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人类学词典：『Agency』（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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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04 00:00
云南
本文之版权属于「Cambridge Encyclopaedia of Anthropology」以及原作者「Julia・Vorhölter」老师本人。强烈推荐购买此书阅读。选译此作是为了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本译稿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故，如有能联系到原作者「Julia・Vorhölter」的老师或同学，如有不便但请尝试告知原作者此事，倘若原作者「Julia・Vorhölter」先生如有任何不便，本公众号立刻删除。也请所有订阅了本公众号的读者老师、同学尊重原作者劳动成果。当然，最重要的，以下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Vorhölter, Julia，2024，「Agency」，In The Ope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edited by Rachel Cantave.
Julia・Vorhölter（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想死就去吸氮气（如有任何不便请后台联系，部分译稿见豆瓣「进击的世间师」，随缘接日本人类学大学院咨询辅导）在人类学领域，「agency」（能动性，施为，行为主体性）指的是人们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进行行动的能力。这一概念主要被用来分析人们如何尝试影响或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以及Ta们如何在强大的社会结构中展开行动，甚至进行抵抗。「agency」这一概念首次引入人类学讨论是在1980年代，主要与「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y）」联系紧密，探讨了个体在塑造社会的同时，如何又被社会所塑造。早期对于「agency」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个体自决权、创造性以及抵抗性等方面。人类学家们研究发现，即便是那些表面上无权无势的群体，也能巧妙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并对殖民主义、父权制、资本主义等多种支配形式展开颠覆性抗争。然而，人类学界一直持有一种谨慎的态度，避免将「agency」归结为：自由主义或「西方」构想下的个人选择、自由或自主性。实际上，通过对众多民族志研究案例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agency的定义」、「行使此agency的主体以及其价值」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脉络中呈现出了广泛的差异。近年来，人类学家逐渐将研究视野扩展至网络化的、关系性的，以及超越人类的「agency形式」，其中包括精灵、自然、艺术或物品本身的「agency」。本条目概述了关于「agency」的人类学辩论。值得指出的是，当今从事「agency」研究的人类学家普遍认同，我们的意图、行为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之间的关系，远比「agency」这一术语在通俗理解中的含义所暗示的要复杂得多。自1990年代以来，「agency」便成为人类学中一个核心且被广泛讨论的概念（e.g，Ahearn 2001；Duranti 1990；Ortner 1984，1997，2001）。作为实践理论的产物，「agency」常被视为：某种在潜在压迫性结构中采取行动，甚至积极反抗的能力。拥有「agency」的个体能够推动个人、社会以及环境的变革；而当非人类行动者拥有「agency」时，则能够影响甚至改变环境、社会或其他「有形存在（bodies）」。近年来，由于多种原因，人类学家对「agency」这一概念的热情已大为减退。在人类学领域，「agency」逐渐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过度破坏性且可能带来问题，而非值得庆祝的特性（see Latour 2014）。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在应对气候变化、疫情、战争等全球性挑战面前，「人类的agency」其实相当有限，且普遍感觉到力不从心。为了回应这些学术界以及现实世界的变化，人类学家们开始探索「新形式的agency」，这些新形式是：「分布式的（distributed）」、「超越人类的（more-than-human）」、「关系性的（relational）」的「agency」；不仅如此，人类学家甚至对「传统的agency理解」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具体而言，这些新形式包括「耐力（patiency，被动性）」（Mazzarella 2021，see also Schnepel 2009）、「非掌控性（non-mastery）」（Taussig 2020）、「等待（waiting）」（Hage 2009）以及诸如沉默等不同形式的被动行为（Hofmeyr 2009）。这些替代观念质疑了传统看法，即必须通过行动或「做些什么」来改变世界或自己。相反，它们转而关注「其他形式的agency」是如何得以「实现（becoming）」。例如，在路德宗神学中，被动接受上帝的恩典被视为所有人类「agency」的基础。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接受（如接受一份礼物或爱的表白）并非纯粹的被动行为，而是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被动性形式，其中，赠予者的动作使对方转变为了接收者，随之而来的是接收者这一角色所附带的各种义务（Robbins 2020）。接下来，本条目将为您提供一个关于「agency」在人类学中广泛辩论的初步概述。通过引用经典以及近期的民族志文献，笔者将尝试探讨政治、技术、语言、身体等多个领域中「agency」、意图与效果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条目旨在展示「agency」这一概念在人类学中的应用与争议，以及如何将不同的「agency」理解与各种理论立场关联起来。更为广泛地，它揭示了人类学家如何尝试从多个角度理解「行为主体（agent，施动者）」与世界、创造与停滞、责任与命运，以及权力与抵抗之间的复杂动态。围绕「agency」辩论的核心焦点是社会变革的问题。社会是如何在其相对稳定且由阶级、性别、信仰等构成的强大结构中发生改变的呢？这些结构通过社会化、日常活动的例行公事以及仪式的进行而得到不断强化。我们真的拥有自由意志吗？还是我们的选择总是受到我们所处的社会或文化环境的制约？早在「agency」成为人类学中一个流行概念之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便早已针对所谓的「结构与agency」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例如，社会理论家Max・Weber认为，与依照本能行动的动物不同，人类能够进行有意识的、理性的决策。而另一位学者Émile・Durkheim则提醒我们，个体的选择总是受到社会或文化结构的塑造：或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即受到一种集体意识或集体良知的影响（Rapport and Overing 2007，3-5）。后续的理论家普遍认同，社会的再生产与变革是通过结构的决定性作用与个体的有意图行为之间的动态互动来实现的。然而，理论家们对于结构还是行动哪个更为关键的理解存在根本性分歧（e.g.Berger and Luckmann 1966，Parsons 1951，Bourdieu 1977）。其中一种极具影响力的理论由社会学家Anthony・Giddens发展，由他所提出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基于这样一个观点：「agency」和结构构成了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体。具体而言，该理论基于以下前提：
社会是人类行为主体有意识运用技能的产物。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单一个体能独立造就社会，但在每一次社会交往中，诸多参与者都在不断地创建并重塑社会，尽管这不是从零开始的创造。社会的形成是一场熟练的展演，通过人类的行为而得以「实现」并加以维持（Giddens 1993，25）。
在人类学领域，「agency」及其相关研究重点相对较晚出现，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引起广泛关注。在早期，「agency」与「实践理论」紧密关联，这一理论旨在「阐释人类行为与我们称之为『系统』的全球性实体之间的关系」（Ortner 1984，184；see also Bourdieu 1977，Sahlins，1981）。实践理论的产生，源于对先前人类学理论的不满，这些理论不是对历史或社会变革的问题关注不足，就是忽视了个体的行动以及意图。简言之，直到1980年代，多数人类学家将文化或社会视作相对稳定、同质且在某种程度上「客观」的实体（for a more nuanced discussion，see Ortner 1984）。Ta们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集体层面，而非组成这些集体的个体。例如，由人类学家Alfred・Radcliffe-Brown所支持的结构功能主义，主要通过社会制度机构对社会整体的效用来解释社会制度机构的存在。法国结构主义，由Claude・Lévi-Strauss提倡，专注于揭示所有文化背后的普遍语法（结构）；而「符号人类学（symbolic anthropology）」，由Clifford・Geertz发展，则将文化视为一组共享的公共符号与意义。这些主流的社会研究方法往往缺乏历史视角，对社会变革的问题也不直接关注。而另一些其他的方法虽然关注社会变革，却假设「人类行为或历史进程几乎完全受到结构或系统的决定」，而非由「真实人物的实际行为」所主导（Ortner 1984，144）。上述这类批判主要针对进化主义及其后的文化生态学，这些学说将社会视作「准有机体（quasi-organisms）」，认为其通过技术或环境的适应而演化。同样的批判也适用于Victor・Turner的仪式理论，该理论试图阐释社会如何在内在冲突中实现并维持社会整合以及团结。此外，将社会视为由对立的社会力量或「生产方式（modes of production）」构成的马克思主义，也因其过度决定论而受到批评。因此，关注「agency」等概念的转变，标志着学者们的关注重点已经从抽象的力量或过程转向具体的个体行为者及其特定的动机、意图，以及社会生活体验。这种探讨不仅涉及在特定环境中谁可能或不可能具有「agency」，而且与人格以及自我认知的问题紧密相关。这些讨论突出了人类的创造力、抱负、欲望，同时也触及了权力以及伦理问题。如后续章节所示，关于「agency」的讨论、定义、理论会根据「行为主体」的概念化不同而有所变化：「行为主体」可能被视为一个理性且独立的人类个体，也可能是受社会力量或话语影响的主体（例如作为女性或农民），或者是一个非人类行动者。根据Sheryl・Ortner（2001）的观点，可以将研究方法区分为两种：一种侧重于「作为意图的agency」，即个体或群体如何规划、执行并赋予其生活项目以意义；另一种则聚焦于「作为权力的agency」，即个体或群体如何展现或抵抗支配与压迫。在日常交流中，受到新自由主义「自我责任化（self-responsibilisation）」教条的广泛影响，「agency」这一概念往往引起人们针对某一人类行动者的想象：该行动者依照自己的意图采取行动，并理应带来预期的结果（Gershon 2011）。这种关于「agency」的「自主意愿（voluntarist）」的构想，即我们是自身命运的主宰，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这一理念）影响深远且广泛。它不仅塑造了全球许多国家当代的医疗、福利及司法系统的架构，也重新定义了人们对政治的普遍理解。然而，人类学家们始终强调，人们对「agency」的理解，或Ta们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中采取的行动及影响世界的方式，在不同的文化或历史脉络下存在显著差异。正如接下来的章节所示，人类学家们还警示我们，不应简单地将「agency」视同于人的自我决定（e.g.Keane 2003，2007；Comaroff and Comaroff 1992）。人类学家通常强调，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或历史脉络中，「agency」的含义各不相同。这些差异不仅影响「agency」如何被行使、由谁行使，也关系到人们如何评价其价值。例如，如果人们信仰上帝、灵魂或已故祖先具有强大的「agency」，这不仅会改变Ta们解释世界的方式，还将从根本上塑造社会生活的众多层面。因此，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定义是：「agency」即「受社会文化介导的行动能力」（Ahearn 2001，112）。人类学研究常关注不同「agency构想」间的邂逅，这些邂逅往往发生在权力极不平等的脉络中，如殖民、传教或种族间的互动之中（e.g.Comaroff and Comaroff 1992，Ortner 2001，Keane 2007，or High 2010）。例如，在Ortner（1997）的尼泊尔登山民族志研究中，她详细阐述了国际登山者，即所谓的「sahbs」，如何将自己的术语和条款强加给受雇佣的夏尔巴登山助手。这种现象源于国际登山者所拥有的特权社会地位以及较大的经济实力。然而，Ortner的研究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夏尔巴人并非仅仅受到登山者的支配。Ta们能依据本地关于「agency」的理解，为自己的行为以及如探险期间的死亡等反复发生的悲剧事件赋予意义。夏尔巴人通过审视强大的遥远神祇、普通人类与有害恶魔之间的关系，来解读自身的生存境遇。Ortner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夏尔巴人对死亡原因及其预防的见解，虽然微小，却引起了登山实践中重要的变化。用她的话来说：
夏尔巴人的宗教观念塑造了Ta们对权力以及「agency」的文化理解……夏尔巴人对权力与「agency」的独到构建，使Ta们得以用许多人认为行之有效的方式，来调控喇嘛、神灵、「sahbs」，以及深刻的个人悲痛之间的关系（Ortner 1997，158）。
尽管在不同脉络下人们对「agency」的不同理解塑造了Ta们的行为方式，但这些关于「agency」的信念并不总会与人们尝试影响世界的实际方式相符。此外，虽然关于「agency」的主流理解已广为人知，但大部分人还是依赖多种模型来解释人类的行为以及动机。例如，在美国，虽然人们常常会听到强调自力更生、自我责任、个人自主的言论，但这种论调通常是出于策略考虑而被采用。当政治家提议削减福利费用，或「国家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反对加强枪支管制时，这种论调被推到前台；而在其他情况下，则被有意淡化。例如，在1999年科伦拜恩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后，公开评论此事的美国人士很少会将全部责任归咎于两位枪手。Ta们更倾向于指责父母、学校、枪支文化、媒体或精神卫生问题（Strauss 2007）。这表明，尽管在美国广泛流传着自主意愿的「行动主体观（understandings of agency）」，且这种观念常常无需质疑，但在包括社会焦虑高涨的情境中，人们仍会借助「其他文化的agency模型」来解释行为或事件（Strauss 2007，822）。正如本节所展示的例子，「agency」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构建的：它不仅受到宗教信仰、政治、媒体话语的影响，还受到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对「成为一个人（to be a person）」的定义所塑造。对于「agency」的理解几乎必然会因人而异，这取决于个体是被视为一个独立塑造的自我，还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力或高度可塑性的实体，或者可能是一个蕴含广泛社会性的「分体（dividual，可分之人）」（Strathern 1988，13）。然而，即便在极为特定的文化、语言或历史脉络下，「agency」及其相关概念如创造力、自由、意图的含义通常是多元且不断变化的，并随时间而演进。这些含义的变迁及其引发的问题：社会或文化的再生产与变革如何发生，构成了围绕「agency」以及语言讨论的核心议题。 当代对「agency」的理解深受语言学的影响，尤其是「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所带来的启示。该理论主张，言语不仅仅是在描述世界，实际上还具有改变世界的能力（see Austin 1962 and Searle 1979）。当一位牧师宣称「我现在宣布你们为夫妻」时，他的话语不仅仅是在描述一种特定的行为。更准确地说，他通过这样的言语实施了一项具有明确实际影响的行动。正如言语行为理论的杰出倡导者John・Austin所阐述的：「当我在登记处或祭坛前说『我愿意』时，我不仅仅是在报告一场婚礼的发生，实际上，我亲身参与其中」（Austin 1962，6）。依循这一思路，大多数语言人类学家认为言语是一种社会行动形式，是由使用者不断创造并重塑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构建并创造了社会现实（Ahearn 2001，110–1）。在探讨语言与行动主体之间的关联时，学者们针对不同议题展开了辩论。本节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意图的角色、语言形式（如语法）的角色，以及话语的角色。这三个议题均与一个更广泛的问题相关，即语言如何被再生产、如何转变，以及这一过程如何促进或限制了「agency」的作用。在关于「agency」的讨论中，如何构想「agency」、意图与其影响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核心议题。正如前文所述，「自主意愿的agency构想」认为这三者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如果人们希望改变自身生活的某些方面，比如体形、经济状况或健康，Ta们便能够实现这一点。Ta们可以有意为之，投入必要的活动，并可能达到预期效果。然而，其他理论取径，例如行动者网络理论（Latour 2005，see below），几乎完全将意图从考虑因素中排除：这些理论认为「agency」总是网络化且关系性建构的；因此，即便没有意图，事物也可以具有「agency」。语言人类学家对意图的长期辩论（Anscombe 2000）提供了可能比其他子学科更为深入的探讨。Ta们批评了哲学家John・Searle（1983）的观点，即只有当人类行为的影响或效果（即Searle所说的「发生的事情」）与意图相匹配时，才能视此行为为一次人类行动，并据此主张像意外跌下楼梯这类非故意事件，严格来说并不构成行动（Duranti 2015）。意图与「agency」一样，深深嵌入在社会或文化之中：例如，我们的服装选择或饮食偏好，很大程度上受社会习俗的影响。然而，语言人类学家进一步探讨了，不同社会在多大程度上重视言语背后的意图，或是更倾向于关注行动的实际结果。例如，在萨摩亚的政治或立法论坛中，即所称的「fono」，参与者更倾向于关注某一特定社会角色的个体应该采取的行动或已经做出的承诺，而不是去推断个人行动或言论背后的意图或动机。例如，处于特定政治地位或基于特定职位的人，无论Ta们当前的情况或愿望如何，都被期望提供食物或礼物。与某些文化脉络中常见的反思自己或他人的思想或感受不同，在「fono」脉络下，成员通常避免使用个人特定的心理解释来说明为何有人未能履行职责或兑现承诺（Duranti 2015，67）。人们如何通过言语来行事，不仅受到文化脉络的影响，还取决于不同语言所允许表达的内容及方式。语言是人们日常运作的基本结构之一，它常常在我们不知不觉中起着约束或赋能的作用。通常情况下，我们只有在尝试描述一个没有现成对应词汇的概念或从其他语言翻译，或者遇到说话规则变化时才会意识到语言的约束性：例如，当社会开始引入更具性别敏感的语言表达方式时，才会意识到语言可能的约束性。在这些情境中，我们不会无意识地说话或书写，而是在融入新规则之前会进行仔细反思。不同的语言提供了标记或指派「行为主体（agent，施动者）」以及「主体（subject）」的不同方法，这对理解「agency」及其描述和编码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在英语中，人们可以通过使用被动语态来避免明确指出「行为主体（agency）」（或者说指派「agency的归属」）。例如，如果某人不希望直接将责任归咎于Peter，Ta们可以避免使用「Peter口头攻击了Wendy」，而是选择说「Wendy在讨论中遭到了攻击」这样的表述。不同语言通过其语法结构对「agency」的编码方式各有所异，例如，它们各自规定如何在句子中标记主语或宾语，以及这些元素之间如何相互关联。在英语句子「the boy broke the window」中，主语或行为主体（「the boy」）和宾语（「the window」）在形式上没有可见的区别。相较之下，在萨摩亚语中，行动者（即「the boy」）会通过一个特定的介词（「e」）来进行标记，而宾语（即「window」）则不会被标记（for a more extensive discussion，see Duranti 2004）。此外，语言人类学家也关注了阶级、性别、种族或民族等因素如何影响语言的表达和接受（Ahearn 2001，120–4）。语言及其在构建甚至创造社会「现实（reality）」中的作用也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些理论通常认为没有客观的真理，我们所理解的「现实」是通过一些受权力动态影响的话语来创造的，因此其含义本质上也是极其不稳定的（Foucault 1977，1978）。以话语为中心的研究取径往往缺乏对「agency」或「行为主体」的明确论述。相反，这些取径更侧重于个体天生所属的主体位置，这些位置定义了Ta们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身份。话语虽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它们不属于任何个人，因此也不能随意被改变。毕竟，个人很难对Ta们所使用的语言产生深刻的影响。尽管个体意图得到了一定的认可，但受到Michel・Foucault启发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特别关注的是，社会实践中常常伴随着的一些非预期的效果，以及个体如何无法脱离权力的制约影响等问题（Ahearn 2001，116–7，Ortner 1997，137–8）。例如，我们作为政治主体或公民的地位是通过国族国家的描述以及官僚性实践来建立的。国家在我们出生时便对我们进行登记，并决定我们是否应获得护照或社会安全号码。Foucault对这种「主体化（subjectivation）」过程十分敏感，他揭示了这些过程如何以微妙的方式对我们施加权力。一些后结构主义者，特别是Judith・Butler（1990，2010），努力将Foucault关于主体化的理论，扩展应用到对社会变革的更精细解读中。Butler认为个体生来即被置于特定的（性别化、性别角色化或种族化的）主体位置；换言之，身体总是已经处于某些被表征的状态。然而，用于表征身体的类别，如性别，并非自然赋予的，而是通过语言在话语中的构建以及「践行（enacted，演成的）」来实现的。根据Butler的观点，当人们根据婴儿的生殖器官特征给予Ta一个男性名字时，实际上是在塑造孩子的男性身体。因为用来区分身体的标记，如性别或肤色，在某种程度上是任意选择的，它们需要通过持续的重复或「展演（performance）」来维持。例如，男性和女性被引导以特定的方式坐、行、食、言及思考，以此确认Ta们的性别角色。这种行为使得身体的主体化变得既脆弱又不牢靠，因为规范的稳定性依赖于它们的持续践行。但总有可能发生这些行为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从而为规范的变革或「瓦解（become undone）」提供可能性（Butler 2004）。总结来说，通过研究语言，我们得以对「agency」有更深地理解。语言是人类在几乎所有社会场合中都必须面对的一种基本结构。虽然我们能够控制自己选择表达的话语，但我们仍受限于现有的词汇、语法结构，以及常见于说话习惯中的约定俗成。这些约定尽管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但并不会仅因某个单一说话者的个人意愿而产生改变。人类学及其他学科对「agency」的研究部分源自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社会运动。这一时期的反战、反殖民、女权、同性恋权益以及环保运动展示了社会能够迅速且剧烈地发生变革。此外，这一点在20世纪末欧洲的社会动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尤其是在导致苏联解体的事件中。不少学者观察或参与了旨在根本改变社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些活动有时也确实成功实现了其目标。因此，Ta们开始发展对变革性社会行动更加细致地理解（Ahearn 2001，110）。在一些早期的「次级群体（subaltern，从属群体，边缘群体）」和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中，「agency」往往被隐含或明确地与抵抗等同起来。然而，这种「抵抗的浪漫化（romance of resistance）」（Abu-Lughod 1990）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这在女性主义人类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女性主义民族志研究通常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世界各地的女性都在父权结构和权力形态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们也感到有责任不仅将女性描绘为（仅仅的）受害者，而是将她们视为在男性统治下进行反抗的「行为主体」，哪怕这种抵抗是微妙的或未必有效的（for an‘anthropological classic’on subtle，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see Scott 1985）。在某些情况下，将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尤其富有挑战性，尤其是当女性所从事的活动既没有挑战也可能支持父权体系时（Ahearn 2001，115-6）。在她关于埃及伊斯兰女性虔诚运动的研究中，Saba・Mahmood（2005，2006）在多个层次上探讨了这一问题。作为一名出生于巴基斯坦的学者、后殖民思想家、女性主义知识分子，Mahmood努力深化并质疑女性主义理论中关于自由、「agency」、权威、人类主体的核心假设。Saba・Mahmood所研究的女性们，虽然进入了此前几乎完全由男性主导的宗教空间，并参与了神学文本的研究，但她们深切地致力于伊斯兰原则。这些原则不仅赋予了她们作为女性的从属地位，甚至还明确规定了这种从属。正如Mahmood所述，「女性为了在原本由男性定义的领域中确立自身地位而使用的表达方式，恰恰也是巩固她们从属地位的工具」（2006，182）。女性虔诚运动积极推动道德改革，倡导女性应佩戴面纱，并应「培养羞怯（cultivate shyness）」作为一种践行女性谦逊规范的方式。因此，伊斯兰女性虔诚运动下的女性主张并不符合传统自由女性主义对解放或抵抗的常规理解。相反，Mahmood所研究的埃及女性，作为道德或政治的「行为主体」，致力于追求特定形式的自我实现，她们的立场如下：
因此，她们的行为并不符合女性主义学术中对「人类行为主体（human agency）」的某种特定构想，这些构想严重限制了我们理解和审视那些自我认知、目标、抱负受非自由主义传统塑造的女性的能力（Mahmood 2006，179）。
要理解埃及虔诚运动中的「agency」，就必须考虑到特定的历史或文化脉络，这些背景塑造了「agency」的出现以及表现方式（cf.Lovell 2003）。因此，「行为主体能力（agentive capacity）」必须在分析上与「自主意志（autonomous wil）」的概念进行明确区分。「agency」可能表现为抵抗或挑战既定规范，但同时也可能体现在维护（践行）和强化这些规范的行为中（Mahmood 2006，186）。最近的讨论也已超越了将「agency」简单等同于抵抗的观点。实际上，抵抗的概念本身已经受到挑战，并变得更加复杂。新的替代性概念：例如「拒绝（refusal）」（Simpson 2014，see also McGranahan 2016，Weiss 2016）或「无常（fugitivity）」（Campt 2014）；引入了它们自身的理论以及针对「agency」的理解，同时还有它们在特定脉络或「星系布局（constellations，权力构架）」中的意义。例如，北美第一民族「Kahnawà：Mohawk人」拒绝接受美国和加拿大政府确认其民族存在的条款和框架。但Ta们没有选择积极抵抗或试图改变持续存在的殖民定居者政权，而是彻底拒绝接受公民身份、投票权、纳税义务或任何其他由殖民政府强加的逻辑（「游戏」）。在面对难以逾越的权力不平等时，特别是在「外界期望Ta们默许自己民族的消亡，接受土地被占领、生活受约束、历史由他人编写」的压力下（Simpson 2016，327f），「Kahnawà：Mohawk人」建立并宣扬Ta们自己的历史、领土和政治秩序，而这一切都在国家政府的控制之外。因此，「Kahnawà：Mohawk人」的「agency」远远超出了对国家的简单抵抗。如前所述，在许多当代社会、资本主义体系以及世界政治中，「agency」几乎总是与自主自我的概念紧密相连。绝大多数人被视为具备做出选择的能力，并享有相应的权利及自我认同的自由。这一点在当前关于性别的辩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个体要求拥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性别认同，如选择被认为是男性、女性、跨性别者或其他，而非被动接受基于生物性标识的社会属性（Garrison 2018；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2009）。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改变自己的身体，以寻求「更适合、更符合性别的空间或归属感」（Sanders et al.2023，1064）。自主自我的观念也是身份政治其他方面的基础，比如，所谓的「抗肥胖战争（war on fat）」（Greenhalgh 2015）。在这场辩论中，双方都使用了坚定的自主意愿论点：一边是那些进行「肥胖羞辱」的人，Ta们批评别人做出了不健康的生活选择；另一边是「身体积极性」的支持者，Ta们坚称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身体，并且更重要的是，应当自主决定如何被外界看待（Rose Spratt 2023）。因此，双方在很大程度上都忽略了塑造人们身体的社会经济或政治因素（例如食品工业、广告业，或贫困与不平等），以及与肥胖相关或由肥胖引起的身体或生物社会因素（例如新陈代谢过程、食物成瘾、疾病）。自主意愿主义者往往忽视超出个人选择之外的因素。然而，对接受减肥手术的人的研究挑战了主动与被动主体之间的传统区分，反而展示了涉及那些「标识（signifying）」或治疗肥胖的复杂且网络化的「agency形式」。尽管手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患者通过改变饮食或增加运动减重的过程，但改变后的身体状况却要求患者采取新的自我护理方法，这对于维持减重效果至关重要（Vogel 2018）。尤其在许多所谓的西方国家，普遍存在一种观念，即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和身份的主宰，并且人类能够控制自然以及自身的身体。这些思想可以追溯到René・Descartes的哲学。Descartes的思想，取代了上帝主宰地球生命的旧有观念，转而令人们开始信奉科学、理性，以及人的掌控（Latour 2014，Mazzarella 2021，Taussig 2020）。然而，这并非一条简单且直接的发展谱系：例如，马克思主义或精神分析学对自我控制及「有意识」或理性选择的能力，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此外，当前关于身份和自我管理的讨论，也与近来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意识形态密切相关（Gershon 2011）。尽管如今人们似乎在生命甚至死亡等基本事务上扩大了控制权（Kaufman 2006，Solomon 2022，147–73），人类学家却在这些脉络中提出了更为复杂的「agency构想」。Ta们将「agency」视为关系性的、分布的，甚至是超越人类的。关于「关系性以及非人类agency的构想」，在世界许多地方由来已久，并且这些观念影响了历史以及现代的知识体系，包括非洲哲学与心理学（Okeja 2015，Adjei 2019）、万物有灵论（Chen 2012）、原住民认识论（TallBear 2011）。目前，这些概念在多项当代民族志研究中得到了「重新发现」（see below）。早期人类学关于「agency」的理论，深受控制与通信科学：即控制论的影响。该理论认为个体、社会、生态系统都是一个统一的「至高系统」的组成部分，人类学家Gregory・Bateson（2000）将其称为「心智（Mind）」。这种「系统性、分散的『心智』」与「传统的个体心智、自我或意识的构想」大相径庭，因为它具备生成信息并以自我修正方式响应信息的能力。「分布式agency」的构想是为了反驳西方认知论及其固有的目的性思维、理性主义，以及控制论的缺陷而提出的，后者被视为对「心智」的网络性质以及控制论系统本身的威胁。Bateson（2000）的理论近来得到了广泛的复兴，并被人类学家及其他学者广泛采纳，尤其是在关于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可被称为「人新世（Anthropocene）」的、由人类引起的地球变化时期的讨论中（e.g.Hylland Eriksen 2023）。例如，气候可以被视为一种思维形式或「思维系统（thinking system）」，它深刻地塑造了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秩序（Knox 2020）。另一种具有影响力的早期人类学理论关注了「agency」的关系性或「中介化（mediated）」，以及网络化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ies）」，尤其强调「艺术品的agency」。这一理论提出，艺术对象具备对观众或使用者施加影响的能力（Gell 1992，1998）。按照Alfred・Gell的观点，艺术对象的存在更多地关乎「做（doing）」本身，而非仅仅是意义、沟通或美学。艺术作品深植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拥有引发世界变革的力量。例如，艺术能够吸引观众，从情感上触动Ta们，进而将Ta们纳入更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艺术的agency」尤其通过「牵连（implicate）」这一个过程来体现，这是一种非演绎的推理方式：「溯因推理（abduction）」。当观众或使用者与某个具体的物质对象的相遇，Ta们会推测制作者的意图。因此，这些对象不仅创造并中介了社会关系，也塑造了「agency的形式」（Gell 1992，1998 drawing on linguist Charles Peirce）。然而，迄今为止，关于「网络式agency」最著名的「理论」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在人类学领域，这一理论主要与Bruno・Latour的著作（1999a，1999b，2005）联系在一起。行动者网络理论不仅关注「人类行动者的agency」，也同等重视「非人类行动者的agency」，从而深化了我们对主动主体与被动主体之间区别的理解。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所有存在都是相互关联的，非人类生灵、物体、观念在形成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作用与人类同等重要。Latour通过一个人与枪的相遇来阐释这一点，他写道：
当你手持枪支时，你与众不同；同样，枪在你手中也呈现出不同的特性。因为你持枪，你化身为另一种主体；因为枪与你建立了联系，它亦成为不同的对象（1999b，179–80）。
因此，Latour试图让「是『枪』还是『人』杀人」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指出像杀人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总涉及多个「行为主体」。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主体」并不一定是有意为之；它是行动和影响的源泉，在其中，物质与话语紧密相连，而「行动的责任必须在各种参与者之间共享」（Latour 1999b，180）。这种观点对我们理解人类自主性的方式具有深刻影响。正如Latour所述：
成为一个主体并不意味着在客观背景下独立行动，而是与其他同样失去自主性的主体共享行动主体性。因此，当我们面临这些主体，或者更准确地说，「准主体（quasi-subjects）」时，我们必须放弃对控制的幻想，并避免完全被自然化的风险（2014，5）。
「关系性、网络化或分布式agency」的观念已在人类学的多个领域得到应用（for a good overview see Enfield and Kockelman 2017）。一些研究直接借鉴了Bateson、Gell或Latour的理论，而另一些则基于如「纠缠（entanglement）」（Barad 2007）、「活跃物质（vibrant matter）」（Bennett 2010）或「非掌控（non-mastery）」（Taussig 2020）等更晚近的概念。这些理论强调，人类与强大的非人类生命及物质世界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了一起，而非处于控制地位。尤其在新唯物论、环境及多物种人类学领域，近期的民族志研究正在探索形形色色的「非人类agency形式」。包括海浪（Helmreich 2023）、算法（Siles 2023）、机器人（Aronsson and Flynn 2021）、油料植物（Chao 2022）、狗（Haraway 2007）或灵（Blanes and Santo 2013）的「agency」，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介入、改变本地与全球的生活世界（for a critique of these‘posthumanist’theories of agency，see Hornborg 2019）。一个贴切的「日常」例子，适合用来探讨「网络化agency」以及「非掌控」的构想，那便是睡眠（see e.g.Vorhölter 2023）。睡眠对「人类agency」构成了独特的挑战，因为它不易控制。每个人都频繁经历着睡眠，然而无人能够随心所欲地引发它。一旦睡眠「决定到来」，便势不可挡。但有时，人们急切地期待它的到来：却往往白等一场。达到睡眠状态是一种行动与非行动的奇妙结合，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积极的放弃：但这并非总能依靠意志来实现。睡眠与意图之间的关系颇为矛盾：越是刻意尝试入睡，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小。现代睡眠科学揭示了构成睡眠的各种身体、大脑、社会过程之间复杂的互动（see e.g.Stickgold and Walker 2009）。虽然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控制某些行为，如选择躺下或闭眼，但其他一些则无法控制，它们会自然发生，例如大脑波动、体温变化或肌肉张力的改变。在睡眠过程中，如酒精或安眠药等中介物质可以提供帮助，但它们的效果也依赖于其他较难以控制的因素，比如激素以及神经递质。因此，在睡眠状态中，「agency」实际上是分布式的。这种状态是复杂的代谢活动的成果，而并非存在一个单一的「主体」掌控全局。虽然睡眠是一个极具个人特色的例子，人们对其控制的渴望及控制失败时的无力感，象征着更广泛的政治过程。特别是，在人新世带来的挑战下，我们需要以全新的方式思考「agency」：这种新的思考方式需要认识到包括地球在内的「非人类agency」的积极角色，并使「agency」・意图・效果的三元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正如Latour（2014）所强调的。正如本条目所展示的，过去四十年间，「agency」一直是人类学研究中热议的话题。这一概念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达到关注高峰，其间被纳入了多种理论和领域，如后结构主义、行动者网络理论、语言人类学。尽管人类学家努力推广关于「agency」的精细理解及其在不同社会、历史、理论脉络下的含义，但「agency」在普遍理解中，仍旧常与自由主义的个人选择、自由、自主概念紧密相关。由于这种狭隘但占主导地位的理解方式，许多人类学家对「agency」这一概念的实用性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关注特定社会行动形式的替代术语或概念。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转变，也是对当前状况的批评，即在当前这一时刻，「『agency』被视为人类不可或缺的能力，若无此能力，理解为选择做这个或那个的伦理生活便无法实现」（Mazzarella 2021，7）。根据这种「agency的伦理观」，理想的公民力求积极行动以及自我决定。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许多被动的行为，如等待、暂停、保持沉默、让步或屈从，常常被视为羞耻、懦弱或甚至是失败。虽然William・Mazzarella等学者提出了「耐力（patiency）」或「耐性（passivity）」等概念，以探索世界中可能的其他「非行动主体方式（non-agentic）」，但这些观点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取代人类学中关于「agency」及其相关问题和辩论的核心地位。人类学中的辩论正逐渐从单一个体及其与权力或抵抗相关的「agency构想」，转向关系性、分布式的理解。与其过度关注个体自我、结构、意图或控制，这些新的概念化更多地与「生物社会」、「后人类」、「情动性」等概念交织在一起。无论是在政治、身心还是生态领域，当前研究「agency」的人类学家普遍认同，我们的意图、行动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之间的关系，远比通常所理解的「agency」一词所揭示的要复杂得多。因此，持续的理论辩论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转变了我们的经验视角，鼓励我们，在分析越来越广泛的民族志背景下的社会现象时，以新的方式理解「agency」。多一个点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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