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之版权属于「Cambridge Encyclopaedia of Anthropology」以及原作者「Marilyn・Strathern」老师本人。强烈推荐购买此书阅读。选译此作是为了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本译稿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故，如有能联系到原作者「Marilyn・Strathern」的老师或同学，如有不便但请尝试告知原作者此事，倘若原作者「Marilyn・Strathern」先生如有任何不便，本公众号立刻删除。也请所有订阅了本公众号的读者老师、同学尊重原作者劳动成果。当然，最重要的，以下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Strathern，Marilyn.（2018）2023.“Relations”，In The Ope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edited by Felix Stein，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 in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Marilyn・Strathern（学人类学连Marilyn・Strathern是谁，在哪所大学任教都不知道？莫不是你眼里只有「双鸭山黄飞鸿」又或是「南普陀吕奉先」？脑袋里长了「人类物理学」的毒瘤！还是见佬就喜欢喊人家作义父？）雲野真実（如有任何不便请后台联系，部分译稿见豆瓣「进击的世间师」，随缘接日本人类学大学院咨询辅导）
将「关系（relation）」这一人类学主要的研究手段以及研究对象转变成一个研究主题，并且通过调查关系来研究关系，这展现了一种反思性探究精神。本词条不仅涵盖了人类学研究，还简要探索了某些哲学维度，并融合了其他领域学者的见解。然而，本词条的核心结构旨在展现：人类学家们是如何借助其多样化的应用，对关系这一概念进行了细致且具有扩展性的运用。因此，我的焦点是展示关系这一概念的具体应用，而非强调某一特定的解释或版本。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注重运用关系来进行论证和分析，而且也专注于人类学研究所关注的核心主题，即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生活（relational life）」。本词条也触及了一个长久的争议，即英语国家的思想家与欧洲大陆的思想家在赋予「术语（terms）」（这里指的是由关系连接的众多事物）权重，还是视关系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其中，术语是该整体的一部分）上存在优先级差异（译注其一）。关系这一概念因而蕴含了关于社会生活本质的多种不同假设。它与其他概念的关联同样吸引人们的关注，而随着世界的变迁，对其的解读焦点也呈现出细微的转变。
关系这一英文概念如此普遍，它涵盖了众多的应用场景。因此，在某些特定场合，人们似乎更倾向于依赖常识去理解其在具体情境中的真正含义。然而，许多人类学家同样会坚称关系是Ta们学科中一个极具特色的概念，并且Ta们对关系的独特应用方式已经在一些极为特定的方面拓展了其潜在价值。尽管在人类学中没有为关系这一概念提供专门的定义，但学界普遍认同其在论证结构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在社会人类学研究中的核心重要性。同时，人们也意识到，在讨论中引入关系这一概念通常是为了展示一种批判性的思考方式（意指深入探究以及提出质疑）。通过研究关系在人类学描述框架中的作用，我们能够发现众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在人类学领域内，无论是描述、分析，还是理论构建，尤其是在谈论跨文化比较这一人类学特有领域时，人们普遍认为揭示现象之间的关系是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因此，研究者可以阐明宗教信条在何种程度上支撑或挑战由国家提出的价值观，或是探讨新技术与人们对自我认知变化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关系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已经深刻地嵌入到了人类学学科叙事的组织架构之中。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理所当然的性质几乎与这样一种认知不可分割：即关系本就内嵌于所探究的对象之中，而观察者的任务就是将其逐一展现出来。二十世纪的人类学对「社会」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的坚守，实际上是在向世界呈现一整套复杂的关系网络。人们的行为和行动应该在其所纠缠其中的诸关系脉络下被描述、分析，并纳入理论框架。人类学家持续揭示Ta们所抽象化后的实体间的「逻辑或功能性关系（logical or functional relations）」，诸如宗教或国家；并通过强调现象间的「关系纽带（relational nexus）」，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便是「人格（personhood）」，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所设想的复杂纠葛。但同时，人类学家们也默认一个观点：无论在何地，人们都会与构成Ta们生活环境的事物、生灵、实体建立关系。最关键的是，人类个体之间建立关联的独特能力被认为是人类存在的根本真理。社会生活，正是发生在彼此之间的一切。
尽管「relation（关系）」这个词在英语中源自拉丁文「relatio」，但其原始含义并非指代一种「居间性（betweenness）」的状态，这背后蕴藏了一段值得关注的历史：关于哪些事物能够被衔接。在古典语境下，「relatio」这个拉丁词语主要是用来描述将某物带回并交给某人的行为，比如常见于答复或报告中。其实，「relatio」本身作为一个名词，用于表示动议（如提案）或叙述（编写故事）。而中世纪的哲学家们使用「relatio」一词时，是将其作为「ad aliquid」（倾向于某物）的代名词。在这里，「relatio」被赋予了一种指向性、倾向性、方向性以及顺序的内涵（Brower 2015）。中世纪的哲学家们还从Aristotle关于「类别」的论述中汲取灵感（有关人类学视角的讨论，请参考Allen 2000），从中提炼出了一个观点：这种「倾向于某物」的性质，可以被视作一种固有属性（「偶然（accident）」），它寄宿在实体内部，并且以特定的方式指向另一个实体［1］（译注其二）。中世纪哲学家们的这种思考反映了语言中常见的差异，特别是绝对术语与相对术语的区分。而后者，相对术语的产生，源自对事物的比较。这引出了对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关注，欧洲思想家们开始关注事物如何通过（比如说）相互对应或相似性来对彼此产生影响；同时Ta们也对自身的智力活动（如通过比较）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感到困惑。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欧洲的思想家们，直至近代。至于如何表述某一实体可能位于其他实体之间的问题（例如，「间隔（intervals）」），似乎哲学性的探讨并没有赶上日常用语的进展。在探讨关系如何能够被正式地表示出来这一问题上，「居间性」这一概念相对来说是比较晚才引入的。这是否与科学革命有关，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谜题（Strathern 2005：33-49）。或许，在一个逐渐形成的世界观里，为了阐明各种离散现象如何被特定的力量、逻辑或结构所连接，人们为古老的「关系」这一术语注入了新的含义，以描述这种深厚的连接。这种以关系为核心、通过参照力量、逻辑或结构来解释各种离散现象的世界观，并非没有遭到质疑或挑战。当我们追踪这种观念在英语语境中的发展踪迹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早期的现代欧陆思想家已经开始朝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探索「关系」这一概念。Descombes（2014）仔细审视了Gottfried・Leibniz针对John・Locke在1690年提出的关系定义的具体批评。Locke将关系定义为：两件事物相互参照或相互比较。这位德国哲学家（Leibniz）有一个著名的论调：
没有一个术语是绝对孤立或者脱离关系的，以至于我们无法通过关系将这一术语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事实上，如果我们对任何一个术语进行彻底地分析，我们最终都会发现它与所有其他事物都存在联系。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相对术语（relative terms）」早已「明确地（explicitly）」指出其所蕴含的「实际关系（relationship）」（摘自1704年Leibniz的文献；Descombes［2014：204］所强调）［2］（译注其三）。
这段文字隐含了这样一个观念：每一件事物都卷入了一个朝向其他事物转变的过程中。当欧陆思想家深陷于一场关于现象到底是属于真实世界还是仅存在于心灵状态的激烈辩论中时，Descombes详尽地分析了Ta们的论点，解释了这些论点对于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在经验主义的视角下，社会关系被认为是一种超越了个体实体的存在；而在唯心主义的框架内，社会关系则被视为构成个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这一问题，Locke的观点与其他来自德国的批评者大相径庭。Locke认为，关系是一种与现象外在的、具有比较性质的心理活动。然而，他的德国批评者坚决否认关系有任何彻底的内外区分，强调所有事物之间都有「真实（如上文所述）的联系」（由Descombes［2014：204］引述）；因此，在Ta们看来，每一个事物都融合了外在的关系与内在的关系。尽管在哲学领域，「外在关系」与「内在关系」的划分未来可能会变得极其复杂，但在人类学中，这种区分有时被认为揭示了一种关于实体本质优先级的核心真理。有些人认为，实体本身是预先存在的，是独立的个体，其本质不会因为与其他实体的关系而发生改变。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实体是通过彼此之间的关系来被定义和构建的，它们无法脱离这些关系而独立存在。例如，通过观察人类学家是如何搭建Ta们的论述框架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观点是如何塑造人类学家们所认为需要阐释的主题的。而从现代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外在关系」与「内在关系」这两种不同的观点都有可能引发一些批判性态度。首先，「通过观察一个事物与其周遭环境的（外在）关系从而描述它，这种方法确实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使我们能够认识到该个事物的现实」（Descombes 2014：204-5）。将事物放置于特定的脉络之中，打开更为宽广的视角，揭示行为、事件、结构和预设等多个方面之间的深刻联系、潜在影响，以及可能导致的、未曾预见的后果，一直是传统民族志专著所致力于追求的目标。因此，要充分理解Zande巫术卜辞的实质，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一个关系纽带中，其中涵盖了王室政治、亲属关系的构建，以及因果逻辑等方面（Evans-Pritchard 1950［1937］）。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部分・描绘整体关联（merographic connections）」（Strathern 1992）这一构想的强大吸引力。这一观点形式化了英语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它指出，不能简单地将任何事物视为某一整体的部分，因为从不同的角度或立场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将其重新定义为另一整体的组成部分。例如，即使从某些角度来看，「宗教」和「国家」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分析上保持各自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体现在它们能够与社会生活中截然不同的其他方面建立关系。比如，有时候，「神秘信仰」或「人口统计数据」可能会被视为「宗教」的一部分，而不是「国家」的一部分。其次，将关系视为一种始终无所不在的存在，为人类学的论述提供了一套全新的词汇体系，这套体系对那些极度依赖于对现象进行离散性认知的本质主义分类方法提出了挑战。由Lucien・Lévy-Bruhl所提出的「参与（participation）」这一理念，成功吸引了Sahlins（2013）的密切关注。我们习以为常地认为，所有生灵先天就已存在，随后它们才开始参与各种各样的关系。然而，Lévy-Bruhl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参与本身就是生灵得以显现和存在的必要前提（Sahlins，2013，33-34）。亲属关系可作为Sahlins观点的典型示例，其中，亲属位置之间的差异已经被内化，或者更准确地说，被溶解在彼此存在的相互关联性之中：具体而言，一名男子之所以是「母亲的兄弟」，正是因为他的存在与他「姐妹的儿子」的存在相互关联（关于这方面的民族志案例，参考Bonnemère 2018）。人们通常将「内在关系（internal relations）」这一独特的理论归功于Karl・Marx。政治学家Bertell・Ollman（1976）阐释了Marx的这一理论观点，他指出：Marx认为事物之所以能发挥其功能和作用，是因为它们与其他事物建立了时空纽带。而将这种纽带视作事物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将这种相互依存内化后的产物［3］。Descombes（2014：197）对这一议题有着精辟的总结，他指出：「外在关系」理论主张，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关系的任何变化仅仅反映了其所处环境的变化，并不代表其固有属性的改变；相对地，在「内在关系（internal relations）」的观点看来，这样的变动直接影响了事物本身的属性。显然，人类学家对这些概念的敏感把握突显了Ta们对其他本土概念以及与「关系」相关的概念的浓厚兴趣，即使这种关注在学界仍然比较罕见（e.g.Corsín Jiménez&Willerslev 2007）。
当我们为分析的目的进行阐释时，可以清晰地看到「关系」与其他名词性概念并列，共同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概念领域。本节将进一步探讨一些具有指导性的用法。我想要强调的是，我在这里所展示的是人类学的多元用法，比如涵盖了从认知关系到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而非仅仅从一个狭窄的视角来审视所有的内容。无论是明确地描述现象之间的（外在的）关系，还是探讨由关系（内在地）构成的现象，这两个方面都有可能被包含在「关系」这一概念的定义之中。因此，我们可以将「关系・之间」想象为由「术语」和「关系」本身共同构成，其中这种关系的确立，必须借助于对其所连接的「术语」的参照。其次，无论是术语还是关系，都可以进一步进行内在的细化和区分。在术语的内部维度中，将一个实体视为是「相对于（in respect to）」另一实体时，其自我指涉的「身份（identity）」概念会受到影响并发生变化，这种情况暗示了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相互依存性（译注其四）。在概念细化的过程中，这种情况便会显现出来。以「魔法（magic）」为例，我们需要明确指出我们讨论的是「巫术（witchcraft）」、「占卜（oracles）」，还是两者都涉及（这三个词汇均在Evans-Pritchard的著作标题中出现）。而在关系的内部维度中，我们有必要在「关系（relation）」、「实际关系（relationship）」和「关联（connection）」之间做出区分，这点我们不久之后将进一步探讨。这些策略，包括考虑「术语加关系（terms-plus-relation）」模型以外的其他可能，往往都蕴含着批判性意图。Descola（2013）与Viveiros de Castro（2014）近期被翻译的著作为此提供了典型示例。在探讨身份和实际关系作为个体和集体行为的基础架构时，Descola揭示了一个理论上引人入胜的可能性，它隐藏在术语和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具体来说，不同的宇宙论倾向于强调这两者中的哪一方。由此，Descola为我们带来了一种「对现存实体间关系模式进行组合分析（combinatory analysis of the modes of relations between existing entities）」的视角。这也使得他开始着重强调生物与事物之间的「外在关系（external relations）」，而不是抽象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internal links）」。对于那些早期的模型，Descola的批评比较委婉，没有进行直接指名道姓。相比之下，Viveiros de Castro明确地驳斥了那种单纯依赖于「术语」的「关联」或「术语」的「结合（conjunction）」的观点［4］。借鉴Gilles・Deleuze的术语体系，他断言：「人类学核心概念：『关系（relation）』；其未来，其方向将取决于该学科对『差异（difference）』、『多元性（multiplicity）』、『生成（becoming）』以及『析取综合（disjunctive synthesis）』等概念的重视程度」（2014：170）。这些旨在重新思考关系的替代性框架，直接对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即关系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它们所形成的紧密联结或依附关系之中。那么，让我们再一次回顾并探讨一下关系这一概念是如何被细分的。有论者明确提出，我们应当在「关系（relation）」和「实际关系（relationship）」之间作出区分。例如，Moutu（2012）试图摆脱对关系在认识论层面的过度关注。因为在涉及人的情境下，这种认识论遮蔽了「实际关系」的存在性特质。一个思考者所从事的诸如「关联（connection）」、「联想（association）」、「相似（resemblance）」、「比较（comparison）」等关系实践，并没有触及到他所描述的那种赋予实际关系无限存在属性的必然性和超越性［5］。这正是他通过对Iatmul族群的人类学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深刻教训。在Iatmul族群中，大哥和弟弟「作为一对兄弟的互联（related as a pair）」并非偶然形成的，这种「关联」是必然存在的；而且，由于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方的另一种形式，Ta们的「实际关系」超越了Ta们作为独立个体进行「互联（relating）」的「外在性（externality）」（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也超越了Ta们作为「自相似存在（self-similar beings）」的身份认同。这种「实际关系」永不停息，部分原因在于它的过程性特征［6］。对于另一些学者来说，区分「关系」与「关联」显得尤为关键（在这里，如何从认识论层面去解读关系，以及如何从人际层面上理解实际关系，这两者的差异似乎已不再是焦点）。即便我们遵循18世纪英语的用法，人类学家们（本文的作者也不例外）往往会将「关联」作为「关系」的同义词来使用，然而，这种细腻的区分仍然能够带来更为深刻的批判性洞察。在探讨全球化问题时，Feldman（2011）提出了一种观点，他强调了将「关系」与「关联」作为方法论工具进行明确区分的重要性。尽管某些行动者并未关联，Ta们仍可能通过「间接的社会关系（indirect social relations）」彼此相连。这种关系是通过某种装置、或如监控系统、拘留中心以及追踪移民路径的统计操作这样的「多元抽象机制（variety of abstract mechanism）」来介导的。换句话说，关系对行动者产生的影响，以及它们给行动者带来的问题，远远超出了行动者彼此间关联所能涵盖的范围。想象一下，如果我们采取一个超越尘世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这种观点可能会激发对于跨越不同世界间沟通可能性的深入研究。这种探索有可能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反思，并细致地区分「关联」和「关系」之间的细微差异。Battaglia（2005）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思考，探讨了人们如何将「关联」误解为「关系」。她将这一情境与信息网络的构想做了比较，这些网络异常繁密，以致于它们遮蔽了「关系性工作（work of relationality）」的真实面貌，即将孤立的「关联」行为误认为是社会交换的具体体现。在她的阐述中，「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及其所伴随的努力与简单的「接触（contact）」或「邂逅（encounter）」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揭示了一种独特的现实秩序。
社会关系这一术语在20世纪的英国社会人类学文献中频繁出现。有时，人类学家们用它来明确区分「社交性质的关系（relations of sociability）」（涉及个人间互动、交易、义务的基调）、与「制度或系统性质的关系」（如经济、政治、性别关系）。举个例子，当Douglas（1970）探讨如何将信仰「互联（relating）」到社会结构的主导层面时，她便使用了基于这种划分的术语。在其他情境中，「关系」这个词激发了对社会生活整体的思考，它既被看作是「社会」这一概念的一个构成要素，又有时候抛开了与「社会」相关的特定含义，体现为「社交性（sociality）」。这类关系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可以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它涵盖了人类个体自身的独特要素。Radcliffe-Brown在1940年发表的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其标题恰为「社会结构」，便是与此相关的探讨。Radcliffe-Brown（1952：［1940］：188-204）将「社会结构」巧妙地界定为一个构建在「实际存在的关系」之上的网络。因此，他竭尽全力去区分那些非社会性的实体：如「个人（individual）」：与那些在分析意义上可以视为该网络节点的实体：「人（person）」。Radcliffe-Brown的参照对象是真实存在的人；当被视为一个「人」时，该存在便同时被视为「社会实际关系的复合体（a complex of social relationships）」。因此，「人」被视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他强调，从结构的视角出发，我们需要研究诸如宗教、政府等社会现象如何与社会结构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这里，「社会结构」被明确定义为「人与人之间，及人群与人群之间关系」［7］。在人类学中，亲属关系经常被视作「内在关系」的经典示例［8］。Radcliffe-Brown明确指出，亲属结构是由具体的二元关系，如「父子关系」或「一个人与其表侄的叔侄关系」等构成的。这些关系是构建社会的基石。Radcliffe-Brown对二元关系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谱系位置间的交互上，这确实让随后的人类学者因为他对谱系理论的偏爱而感到了一些迷惑。但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在做一种努力：探索如何将个体视为关系中的一部分（在这里，这些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模糊不清、外在的）。与20世纪初那些看似随意的习俗描述相比，Radcliffe-Brown对社会关系的明确阐述具有深刻的批判价值。当我们观察到特定的行为或实践时，我们可以将其放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脉络之中，而这个脉络正是由关系的有序组织所构成的。实际上，这种将具体案例置于宏观脉络的分析方法，早已在亲属术语的分析中得到应用。这种对组织（或「结构」）的假设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将社会生活的无数层面进行明确关联的能力。以Goody（1962）为例，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西非的详尽案例，其中深入探讨了血缘群体的构成、继承法则以及丧葬习俗。在西非，丧葬制度主要关注的是死后权利和义务的重新分配，这一分配的准确执行完全取决于对「社会人」这一概念的定义。而「社会人」的定义，则是在现实关系中，通过双方对彼此期望的相互影响和塑造得以形成的。在探寻一个社会内部各种社会制度的相互关联时，我们往往也会涉及到跨文化的比较分析。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制度在当地社会架构中的位置，对如母系继承和巫术等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在这个层面上，「相互关系（relations between）」这一概念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我们根据相似性和非相似性（在这个语境下，指的是差异）来进行各种独立现象的比较研究，而且还在这种比较的框架内孕育出了将「社会」和「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可能性。然而，这种方法也因其对事物离散性的预设而遭到了批评（译注其五）。在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中，「离散比较（disjunctive comparison）」（Lazar 2012）方法日益受到重视。通过这种方式，批判性思考逐渐浮现，质疑那些对研究对象持有武断评价（针对什么是或不是研究对象的任意评估）的观点［9］。然而，也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任何比较性的分析手法本身就蕴含着生产批判性结论的潜力，因为将不同的社会或文化现象结合在一起，就会引导观察者从新的角度来审视问题。在Locke对「关系」这一概念的定义中，他认为「比较」是「关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要素。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世纪的哲学家们而言，「comparatio（比较）」这一术语几乎可以说是与「relatio（关系）」这一术语同义。毋庸置疑，在自1945年起Lévi-Strauss与Radcliffe-Brown之间展开的著名学术争论中，Lévi-Strauss对「关系」这一词的重新诠释不仅为他自己赢得了有力的支持，同时也对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Lévi-Strauss 1963）。以「血缘群体」的可视化颠倒为例，我们能观察到一个清晰的对比。在Radcliffe-Brown式的社会人类学视角下，这一现象或许会被呈现为一系列基于家谱、相互独立的「亲属群体」，它们通过「婚姻联盟」和其他形式的关系建立起相互依赖的纽带。然而，在Lévi-Strauss的视角下，这种描述更可能被看作是一种对「外在关系」的阐释，虽然这并不是他本人所使用的术语（译注其六）。Lévi-Strauss将「姻亲关系（affinity）」纳入「亲属关系」的基本单元，这是为了展示这种姻亲联盟在整体关系组织中是如何被内在预设的（译注其七）。「分析永远不能仅仅关注这些术语，而是必须超越这些术语，深入探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Analysis can never consider the terms only but must,beyond the terms,apprehend their interrelations）」（Lévi-Strauss 1978：83）。整体先于部分存在，因此必须从整体着手，即从部分之间的关系开始［10］。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在不特意强调「关系」这一概念的情况下，仍然突出群体生活中的互联性和联合特质（Latour 2005）。实际上，民族志的记录向我们展示了无数种方式，借助这些方式，我们能够想象到各种实体在各自的境遇中是如何「相互牵连（entailments）」或「相互纳入（enrollments）」的。的确，观察者可能会对这些现象进行整理，并将其划分为各种「关系」的类型，即使在本土语境中可能没有完全对应的术语。正如人类学家可能会使用「文化」或「系统」等术语来描述社会结构，虽然当事人可能会以其他方式解读这些结构，或者Ta们可能根本没有形成「结构」这一概念。这便成了一种理论上的选择，需要将途中的每一种可能性和细微的差异都纳入考虑：是否「关系」早已存在，只是名字未被提及？又或是得益于人类学家的敏锐观察，这些「关系」才被明确并得到认知。例如，在那些将「关系」视为核心概念的人类学语境中，特别是在英国的讨论中，谈到「关系」就意味着强调那种把不同层面的实体「聚合」在一起的能力。在这样的视角下，探究关系被认为是一种研究方法，它能够帮助我们触及那些不容易立即发现的深层次内容［11］。揭示某个特定现象的关系维度，同时也能成为一种经验性的批判手段，用来对那些未能充分认识又或是倾向于低估现象之间相互联系重要性的世界观提出质疑。
在当前的人类学领域，有些学者比其他人更加强调揭示「关系性（relationality）」的重要性。无论在哪个体系或背景下，这种对关系性的关注通常都是针对那些主张事物内在本质或自我身份的实证主义的直接反驳。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批判性的态度。一般而言，学者的任务是开展「互联的叙事艺术（the narrational art of relating）」，自然而然地去追求「认识论上的关系」；更为关键的是，对于那些同时身为民族志作者的人类学家来说，这种追求与Ta们对社会关系的特别关注是一致的。同时，我们不应遗忘Ta们作为对话者与人们之间的实际互动。因此，强调关系重要性的学术趋势，不仅局限于使用跨文化民族志来揭示（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类学家在其母语中存在的认同偏见［12］。当人类学家谈及「关系」时，首先映入心头的往往是「人」；即那些不可避免被卷入关系世界的生灵。在任何特定的社会架构中，无论人们是将关系视为已经存在，还是看作需要通过不断地创造来建立，这一观点都始终是通用的［13］。不论个体以何种方式认识到自身在Ta人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Ta们都会投身于相应的关系劳作，致力于维护、驳斥、重塑或彻底转变自己与Ta人之间的关系。正因为人际关系的这种可塑性和超越性，Pina-Cabral（2017）指出，实际上，将其作为类比，用以理解更广泛存在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或「处于关系中的存在（being-in-relation）」这一概念，并不是特别恰当［14］。相比之下，人际的（或称「社会性的」）关系呈现为了一种特殊的实例。这是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是通过互动和认同来构建的，这与那些仅仅依赖于「可供性（affordances）」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5］。这一点，其实也为我们理解日常用语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在英文语境下，「relation（关系）」及其相关词「relative（相关物）」同样常被用作口头表达亲属关系的专用术语。这种用法在习语层面上为「关系」一词（首先）强调联系和依附的倾向，而非断裂或割离，提供了支持或依托。这与家族纽带通常被赋予了的积极情感（而非负面情感）是一致的［16］。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实际工作中，人类学家受到了这些价值观的显著影响。特别是在揭示现象「之间（between）」或「之内（within）」的关系时，Ta们通常会体验到一种积极且充实的成就感。人类学家们将各种不同的实体和存在整合到更广阔的语境中，这个过程被称为「积累关系（accumulate relations）」，它被诠释为一种渐进的、累积性的活动。这可以视为一种文化层面的洞察。我们同样注意到，在人类学的讨论中广泛应用的「亲属关系（kin relations）」这一英文词组，往往使得对关系的分析性概念化变得模糊不清（这种情况与Pina-Cabral所描述的「普遍关系性（general relationality）」密切相关），并且使得我们辨识亲属间互动中展现的互惠性或反身性与之间界限变得复杂（译注其八）。无疑，不同的论证立场在强调关系时，不可避免地会有所侧重。有的观点强调亲属关系存在于独立个体之间，有的观点强调亲属关系体现在Ta们相互间的自我定义，还有的观点试图将这两者混合在一起。然而，即便存在这种理论上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可能最终增强了「关系」作为一个普遍概念的内在力量。有充分理由去保持对人类学家所运用的关系术语的专注和坚持。这么做可以帮助我们整合来自生命科学和其他领域的丰富语言资源，以共同应对现今复杂而迫切的生态危机。随着我们对这个世界（作为生物、物理和社会实体）的脆弱性有了新的认识，认清各种实体和存在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且迫切［17］。在探讨「关系」这一概念时，我们其实是在谈论一个不仅简洁而且内容丰富的术语；事实上，它的存在几乎遍布于我们所到之处的一切。跳脱出本文常见的内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Barad（2007）坚定地提出，不存在任何能够从现象之间的「内在互动（intra-action）」中抽离出来，独立存在的现象。人类学家可能会进一步强调，当前依旧有许多想象的世界忽视了这些实际情况，因此我们仍然有大量的批判性工作等待去完成。因为，除了其他因素，这种倡导「关系」的观点，并没有消解在构建关系术语时所隐含的（术语间）基本相似性的预设。从人类学的意义上来说，这与修复政治的行动主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联（Danowski&Viveiros de Castro 2017）。这样构思出的「关系」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对抗英语主导的政治实践领域中一种流行的要求，即认为政治行动应当通过揭示参与各方之间的共同利益或相似之处（在此语境下指的是关联）来予以推动。这些要求未能妥善处理那些建立在差异与分化基础上的集体协作形式的社会互动。而人类学作为所有学科中的一员，正好在这一领域拥有独到的研究视角和专业知识［18］。Haraway（2003）指出，无论在哪个尺度上，关系都与显著的他者性紧密相连。她对互联的阐释，具有隐性的政治色彩。
本词条探讨了人类学家在其研究实践中对关系这一专业术语的运用方式。Ta们有时自然而然地使用它，而有时则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对关系这一术语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和定义。这些方法既与社会思潮交汇，又凸显了该学科对人们生活中的集体或联合维度的传统关注。我探讨了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并关注了这些观点如何被反复提及。显而易见，一个在这些探讨中贯穿始终的主题是，阐述「关系」将在辩论中引发了一系列批判性沉思。20世纪的人类学家和生态学家Gregory・Bateson曾有言：「人是不可能不参与互联的（is that one cannot not relate）」［19］。这样看来，近期的一些文章批判性地审查了「关系性（relationality）」（尤其是在社交或人际互动方面）如何似乎无处不在地融入了人类学的描述，显得格外有趣。举两个例子来佐证［20］。Candea等人（2015）在2015年的研究中，对人们通常将积极情感赋予「关系」这一现象进行了解析，这种行为不仅不可避免地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紧密纽带的美好，还突显了双方在互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相互依存性。与此相应，Candea等人的研究专注于对社交生活中的疏离与断绝进行重新审视。Ta们深入探讨了分离与保持距离的策略（这其实是关系的另一种呈现），并进一步讨论了这些策略在政治和伦理上的意义。另一方面，Holbraad和Pederson（2017：242-81）则探索了关系之后会有什么。他们主张，通过将关系强化至几乎难以识别的程度，我们能够以那些外表看似「非关系性」的民族志时刻为例，描绘出一种潜在的「后关系性」转变的轮廓。在这项研究中，Holbraad和Pederson重新发掘了一种根植于本土文化的、回归白话的关注个体的方式（以他们举例的基督教为例）。这种关注方式将个体视作一种有能力切断社会关联的独立实体。这种独立性为个体提供了对关系这一概念本身进行革命性批判的潜力，从而使关系能够不「受制于（owned by）」或「围绕（to be about）」社会关系而存在。正如这些叙述所暗示，我们还有更多的事物需要互联。
（1）这里的意思是英语国家的思想家和欧洲大陆的思想家在理解和解释「关系」时的一个根本性分歧。英语国家的思想家更倾向于关注关系中的「术语」，这里的「术语」指的是在一种关系中被关联在一起的事物。例如，在「师生关系」这个例子中，「师」和「生」就是这种关系的「术语」。而欧洲大陆的思想家则更看重将关系视为一个整体，并认为这些「术语」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在具体一点：英语国家的思想家，当Ta们讨论两个或多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时，Ta们更关注这些事物本身。比如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Ta们会分别看父母和孩子是谁，Ta们是如何互动的。另一些人，通常是欧洲大陆的哲学家，Ta们在讨论关系时，更倾向于把这些事物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看作一个整体。继续刚才的例子，Ta们不仅仅关注父母和孩子各自是谁，还会更多地考虑「家庭」这个整体是怎样的，父母和孩子是怎样在这个「家庭」这个整体中互动的。其实说白了就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差异，只不过Strathern牛逼之处在于她从关系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差异。
（2）就哲学而言，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accident」是一个特殊的术语，指的是某个实体或事物的非本质属性或品质。与「本质（essence）」相对，「accident」指的是那些可以改变而不影响事物本质的属性。例如，一个苹果的颜色可以改变（从绿色变红），但它仍然是一个苹果。
（3）举个例子以说明「相对术语」：考虑「兄弟」这一术语。这个词本身就隐含了一种关系，即指两个或多个男人之间的亲属关系，Ta们共享至少一个共同的父母。当你听到某人说「他是我的兄弟」，这个句子中的「兄弟」这个词就直接表明了两个人之间的亲属关系，无需更多解释。在这个例子中，「兄弟」这个词就是一个「相对术语」，因为它明确地指示了其中所包含的关系（即亲属关系）。这个词本身就承载了关系的含义，使得听者能够直接理解这种关系，而不需要其他信息。这就是「相对术语」能够「明确」指示它们所包含的关系的意思。
（4）举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可以考虑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假设有两个国家，国家A和国家B。当我们单独考虑国家A时，我们可能会关注其经济、文化、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身份」。这种身份是国家A自我指涉的，与其他国家无关。但是，当我们开始考虑国家A和国家B之间的关系时，国家A的身份就不再是单独存在的了。比如，如果国家A和国家B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那么国家A的「身份」就会受到这种关系的影响，变得与国家B相互依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A的经济可能部分依赖于国家B，其文化也可能受到国家B的影响。因此，国家A的「身份」在这种关系中变得更加复杂，不再是单一的、自我指涉的，而是与国家B有着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
（5）虽然将「社会」和「文化」看作离散的单元有助于我们进行比较和分析，但这种方法本身也存在着被批评的空间，即这种方法可能过于简化了复杂的社会现象，忽视了事物之间的连续性和相互作用。
（6）这段文字讨论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人类学视角下，对「血缘群体」（即通过血缘关系相连的家族或氏族）的理解和描述的差异。在以Radcliffe-Brown为代表的社会人类学观点中，人们倾向于将血缘群体视为彼此独立，但通过婚姻联盟和其他社会关系相互依存的实体。例如，两个氏族可能通过婚姻建立联盟，一个氏族中的男性可能会娶另一个氏族中的女性为妻，这样两个氏族就建立了联系，并相互依赖。而在Lévi-Strauss的视角中，这种描述更像是在谈论血缘群体之间的「外部关系」，即这些关系是从群体外部建立的，而不是内部固有的。这种观点强调的是群体之间关系的构建，而非单纯地互相依存。
（7）Lévi-Strauss认为姻亲关系（如通过婚姻建立的关系）不是外加在血缘关系之外的，而是亲属关系系统内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婚姻为例，它不仅仅连接了两个人，还连接了两个家庭，这种联系是整个亲属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说得阴谋论一点，婚姻并非发生在两个个体之间，而是两个亲族在交换人口。
（8）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关于英语短语「kin relations」在人类学中的使用。Strathern指出，这个短语有时可能使人忽视或混淆了关系的分析性概念化与亲属间互动的实际情况之间的区别。为了进一步说明，让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正在研究两个不同的文化A和B。在文化A中，当人们说起「kin relations」时，Ta们指的是家族成员间的具体交互和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关系，例如兄弟之间经常一起出去玩，或者姐妹之间分享秘密。而在文化B中，当人们讨论「kin relations」时，Ta们更多地考虑的是关系的定义、分类和特点，例如将远方的堂兄弟定义为「外部家族」，或者认为与母亲的关系比与父亲的关系更为密切。当一个人类学家使用「kin relations」这个术语时，Ta可能会在不自觉中混淆或忽视文化A和文化B中这一术语的不同意义和应用。Pina-Cabral提到的「普遍关系性」是一种更为广泛的、不局限于具体文化背景的对关系的理解，而亲属间的实际互动则更具体、更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境相结合。简而言之，这段话指出了一个概念在特定学科中可能存在的歧义，以及如何更准确地使用和理解这个概念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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