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S词汇地图』：「边界」（2021）
文摘
其他
2024-07-14 22:10
云南
本文之版权属于「新曜社」以及原作者「福島真人&孙俊宇」老师本人。强烈推荐购买此书阅读。选译此作是为了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本译稿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故，如有能联系到原作者「福島真人&孙俊宇」的老师或同学，如有不便但请尝试告知原作者此事，倘若原作者「福島真人&孙俊宇」先生如有任何不便，本公众号立刻删除。也请所有订阅了本公众号的读者老师、同学尊重原作者劳动成果。当然，最重要的，以下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福島真人，Joonwoo Son 2021「境界」；『科学技術社会学（STS）ーテクノサイエンス時代を航行するために（ワードマップ）』，福島真人他編，新曜社；p29-48福島真人（東京大学大学院・情報学環・学際情報学府・基幹・流動教員）孙俊宇（Ph. D. candidate in Sociology at Columbia University）雲野真実（如有任何不便请后台联系，部分译稿见豆瓣「进击的世间师」，随缘接日本人类学大学院咨询辅导）学术活动，尤其是涉及科学技术的研究，始终围绕着一系列在特定边界内精心构建的知识和技能体系展开。科学的专业性，源于对这些边界的严格界定与管理。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界，则构成了科学存在的核心意义。因此，关于科学边界的问题深刻关联到其对真理的根本追求。科学通过不断的创新，不断地重新评估和定义这些边界。正是这种对边界的持续审视和调整，构成了科学组织动力学的基础。在任何社会团体中，划分内部与外部的界限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村落或伙伴团体中，隶属于某个团体会自然形成内部与外部的区分。这种区分不仅与个人身份紧密相关，同时也成为识别成员特性、专业性或个性的一种手段。无论是工匠团体还是行会，都通过成员身份来向外界证明其成员的能力，研究团体亦是如此。显然，对这些团体来说，准确识别和区分内外界限，已成为一项必须执行的任务（1）。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团体内部的界限都显示出深刻的层级性。事实上，随着新兴研究领域的不断发展，如何审视并证实这些研究的有效性，以及明确其界限，成为了一个尤为关键的问题。许多所谓的连字符学科（如「ooxx学」），例如我所研究的「化学生物学（Chemical Biology）」，作为化学与生物学的交汇领域，近年来得到迅猛的发展（2）。随着学科间交流的进展，这类交叉领域日益增多，但通常会面临相似的划界问题。从传统团体的角度来看，这些研究内容可能被视为边缘性的，且往往被质疑其专业性匮乏。例如，我上面提到的化学生物学，虽然是基于小分子化合物的生物学研究，但在进行复杂化合物合成的化学领域，这种研究可能不太引人注目（3）。另一方面，从传统生物学的视角来看，针对这类新兴研究是否能带来创新知识的问题，持有怀疑态度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所谓的跨学科研究，由于位于两个领域的交界处，存在着被双方视为「不足」的风险，因此学界对其评价往往不高。当新兴研究超越传统学科的界限时，创立新领域成为一种解决策略。正是基于这种策略，化学生物学不仅创设了新的学术期刊，还建立了独特的论文审稿标准，以此扩展其影响力。同时，在大学这一研究人才培养的场所，化学生物学也被引入传统的化学系中，进一步推动了该领域的制度化建设（4）。在肯定Latour等人从微观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对实验室研究所做的贡献的同时，Timothy・Lenoir强调，科学的制度化进程的重要性绝不能被忽略（5）。所谓的「行动中的科学」不仅涉及微观层面上研究过程的动态性，同时也与这些行为在更广泛的制度框架中所承载的社会正当性密切相关（6）。例如，近年来，「合成生物学（Synthetic Biology）」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尤其是在英国等国家，政府似乎正在积极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也被认为是新兴学科制度化的一个成功案例（7）。但是，我们不得不问：难道所有新兴力量都能如此顺利地发展吗？科学史的研究清楚地指出，并非所有理论都能顺利发展壮大。正如那些已逐渐被遗忘的学说那般，有些专业领域因未能证明其合理性，无法在大学等学术机构中得到持续的制度化再生产。这里提到的「边界」，不单是指特定学科与外界的界限，而是更广泛地关系到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根本划分。在科技社会论领域，Thomas・F・Gieryn提出的「划界工作（Boundary Work）」概念已被广泛接受。这里所说的「工作」，实际上源于象征互动主义者们分析医院日常活动时采用的方法。在科学界，划界工作具体指的是科学家如何界定哪些活动属于科学认可的范畴，哪些则明确属于非科学。「划界工作」之所以关键，在于「科学」这一标签几乎被普遍等同于「真理」。一旦某个主张被标记为「非科学」，归根结底，便是对该主张的真实性提出了直接的质疑。这种划界工作无处不在，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科学界对那些伪科学主张的批判。这项工作不仅是科学家的专属领域，其他与科学紧密相关的专家，例如哲学家等，也广泛参与其中，这一点众所周知。例如，Karl・Popper的著名观点强调，科学理论必须具备可证伪性。这一标准帮助界定了哪些理论属于科学范畴。根据这一标准，像马克思主义以及精神分析这样的学说，虽然看似可以应对任何批评，却因缺乏可证伪性而被视为科学之下的学问。然而，注重经验性研究的科学技术社会论（STS）主要探讨的是这些边界是如何形成。STS认为，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限远非表面上那么简单明了，其复杂性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Harry・Collins和Trevor・Pinch对所谓的「心灵科学」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个案例极具代表性。Harry・Collins和Trevor・Pinch仔细审视了心灵科学家的理论，发现把心灵科学划归为非科学的理由其实并不充分。Ta们进而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心灵科学之所以被标记为非科学，可能主要是因为它涉及了一些被广泛认为「怪异」的现象。在特定领域内，科学家们在界定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科学性边界时，这些划界工作常常也显得颇为随意。例如，有位地球物理学家在初次接触医学中的流行病学研究后便断言「这不是科学」，但我们并没有听说这位科学家在医学领域有所突破。同样，当一位资深的生物学家向工程师讲解「在生物学中测量物理量或速度的困难」时，也曾引发过一阵哄笑。而在科学领域内部，不同学科方向的共存形成了各种层次以及边界，这正体现了科学真理性的多元。这些多元视角的重要意义在于，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限在历史上一直在变化。一些在特定时期被边缘化的科学领域，可能在另一个时代会得到重新评价和认可。例如，Michel・Foucault便在其著作『疯狂的历史』中便探讨了「理性（raisin）」与「非理性（derision，疯狂）」之间的界限是如何随历史的变迁而变化的。STS对划界问题的兴趣还源于一种关注：重新审视那些通常不被视为严格科学知识的知识体系。这种关注常常涉及专家与非专家之间关于知识认定以及存在方式的讨论，这些讨论往往活跃且充满争议。例如，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中，现场人员的直观洞察与专家视角的局限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艾滋病治疗药物开发中，患者直接参与显著改善了药物研发流程。如果把「非专家」这一术语替换为「普通公民」，这些讨论还涉及科学与公民的互动，有可能推动由公民主导的科学创新。此外，这种探讨还延伸到全球范围，考察各类民间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然而，从界定边界的角度来看，这种讨论也可能被视为对科学坚定真理性要求的一种轻视。实际上，不久前，在日本举办的一个STS国际会议上，面对众多国际研究者，一位美国学者直接提出了「难道科学之中就没有真理可言了吗？」这样直截了当的问题，一度使会场上的学者们哑口无言。然而，实际上STS并不是毫无根据地宣称「科学中无真理」，而是在指出界定这些真理边界的实践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且这些边界常常与科学家和公众的惯常理解不符。事实上，在那次STS会议讨论上，一位来自荷兰的学者回应道：「毫无疑问，科学提供了坚实的（robust）知识。但关键在于，我们需要探究这种『坚实』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这种坚实性可能无法得到保障」。曾经，笔者就特定民族的自我表征（自述）与其行为模式（实际行为中的模式）之间的差异撰写过一篇论文，并将其视为一种典型的民族学问题。关键之处在于，自我表征通常比实际行为简化得多，而且根据不同的听众，其表述方式和用途也会有所变化。虽然科学对外展现的是一种提供坚固知识的形象，但实际上，科学内部始终充满了动态变化，各个领域之间的争论也从未停息。作为STS学者，我们对于如何界定这些科学的边界抱有浓厚的兴趣，这正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理解并弥合这种表征与实际之间的差距。边界的作用是区分团体的内外，而界定边界的任务则是聚焦于这种排他性。然而，在多个团体相遇的地方，除了争夺资源和排斥竞争者外，也常有合作和协作的情况，这些合作是为了共同应对那些单独一个团体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找到让不同团体围绕共同兴趣开展合作的策略变得尤为关键。科学家团体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总是能仅凭内部已有的方法来解决。Sheila・Jasanoff的研究便专注于这一点，她探讨了所谓的「规制科学（regulatory science）」。在1970年代，随着化学物质等科学产品的潜在风险开始为公众所知，一种新的知识生产领域也应运而生，以满足监管机构的需求。Jasanoff将这个领域与传统的「科研（research science）」进行了明确区分，并命名为「规制科学（regulatory science）」。她指出，与一般科学相比，规制科学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和不确定，而她特别关注的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来制定有效的策略。例如，当我们需要通过相对较短期的动物实验来评估长期接触微量化学物质的风险时，这种间接证据通常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科学家们对此的意见也常常不一致。通常，科学方法依赖于重复实验来提升准确度，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证据还不充分的情况下，依靠这种方法做出精确的判断并不合适。与此同时，在这样的形势下，政策制定者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指导原则，用以平衡不同的利益关系和观点。Sheila・Jasanoff指出，在科学共识形成较慢而规制需求迫切的情况下，规制科学发展了一种方法，帮助科学家找到彼此之间的妥协方案。这种方法打破了科学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固定界限，并有效地利用了科学家团体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合作，来应对问题。增加与其他团体的接触并形成合作关系的需求，并不仅限于政策层面。在很多情况下，需要跨越团体内部的特性和专业界限，以便建立更广泛的合作。STS研究显示，在日常的科学研究实践中，这种需求同样普遍。以Joan・Fujimura的研究为例，她在追踪分子生物学参与癌症研究的过程中，探讨了如何在实验的不同阶段与其他学科（例如生化学和免疫学）建立合作关系。为了使各学科的研究兴趣和实验方法适应分子生物学的合作需求，需要投入大量的努力和成本，这往往成为合作的主要障碍。如果分子生物学仅仅专注于推进自己的研究问题和实验设计，那么建立跨学科的合作关系就会变得更加困难。科学活动中对内部与外部的划分，及其朝向专业化的努力，无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划界工作在科学技术社会论中提出的研究问题也加深了我们对科学行为模式的理解。正如分子生物学的案例所示，正是因为肉眼可见、广泛开展的划界工作，「交界处的合作关系如何形成」变成了一个需要解释的有趣问题。那么，在科学与非科学、专家与非专家之间，或在不同的专业领域之间，如何形成合作关系呢？一种可能的答案是，在制定活动目标和内容的过程中，让持有多样视角和利益的各方达成共识。此外，正如行动者网络理论所强调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追踪那些积极拓展网络关系的关键行动者的活动来寻找解决问题的线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Susan・Leigh・Star和James・Griesemer提出的「边界对象物（boundary object，边界物，边界对象物）」概念，对于跨界合作的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所说的「object」，不仅是指「实体物件」，还包括计算机科学中的「对象」，涵盖了从物理实体到理论与概念、方法与技术，乃至制度与组织的一切。边界对象物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可以根据不同团体的需求调整其意义和用途，使得这些团体能在不改变自己的目标或行为方式的情况下，共同协作。边界对象物这一个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在参与者对其具体含义没有共同理解的情况下（即缺乏共识或强凝聚力时），仍然支持分散式的合作关系构建。Susan・Leigh・Star和James・Griesemer通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脊椎动物学博物馆的案例来阐述这一点：不同参与者可能会把地区动物标本收集活动视作多种不同的目的，如进化论研究、自然保护或是对地区的贡献。例如，在自然保护的框架下，这些活动的解释还可能进一步多样化，比如被用于教育活动或是作为保存研究材料。重要的是，尽管参与者对于动物标本的具体含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解，Ta们依然能够围绕着这一边界对象物，将合作关系持续下去。通过边界对象物介导所形成的合作关系并不总是能满足所有参与方的期望。福島在其分析中指出，虽然依赖于（边界对象物这样缺乏共识的）策略的灵活性可以暂时避免冲突和分歧，但这种做法种下的种子可能最终会导致更大的问题。同时，虽然Joan・Fujimura承认了边界对象物在促进合作方面的重要性，但她也警告说，依赖这些边界对象物而展开的合作模式可能会逐渐减少其对科学知识生产的贡献。相应地，Joan・Fujimura提出的「标准化套件（standardized package）」这一概念，旨在利用边界对象物作为一种合作的润滑剂，并通过将研究方法标准化来整合各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及调整分析的灵活性。显然，平衡边界对象物与标准化工作是一项挑战。有案例显示，一旦组装图被标准化，它作为促进设计师与工程师之间合作的边界对象物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此外，标准化这个话题也引起了科学技术社会论领域的关注，特别是在探讨边界对象物的核心功能及其局限性方面。在没有共识和凝聚力的情况下，这些边界对象物到底能维持分散的合作关系多久，以及它们的效用能达到什么程度？关于边界对象物的稳定性问题，Susan・Leigh・Star认为，边界对象物最有效的应用范围应该是在组织层面。实际上，虽然边界对象物这一概念已经被尝试用于国际合作，但如何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确保其稳定性，还需要进行更为谨慎的评估。Susan・Leigh・Star和Karen・Ruhleder对基础设施进行了深入研究，部分原因是Ta们对边界对象物的稳定化以及隐形化机制感兴趣。出于相同的兴趣，Star还与Martha・Lampland等人合作，开展了关于标准化的研究。国际疾病分类、人种分类、技术规格以及标准保险费率等不同场景下的标准化与边界对象物关系已被广泛研究。这些研究揭示了标准化与边界对象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例如，在经济统计中，失业率的标准计算方法因不同的经济体系和习惯而有所不同；在会计标准中，「价值」这一核心概念也存在多种解释。在国际比较分析中，适度的灵活性是被允许的，这体现了这些标准如何作为边界对象物而发挥作用。事实上，如果对灵活性限制过多，而不对各国的经济活动或统计体系进行调整，那么遵守这些标准就会变得困难，抵抗情绪也可能增强。在需要标准化的多个领域，如经济统计和DNA鉴定等，灵活地调整标准与实际操作的匹配，以促进合作，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需求。此外，随着标准化的推进，有时也会诞生新的边界对象物。例如，随着人种分类和人口统计的标准化越发深入，不符合这些标准的部分就越加明显。这种情况可能促进少数团体的形成，引发政治力量之间的重新分配，以及新的边界对象物的产生。这种标准化与边界对象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表明解决边界对象物稳定性的问题并没有简单直接的方案，而且还展示了边界对象物这一概念在持续引发有趣研究问题方面的巨大潜力。科学和学术领域的界限不仅用于区分出内部成员，同时也定义了与外部合作的可能性。在这种框架下，尽管内部与外部人员各自为独立团体，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和专业性的边界总是清晰可见的。Thomas・Gieryn指出，科学家团体往往会出于策略性和临时性考虑来界定这些界限，其目的在于从资源竞争中获取优势。尽管科学家团体可能会基于自身利益关系策略性地调整这些界限，但这并不意味着Ta们的竞争会演变成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直接对抗。正如大公司面对竞争时，可能会从传统的「团体」模式转向「网络」结构，科学界的团体结构也可能逐渐适应新的竞争环境。此外，围绕科学边界的讨论，特别是关于边界对象物和边界界定等概念开展的讨论，正在推动对科学组织形态的重新思考和探索。在这方面的讨论中，一个经典的例子是David・Guston提出的「边界组织（boundary organization）」。David・Guston将边界组织定义为一种中介机构，它促进科学家团体与政策决策者团体之间的合作，帮助Ta们共同创建项目和目标。Guston以美国技术转移局为例，展示了这种组织如何有效地满足具有不同利益的两个群体：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需求，从而有效地扮演了双方的中介角色。David・Guston关于中介组织的研究展示了专家团体与政策决策者团体如何形成合作关系，并探讨了这些工作的专业化和制度化的可能性，对后续的讨论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这项研究也隐含了一个前提，即预设了专家团体的意见是统一的。与之相对，科学技术社会论领域同样特别关注（边界组织）这一问题，它不仅注意到了技术转移，还观察到在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中边界组织的重要作用。同时，STS也指出了这些研究中的一个常见问题：并非所有专家团体的意见都是统一的。首先，边界组织涉及的「科学」不只是那些能够达成共识的领域。在知识不确定性较高的领域，如气候变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意见常常不一致，而不是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此外，研究者的活动方式是否受到统一制度或组织的支持，这取决于Ta们所在的领域。比如，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实验室，技术转移办公室会参与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谈判，这里的研究活动受到国立卫生研究院、医疗系统及医学界规范的限制。而在生物多样性或可持续发展这些较新的领域，组织和制度的统一性通常较弱。在需要国际合作的问题上，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可能会成为合作的障碍。在气候变化这样的领域，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团体经常变动和重组。这种频繁的变化展示了科学技术社会论的研究潜力。特别是，科学技术社会论研究现在更关注如何重新安排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关系。例如，如果没有一个单一的边界组织能满足所有团体的需求，那么多个专门的组织应该如何合作？或者，当这些组织争抢影响力，试图吸引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时，这种竞争会如何影响Ta们的结构？这些问题都是科学技术社会论在探讨边界组织时需要解答的。且这些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与政策制定如何在新的组织形态下协作。基于前述研究方向，Sheila・Jasanoff提出了一个广泛适用的概念：知识与社会的「共生产（co-production）」。这个概念强调知识和社会是相互依赖的，并共同依托于为事物和行动带来秩序的机制。具体来说，知识需要依靠正确的形式（例如理论或方法论）来引导研究，而社会则通过制度和组织来确保行为的可预测性。由于知识秩序和社会秩序无法独立稳定运作，它们必须同时被创造，因此称为「共」生产。换句话说，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也会影响到那些从事知识生产的人们的社会编组。Sheila・Jasanoff认为，共生产不仅涉及科学家组织的形式，还包括政治系统、法律、市场规则、媒体以及价值观等，这些都是帮助社会保持秩序的关键因素。共生产的概念基于现实的社会秩序，挑战了将社会秩序视为固定不变的传统观念。它反对那种认为社会层级或集体表征等因素能决定知识正确性的看法。例如，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就是用社会因素来解释科学知识争议如何结束的一个例子。同时，科学技术社会论的各个流派也引领了针对社会建构主义的批判，共生产的概念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例如，William・Storey的研究采用了共生产的概念，批评了那种仅用19世纪的殖民主义来解释西印度群岛糖厂植物学的方法。William・Storey主张，殖民地生物学的发展实际上是随着「发展」概念的引入以及殖民地植物园组织体系的变化而进行的。同样基于共生产的概念，Claire・Waterton和Brian・Wynne分析了欧洲环境机构为建立统一数据库而进行的环境统计标准化过程。Ta们指出，我们需要重新考虑欧洲环境机构与政府及市民社会之间三方关系的现有模型，并关注其如何在不经过各国政府直接介入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欧洲用户群体的过程。共生产的概念可以应用到很多领域，但在科学技术社会论中尤其重要，因为它让我们重新思考科学界的社会因素，特别是利益（旨趣）关系。例如，Thomas・Gieryn研究了科学家团体的利益，而Susan・Leigh・Star和James・Griesemer研究了博物馆建立过程中不同行动者的复杂利益，Ta们探讨了如何尊重这些多样化的利益以促进合作。Thomas・Gieryn将团体视为社会秩序的基本单位，而Susan・Leigh・Star和James・Griesemer则认为「社会世界（social world）」是判定不同利益的基本单位。然而，在共生产的场景中，随着社会秩序的重组，利益关系也会发生变化。Sheila・Jasanoff批评了David・Bloor将社会阶层作为解释利益关系的方法。她强调，在知识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我们对社会阶层的看法可能会随我们社会身份（及其利益旨趣）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边界不只是根据利益关系划分和调整，而是成为新利益关系（或者说新的社会秩序）形成的地方。例如，Charis・Thompson分析了非洲象国际分类体系的变化，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历史上对立的西非和南非形成了一个涵盖整个非洲的共同身份，这也引发了非洲和欧美之间新的利益冲突。因此，知识与社会的共生产概念帮助科学技术社会论把关注点从设立科学边界的人转移到边界中新形成的事物上。这种边界不仅是新制度和组织形态的诞生地，也是新利益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起点。这为研究者提供了机会，去观察那些设立边界的人可能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全球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正在讨论如何加强Ta们的社会责任感，并重新审视自己的伦理基础。尽管各地的讨论有些差异，但大家逐渐同意：我们需要明确的伦理规范，并探讨如何确保研究人员遵守这些规范。这不仅需要伦理学的指导，还需要社会科学的洞察，来帮助我们理解规范与实际操作之间的联系。即使不深入微观社会学研究，我们也能看出，各地的规则是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形成的。以我研究的急救中心为例，尽管有很多操作手册，但它们的实际用途很不一样。比如，处理罕见或可能涉及犯罪的情况的手册，主要用来提供认知支持，帮助确认紧急程序。而常规的安全检查等程序，因为过分强调符合规定，反而可能变得走形式，从而增加了风险。虽然通常这些规则还算可行，但在急救等紧急情况下，太过拘泥于程序可能无法有效地保护患者。比如在美国，如果急救人员为了救助濒死的患者而超越了法律允许的范围，Ta们可能会面临法律风险，尽管Ta们不想放弃救助。此外，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有时候现有规定跟不上变化，需要绕过一些旧的程序才能确保工作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况下，现场工作人员必须能灵活应对。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像规制与经济、防灾与经济的矛盾，因解决方法多样化，随时间推移呈现波动性。灾后，人们会强调防灾的重要性并加强规制；但时间一长，规制逐渐放松，经济和其他需求又会重新得到重视。这种宏观趋势不断影响下，现场的伦理判断需要在这些变化中不断进行权衡。如果我们忽略这些宏观背景而空谈伦理，讨论的实效性会大大降低。如果现场普遍存在问题，我们应该首先探究其背后的结构性原因，这正是科学技术社会论进行界定工作的核心。这个过程，可以称为「行动中的伦理」。多一个点在看
![]()
多一条小鱼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