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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作为多物种民族志研究领域的佼佼者，持续深入探讨资本主义影响下的破碎世界，着重分析了这些世界中的生活脆弱性与不确定性。她深入探讨了普遍主义在与地域性相接触时所孕育出的混合实践，即那种被称作「全球连结（global interconnections）」的相互影响。受到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启发，罗安清提出了一种「强客观性」的观点。她认为，传统由白人男性主导的科学知识只能算作「弱客观性」。相反，真正能够增强客观性的，是那些植根于具体情境中的知识。基于此视角，她为当下热议的「人新世」话题注入了独特的见解。在其著作『钻石女王的王国：边境的边缘性（In the Realm of the Diamond Queen：Marginality in an Out-of-the-Way Place）』（1993）中，以印度尼西亚南加里曼丹省的穆拉图斯山地为背景，罗安清细腻地描绘了那里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动态。在她的著作中，罗安清基于1979年至1981年的田野调查，选择了处于苏哈托政权集权背景下的印度尼西亚达克族作为研究对象，尤其聚焦于一位被边缘化的女性萨满，Uma・Adang。罗安清在她的研究中详细描述了Uma・Adang如何通过祈祷行为模仿国家的统一修辞，从而揭示了社会性别和民族身份中的权力非对称性。罗安清引用了Michael・Taussig的观点，认为这种模仿，或者说将「他者」身体化的行为，是对殖民主义统治的一种抵抗。模仿不仅传递了象征性的批判，也是一种去自然化身份的手段。基于此，Tsing进一步分析了模仿行为如何重新构建边缘性。
罗安清的经典之作『摩擦：环绕全球连结的民族志（Friction）』于2004年出版。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印度尼西亚通过实施资本密集型政策，吸引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跨国企业进行民间投资，这一策略显著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热带雨林为全球市场提供的丰富天然资源尤其引人注目。罗安清精准地将这片雨林描述为一个边界交境：在那里，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伐木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在此展开了一场「尴尬的交往（awkward engagement）」。这种「尴尬的交往」不仅是新自由主义推动下的国家林业政策与海外公司的投资策略的融合，更见证了如「生物多样性」这类环保理念在地方资源利用上的渗透与影响。罗安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中间所产生的「摩擦」。她进一步借助了Arjun・Appadurai所提出的「scape」理论：这是一个描述全球市场经济下流动、多层次、且时而分离的地景的观点。在此背景下，罗安清深入探讨了印度尼西亚的热带雨林。这片雨林不仅仅是被种植园和非法伐木所笼罩的「资本的地景」，更在西方普世主义伦理的影响之下，逐步转化为与繁荣、知识和自由等观念紧密相连的「观念的地景」。除此之外，在此书中，罗安清还详细描述了她与Uma・Adan的合作，她们共同探讨了Muratus地区的植被分类以及当地的民族生物学研究。
在『野生的栽培：东南加里曼丹的养蜂与森林管理（Cultivating the Wild：Honey-Hunting and Forest Management in Southeast Kalimantan）』（2003）一书中，罗安清形象地刻画了多物种间的涌现性交互，尤其是在Muratus山地中，蜜蜂、人类与蜜源植物之间的微妙互动。罗安清在她的分析中指出，当涉及资源利用、价值创造及其产生的收益时，我们常常陷入一个对立的思维模式：一方面是非美学的唯物论，将自然仅视为资源和商品；另一方面是非唯物论的美学，将自然理想化为未被触及的原野或是充满异国情调的风景。针对这种分歧，Tsing深入探讨了当地居民与森林的传统互动关系，通过借鉴当地的传统知识，她重新定义了热带雨林这片「有待开发的原野」。
『世界尽头的蘑菇（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2016）则如同女性主义的科幻小说般引人入胜，它旨在描述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背景下，松茸这一物种所经历的种种暴力干预。在这本著作中，罗安清对Donna・Haraway的「伴侣物种」概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她认为，我们对伴侣物种的理解不应仅局限于日常生活中亲近的宠物动物。这一概念应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涵盖与人类息息相关且不可或缺的各种生命形式，包括非人类之间的共生、寄生关系等。进而，她倡导了一种名为「周缘生态学」的观念。这一观点可以被看作是一种Bruno・Latour、Tim・Ingold以及Eduardo・Kohn所代表的「后自然人类学」，而罗安清则将其命名为「多物种民族志」。从2004年至2011年，罗安清深入研究了全球多个地区与松茸相关的活动，涵盖了美国俄勒冈州的松茸采集、日本的里山恢复项目、中国云南的新兴商业和芬兰拉普兰的种植活动，以及松茸商品化的整个过程。她不仅追踪了松茸采集者、移民劳工、真菌学者和森林管理者等多种角色，还探讨了这些人与松茸及森林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在探讨松茸商品化链中，罗安清深入研究了菌根的生存策略，并对人新世的普遍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位于俄勒冈州的松茸自然生长区，「克拉马斯（Klamath）」原住民的传统土地被森林管理局强行征用。尽管这些原住民长期维持野外焚烧的习俗，森林管理局却选择忽视这一传统，推进自己的林业开发计划。这导致了本土「庞德罗萨松（Ponderosa Pine）」的灭绝。罗安清指出，这种破坏性的逻辑常常忽略了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纠缠，过度强调了人类中心主义。随着庞德罗萨松的消失，一种名为「扭曲松（Lodgepole Pine）」的树木开始在该地区大量扩张，这一现象生动揭示了在习性、季节和代际变迁中，复数物种间的相互作用，往往会导致新的生态现象意外地出现。
在其论著『不受控制的边缘：作为伴侣物种的蘑菇』（2012）中，罗安清细致地描绘了一个充斥着病原体和寄生菌的真菌生态场景，展现了多种生物相互纠缠的画面。尽管在『摩擦（Friction）』一书中，她已通过与Uma・Adan的互动深入探讨了蘑菇与人类错综复杂的纽带，但在这篇论文中，罗安清更深入地分析了在谷物种植的背景下，殖民地种植园是如何影响种族、再生产劳动、社会性别及公共卫生的。以19世纪爱尔兰的土豆饥荒为例，这场灾难源于对单一高产土豆品种的过度依赖，导致土豆的遗传多样性和抗病性消失，从而引发了疾病的蔓延。此外，为防止新收获的甘蔗发酵，殖民者采用高效的种植园生产方式，这种做法意外地促成了糖蜜和朗姆酒的产生。罗安清总结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在人类与自然相互驯化的过程中，那些通常被视为边缘的真菌，实际上也在偶然地塑造我们的文化。
「多物种人类学」正是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将我们对「被边缘化的他者」的理解从纯粹的人类范畴扩展到「超越人类（more-than-human）」的层面。它试图通过「物种间（interspecies）」的关系来重新审视乃至重新定义人类对自身的理解。罗安清的研究不仅关注那些在放射性事故或环境破坏中被忽略的细节，更深入探索那些在世界末日般的背景下依稀可见、由生物与文化共同编织的希望和可能。近年来，得益于人文学科与植物学、遗传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交叉合作，如病毒等「被边缘化的他者」的主体性正在被越来越多地提及与探讨。在George・Marcus于1990年代中期提出的「多地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的基础上，现今「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则通过对视角的转换，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丰富、深入的全球连结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