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xicon：現代人類学』：『物的人类学』（2018）
文摘
文化
2024-09-01 13:19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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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在文化（社会）人类学（以下简称「人类学」）领域，对于宽泛定义的物质文化，乃至涵盖人工物、生物、自然物在内的各类「物」的关注明显增强。这一趋势不仅是多元研究及其概念化的产物，更可视为一项富有远见的尝试，其目标在于批判性地重新审视自René・Descartes以来近代西欧学术和世界观的主导范式，特别是这些范式如何界定主体与客体、人与「物」、以及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本文所关注的「物的人类学」虽然体现在各个相对独立的研究者的不同研究之中，但也有时会聚成一些相对松散的学派或研究团体。在20世纪后半以来的欧美研究动态中，尤为值得一提的代表性研究无疑包括Arjun・Appadurai、Daniel・Miller、Alfred・Gell以及Bruno・Latour的诸多成果，以及受其影响而日渐涌现的一系列学术贡献。首先，Arjun・Appadurai等学者强调，「物」在「社会生活・生命（social life）」的层面上应与人类一样受到关注。他们进一步指出，在不同的脉络之下，特定的「物」可能会进入或离开商品的状态，即或商品化或去商品化。从这一角度出发，他们提出了一种研究途径，即集中关注「物」，并追踪其在多样社会环境中的变迁轨迹。紧接着，Daniel・Miller则以他对「物」的「物质性（materiality）」的高度关注而备受瞩目。在这一框架中，他观察到，商品和其他「物」虽由人类创造，但反过来，人类在消费过程中也受到「物」的塑造。因此，Miller以及同领域专注于物质性研究的学者们集中精力探讨的，就是物与社会是如何相互构造和影响的。接下来，在近年的人类学关于「物」的研究范畴中，不得不着重提及两个不可或缺的主题。一是Alfred・Gell关于艺术为核心议题的探讨（Gell 1998）；二则是以Bruno・Latour为中心的著名「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简称ANT）（Latour 2008）。在这些研究中，对传统思维方式进行了颠覆，即传统上仅将行动主体性或「施为（agency）」归属于人类。Gell和Latour等学者从非人类（即人类以外的实体）的施为这一新颖问题出发，转而集中精力探究人类与「非人之物」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以及由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构成的对称性网络。在人类学领域，关于「物」的研究正在呈现一种回归趋势，这种转向也可被视作是对语言学家Ferdinand・de・Saussure之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哲学家Jacques・Derrida等人主导的「语言学转向」所持有的某种距离感的体现。在这一「语言学转向」中，语言、符号以及文本性质的优越性和重要性通常受到强调，几乎排除了文本以外实体的存在性。受此影响，自1960年代至1980年代，在人类学研究中，一种倾向是借助语言模型来解读物质文化，将「物」的含义视作符号或话语，以便进行解析。尤其在象征人类学和诠释人类学的流派中，「物」常被理解为富有意义的符号、象征或文本模型。在这样的框架里，人类学家的任务被定位为一种解码活动：解析工艺品或墓葬装饰意味着什么，或者探究房屋和聚落布局的含义是什么。在这一脉络下，这些「物」成了反映或揭示特定社会中的亲属关系或社会联系的媒介，或者成为被赋予某种象征或文化含义的载体。作为对先前论述的回应与批判，Alfred・Gell和Bruno・Latour等学者的观点值得特别关注。Gell在人类学对「艺术对象（Art Objects）」的探讨中，有力地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他认为，这些艺术品不应仅被看作是需要人类学家去解码其象征「意义」的符号或文本。相反，Gell倡议我们应将其视为能触发观者一系列感情和感观反应（从畏惧、魅惑到恐惧）以及能激发相应行为的行为媒介（Gell 1998）。在Bruno・Latour及其所倡导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简称ANT）的讨论中，「施为」亦成为一重要的论点。Latour对传统二元论中长久以来沿用的主体与客体、人与非人的对立观点提出了批评（Latour 2008）。在ANT的理论框架下，人与非人之间应当被赋予对称的重要性。该理论主张，施为并非仅为人所独有，而应视作散布在由人与物共构成的关系网中的存在。在这一关系网络内，无论是「物」还是人，只要参与其中，便具有同等价值。最后，在这里我有意简要地触及一下日本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在日本，由川田順造发起的「技术文化」以及对「物与身体技术」的深入考察，再加上吉田憲司关于博物馆展示在内的物质文化研究，均表明了物质文化领域一直是一个持续受到重视的议题，至少直至20世纪末期。进一步来说，在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通称AA研）作为基地的「资源人类学」研究项目中，尤其以小生产物研究小组（代表：小川了）和认知・加工研究小组（代表：松井健）为中心，对物质文化在更广义的范畴内也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已经被综合和总结在一部翔实的成果论文集中（内堀 2007）。在日本的人类学研究领域，由本文作者床呂郁哉主导的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简称AA研）「物的人类学研究」项目（通称「物研」），及其成果论文集（床呂・河合 2011）应被视为「物」或广义上的物质文化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成果。该成果论文集是一项由文化人类学家、生态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灵长类学家组成的跨学科合作研究成果。该论文集不仅重新评估了长期在传统人类学领域中相对边缘化的物质文化研究，更进一步提出了通过全球各地「物」与人类关系的民族志研究，重新审视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概念框架。例如，该论文集批判性地重新审视了在现代社会中通常接受的狭义的「物」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全球各地具体案例的考察，以探索一个全新的「物」的理念方向。这一深入的反思也包含了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问题意识：有可能架起人类学内部的理论和制度性分歧，如「自然・文化（生态系与象征系）」和「文化（社会）人类学・自然（生态）人类学」等，提供一个沟通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