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xicon：現代人類学』：『行动主义人类学』（2018）
文摘
文化
2024-09-13 02:41
云南
本文之版权属于「以文社」以及原作者「小田マサノリ」老师本人。强烈推荐购买此书阅读。选译此作是为了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本译稿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故，如有能联系到原作者「小田マサノリ」的老师或同学，如有不便但请尝试告知原作者此事，倘若原作者「小田マサノリ」先生如有任何不便，本公众号立刻删除。也请所有订阅了本公众号的读者老师、同学尊重原作者劳动成果。当然，最重要的，以下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小田マサノリ 2018 アクティグィスト人類学，『Lexicon：現代人類学』 ，以文社，142-145想死就去吸氮气（如有任何不便请后台联系，部分译稿见豆瓣「进击的世间师」，随缘接日本人类学大学院咨询辅导）「行动主义人类学」这一术语在学术界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它并未像经济人类学或政治人类学那样，发展成为人类学的一个明确分支或特定学派。实际情况是，我们很少看到明确划归为「行动主义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仅有个别学者偶尔被称为「行动主义人类学家」。但比起同样被冠以「行动主义」标签的天文学家或人工智能学者而言，Ta们在人类学领域仍占有一定的地位。首先，我们必须清晰认识到，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核心目标是研究真实人类及其社会环境，这些研究对象既生活于当下，又具体存在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中。引用Germaine・Tillion的观点，她不仅是一位实干派行动主义人类学家，还特别强调了人类学中「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不可或缺的紧密联系。因此，当我们探讨「什么是行动主义人类学？」这一问题时，我们应进一步思考：那些被称为行动主义人类学家的人是谁？Ta们在哪里工作？Ta们从事的是哪些具体活动？以及，Ta们是如何走上成为一名真正行动主义人类学家的道路的呢？在探讨「什么是行动主义人类学家？」这一议题时，不得不提的一个楷模是Germaine・Tillion。她在纳粹统治下不仅勇敢地参与了法国的抗德行动，还在集中营中度过了漫长的三年。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她发挥了重要的和解作用。同样值得一提的是Myrna・Mack，她在20世纪90年代的危地马拉内战中，因支持国内难民团体的政治活动，最终惨遭军队特种部队的暗杀。近年来，David・Graeber在学界崭露头角，他积极参与了「占领华尔街」和北美的「全球社会运动」。同时，我也深受Graeber的影响，在3.11反核运动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正如Tzvetan・Todorov所指出的，大多数人文学者在其研究中往往回避个人经历和政治参与。即使是像Tillion这样的人物，关于她自身作为行动者的描述，也只是些零星的「片段」。而那些命运多舛的人物，像Myrna・Mack这样，留下的资料更是寥寥可数。然而，David・Graeber是个例外。在他的Twitter个人介绍中，他坦言虽然自己从事人类学研究，且偶尔也会去「占据」某块场子，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也不自封为「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David・Graeber在其著作『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中，借助了Marcel・Mauss和Pierre・Clastres等人类学家的深刻见解，揭示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与人类学之间的密切联系。然而，他也明确指出，「并不存在一个成形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零散的片段」。这种情况与行动主义人类学家颇为相似，Ta们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派或流派，而是分散在人类学的多个领域中。与往昔那些仅在「扶手椅上论道的人类学家」不同，真正的「扶手椅上的行动者」实为罕见。这并非意味着所有行动者均在实地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或说Ta们总是身处「田野」之中。久保明教教授提出了「人类学的三角形」这一概念，涵盖了「调查目标地、民族志、受容环境」三个维度。以此来看，Tillion和Mack主要在「调查目标地」与「受容环境」两个领域中活跃。而对于Graeber和我本人，虽然我们的研究亦涉及非洲这一「调查目标地」，但更多的努力则是在「民族志」与「受容环境」这两个层面展开的。那么，这些行动主义人类学家在现场到底承担了哪些任务呢？Germaine・Tillion不仅深入参与了抵抗组织的筹划工作，还帮助那些试图从占领区逃脱的人们，并在法国政府与阿尔及利亚武装间发挥了不可或缺的调解作用。而Myrna・Mack，在面对危地马拉的军事政权时，为国内难民撰写了一份坚定的声明。正是这份无畏的抗争，最终使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转向David・Graeber，他作为非暴力直接行动的坚定倡导者，率先创立了「亲和团体（Affinity Group）」:一个去中心化，由几名行动者组成的小组。他不仅积极参与了多场抗议与占领行动，还常在工作坊中演讲，并致力于在大学教授有关当代行动主义方法论的民族志学。与此同时，我亦踏上了类似的道路。作为坚决反对核电站重启的活动团队一员，我曾直奔首相官邸，面对时任首相，毫不畏缩地阐述我们的反核诉求。在人类学界，那些投身于行动主义活动的学者，并非仅仅依赖于个人才华或信念，更多是依托于Ta们作为人类学者所具备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目前有一份名为『激进人类学家的工具箱（アクティヴィスト人類学者のツールキット）』的资料，共146页，起初由纽约州立大学的学生在2001年Richard・Robbins的文化人类学课程中编纂。考虑到日本大学的教学需求，我对其进行了重新翻译和设计。该资料详尽地说明了人类学家所拥有的「知识」、「训练」、「视角」及「经验」是如何为行动主义活动提供坚实支持的。由此可见，虽然「行动主义人类学」这一概念尚未获得广泛认同，但其潜力已在人类学领域中悄然且碎片化地发挥作用。那么，如何才能蜕变为一名「行动者人类学家」呢？以Graeber为例，他的转折点发生在1999年，当时他参与了西雅图的反WTO（世界贸易组织）抗议活动。他动情地回忆道：「我曾在书本中幻想的那场运动，忽然在现实中展现在我眼前」。至于Mack的觉醒之路，我们所知甚少。而Tillion曾坦言，她投身反抗的动力更多源自一种与理性无关的「爱国情怀」。她进一步阐述，人类学的核心在于对「人文主义」的探讨，而她在集中营的经历，恰恰是这一理念的最真实写照。对我而言，推动我前行的力量并非源自单纯的理想、爱国情怀，或是正义的召唤。而是我坚信，之前提到的「工具箱」赋予了我一种能力，这正是人类学赐予我的一份珍贵「礼物」。我怀抱着这份礼物，渴望将其贡献于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正如作家村上春樹所言：「在那坚不可摧的高墙与撞向墙面破碎的鸡蛋之间，我始终选择站在鸡蛋一侧。如果有作家总是站在墙的一侧写作，那么他的文字又有何价值呢」？对此我感同身受。若一个人类学者不与「弱势者」站在同一阵线，那么Ta的研究又有何意义可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