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S词汇地图』：「自然」（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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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3 07:15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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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Douglas和其他学者曾从「社会学的Kant主义」的角度探讨了部落固有的社会结构与其宇宙观信仰之间的联系（2）。随后，Ta们进一步分析了特定群体的风险感知与其组织结构的关系。这表明，如果科学家集体及其理论之间也存在类似的联系，那么这些集体的社会学特性便能为其理论提供解释。这正是David・Bloor所倡导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的核心思想（3）。尽管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论述可能难以令人信服，但在当时，它们具有极大的颠覆性。此外，Bruno・Latour便坦言道，他与David・Bloor的辩论将深刻影响后续的研究者：这场辩论促使人们将科学实践看作社会实践，并推动了基于经验的研究计划的发展（4）。正是这些贡献和影响，使得David・Bloor所在的爱丁堡大学至今仍被广泛认为是欧洲科学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中心。科学技术社会论虽然与「社会学的Kant主义」理论基础迥异，但正是这种差异激发了科学技术社会论内部的理论辩论。其中，Michel・Serres的思想不仅是这一领域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还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逐步发展为了影响深远的行动者网络理论。Michel・Serres，起初以数学为根基出道，在他完成了一篇关于Gottfried・Wilhelm・Leibniz的博士论文之后，逐渐开始涉猎并发表了多部融合科学史与文化史的作品（5）。这些作品用极具诗意的方式探讨了科学、社会与文化间的复杂交织，并且已有不少著述已经被翻译成了日文。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尽管Serres的思想在某些领域影响深远，但他的作品在英美地区的影响力实则颇受限制，部分原因是这些作品并没有被广泛地翻译成英语（6）。虽然整理Serres庞大著作中的基本概念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但从对科学技术社会论的影响来看，首先，自然及其自然科学研究始终是Serres关注的核心。在他的理论中，物质的特性始终被置于前景，远远超过了对意识或对语言的考量。其次，Serres并没有将自然科学视为一个孤立的体系，而是将其放在了其与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复杂互动的框架之中。他所采用的方法摒弃了传统的历史发展论，甚至毫不避讳地并置了不同时代的讨论。这种独特的视角使得Serres提出了许多新潮的概念，比如「赫尔墨斯」、「噪声」、「准客体（quasi-object）」以及「自然契约」（这个概念可以与Bruno・Latour近年的盖亚研究相比较）。其中，尤为关键的是「转译」这一概念。这不仅是他众多著作中的一个标题，也是他用来描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关系的桥梁操作（7）。Michel・Callon曾在巴黎聆听过Michel・Serres的讲座，随后，他突发奇想，决定将「转译」这一概念应用于诠释他当时正在研究的法国电动车开发中的两种对立立场。这一思想的创新标志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诞生，成了一个里程碑式的瞬间（8）。再往后，这一理论进一步融入了更多元的元素并持续扩展，但归根结底，其理论框架几乎完全源自Serres的思想（9）。这一框架对自然（物质性）的强调了超过对意识以及语言的重视，突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之间的紧密联系。此外，通过「转译」这一概念，在跨学科操作中，发生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重新配置（准客体）以及相互依赖关系开始受到重视。这种独特的历史观也通过分析不断变化的网络关系得以展现（10）。然而，尽管Michel・Serres的学术背景深植于数学，并且对理论科学抱有浓厚的兴趣，但他在经验性实验科学的具体操作上的涉猎相对不足。因此，要将Serres的理论框架转化为经验性的科学技术社会论研究，还需更深入地探索实验科学的具体实践以及科学之外其他领域的经验性研究（11）。然而，尽管Serres本身出身数学，且对理论科学有浓厚的兴趣，但他对经验性实验科学的实际操作却显得不够深入，因此，若要将Serres的理论框架转化为实证的科学技术社会论研究，则需要更多地深入实验科学的实践现场，同时参与更多科学以外其他领域的经验研究。在这方面，David・Bloor的强纲领和Bruno・Latour的实验室研究（关注实验室中的实际科学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围绕创新和企业活动而展开的研究，以及一些独特的计量分析方法（如『共词分析（co-word分析）』），也逐步拓展了科学技术社会论在其他领域的应用（12）。在这两种理论潮流的发展中，它们不仅与其他理论紧密相连（13），而且在「社会学的Kant主义」宏大传统与或可以称为自然主义的Serres立场之间，既有深入的交流也有明显的分歧。这些分歧对科学技术社会论内部的理论语言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Andrew・Pickering等人所编辑的作品，便成为了这种理论对抗的具体舞台，特别是在处理「自然」这一概念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14）。实际上，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否可以随意称为「物」或「自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分类更应被视为暂时性的假设。但如果能将这些假设理解为科学家群体之间共享的某种「集体表征」，则可以很好地契合Durkheim的理论框架。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一些假设最终被证实并被认为是真实存在的实在，例如双螺旋结构、X射线、富勒烯（C60）被视为了实在；而其他诸如三螺旋结构、以太、N射线等假设则被证明是错误的虚构，并因此被淘汰。在科学发生争议的过程中，有些假设得以保留，而其他的则被抛弃。那么，我们是否应将所有这些科学假设都视为某种共享的「集体表征」呢？在这种讨论中，明确科学争议进行中与争议结束后的区别变得非常重要（15）。在争议进行时，区分哪些是单纯的假设和哪些则真正再现了现实，对外界观察者乃至争议的参与者而言都是一项挑战。而一旦争议结束，研究者群体便达成了共识，那么，该对象的真实性（实在性）便基本得到了确认。当然，受到「社会学的Kant主义」传统影响的学者对于那种强调自然或物质性的方法持有强烈的反对意见。这种分歧实际上反映了科学问题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视角来考察：一种是从人类的角度，另一种则是从自然物的角度（来想象）。例如，在发现某个对象的过程中，从认知者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可以被描述为对象从模糊到清晰的逐步变化过程；而从自然界的角度来看，则似乎呈现为了：这些对象在与观察者合作，逐步揭示自己的真实面貌。后者这种的描述方式，后来被巴黎学派广泛采用，在Ta们的论述中，包括非人类元素（后来统称为『nonhuman』）在内的各种因素都被视作了问题化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所谓的「行动者（actor）」（16），并被赋予了类似人类主体的作用。在Michel・Callon关于圣布里厄湾（St Brieuc Bay）扇贝研究的案例中，围绕着扇贝数量减少的问题，渔民、化学家以及扇贝本身展开了三方争执（17）。而Bruno・Latour在其论及Louis・Pasteur的策略的书中，则采用了他喜欢的军事隐喻，把Pasteur的科学成就及社会影响力归因于他与各种行动者（包括人、物、微生物等）建立的联盟关系（18）。在科学技术社会论的领域中，尽管从整体上看，这一行业的研究者大多深受「社会学的Kant主义」即「Durkheim主义」的影响，但同时也受到了众多不同理论的启发，例如Michel・Serres风格的巴黎学派理论。这些多样化的理论观点导致了科学技术社会论内部理论语言的复杂对立。例如，英国的科学社会学家们倾向于采用「Durkheim主义」的视角来进行风险比较，以探讨科学专业知识与地方知识的关系，Ta们的不少研究成果现在已被誉为经典之作。特别是，Brian・Wynne的一系列研究在日本也频繁被引用（1）。这些社会学家曾将Ta们的研究称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SSK）（2），并明确将其与科学技术社会论（STS）区分开。尽管Ta们也会关注自然，但更多的是关注与自然相关的知识，并主张这些知识的形态受到社会集团结构所决定。这种观点可以看作是对「Durkheim主义」立场的一种缓和解释，也就是所谓的「共生产（co-production）」理论。例如，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基因组知识的生成及其研究体制（包括研究机构、法律体系和市场等）被视为是互为条件、同步形成的存在（3）。另一方面，John・Law提议将物（或称为『nonhuman』）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并提议将物视作：与阶级、性别、种族等传统社会学主题处于同一层级的研究框架（4）。这种研究计划的侧重点在于挖掘物的「施为（agency）」，而施为这一概念目前在日语中缺乏确切的对应翻译（5）。「agency（或agent）」这一词汇在英语中既可指代理机构、公共机关，也可指动力（驱动力）、中介等多重含义。这个词「agency」源于拉丁语「agere（意为行动）」，在被引入英语之后，它主要用来描述能产生效果的人或物，随后，其含义逐渐增加了代理的意味。经济学中的「委托人・代理人（principal and agent）」理论主要用于分析某一「主体（principal）」委托另一个「代理主体（agent）」工作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如代理人可能忽视委托人的目标，优先考虑自身利益（6）。然而，在讨论物的「施为」时，主要关注的是其作为动力（或驱动力）的角色，讨论的也是物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展现出行为层面的效果（7）。由于将「actor」用符号学的方式来进行解读时，其意涵涉及了人与物，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技术与行动者的复杂讨论。这些讨论探索了几个关键问题：技术产生的效果是由其自身特性（动力或驱动力）决定的？还是与使用者的意图有关？在技术高度自动化的情况下，这些因素如何互动？如果我们从法律责任的角度来考量这些讨论，问题将变得更加明显。尽管我们可以认为物体具有一定的施为，但真的可以对其产生的结果（效果）追究其法律责任吗？例如，如果AI失控造成损害，我们是否能将具有施为的AI处罚并投入监狱，这种讨论听起来虽然荒诞，但并非不可能。如果涉及的是地震或台风，那么其法律责任的认定就更加复杂了。当人与物的众多元素相互交织时，自然本身也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存在。实际上，Bruno・Latour便对传统观点中「将单一自然与多元文化对立起来」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复杂且紧密纠缠，并经常使用「混合物（hybrid）」这一表达来形容二者的关系（8）。Latour进一步指出，英语中的「thing」（或德语中的『Ding』）这个词源自北欧语的「althing」（议会），这表明社会（人的集体以议会形式存在）与物的概念是相互渗透、紧密相连的（9）。他这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几乎达到了Martin・Heidegger那样文字游戏的水平了。这样的论断自然也引发了不少批评。例如，一些批评者质疑，如果将与物相关的政治理念应用到实际的议会政治中，我们现有的决策系统：即基于投票的多数决定及其法律规定的体系；是否会因此经历根本性的变革？另外，也有人疑问，这种讨论是否表明科学技术社会论领域正逐渐陷入一种哲学的思辨迷宫，从而偏离了其应有的研究轨迹。这种对自然或物质性的强调引发了一个新问题：如何处理它们与传统社会科学术语之间的关系？传统术语如阶级、种族、社区、组织以及社会，在原语中都有复杂的发展历史，这些词汇被翻译成日语后在社会中广泛流通。例如，「社会」一词在英文中为「society」，它源自拉丁语的「socius」（连带），原先表达的是亲密关系和社交圈等概念，最终演变成现代的「社会」概念（10）。虽然其他术语的发展历程各有曲折，但它们普遍具有描述人类集团的特点。当然，如果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阶级」这一术语，也能发现它不仅涵盖了人类群体的分类，同时还包含了经济和物质的元素。这一理解强调了阶级概念在划分社会结构时的物质基础，揭示了社会分层背后的经济动因。此外，新词汇如「实践共同体（communities of practice）」在学习理论中也得到了应用，强调了学习环境的物理属性的重要性（11）。然而，近年来，在科学技术社会论领域中，研究者们越来越关注物质性的作用，这促使Ta们尝试用新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即将不同的元素（包括人、物品和制度）临时组合起来，以此展示出某些特定的特性。这种方法为传统观念提供了多种新的替代方案。从巴黎学派的视角来看，自然与社会的复杂交织通常被称为「混合性（hybridity）」。这个概念在文化人类学中一度非常流行，特别是在讨论「克里奥尔文化（Creole culture）」的脉络中尤为常见（12）：这种文化理论强调文化不是纯粹的，而是由多种元素混合而成。可以说，这种针对混合性的讨论，在科学技术社会论以及文化人类学领域中都有类似的应用。在讨论社会制度时，尤其在科学技术社会论领域，Michel・Foucault提出的「装置（英文apparatus，法文dispositif）」这一概念至关重要。这一概念涵盖了法律、物理、行政元素的融合，体现了这些元素如何共同展现出某种「性向（disposition）」或力量（13）。此外，Foucault还引入了「装配（agencement，英语对应为assemblage；也有译作群聚）」这一术语（14），以描述各种部件的临时、可塑的连接，这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尤为常用。而在艺术领域，尤其是在像Robert・Rauschenberg的作品中，「装配艺术（assemblage art）」一词通常指的是将各种材料拼贴在画布上形成的杂乱作品。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英语单词「assembly」，它在政治语境中常指代议会，含有统一、整合的意味。问题在于，应用这些术语的科学技术社会论研究多数只触及历史的表层，并未深入探讨这些集合体（无论我们怎样称呼它们）与传统制度理论研究之间的联系，这种关系至今仍然模糊不清。在进一步的讨论中，目前学界对于这些临时集合体在长期的时间跨度下是否能发展成为具有稳定再生产性的新制度，或者仅是昙花一现后迅速消散，还没有达成共识（15）。实际上，即使是引领科学技术社会论研究潮流的巴黎学派，其成员的研究方向也呈现出了多样化；并不是所有人都遵循相同的研究路径。例如，最近将科学技术社会论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市场经济领域的尝试变得格外活跃（16）。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关键的考量是如何将实验室中实验装置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紧密关系类比到市场中技术装置的运用案例。这些市场中的技术装置不仅塑造了市场的动态，也定义了市场的所谓合理性。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讨论中，最近出现了一些修正的动向。这一理论原本专注于那些被问题化的对象：例如，那些处于争议中的对象。但是，一旦相关问题稳定并且争议结束，这些对象及其讨论往往会逐渐退到幕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稳定的对象消失了；它们只是不再引人注目。因此，一系列基础设施研究开始关注那些稳定运作的同事却被忽视的对象。例如，在城市技术领域，一旦技术形态被固定，它的长期持续存在就表现出一种被称为「坚固性（obduracy）」的特征（17），这也是一个具体的实例。此外，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高度抽象讨论常被批评为无法生成具体的理论预测，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论。在社会学等领域，自Robert・King・Merton以来，许多学者强调了发展中层理论的必要性，即理论应聚焦于具体的主题（18）。如果我们将科学技术社会论定义为「通过社会科学的眼光来观察自然科学的动态」，那么我们可以围绕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一系列立场进行一些分类。最直观的方式是将自然科学视为一个封闭的领域，与周围的其他社会泛化进行对比，进而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科学技术社会论的讨论中，科学家的专业封闭性及其对外部社会的影响、争议或问题经常被关注。这种讨论被视为科学技术社会论中的主要趋势之一。例如，科学沟通及其引发的问题，以及科学界和公众如何共同讨论这些问题，都是典型的讨论案例（1）。此外，在科学界内部，伦理问题也是经常被提及的焦点，因为这些问题通常被认为是在封闭的专业环境中发生的（2）。这种讨论方式因其与科学家的自我认识密切相关，在日本的科学技术社会论讨论中尤为常见。然而，从「通过社会科学的眼光来观察自然科学的动态」这一科学技术社会论的初衷来看，这种框架只触及了众多问题中的一小部分。这种模式并不足以全面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操作方式，也难以深入掌握其社会、经济和文化特性。因此，为了更真实地理解科学实践，很多社会科学家都选择亲自前往实验室现场，重新观察实际活动，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揭示科学实践中更加多元且复杂的真实面貌。如果我们将这种趋势视为科学技术社会论中的第二种流派，那么本书正专注于介绍这一流派。正如后续章节所述，这种对科学实践的细致研究，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都对科学技术社会论的后续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深入科学现场进行研究，而非简单地将其视为「黑箱」，可以带来许多新的发现，同时也可能引发一些新的问题、摩擦、反作用。David・Bloor所提倡的「社会学的Kant主义」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种强势方法，它源自Durkheim所建立的社会学传统（4）。这种立场虽然遭到了一些科学家们的激烈反弹，但这种反弹本身也对科学技术社会论产生了影响。正如「社会科学」这一术语所示，历史上许多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然科学的各种方面为目标，试图模仿它们以塑造自己的学科身份。面对这种自然科学主义的反抗，人文学科、哲学、文本论等领域的多样化内部形态也在逐渐形成，这些都是对自然科学主义挑战的一种回应。即便不用等到Michel・Serres的明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已是相互依存的。这种对科学的思考方式促使科学技术社会论必须以反思性、「自省性（reflexive）」的方式来审视自身特点。这是1980年代关于科学技术社会论「反思性（reflexivity）」的热烈讨论。对于这些讨论，Bloor派的学者们完全没有回应，这一点也挺耐人寻味（5）。Thomas・Kuhn的范式论对「社会学的Kant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它提供了对科学变革的深刻见解，也因为它揭示了科学认知的一些微妙细节。例如，当新人加入科学共同体并学习特定的范式之后，Ta们的认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被固定下来，这正体现了「社会学的Kant主义」的特征。然而，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那些挑战旧范式的新情况或数据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否意味着，一旦支持某种科学范式的科学家群体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那么范式本身也可能随之改变？实际上，在自然科学的实验和观察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往往是那些能够彻底颠覆旧有学说（比如固有的定论或假设）的新发现，以及这些发现所引起的广泛影响在科学史的研究中，经常会提到科学家们对重大发现的各种反应，从兴奋到怀疑都有，并不罕见。然而，有时候，那些看似重大的科学成果实际上可能是误解或「人为制造的结果（artifact）」，甚至是彻头彻尾的失败（6）。正因如此，很多关于世纪性大发现的故事都带有悲喜交加的色彩，这主要是因为难以判断这些所谓的发现究竟是真正的突破还是重大的误判。而这种不确定性，恰恰也构成了研究自然科学的真正乐趣所在。术语诸如「范式」和「科学革命」之所以令人振奋、广为人知，部分原因是那些受到旧范式教育的科学家难以接受新的事实。有时，这种情况甚至需要等到老一代的科学家逝世，新的理论才能得到广泛的认可（7）。另一方面，颠覆现有知识体系的新事实往往不可能仅在原有的范式内部产生。这些新事实通常是意外地从范式外部涌现，从而对旧有的体系带来巨大冲击。而自然科学的极致乐趣，无疑正蕴含在这种发现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然的突然涌现可以被描述为某种异物或他者（这里使用了略带拟人化的表达方式）。在1970年代，Donna・Haraway用符号学的方式将自然称为「捣蛋鬼（Trickster）」，从而描绘了自然的顽皮以及不可预测特性（8）。这一表述强调了自然的神出鬼没，同时也挑战了Kant的哲学理念，尤其是对「物自体」的理解。另一位研究者，Matthias・Gross将这类科学发现的冲击描述为「惊奇（Surprise）」（9）。这种「惊奇」所带来的，是研究机构制度所需展现的灵活性。如果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会遇到什么，那么事先准备好对策就显得不可能。因此，研究机构制度需要具备一种极端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关乎未知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而不只是可预测的「风险（risk）」。如果我们考虑存在一类第三种趋势，那么它可能会更深入地探讨哲学问题，例如自然的意义。这一领域的讨论特别复杂，一部分原因是许多非科学技术社会论的社会科学家也纷纷加入这场大混战（10）。「自然（nature，希腊语：φύσις，拉丁语：natura）」作为一个概念，其丰富的历史变迁一直是哲学史的重要论题之一（11），同时在科学史和文化史等领域，围绕这一词汇的文化社会塑象（比如探讨自然如何与性别关联并呈现出女性化特质）也有许多深入的研究（12）。日语中的「自然（ジネン、シゼン）」一词，从最初的「自然而然」到现代的「物化自然观」，也不乏一些研究指出，其多重含义之间存在复杂的交织（13）。在这一脉络下，科学技术社会论领域也尝试着探索一些新的社会学框架，比如重新评价一些在科学技术社会论语境中较少被提及的哲学家，如Alfred・North・Whitehead的「过程哲学」（14）。然而，由于科学技术社会论本身具有跨学科的特性，其研究方向展现出多样性，并不容易形成统一的研究路径。因此，从第一种潮流的角度来看，这种抽象化的讨论可能看起来像是在逃避具体问题；而从第二种潮流的视角来看，它与基于经验性考察的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似乎并不明确。事实上，也有批评指出科学技术社会论中的讨论缺少所谓的「中层理论」（15），这也是我在前文中提到的关键问题之一。在科学技术社会论领域，理论的高度抽象性和实际应用之间的断裂一直是辩论的焦点。最近，人们对John・Dewey的社会实用主义重新燃起了兴趣，因为Dewey一直致力于把哲学、实践、经验研究结合起来。这一点近年来得到了重新评价（16）。符号学这一跨学科领域在1970年代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现在直接讨论符号学的学者不多，但其洞见依然是当前智识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行动者网络理论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符号学的影响（17）。另一方面，正如所有学术潮流一样，科学技术社会论也将随着时间变化而逐渐过时，人们会追寻新的趋势。但围绕自然的议题永远不会完全消失，而是会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现。这意味着，我们正在目睹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智识基础设施的逐步形成。在国际科学技术社会论的讨论中，Bruno・Latour的贡献不可忽视，但他的地位也需谨慎评估。在日本，有些人（尤其是自然科学背景者）可能完全不了解Latour，而另一些人（通常是哲学或人文学科的）则可能只认识Latour。在欧洲科学技术社会论的黎明期，Latour功勋卓著，他不仅是实验室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也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共同创始人，同时还频繁地挑战传统研究项目（尤其是社会学），在艺术及哲学上也有所贡献，最近还参与了关于盖亚的研究。从远处来看，Latour的成就看似无所不能。事实上，他一度作为科学技术社会论的代言人四处演讲，以至于催生了「科学技术社会论等同于Latour」的误解。
然而，从更近的角度来看，这种形象存在问题。Latour在转至巴黎政治学院之前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巴黎矿业学院的Michel・Callon的实验室，行动者网络理论实际上是该实验室团队合作的成果，而非Latour个人的创见。实际上，他在加入该实验室之前的作品『实验室生活』则更多地反映了Pierre・Bourdieu的理论影响。此外，Callon实验室的许多讨论和基本概念都深受Michel・Serres的影响。由于Michel・Callon等学者并未深入探讨社会学或人类学领域，Ta们有时似乎轻易地忽视了历史上的相关讨论。在瑞典一场科学技术社会论的会议上，我曾听见一位科学史学家严厉批评Callon等人对重要历史讨论的忽略，仿佛Ta们自己才是这些讨论的创始人。这种情形令我感到十分惊讶。另一方面，近年来Bruno・Latour等人开始推崇John・Dewey的作品，对此我心存疑虑，毕竟在1990年代，Ta们几乎未对基于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些研究（如Susan・Leigh・Star等人的研究）予以关注。实际上，至今Latour尚未承认Star的「边界对象物」概念。Latour曾热衷批评Émile・Durkheim，却高度评价Ludwik・Fleck的「思想的共同体（Denkkollektiv）」这一概念，然而这一概念实际上源自Durkheim。Latour对盖亚论的兴趣，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Michel・Serres的「自然契约」理论的重塑。此外，在科学技术社会论领域内，不同观点间的对立与批评层出不穷。首先，源自英国的社会学派系对科学技术社会论的基本理念和方法提出了挑战。同时，如我所述，荷兰学者也曾指责科学技术社会论缺乏中层理论的支撑。此外，科学技术社会论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基本忽视在美国引起了显著的反弹。而在艺术领域，尽管与其他策展人合作举办了多次展览，但对于形成艺术的那些制度本身缺乏批判性的思考，这也成了人们口中的批评对象（如我与Frankè的对话中所提到的）。鉴于Bruno・Latour本人备受瞩目，对他的批评也随之集中。但如果我们在相对化祛魅「被神化的Latour」后，再来评估他的贡献，一个不得不提的特点便是他那令人惊叹的知识渴望。Latour似乎对任何有趣的事物都充满好奇，无论它在哪里，他都愿意前往探索。当时在巴黎，有人将这种探索精神形容为「宛如婴儿一般」。他的灵活自如和轻松的风格，与其他法国知识界的某种制度性沉重感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能是因为Latour并非来自培养了Michel・Foucault和Jacques・Derrida等人的高等师范学院，他的背景与那些知识精英圈子不同，这可能是他与众不同的原因之一。Bruno・Latour表面上看似轻松自在，但他的背景实则复杂而丰富。他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经常参加教堂活动。有趣的是，他的家族曾有人因参与异端审问而声名狼藉，甚至有家族成员加入了多米尼加修道会。这样的宗教背景为他的思想增添了不少耐人寻味的色彩。在与一位以研究食人族而闻名的巴西人类学家交谈中，Latour所讨论的主题时而是物质的本质，时而触及神的存在，令人捉摸不透。有趣的是，在Michel・Callon的实验室早期，Latour曾提出一个观点，认为通过网络的多次「介导」，我们最终甚至能够触及天使，这一说法曾让坚定的世俗派左翼学者Callon感到不快。我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最近他来访日本时（这里原文似乎写错了），我曾试图询问相关问题，但他表示自己不愿意讨论这个话题。我没有深问为何不谈。讨论关于物质和网络的复杂性，可能与探讨圣经文本一样，具有深刻的多层次意义。毕竟，Latour拥有神学学位。多一个点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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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条小鱼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