不是干预自然，但是天啊，你们已经给所有这些动物取了名字，并向我们展示了它们各自独特的性格。我认为当情况如此艰难，食物匮乏，幼崽们处于危险之中时，当一些个体（像可怜的卡洛斯）病得如此严重时，为什么科学家们不能表现出一些人类的同情心，帮助这些可怜的小动物呢？毕竟，这不正是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所在吗？我们有同情心……你们这些科学家们似乎需要从可怜的米奇、黛西、花花和其他猫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W. Wardell，2007年9月9日，下午3:30）。
针对粉丝们的担忧，KMP在网站上增加了一个关于猫鼬健康的页面，研究人员在上面解释道：“虽然我们不会通过干预来阻止自然死亡，但我们也在尽力确保我们的猫鼬研究不会对它们产生不利影响。”更普遍地说，我采访过的KMP志愿者们经常批评那些写信或通过KMP之友协会访问项目所在地的观众过度依恋。有些志愿者指责节目呈现了他们认为是扭曲且过度浪漫化的动物形象。志愿者们对观众过度依恋的感觉并没有因围绕《蒙哥家族》角色死亡所产生的显著公众纪念行为而有所缓解。在一种被杰克·圣蒂诺（Jack Santino2006）等称为“自发祭坛”（spontaneous shrines）的在线版本中，YouTube上充满了自制的纪念视频，向《蒙哥家族》的陨落明星致敬，这些视频通过节目中的画面回顾了这些猫鼬英雄的牺牲和美德，背景音乐从无伴奏的《奇异恩典》到感人至深的流行抒情曲不等。
通过在本文中比较和对比猫鼬分别与研究人员和电影制作人之间的纠葛，我探讨了在物种间关系中，疏离与参与之间的相互作用。
过去十年中，人类学对动物研究的重点已经出现了显著的“后符号学”转变。到1999年，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动物在人类学中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它们“适于思考”（good to think），换句话说，主要是作为人类在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中使用的符号性资源（Mullin 1999）。然而，此后另一种研究方法占据了中心舞台，引用约翰·奈特（John Knight）的话说，此种方法拒绝这种“符号性还原主义”（symbolic reductionism），要求人类学家将“动物视为人类社会的部分，而不仅仅是其象征”（Knight 2005:1）。人-动物关系，社会学、文化和媒体研究以及哲学和科学研究领域等更广泛的跨学科领域也对这一类型的研究有着爆发性的兴趣（Arluke＆Sanders 2009；Calarco 2008；Daston和Mitman 2005；Haraway 2008；Kalof＆Fitzgerald 2007；Milton 2002）。这种对表征的批判也与所谓的“存在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相关联（Henare et al. 2006）：对欧美认识论的批判，尤其是对自然与文化、人与非人之间基本区别的批判，与认真对待多元世界而不仅仅是世界观的呼吁有关（Descola 2005；Viveiros De Castro 1998，2003）。
在很多方面，这篇文章完全符合这类文献的关注点：它追踪了一个复杂的国际集聚，在这个集聚中，猫鼬不仅仅是不同人类参与者的符号性资源，而是在人类-动物-技术的多种社会关系中扮演着积极的参与者角色。猫鼬的具体特征、它们的行为和以令人惊讶或可预测的方式行事的能力，与人类主角的意图和理解，甚至是各种非生命物体（如计算机数据库、摄像机、无线电项圈等）的稳健性和效果一样，都是我故事的一部分。
最近对物种间社会关系的关注提出了一个核心的理论问题，即什么算作社会关系，谁能参与其中？如果我们坚持一个严格的（为了论证目的，称之为“涂尔干式”的）社会关系定义，即社会关系是主体之间的关系，最终通过客体（真实的或符号性的）进行中介，那么将动物纳入其中的主张是非常有力的，它对正在进行的关于动物认知和主观性的科学辩论表明了立场：将动物视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就是将它们视为主体，而不仅仅是（真实的或符号性的）客体。相比之下，如果我们遵循最近对社会的广泛重新定义，将其视为不同实体的关联（Latour 2005），那么我们对动物的意向、认知或情感特性可以保持与对人类或物体一样的不可知立场，只需追踪这些不同的人类与非人类“行为者”（包括人、动物和事物）彼此之间的影响。谈论这种情况下的“社会化”涉及的主张就少得多。如果前一种方法鼓励将动物像人类一样对待，那么后一种方法则要求通过搁置（无论如何是有问题的）意图性的问题，将动物、人类和物体置于同一层次上，实现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启发式公正性。而相比之下，前一种方法的道德内容是明确的。
然而，在这两种方法中，连接、关系和参与都是关键关注点。我认为，大量关于人类与动物关系的文献是以参与与疏离之间的隐含规范性区分为前提的，而这种区分本身值得通过民族志方法进行审视。这种审视涉及将这类文献（尽管其理论新颖）定位于更广泛的“欧美”关于动物的论述中，这是一种对多种传统的批判，也是一种借鉴。在这一更为广泛的框架中，参与与疏离之间的对比往往起着道德二分法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疏离被视为对动物采取真正科学方法的标志，譬如，当人们抑制住拟人化投射的诱惑时（Kennedy 1992）。然而，更常见的是，情况正好相反：在集约农业和动物权利运动的世界中，动物与人类之间的疏离越来越受到指责；疏离（在某些论述中，甚至“科学”本身）与冷漠和缺乏关怀联系在一起，成为笛卡尔式的病态，而参与（无论是政治的、情感的还是只是主体间的）则被视为解药。这种二分法在我上面简要概述的辩论中有所体现，主角们之间的浪漫主义和冷酷无情的指责不断飞来飞去，越来越使对方看起来像刻板印象。
这种参与与疏离的规范性二分法已经融入最近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人类学研究中。例如，在对“拟人化”概念的批评（在后文中我也会回到这一主题）中，凯·米尔顿（Kay Milton）提出：
至少在西方文化中，非人类与人类动物的距离......符合强大的利益。它有助于维持一个神话，即非人类动物不是“真实”的人，而只是隐喻性的人。因此，我们可以在不受道德情感阻碍的情况下以各种方式利用它们；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实验，吃它们，利用它们娱乐，并以笛卡尔科学认可的工业经济体设计的无数其他方式利用它们。[2005:266]
阵营可以通过一些意想不到的方式划分，但参与与疏离之间的规范性区分依然存在。例如，法国社会学家乔瑟林·博舍（Jocelyne Porcher）批评动物解放主义者和集约农业的支持者犯了同样的错误：“动物解放主义者和工业化动物生产的捍卫者都希望与动物分离。他们都忽视了人与动物之间农耕关系的富足与美丽”（2007:摘要）。
对参与和主体间性的规范取向给我们这些希望认真对待我上面描述的两种形式的人-动物关系的人带来了分析问题，即自觉追求客观性的动物科学研究和轻松愉快的肥皂剧式动物纪录片。表面上看，这两个项目似乎都不特别致力于主体间的参与——但我仍然与它们互动。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表达了对传统人类学承诺的支持，即“认真对待”自己正在写作的对象。在非欧美背景下工作的人类学家最近提供了关于人们试图限制或减少与非人类动物关系的复杂统计数据（Fausto 2007；Kohn 2005）。例如，爱德华多·科恩（Eduardo Kohn）在他对亚马逊村庄中物种间关系的研究中，描绘了一种参与与疏离的谨慎平衡，并指出村庄中的鲁纳（Runa）居民与他们的狗建立了语言和实用性的防火墙。他指出，在一个视角主义的宇宙中，“娱乐化其他生物的视角是危险的。在尝试这样做的过程中，鲁纳人不想要成为狗。也就是说，物种间的主体间性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成为他者’（becoming other），而这带来了风险。为了减轻这些危险，鲁纳人战略性地使用了不同的交流策略”（Kohn 2007:7）。
在相关的论点中，卡尔洛斯·福斯托（Carlos Fausto）描述了在多个亚马逊背景下，确保猎物物化的精细程序，从而将错误关系滋生的风险降至最低：“为了建立亲属关系而吃与分享食物，必须与通过吃来认同食物的行为区分开来。但这需要努力：猎物需要被‘生产’为食物，因为它们并非‘自然’的客体。换句话说，一个动物主体需要被还原为无活动能力客体的状态”（2007: 503）。
在这些描述中，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关系的疏离与削减的实践被描述为在世界上连贯存在模式的有效方面。相比之下，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例如，Marvin 2005），关于欧美物种间关系的研究往往要么批判人们的疏离与距离的尝试，要么突出欧美人（或至少其中一些人）在与非人类的关系中并不像人类学家所说的那样疏离、客观或冷漠（例如，见Degnen 2009的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例子）。
相比之下，我借鉴了人类学之外的最新研究，这些研究承认有必要暂时搁置对客观性的激情批判，实际考虑将培养性疏离视为一种伦理取向。科学史学家洛琳·达斯和皮特·加里森（Lorraine Daston & Peter Galison2007）记录了19世纪晚期科学家们对疏离作为伦理目标的执着追求。他们展示了“客观性”(objectivity)不是一个单一的类别，而是一组历史上偶然形成的知识实践和美德形式。文学学者阿曼达·安德森（Amanda Anderson2001）同样敦促学者们以自己的方式将19世纪世界主义作家（如查尔斯·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的疏离尝试，作为伦理项目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投射来对待。疏离被重新配置为一种自我技术，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或假想敌；作为欧美物种间关系模式中的一种特殊形态，人类学家也在民族志中解锁了“疏离”这一分析模式。
我的目标不是为疏离写一篇辩护文，以简单地逆转关于人-动物关系的最新研究的两极分化。相反，我追随那些探讨基于爱与剥削、信任与支配或如我的案例中的参与与疏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研究人类与动物关系的人类学家们的脚步，如加里·马文（Garry Marvin 2005）关于英国猎狐犬的研究和本·坎贝尔（Ben Campbell 2005）关于尼泊尔水牛的研究。一旦不再被视为虚假意识，而是作为人们行为的终极目标，并通过日常的自我微观实践来追踪，疏离就会作为参与的恒常对应物和补充，而不是其彻底？替代。我认为在这些特定民族志背景下，参与与疏离之间的二分法并不是思考人类与动物关系的特别有用的启发工具。相反，学者们需要在“关系”这个概念中留出一些空间，承认在完全缺乏联系与实际“主体间性”之间的广泛谱系。为此，我提出了“互耐性”（interpatience）的启发式概念。在结论中，我探讨了人类学家自己可能从这种分析中学到哪些关于他们自身伦理与认识论中的参与与疏离的相互作用的知识。
保持礼貌的距离
猫鼬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可作为理想的研究对象：它们是小体型的昼行性动物，生活在相对开放和稀疏的地面环境中。在白天觅食时，它们的移动速度有时要求观察者格外专注，但通常人类可以悠闲地跟随。然而，如果说猫鼬之间的关系让研究人员感兴趣，那么至关重要的是，猫鼬与人类观察者维持某种关系的能力使它们易于被研究。KMP的猫鼬已经习惯了人类的存在。野生猫鼬不会让人接近它们，而KMP的猫鼬能在人类观察者周围几英寸范围内愉快地觅食，甚至会爬到人类的肩膀和头上站岗，这已经成为当地的标志性形象（见图1）。
图 1. 作者与阿隆佐·莫宁 (别名：猫鼬VWM100) 合影。（拍摄者：Sarah Brooks）
习惯化这一实践模糊了野性与驯化的界限。在某种关键意义上，习惯化意味着，不论好坏，这些动物及其行为不再能被单纯地视为“外在”的客体。描述了习惯化在行为领域科学中的兴起的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Despret 2002；Stengers 2000: 145ff.）通常对这种类别混合表示赞赏，并希望科学家们能够全心全意地接受这种情况，如同社会人类学家那样，把他们的研究视为一种相互修正的生成性实践，而不是一种距离化的科学观察行为。根据这些描述，习惯化似乎完全属于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及其他研究者探讨的“驯化”（domestication）的实践范畴（见Cassidy＆Mullin 2007）。然而，参与习惯化研究的科学家普遍拒绝这种解释。一些动物行为学的研究者，尤其是像珍·古道尔（Jane Goodall）这样的灵长类学家，明确接受了上述激进的方法，认为习惯化类似于一种民族志的接触；然而，他们的描述很少暗示这些动物是“驯化”的、“被驯养的”，或是因人类接触而本质上发生了变化。这些描述通常强调的是人类而非非人类所经历的转变。
在KMP的研究者中，反对将习惯化等同于驯化的呼声更为强烈。他们与上述灵长类学家不同，并不试图改变科学实践的意义：KMP的设立并不是为了通过拥抱这一领域中“不可还原的不确定性”（irreducible uncertainty, Stengers 2000: 140ff.）来挑战“理论实验科学”（theoretico-experimental science）的标准，而是为了尽可能在必然但并非绝对受限的条件下再生产实验室的真理价值。为了确保KMP的猫鼬能够在数据中代表整个猫鼬种群，必须通过距离措施来平衡接近动物的实用需求，以尽量减少人类对动物行为的干扰。
因此，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驯化都不是一个可选项。事实上，刚参与KMP的人常常耐心地被告知，猫鼬并不是像宠物那样被“驯服”，它们爬上研究者身上也不是为了表达喜爱之类的行为。正如我在下文讨论的那样，在某些习惯化的描述中，尤其是在灵长类动物中，研究者被描述为以获得民族志见解为目的而参与到黑猩猩或狒狒的社会关系中（Smuts 2001）。然而，在KMP中，习惯化最初并不是为了与动物建立社会关系，而是为了消失，成为环境的一部分——这是动物行为学方法手册中所提到的规范，其中习惯化通常被描述为“隐蔽观察”的替代方案（Lehner 1996；Martin＆Bateson 2007）。
上述灵长类动物习惯化的描述隐晦地突出了狒狒和黑猩猩的类人特征，而一些KMP的研究者则经常把自己比作动物，比如会令猫鼬同样无视的牛，以此来解释猫鼬对他们视若无睹的程度。他们指出，猫鼬只会在没有更高的物体可攀爬时才会站在人类的肩膀或头上：他们坚持认为，猫鼬只是把研究者当作环境的一部分。
灵长类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对迫使动物行为研究者在正式出版的研究成果中排除主体间性因素的学科规范进行了批判（Haraway 1989, 2008: 375–376；Smuts 1999, 2001）。但我的目的不同。我认为，促使KMP研究者将习惯化概念化为一种“非相关”的“双重思维”（doublethink, Alcayna-Stevens 2009；比较Orwell 2000），并不是某种掩饰或错误意识，而是重新划分和疏离的众多有效实践之一。关键的是，这个故事不仅仅关乎研究者的兴趣，即人类对猫鼬进行的单方面的（符号性的或其他）施加。相反，保持适当的距离是猫鼬和科学家共同追求的事情。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明白这一点。在我踏入卡拉哈里之前，我以为这些关于习惯化的描述不过是为了确立科学家客观性的修辞手段。就像大多数“拿来即用”的批评那样，当我真正进入项目所在地时，这种想法受到了挑战。与习惯了人类存在的猫鼬一起行走是一种奇特的体验，我不会轻易将其简单地统一描述为“主体间性的”。大多数时候，这些动物确实会无视你，而这种好像“成为家具一部分”的感觉非常强烈。事实上，最引人注目的面对面互动时刻，恰恰是当这种现状突然被打破时：如果一只猫鼬在挖掘中暂停，发现你正俯身看着它，它可能会突然转身，蜷缩起来，直视你的眼睛，发出恶意的嘶嘶声。似乎不仅仅是研究者，连猫鼬自己也很在意大家保持礼貌的距离（关于“礼貌”作为一种研究参与的模式，无论在物种内还是物种之间，见Despret 2002；Haraway 2008）。
对研究人类与动物关系的人类学家来说，习惯化所引发的问题不再是“人类如何理解习惯化？”，而是“习惯化如何适应猫鼬自身的社交性模式？”可以从其他物种间的情境中寻找线索。例如，灵长类动物学家芭芭拉·斯穆茨（Barbara Smuts）有力地批评了经典的习惯化模式——简单地“忽视”动物并让它们“忽视”你——她指出，在狒狒的社会世界中，“忽视”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忽视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意味着信任或紧张，但绝不是一种“中立的行为”（2001:297；另见Vicart 2008）。斯穆茨（2001:296–298）认为，她最初试图保持中立并忽视狒狒的做法是适得其反的，因为狒狒事实上在她学会如何以狒狒适当的方式行为并作出回应后，反而对她减少了关注。她在其他地方写道：
“狒狒顽固地抵制我那些微不足道但真诚的努力，我试图让它们相信我不过是一个超然的观察者，一个它们可以忽视的中立物体。事实上，从一开始，它们就知道得更清楚，坚持认为我和它们一样，是一个社会主体，易受关系的需要和回报的影响。既然我在它们的世界里，那它们就决定了游戏规则，因此我不得不探索人类与狒狒之间主体间性的未知领域。（Smuts 1999: 109–110）
但是，如果斯穆茨的描述令人信服地表明，将习惯化视为一种“非相关”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当人们考虑到猫鼬与人类的关系时，她的主体间性版本似乎显得矫枉过正。斯穆茨描述了她以狒狒自身的方式进入社会关系，这涉及学习和再现狒狒身体语言的复杂性——主要是表现得像狒狒。换句话说，像许多人种学家一样，斯穆茨将她的工作理解为进入一个现存的狒狒社交性领域，这反过来又涉及到学习游戏规则，接近狒狒的习性。相比之下，人类和猫鼬之间的生理差异意味着，无论他们多么理解规则，KMP的志愿者都不太可能参与猫鼬的游戏。对他们来说，这与其说是进入猫鼬社交性世界，不如说是找到一种可以接受的妥协，即与体型和形态至少与猫鼬大不相同的生物共存。表现得像一个（巨型）猫鼬不太可能赢得分数。所需的是精心设计出一种新事物，“一种共享的物种间习性”（a sort of shared transspecies habitus, Kohn 2007: 7）。这反过来又使得确定是否“做对了”——或者更确切地说，确定“做对了”到底涉及什么——变得非常困难。
例如，KMP的志愿者开发了一种“物种间混杂语言”的元素（Kohn 2007: 13）：一种由三个哼唱音符组成的“习惯化呼叫”，研究人员在首次接近习惯了人类存在的猫鼬群体时使用，也用于“安抚”一只他们不小心吓到的猫鼬。这种特定的呼叫是几年前由一位项目经理引入的，用以取代一种较旧的习惯化呼叫——一种这个经理发现自己无法发出的啼声。有趣的是，志愿者对这种习惯化呼叫的描述各不相同：一些人将其描述为一种仅仅具有安抚猫鼬效果的舒缓声音；其他人，或同一志愿者在不同时间，又将其描述为传达和平意图的信息。这种选项之间的交替透露出志愿者们自身对于所涉物种间关系的本质的不确定性：这是一种主观交互（声音构成了和平的信息）还是仅仅是效果的产生（源自一种安抚的声音）？有人甚至怀疑，这种呼叫是否“有效”？
斯穆茨将习惯化描述为学习狒狒习性，这带来了确定性：关于狒狒社交性的本质对人类的基本（如果可能仅为部分）渗透性，关于物种间关系中所涉及的主体间性（无论是多么未知），因此关于狒狒人格——斯穆茨（1999:117–118）将其定义为参与个人关系、识别个体的能力。相比之下，KMP的研究人员编织出一些临时性的物种间习性片段，这些片段不一定对关系或非人类参与者的性质有任何确定性。毕竟，KMP研究人员的存在是否构成其与动物的社会关系这一问题，进一步引出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对猫鼬来说，什么构成了社会关系？尽管狒狒社交性已经成为许多行为研究的焦点，但猫鼬对社交性的看法仍然相当难以捉摸。在撰写本文时，即使是使猫鼬能够将他人视为其社会群体一部分的概念和认知机制的基本问题，也仍然悬而未决。
猫鼬对其环境（包括社会和自然）的感知是KMP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在取得进一步的成果之前，对这一问题仍需保持开放态度。
然而，根据非常初步的观察，我注意到猫鼬似乎大部分时间都在“忽视”彼此，正如它们忽视研究者一样。实际可见的互动，如梳理毛发、争斗或彼此喂食，是例外而非常态，猫鼬白天大多数时间只是在彼此相距几米的范围内活动，每只都在觅食、挖掘或站岗，像是在独立行动。然而，在此期间，一种持续的低声呼唤模式形成了某种社会回声定位系统，使个体能够知晓彼此的位置。关键是，这种松散、轻松的环境共存形式与这些猫鼬对其他物种成员的宽容关系并无不同：例如一些鸟类、牛、甚至是人类研究者。
这也可以用来描述本项目中人类之间的关系。他们也常常一整天都在野外独自工作，或者只是待在偶尔有人进进出出的公共房间里阅读或看电视。在野外，研究人员的对讲系统就像是一种放大版的猫鼬确认彼此的存在感的呼唤模式：研究人员会定期呼叫，报告他们的位置，报告不寻常的事件，或者询问是否有经过他们所在区域的人能捎他们一程。总体效果抵消了野外考察（或空旷的研究基地）的孤立感，带来了一种令人安心的团结感，但这还算不上实际的互动。志愿者们自己经常说，能够在轻松的共处时刻和更强烈的面对面社交活动（如用餐、游戏等）之间交替，是维持20个居住在偏远农舍的人的理智和幸福的关键。
尽管最近的非人类动物的人类学主要关注物种间关系，但人类与非人类社交性之间的比较可以是一种非常有成效的推进方式——事实上，我认为它们是理解物种间社交性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的必要条件。上述分析当然是暂时性的，但它也为民族志观察提供了一个与相关人员在动物社交性上积累的不同知识相连接的机会——无论是行为研究者，如本例中的情况，还是说，拥有对驯鹿社会生活复杂精细的理解的西伯利亚牧民（Vitebski 2005，尤其是第91页及之后的内容）。
节制
当我第一次以民族志学者的身份来到KMP时，我最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制度的有效性。尽管大多数志愿者和研究人员都乐于在闲暇时与我聊天，慷慨地引导我完成志愿者培训流程，并教我如何收集行为数据，但他们在我抵达时明确向我表示，人类学参与是有一定限度的。由于他们实际上无法逃离研究场地的束缚（很少有志愿者拥有自己的汽车，除了每天的野外考察外，几乎没有离开场地的机会），因此，当我到达时，志愿者们急切地确保在他们选择时，可以“退出”或“退出研究”。在我初次进入现场时，一个额外的因素使情况更加复杂：《蒙哥家族》的制片人曾经提议制作一档新节目，除了记录这些毛茸茸的小动物外，还会涵盖志愿者们的日常生活，类似于《老大哥》这样的真人秀节目。出于上述原因，大多数志愿者强烈反对这一提议，因此在我抵达现场的第一个晚上，我不得不有意识地明确划清界限，说明我自己的研究兴趣有限（科学过程、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与《老大哥》式的全面窥探志愿者生活的行为有所不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老大哥》式的窥探阴影为人类学家在实践中协商哪些内容可以记录，哪些不可以记录的过程增添了定义和紧迫性。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有些人为划定的界限逐渐松动，志愿者和我恢复了人类学工作中通常的互动——但有意识地给人们留出空间，并且确实对某些事情不感兴趣，仍然是我在KMP做一名人类学家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社交性中，适当的疏离是参与的必要条件。疏离在另一种意义上也被证明是人类学参与的关键部分。我在KMP的这次旅行只是我正在进行的多地点动物行为研究项目中的一部分。让我在KMP建立的一些尝试性关系发展成为富有成效的人类学和跨学科交流的正是我以本文早期版本的形式对KMP经历的客观化。这篇带有疏离感的人类学阐释成为猫鼬研究人员和志愿者的讨论点，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也成为了关键的对话者和朋友。
一旦将疏离视为一种自我施加的实践而不仅仅是修辞手段，一个新的民族志领域就展现在眼前：这些实践有各种形式和规模，代表着非常不同的伦理分析模式。作为一个礼貌的人类学家意味着对某些事情不感兴趣。作为一个好的猫鼬行为观察者，也涉及到节制数据收集，但这遵循了一套非常不同的原则。项目中的研究人员和志愿者非常明确他们的职责，即从数据中剔除那些可能因人类存在而受到影响的行为。主要涉及的是在每天三次的称重期间暂停行为数据的收集。
猫鼬们由一个小水瓶和一些煮鸡蛋屑被引诱到秤上。在秤的一端，志愿者必须应对疯狂的“捣蛋鬼”，它们要么趁机钻进志愿者的怀里偷走整个蛋袋，要么把其他猫鼬从秤上推下来。在秤的另一端，志愿者必须学会应对那些害羞或完全不感兴趣的个体，它们会径直走开，留下越来越沮丧的志愿者一手拿着秤、一手拿着鸡蛋和水、记录表等。在此期间，优势雄性猫鼬会越来越想用它们的肛门气味腺标记秤箱、秤，甚至是志愿者本人——这让志愿者们非常恼火（见图2）。
图 2. 称重。（拍摄者：Sarah Brooks 和 Matei Candea）
在这些时刻，显而易见的是，猫鼬对研究人员的“兴趣”与研究人员对它们的“兴趣”一样强烈。正如我采访的一位志愿者所说：
“当你和猫鼬在一起时，你是环境的一部分，它们并不会真正注意到你，它们会从你身边跑过，像你不存在一样觅食。唯一让我们感觉自己在与它们进行某种个体互动的时刻，是当我们拿出秤箱称重它们的时候。但我们不会记录这些信息……因为，那被视为……这不自然。”
也可以将一些志愿者通过培训过程获得的思维实践分析为微观的疏离实践，例如学习将动物行动的流动分解为符合预定义类别的行为单元，以及约束自己的语言，避免将意图或感情归因于动物（尽管不同的志愿者对此的程度各有不同）。这两种实践都引发了令人着迷的问题，但由于篇幅所限，我在此无法深入探讨。
与动物保持适当的疏离关系也涉及身体纪律。志愿者们被教导在与猫鼬的身体接触上要极其谨慎和节制。虽然在白天，志愿者可以允许猫鼬检查自己的鞋子或爬到自己的背上，但研究人员不应主动发起任何身体接触。即使在称重期间出现混乱时，有时难以避免地需要实际处理这些动物，我也经常被严肃地告知，只有两种合法的接触方式：要么用手掌轻轻从后面将个体推出秤箱，要么在绝对必要时，用手抓住尾巴根部将个体放在秤上。抚摸、轻拍或其他此类表达感情的接触是被禁止的——当然，任何形式的粗鲁甚至暴力也是禁止的。
互耐性（Interpatience）
对猫鼬和志愿者社交性的简要描绘让我可以重新审视我最初关于习惯化的问题。与其问人类是否成为了猫鼬社会的一部分，或者他们只是融入了环境，这段描述更倾向于在主体间性和关系缺失之间找到一种中间立场。猫鼬以及猫鼬与人类在习惯化背景下的关系，也许能够帮助学者重新思考什么才算作“在一起”和“共处”（being with/ being together, Vicart 2008）——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关系形式和层次（比较Smuts 2001:306–307）。大量关于人类与动物关系的研究都聚焦于“凝视” ——即交换的目光和有意义的互动——这引发了关于列维纳斯式的主体性和“面孔”最显而易见的哲学和伦理问题。但人们与动物相处的大部分时间，甚至与其他人相处的大部分时间，并不是互动性强的，而是“互被动”或更确切地说是“互耐”的。
我提出“互耐”这个术语，是为了指出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基于疏离或脱离的关系。在这里，我借鉴了“耐心”这个概念中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与“模仿”类似，凝聚了一个被动-主动的悖论。耐心是主动地培养不行动的能力。与其说被动是纯粹的消极、不作为，耐心则是一种允许事情在某者之上（happen to the one的to the one似乎没有翻译，如果是觉得不需要翻译请删去此段）发生的行动；耐心者并非像客体那样在定义上无法行动，而是将自己交付给一种行动单向流动的关系。就像模仿一样——尽管原因不同——耐心因此成为行动的限制状态：耐心是一种对抗自身的行动，是一种自我悬置的意图。因此，互耐是一种相互悬置行动的状态，某种形式的停战。它延续了一种不行动的契约：KMP的志愿者避免某些主动的干预，而猫鼬则避免做它们面对人类时通常会做的第一件事，即逃跑。从启发性角度看，互耐将关系的意义扩展到主体间性之外，甚至扩展到互动之外。
与物种间主体间性相比，互耐似乎是一种相对受限、奇特的关系形式。这是因为最近关于物种间主体间性的描述通常是以笛卡尔式的、客观主义的二元论、欧美自然主义本体论或不承认动物主体性潜力的符号性还原主义为背景构建的。在这种框架中，问题在于如何建立或识别跨越或颠覆这些界限和二元对立的真实关系。然而，从猫鼬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可能会大不相同。正如物种间的参与在一个冷漠、笛卡尔式的疏离与断联的世界中被视为一种积极的成就，互耐在一个捕食关系往往是“社会性特异性转移的向量”的世界中也成为一种积极的成就（Fausto 2007:500）。在一个充满潜在威胁和捕食者的世界中，无视另一个生物是一种偶然且可撤销的成就，其中参与与疏离、行动与不行动，紧密交织在一起。
伦理与分析关系
对于志愿者们来说，培养疏离和“互耐”并没有否定与动物建立关系的意义。我问过上文提到的志愿者，他觉得这份工作中最有成就感的部分是什么：
志愿者：我觉得每天和猫鼬在一起都非常有成就感。如果你在让它们习惯你的存在，那整个过程非常令人满足……你知道，它需要很多耐心和时间，但看到它们逐渐习惯你，你就可以开始与它们一起工作，那种感觉非常有成就感……我今天早上过得很棒……昨天早上是我第一次能够与整个群体一起走。而那两只仍然有些野性的母猫鼬，也很开心地在离我大约二十米远的地方觅食。今天早上，它们已经愿意靠近到大约六米的距离了，进展非常快，这让人感觉非常兴奋……
我（以一贯的口吻）：所以你和它们的关系是怎么发展成这样的……？
志愿者：我也不知道。它们似乎适应得非常好。我认为这是因为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已经……稍微更习惯我们，这对它们有所帮助。但每个个体——这是你慢慢了解的另一件事。我个人认为，猫鼬有很多个性……在每天与它们的相处中你可以看到。有些猫鼬对习惯化过程的反应比其他猫鼬快得多，而有些则需要很长时间，它们要谨慎得多。所以，你还得学习不同动物的不同小习性。
人类学家有时会将疏远、距离化的“西方”动物科学知识与“非西方”动物科学知识的参与、关系、个人知识进行对比（典型的例子如猎人采集者——如Ingold 2000:13–16）。然而，在KMP，正是能够同时运用疏离的和个人的知识模式，并牢记将二者分开，才促成了良好的数据和良好关系的产生。
一方面，将互动时刻（如称重）从数据收集中剔除，体现了经典的自然主义框架；另一方面，后来用于分析猫鼬行为生物学的数据，最初是由特定的人对特定动物的细致了解而产生的。日常轮换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个人知识和非个人知识之间的过渡，该轮换制度将个人志愿者分配到猫鼬小组。正如英国的赛马（Cassidy 2002:125, 131）一样，KMP的猫鼬有不同的“名字”，这些名字的交替使用表明它们在不同情境下被客体化或主体化（比较图1）：在数据中，每只动物都被分配了一个唯一的代码，代码包括性别、产仔数和来源群体等信息。然而，在日常使用中，志愿者们用名字来称呼这些动物。命名过程不仅是一个有效的记忆术手段，它还成为了一种关系的标志：每一窝猫鼬的命名权归属于与该群体接触时间最长的志愿者，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其与动物密切互动的认可和奖励。因此，这些动物的名字可能反映了志愿者对音乐、书籍或电影的喜好，或者是他们喜欢的历史人物，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反映了猫鼬家庭成员的名字。这些名字通常取自于《蒙哥家族》中的“角色”。
轮换制度确保了猫鼬群体得到均衡的访问：如果一个群体被访问得太少，可能会导致习惯化的联系松动，并且使数据库中这个群体的代表性不足。如果访问过于频繁，则可能让它们对人类的存在过于习惯，以某种无法预料的方式影响它们的警觉性或行为。相反，轮班表也确保了志愿者在不同的动物群体中得到均衡分配。由于志愿者的经验水平不同，如果他们在所有群体间轮换，整体数据会更为可靠。然而，频繁轮换个体以消除偏见或倾斜的关切，与认为对某一群体的更大熟悉度能帮助志愿者成为更出色、更精细观察者的想法之间，存在平衡。
换句话说，这里发生的事情远不止那个经典的“假想敌”式的疏离科学认识论。KMP的研究人员可以说是同样努力地在疏离和参与自然知识之间寻找中间地带，正如科恩（Kohn 2005, 2007）对鲁纳人（Runa）所描述的那样。在科恩（Kohn 2007:12）的描述中，鲁纳人努力生活在两个同样不受欢迎的极端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宇宙学孤独症”（cosmological autism），即失去感知居住在多元自然宇宙中的其他自我的能力，以及“成为他者”（becoming other），这将消解鲁纳人作为人类在这个宇宙中的独特自我和位置（另见Kohn 2005:192）。一位认知上完全疏离的观察者在没有任何关于个别猫鼬的个人知识或对它们主体性潜力的洞察下进行工作的（不可能的）形象，尖锐地唤起了科恩的“宇宙学孤独症”。而在另一个极端，可以反驳的是，志愿者不太可能变成猫鼬——毕竟，他们不生活在多元自然的视角主义宇宙中——但过度变革性的参与仍然存在危险：志愿者必须防止迷失自我，失去科学家的身份，同时也必须避免将猫鼬变成宠物。
因此，西方与非西方自然知识形式之间的对比与其说是消解的，不如说是重新分配的。在两种情况下，疏离与参与、断裂与延续之间的紧张关系，显现为特定认识论策略内部的对比。这种对比反过来意味着（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可以看到这些认识论策略本身之间的断裂与延续。
然而，正如一位当地项目经理解释的那样，轮换制度还确保了志愿者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他们对每天与之共事的个体猫鼬的情感独立性。重要的是确保志愿者将他们的情感依附分散在所有不同的猫鼬群体中，以防止研究人员对某些群体产生占有欲或竞争性，也为了在动物发生意外时，能够让他们更容易应对。当然，个体志愿者对猫鼬的情感依附程度差异很大，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保持疏离感，但项目经理更普遍地以公正性为话语框架阐述了这一点。虽然每个志愿者可能都有自己喜欢的个体和群体，但重要的是能够看到其他动物同样有权得到他们的关注和关心。
在这个意义上，疏离并不是参与的对立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退后”或回到理论或远距离的视角。项目参与者当然可能会使用这些隐喻。但通过轮换制度中介的实际过程恰恰相反：追求更多的参与，新建立的依附打断了旧依恋的垄断。因此，经验丰富的志愿者的疏离感与一个外来者对猫鼬的漠不关心或新来者对它们仅仅作为一个模糊群体的初步印象恰恰相反。志愿者的疏离感源于他们与整个猫鼬群体（而不仅仅是个体猫鼬）之间的经验基础和辛苦建立的关系。这是一种“置身事外”的版本，允许多重参与，或者相反地，多重参与使得人们能够疏离。
同样的论点也可以应用于猫鼬及其捕食者，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应用于整个自然世界。项目经理在评论观众对《蒙哥家族》中的猫鼬被例如军雕猎杀时的反应时，巧妙地问道，如果这个节目叫《军雕家族》，重点刻画那些渴望食物的雏雕，观众会有什么反应？这种更广泛的公正感引起了科学不干预这一艰难的问题上。KMP的明确政策区分了研究与自然原因的影响：因此，为瘦弱的幼崽喂食或吓走捕食者是不可接受的，而例如移除不舒适的无线电项圈则是被允许且必须的。志愿者们通常以区分人为和自然原因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差异。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规则解释起来可能相当困难：例如，在KMP到达之前很久就已经是猫鼬环境一部分的公路，是否应该被视为人为危险？
猫鼬们乐意在公路上及其周围觅食，这让志愿者们非常担忧。尽管他们会小心地通过对讲机互相通知，并常常在看到汽车接近公路旁的猫鼬时焦虑地守在旁边，但很少有人会同意驱赶猫鼬让它们避开危险。然而，当志愿者在公路旁显得非常显眼时，或许也会促使司机减速。在实践中决定什么算作干预的复杂性，恰好与理论上决定什么算作自然原因的复杂性相匹配。最终，在这些情境中，一个人的行为涉及复杂的、情境化的伦理决策，这反映了个别志愿者的个性和他们对动物的承诺，以及他们对科学疏离原则的反思性参与。互耐的日常实践也有助于将这些关键时刻铭刻在一段更长的物种间状态的协商现状中。事实上，对于志愿者来说，实践互耐不仅仅是节制有意行动，还包括有意抵消不自觉的影响（如在粗暴动作或移除过紧的项圈后发出安抚声）。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协商的行动节制，互耐可以为自然、科学、人类和其他本体论巨头之间错综复杂的哲学复杂性提供一种默认的替代方案。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志愿者们对《蒙哥家族》的观众对角色极端依恋的反感，并不简单地源自某种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致力于压抑情感和关系性。相反，从志愿者的角度来看，观众对这些动物的依恋并不是一种他们否认自己拥有的关系的表现，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缺乏的证据。正如一位志愿者所说：
“我想他们看待它们的方式与我们看待它们的方式非常不同。这些人认为它们……也许他们认为它们更像宠物，他们觉得了解它们，我的意思是，我们非常了解它们，我们确实对它们产生了依恋，我们给它们起了不同的名字……我们每天都与它们共事，我们在它们还是幼崽时就见到它们，直到它们去世的那一天。基本上是这样。但我们必须保持一点疏离，因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动物要共事，我觉得完全依附于一只动物会……会影响我们其他的工作。它们不是宠物。我的意思是，我很惊讶一些从未在现实生活中见过这些动物的人，他们只是在电视上见过它们，却如此依恋它们，这让我有点担忧，我担心有些人的生活中缺失了什么……我听说过一些可怕的事情，比如……当花花去世时，人们说他们在她去世时哭得比他们自己的亲人去世时还厉害。你知道，当痴迷达到这种程度时，我真的很担心。”
许多志愿者认为，观众对动物的病态依恋是由于缺乏对动物的实际了解，而其中有些人将责任归咎于节目本身，认为它具有拟人化和不准确的倾向。他们指出，节目为拍摄效果会替换不同的个体，存在不一致的标记，这与他们对涉及拍摄动物的了解不符。他们还反对节目对动物的简单化和道德化的描绘。
正如我所描述的，KMP的整个科学、社会和情感体系是基于一种精心平衡的参与与疏离的行为，而许多人认为，该节目粗暴地破坏了这种微妙的平衡，混淆了事实与故事、知识与情感、动物与人类。
培养参与感
带着这些批评的声音，我去采访了《蒙哥家族》的制片人。然而，再次出乎意料的是，这些电影制作人就像研究人员一样，并不符合那种疏离的符号性还原主义者的形象。在这里，参与与疏离在人与猫鼬之间关系的建立中交织在一起，虽然方式和效果不同。
起初，我觉得自己处在熟悉的领域，因为制片人强调了猫鼬很容易使人们与它们产生共鸣的显著特征：“我认为它们是双足行走的，而且它们有那种讨人喜欢的……外表，你知道的……很有趣，很多物种没有这一特点。猫鼬的脸非常适合上电视。它们的耳朵形状、外貌、行为方式，以及它们是生活在非常艰苦环境中的小动物这一事实。”
猫鼬的德语名字是“Erdmännchen”，意思是“小地人”（little earth people），这表明猫鼬的身体与人类形式相似，已经充满了隐含的道德和情感联系。制片人在评论节目的成功时表示，“这只是讲述人们可以与之产生共鸣的故事。意外怀孕、未成年子女、家庭驱逐、争斗、内部争吵等等。”
为了突出这些联系，《蒙哥家族》的宣传材料经常带有这样的标语：“一个12英寸高家庭的日常戏剧，与你的家庭很相似。”旁白由英国演员比尔·奈伊（Bill Nighy）生动叙述，详细突出了这些相似性：“现在是早上六点，像世界各地的职业母亲一样，花花是第一个起床的”（《蒙哥家族》，第一季第二集）。
这种对直接参与的关注，让观众对猫鼬产生共鸣，感到猫鼬在某些基本方面与自己相似，这正是研究人员感到不满的地方，他们在日常的物种间关系协商中深刻认识到这种直接比较的局限性。这正是研究人员所批评的“拟人化/拟人主义”（anthropomorphism）——一个重要的科学术语滥用。因此，回顾过去，我天真地以为制片人会像萨丽塔·西格尔（Sarita Siegel, 2005）在她的猩猩纪录片《失落的森林》（2001）中那样，为通过拟人化来吸引观众的策略进行辩护。
然而，让我惊讶的是，制片人在概述了猫鼬如何容易引起共鸣的各种方式后，自发地开始拒绝拟人化，使用的语言与志愿者们所用的几乎一样。这一话题首先是在我问及节目中替换猫鼬个体的做法时出现的。她同意这种“补拍镜头”有时是为了讲述故事而必要的，但她继续说道，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一直非常小心，确保完全符合科学准确性。所以我们从未编造、虚构或拟人化，你知道，我们在这一点上非常谨慎。”【我试图在这一点上进一步追问她，暗示拟人化无疑是该节目的吸引力之一，但她在这一点上保持坚定。】“同行们很容易说‘哦，那只是拟人化的垃圾’，而我很自豪，很难有人说这部作品是拟人化的，因为它实际上展现的是……真实的科学，真实的行为。我们从未说过‘它们感觉如何’或‘她认为怎样’，如果你听剧本，它总是要么暗示猫鼬们在感受什么，要么只是阐述直接的事实，由观众来填补空白。”
从某种重要意义上来说，制片人和我的谈论有不同的目的。正如凯·米尔顿（Kay Milton, 2005）所指出的，拟人化几乎总是被用来标签为一种错误地将人类特征归属于动物的行为（例如，没有人会认为说鸵鸟有两条腿是在将其拟人化）。显然，制片人并不希望被贴上这个标签，就像西格尔自己一样，她将自己为了“吸引”观众的拟人化尝试与“明确地声称或危险且错误地暗示猩猩‘与我们一样’”的行为区分开来（2005:197）。
但在语义和定义之争之外，还有更有趣的事情发生。米尔顿认为，在许多通常被称为“拟人化”的情况下，没有特别充分的理由认为将某些特征归于动物的人是在参考人性或动物性。米尔顿主张，这种情况更恰当地被称为“自我投射”（egomorphism）：“这意味着我理解我的猫、座头鲸或我的人类朋友，是基于我的感知，即他们‘像我’（likeme）而不是‘像人类’（humanlike）”（2005:259）。
米尔顿的区分在这里很有帮助。尽管制片人承认自己尽力让观众感到熟悉和共鸣，让他们觉得自己可以与动物产生联系，但她热衷于将这种行为与她认为不真实或与事实相悖的“拟人化”区分开来。拟人化会导致科学变得糟糕，而参与，或者按照米尔顿的说法，自我投射，则造就了好的电视节目。更深层次地说，制片人热衷于展示，《蒙哥家族》试图传达给观众的参与感，并非粗糙地制造出来的，而是忠实地从动物本身传递而来，这些动物本身确实非常引人入胜。毕竟，可以指出的是，猫鼬本身在字面意义上是“拟人化”的（类人形的），而它们的拟人化激发了观众的自我投射。电影制作者的角色不是制造这种效果，而是退后一步，让这种效果“显现出来”。
反过来，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又是基于制作团队自身对猫鼬生活以及科学家知识的积极参与。摄制组每天都会回看他们拍摄的素材，仔细记录他们拍摄的每一个个体，制片人甚至可能会利用KMP的数据库来补充个体的背景故事。制片人还强调了直接知识的重要性，这让人联想到人类学的主张：
“我们的大部分知识和理解都是在野外获得的，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一直是一个长期项目，你知道，我说过，我们拍摄25或26周，制作30.5个小时的节目，这些节目都是积累的知识，我们总是在发现新事物，问‘那是什么行为？’等各种问题。我认为，蒂姆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从一开始，他解释了母系社会……流浪生活——所有的基本原则、驱逐、杀婴、统治权斗争，所有这些关键行为，我们都已描绘出来。”
和志愿者一样，电影制作者们自己也首先要学会看出猫鼬的哪些方面是有趣的：
“我们整天到处走走，在你……脚下有一些棕色小动物，在你脚下的棕色的土地上跑来跑去，你会想，你怎么能从它们中找出拍摄素材？其实一切都在于进入它们的世界，理解这些关系，以及它们会做某些事情的原因。”
这种参与与志愿者的参与一样，也涉及到疏离：节制投射，允许事物在其自身的时间并以其自身的形式显现出来。因此，尽管有些志愿者怀疑节目制作人只是随意使用素材编造故事，但制片人强调，所有节目的故事情节都源于与制作人紧密合作摄影师实际记录的事件。这种合作甚至进一步扩展到动物本身，正如制片人所指出的：
“猫鼬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们能够不断地提供故事……人们曾对我说……你永远不可能从猫鼬身上拍出一个小时的节目，更别说13个半小时了……但到了第四季，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们已经拍了51集……是的，猫鼬的行为是相同的，但当这些行为发生在不同角色身上、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情境下，它实际上总是新鲜的。”
正是在猫鼬和制片人之间的某个地方，行为变成了故事，动物变成了角色。猫鼬提供了故事，而电影制作者从中挑选事件，浓缩情节，或者相反，将问题解决推迟到下一集，但他们也通过巧妙的对话、引人入胜的音乐和强有力的摄影视角来增强、翻译并展现这些故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蒙哥家族》虽然始终努力保持事实和科学准确性，但无疑也是一种“虚构”（fiction），在词源学意义上，虚构意味着被创造出来的东西，而不是虚假的东西：一种“真实的虚构”（true fiction），正如文学性转变教会我们看待民族志文本一样（Clifford 1986）。
事实上，制片人几乎同样强烈地反对将该节目简化为简单的事实传递，就像她反对节目“编造事实”的指责一样。一些对KMP中猫鼬的生活变得极为了解的系列粉丝开始写信，抱怨节目中的不准确之处——其措辞与志愿者表达的非常相似：这个情节被压缩了，或那个两只动物之间的家族关系被错误归属了。制片人对这些批评的反应是毫不含糊的：
“他们似乎相信，那里正在发生一个我们没有展示的真实、纯粹的《蒙哥家族》，是我们选择了歪曲它、让它变成其他东西。而我的观点一直是，如果你带着摄像机去那里，只是拍摄发生的事情，然后把它放到电视上，你告诉我这怎么能成为一个好的电视节目……实际上，一个纯粹的《蒙哥家族》的故事并没有发生。”
《蒙哥家族》并不是真实发生的，而是在电视屏幕上发生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现实的代表，而是一种保留事实完整性但使其易被接受的转变。这种真实的虚构的成功归因于动物行为和内在吸引力、科学家的事实和模型、以及电影制作人的创造力之间形成的牢固联系。
结论
我在本文的开头提到，人类学呼吁抛弃符号性还原主义，从人类社会的参与者和与人类实际社会关系纠缠在一起的主体的角度关注动物。但这引发了一个民族志上的问题：什么时候社会关系不再是社会关系？在我探讨的两个案例中，人们对待动物的方式不仅仅是符号性的密码；我们可以追踪到涉及的各种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实际关系——但这需要重新定义关系，使其能够涵盖其表面的对立面：疏离。
科学知识和实践通常被描绘为理性、疏离和遥远的。然而，尽管KMP的研究人员努力追求疏离和客观性，但他们实际上是通过仔细管理与动物的关系来实现这一点的：他们精心保持的礼貌和互耐的“共处”被小心地与宠物之间的“共存”互动区分开来，但他们的工作绝不仅仅是对“外在”现实进行符号性操作。
动物纪录片也常常被视为人类对自然世界单方面的强加，或被批评为自然化性别差异的父权制模式和“支配二十一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分层”的意识形态机制（Pierson 2009:238）。但对成品的这种批评并没有充分揭示其人类、技术和动物元素是如何组装在一起的。如果忽略了这些链条上的主体性分布，就会留下一个刻板印象，即马基雅维利式制片人从野兽身上制造出虚假的参与感，欺骗轻信的观众。相比之下，《蒙哥家族》的制片人评论强调了猫鼬本身的作用，它们不断提供故事，善于引发人类的参与感；科学家的作用，他们提供事实并帮助摄影师看见这些事实；以及电影制作人的创造性工作，他们耐心地将这些各种输入拼凑成一个比部分之和更丰满的节目。就像志愿者一样，电影制作人也在精心平衡参与与疏离，时而介入调整和修改故事，时而退后让猫鼬和科学家施展他们的魔力。
一旦我们将疏离视为关系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其对立面），我们就可以追踪从猫鼬到观众的整条链条：通过艰苦得来的互耐工作，研究人员得以产生猫鼬行为的描述，这些描述为节目提供了信息基础，同时也为摄像师提供了与这些毛茸茸的明星亲近接触的机会，而这些明星又通过自己的故事情节来吸引观众。观众一旦被吸引，可能会为研究项目的资金和存续做出贡献，而正是这些研究项目使整个组合成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关系被多重中介化，它们的性质和内容发生了变化，但在任何一点上都没有从“真实现实”到“单纯的再现”的神秘飞跃。
但这反过来又让观众的反应有了新的视角。粉丝们的反应无论多么极端，都无法脱离节目引发的共鸣来理解（而这又回到猫鼬、研究人员等）。该节目试图通过其他媒体（如Discovery频道网站上的官方博客）继续引发观众的共鸣，使他们能够参与并表达情感：“你最喜欢的新角色是谁？最令人震惊或最令人心碎的时刻是什么？所有博客条目的评论将在一周后关闭，所以现在发声，否则永远保持沉默！”
这种活动可能让电影制作人得到了超出预期的反响，但引发关系的危险就在这里。随着第三季中猫鼬接二连三地死去，纪录片肥皂剧作为“真实虚构”的模式开始暴露其内在的危险：虽然这些角色已经像人类肥皂剧明星一样受欢迎，但它们依然像猫鼬一样短命。最终，猫鼬依然主宰了故事情节的走向，尽管这冒着让节目陷入“令人沮丧的”下行螺旋的风险，正如一位博主所说的那样，这稍微影响了观众数量。许多观众在评论中直言不讳地指责科学家或电影制作人没有介入拯救他们的猫鼬朋友，而另一些人则只是屈服于“自然法则”。然而，还有一些人注意到这种模式的内在张力，并以更微妙的方式描绘了伦理景观。例如，在她的博客《我爱上了猫鼬卡洛斯》中，南希写到卡洛斯的死亡：
“我心碎了！我觉得自己已经认识了这个小猫鼬，我被他的调皮和迷人所吸引，他是个小可爱，后来成了勇敢、负责的家庭成员。许多人可以与卡洛斯产生共鸣——他曾经挥霍青春，但当他准备好时，他安定了下来。卡洛斯像是许多年轻人的猫鼬版本。卡洛斯很有魅力，他的去世令人悲伤……科学家在研究动物时，如果动物遇到麻烦，他们有责任帮助这些动物吗？如果牛津的研究人员知道卡洛斯感染了，为什么他们不能给他治疗呢？我想他们的回答会是，他们在那里是为了观察，而不是干预他们研究的猫鼬社会的运作和结果。但观察不是改变一切了吗？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录像带卖给一个要编辑它们并为其配上拟人化解说的电视台，让解说着重刻画每只出现在镜头中的猫鼬的独特个性呢？为什么要与一个把猫鼬塑造得看起来和我们相似、如我们一般行动的电视台合作？为什么要费力拍摄然后让它，乃至它们就那样死去呢？”
尽管南希的评论是基于科学家与电视台之间的错误连接模式，但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情感的产生是否也会带来责任？如果是这样，我在本文中所追踪的链条，从观众到制片人、研究人员再到动物，这种责任应该延续到多远？（关于在分布式主体性世界中的责任问题，参见Laidlaw即将出版的作品。）
或许我应该让这个问题悬而未决，但我忍不住——试探性地——建议，也许研究人员比电影制作人更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一位批判性的科学社会学家可能会指出他们拥有的权威语言：研究人员对观众批评的烦恼以及他们对节目的“拟人化”的批评，听起来都像是科学家对日益模糊的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边界发出的熟悉抱怨（参见Nowotny et al. 2001）。但正因如此，这种权威语言越来越失效。不，研究人员在面对这些责任问题时真正的优势，来自他们作为关系疏离实践者的日常经验，正如安德森所说的那样，“在疏离与参与之间，在精心培养的距离与新获得的偏好之间的辩证关系”（2001:18）。因此，关系与责任的问题已经融入了他们的日常实践中。
相比之下，电影制作人则强调直接体验和培养参与感——尽管疏离是过程的一部分，但它不应该在成品中显现出来。例如，在节目中，没有尝试突出猫鼬科学理解中的灰色地带。虽然志愿者们知道并承认猫鼬生活的许多方面仍然是开放性问题，但制片人解释说，在节目中提及这一点会在观众和动物之间插入一种距离感。科学必须以稳定的事实形式出现，而不是假设、疑问或探究，以呈现一种直接可接触、看似未加中介的猫鼬行为记录。在这种看似直接、未加中介的参与和理解的背景下，为疏离辩护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
我认为，这里对人类学也有可借鉴之处。或许不足为奇的是，鉴于我们对民族志的承诺以及我们帝国主义的陈年往事，人类学在总体上热情地接受了安德森在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70）之后所称的“怀疑的诠释学，这种诠释学认为对批判性距离的投资是一种自我谴责，将其解释为伪装的权力形式，而不是可能本身成为持续批判对象的新兴实践”（2001:8）。人类学家如此严厉地批评客观主义，认为它是一种对自己公正性的盲目信念（或者更糟糕的是，出于政治动机的伪装公正），以至于他们对研究人员尝试（在内部）从自己身上脱离出来以及（在外部）在关系中培养距离的情境化、自我批判方式几乎没有话语权。因此，人类学伦理学的辩论往往围绕参与与疏离作为独特形式的史诗般的斗争展开。
质疑这种观点绝不是在暗示人类学家应该盲目地将他们的分析或伦理映射到科学家（或电影制作人或其他任何人）的身上。相反，我在本文中的目的在于，正如安德森在不同背景下所指出的那样，一旦我们将疏离的具体、试探性和情境化的疏离培养与对绝对或纯粹客观性的要求区分开来，我们就会看到疏离有各种形式。可能很少有人类学家被哈贝马斯式的疏离所吸引，但也存在巴特勒式的疏离，尽管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追求客观性或普遍性，但在实践中，它是通过讽刺的距离、戏仿的回避、对所有形式的本质主义的无休止批判、自我与自我的不断分离来进行的。正如KMP的志愿者所知，通过多次参与、拒绝仅仅依附于一个对象，也可以达到某种疏离。如果我们一致地认真对待猫鼬、科学家、电影制作人和观众，以他们各自的方式，那么对每个群体的偏爱意味着我们只能对其中任何一个部分偏爱。正如德斯普雷特（Despret 2002:173-174）巧妙地指出的那样，礼貌意味着与他人共同生产知识，而不仅仅是从他们那里提取数据，但这也意味着在关系中仔细协商疏离。
换句话说，尽管参与与疏离的形式可以相互限制或截断，但它们也相互延伸并使彼此成为可能。主体间性可能是适当的人类学知识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有人甚至可能将其视为该学科的独特标志），但如果没有互耐，主体间性也无从谈起。如果我们将参与与疏离视为一种共生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的重要、必要、不断变化且往往微观的共同含义，我们也许能为人类学伦理找到一个更有成效的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