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耐基梅隆大学科学史辞典：『李森科主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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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19 20:13
云南
本文之版权属于「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以及原作者「Michael・Dan・Gordin」老师本人。强烈推荐购买此书阅读。选译此作是为了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本译稿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故，如有能联系到原作者「Michael・Dan・Gordin」的老师或同学，如有不便但请尝试告知原作者此事，倘若原作者「Michael・Dan・Gordin」先生如有任何不便，本公众号立刻删除。也请所有订阅了本公众号的读者老师、同学尊重原作者劳动成果。当然，最重要的，以下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Michael D.Gordin，"Lysenkoism"，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February 2022），accessed 19 July 2024.https://doi.org/10.34758/d5bq-k368.Michael・Dan・Gordin（Princeton University）雲野真実（如有任何不便请后台联系，部分译稿见豆瓣「进击的世间师」，随缘接日本人类学大学院咨询辅导）李森科同志的故事告诉我们，要学会搞宣传，特别是自我营销。「李森科主义（Lysenkoism）」一词并没有统一而明确的定义，它常用于指涉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首先，这个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域性色彩，专指苏联农学家Trofim・Denisovich・Lysenko（李森科，1898-1976）的理论。其次，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指的是李森科在1948年至1965年间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崛起及其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有时也被称作「李森科事件（the Lysenko affair）」，仿佛像一部悬疑小说中错综复杂的章节。第二种用法在苏联以外的地方更为常见，这种表达方式借鉴了某种针对李森科职业生涯的特定解读，用以批判政治对科学知识的干预和曲解。尽管这两种「李森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关联，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往往相当脆弱，并且一直被苏联或西方根据各自的意识形态需求所利用。话虽如此，即便是与李森科个人紧密相关的第一个定义，也通常是脱离历史的。确实，李森科曾真实存在，并且确实在1948年被提升为苏联生物学界的重要（尽管不是绝对的）主导人物。这导致了在苏联长达17年的官方禁令，禁止追求所谓的「经典遗传学」。「经典遗传学」这一理论源自奥古斯丁会修士Gregor・Mendel（1822-1884）在1856至1863年间于摩拉维亚的布尔诺（现属捷克共和国）首次提出的原理，并在1900年被广泛引入遗传研究。与之相对，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描述李森科构想最常见的现代术语是「米丘林主义（Michurinism）」，这一名称源自俄罗斯植物育种家Ivan・Vladimirovich・Michurin（1855-1935）的构想。在1950年代，李森科开始将其生物学研究计划称为「农业生物学（agrobiology）」，以突显科学研究与实际农业应用之间的联系。在某些情境下，他将其称为「创造性苏维埃达尔文主义（creative Soviet Darwinism）」。在讨论苏联生物学的历史著作中，术语的模糊性和不一致性极为常见，尤其在那些集中描述苏联以外事件的文献中更为明显。很少有研究会明确说明「李森科主义」这一术语是指一套具体的生物学理论，还是一种政治干预行为。直到1980年代末，随着Mikhail・Gorbachev推行的「公开化」政策，促使大量关于斯大林时代滥权的历史、文件和访谈得以发表，「李森科主义」这一术语才在苏联本土开始被广泛使用。其中，李森科的统治地位便是斯大林时代种种滥权行为的一个典型例证。在苏联的最后几年里，人们偶尔会用到「李森科时期（Lysenkovshchina）」这个术语，其中的「-shchina」后缀在俄语中用来指代与特定人物相关的政治压迫时期。例如，「斯大林时期（Stalinshchina）」（1）。「李森科主义」的第二层意义作为一个控诉性术语，直接指向国家主导下的、（通常是共产主义或近来更多的是左翼政治）为特定政治目的而操纵科学的行为。这一用法更为直白地反映了政治对科学自由的干预和扭曲。这个术语最初在1940年代末在美国被创造出来，随后迅速传播到西欧，与经典遗传学的禁令同时期。即使时至今日，现代科学与20世纪中叶遗传学的联系几乎完全消失，但这一术语仍广为流传。它总是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如今没有人会自称为「李森科主义者」。李森科于1898年9月29日（按当时俄罗斯帝国使用的旧式儒略历为9月17日）出生于乌克兰的Karlovka村（今Karlivka）（2）。李森科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直到13岁才学会读写。两年后，李森科从一所二级农业学校毕业，并进入Poltava的一所低级农学院学习。从1917年到1921年，李森科在乌克兰的Uman市的一所高等农业学校接受教育。那是一个极为动荡的时期，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继而引发了1917年的两次俄国革命，随后爆发了在乌克兰尤为激烈的长期内战。尽管时局如此动荡不安，但李森科的忠诚从未动摇：他投身于胜利的布尔什维克一方，而这一决定也相应地为这位出身于乡村的农民男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教育和晋升机会。图1：李森科（左）于1935年讲话，斯大林（后右）在旁观看。来源：维基共享资源。1922年，李森科移居基辅工作并继续深造，在1925年于基辅农业学院完成农学家的培训。在这段时间里，他还在一个农业站进行了植物育种的实验。李森科的首篇论文于1923年发表，并且是使用的俄语。由于李森科与前苏联科学界的领导层及革命前的科学家不同，他不会任何外语，因此对国际科学的发展完全依赖于翻译资料。虽然在其他情况下，李森科有限的教育背景可能会限制他的职业发展，但在1920年代的苏联，当局正积极提拔本土出身的贫困阶层成为技术知识分子。即使在Vladimir Lenin的政权下，也暂时容忍使用「老派分子（byvshie liudi）」作为过渡措施，直到能够培养出「红色专家（red experts）」（3）。李森科的职业生涯轨迹恰好符合这一政策的发展路径。1925年，李森科被派往阿塞拜疆的Giandzhe镇的一个育种站工作，主要研究豆科植物。1927年8月7日，『真理报（Pravd）』，共产党的官方报纸，发表了一篇赞扬他的文章。这篇报道为这位年轻的乌克兰青年提供了一此显著的宣传机会，并帮助他的职业生涯迈向更大的舞台。次年，李森科发表了他的首篇关于「春化作用（英语为vernalization，俄语为iarovizatsiia）」的论文。该论文介绍了春化作用，这是一种将种子暴露于寒冷和潮湿环境中的实践，目的是促进作物产量提高并增强其抵抗恶劣天气的能力。通过这种方法，它能够使冬小麦的种子即使在春季播种也能有效生长。尽管李森科宣称的研究结果看起来很有希望，但他的研究并没有采用适当的对照组，也没有进行统计分析。事实上，春化作用并非一种新技术。这些方法（例如，用冰摩擦种子）在农业现场自十九世纪以来已为人所知，并且在李森科开始研究之前，至少有十年的时间里，植物生理学家已经对其进行了仔细的研究（4）。然而，对于苏联领导层来说，新颖性或原创性并不是问题：李森科恰逢其时，成为合适的人选。在这种时局下，即便是像李森科这般背景的人，推出了一种即使是最未受教育的农民也能实施的提高粮食产量的方法，也自然梦吸引苏联宣传机构的注意。毕竟，这种方法恰好符合当时苏联推广实用科学和提拔本土知识分子的政策方向。在1920年代末，Joseph・Stalin（斯大林）启动了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这一运动强制将个体农场合并成更大的「集体农场（kolkhozy）」，并勒令这些农民在集体农场中工作。农民的反抗、不利的气候条件、与其同期进行的工业化速成计划的竞争性需求、国家对粮食的加速征用，以及蓄意破坏乌克兰对苏维埃政权的国族主义抵抗，种种一切，导致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由于饥饿或警察行动，数百万人死去（5）。因此，任何能作为有效宣传的元素，比如推广一位自称拥有提高农业产量灵丹妙药的前农民，都成为了从乡村悲剧中分散公众注意力的有效方式，且类似的做法在当时极为受欢迎。如此一来，李森科便将他的一系列暗示性结果和假设性实践转化为了一个更为详尽的理论，但并非某种关于植物生理学的理论，而是一套关于遗传和进化的理论：「米丘林主义」。1929年，李森科被调至位于敖德萨的全联盟育种与遗传学研究所，并且迅速得到晋升，于1934年成为该所所长。同年，他在敖德萨研究所遇到了新调任的生物学哲学家Isaak・Izrailevich・Prezent（1902-1969）。随后，两人开始合作，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升级，其中Prezent引入了官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要素：辩证唯物主义（6）。这种合作使得这套理论更具系统性和哲学深度。随着时间推移，李森科逐渐将他过去发表作品中的各种暗示整合起来，形成了一套详尽的自然理论。这一理论的完整版在1948年8月「全联盟列宁农业科学院（VASKhNIL）」全体会议的主旨演讲中首次向公众呈现，该事件成为后来所称的「李森科主义」转折点的标志：
米丘林主义直接否定了「孟德尔・摩根学说」的基本原则，即，（「孟德尔・摩根学说」）认为遗传与植物或动物的生活条件之间完全无关。在米丘林主义中，不承认生物体内存在独立于身体的遗传物质。在米丘林主义中，生物或其身体任何部分的遗传特征的变化，均视为生命体本身变化的结果。而生命体的变化，则是由于同化和异化过程中的非正常偏离，以及新陈代谢类型偏离常态所致。生物或其单独的器官或特征的变化并不总是或完全遗传给后代，但新生生物所改变的生殖细胞始终是作为父代生物体变化的结果出现，而这种变化是生活条件对生物体或其单独部分（包括性或营养生殖细胞）的发展的直接或间接作用的结果。遗传的变化、新特征的获得以及其在连续几代中的增强和积累，通常由生物的生活条件来决定。随着生物在连续几代中获得新特征和属性的积累，遗传将发生变化并增加复杂性（7）。
这段文字揭示了许多米丘林主义的教义特征。首先，最为明显的是，它将教义置于园艺家Ivan・Michurin（伊万・米丘林）的教导光辉之下。米丘林在早期苏联被高度赞扬，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植物育种家，成功地杂交了地理上相距甚远的苹果、樱桃等植物品种，并创造出有用的变种。到1935年，米丘林已经去世，因此成为这一新科学运动的理想命名者。这与「孟德尔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与一位外国天主教僧侣相关联（8）。此外，「孟德尔主义」这一指控还影射了「摩根主义（Morganism）」：这一名字不仅与美国遗传学家Thomas・Henry・Morgan有关，还让人联想到了声名狼藉的银行家J・P・Morgan；同时还涉及「魏斯曼主义（Weismannism）」，这一术语源自August・Weissman关于不可侵犯的种系的原则：然而，在紧张的1930年代，其德国背景也被视作不利因素，这些名称策略加强了通过关联来给「孟德尔主义」定罪的印象。将「米丘林」用作转喻，也将李森科的理论与苏联「适应主义思想（adaptationist thought，适者生存论）」的悠久传统联系起来，这一传统早在革命之前就已存在（9）。在布尔什维克时代，对灵活性以及可塑性的强调显得尤为突出，并且与Maxim・Gorky的文学作品以及Anton・Makarenko的教育理论所代表的更广泛的文化主题相得益彰（10）。这些生物学论断也与官方「唯物主义」意识形态强调的各种哲学主题产生了共鸣。乍一看，或许有人会认为，传统遗传学，其遗传物质的颗粒从一代传到下一代，应当是更明显的唯物主义教义。然而，确实，在李森科控制时期之前以及之后，这种观点一直有人提出（11）。然而，也有许多相反的论点。李森科反对当时对基因的「不朽」以及不可变性的看法：这种描述很容易被嘲讽为「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而李森科则将遗传视为细胞物质与其环境之间的辩证交互。这种理解不仅更符合唯物主义，而且还强调了辩证推理中至关重要的变化与发展（12）。在这种思路指导下，李森科（在Isaak・zrailevich・Prezent的协助下）不仅声称他提供了一系列可以帮助苏联农业的实用技术，还提出了一个与传统遗传学截然不同的全面理论替代方案。鉴于1933年Adolf・Hitler（希特勒）掌权后德国与苏联关系的恶化，德国对优生学的热情，为李森科提供了另一个反遗传学的攻击目标。确实，在苏联成立的最初十年里，对优生学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且曾得到一些支持。但是，这一学说随后在1930年开始被斯大林压制（13）（然而，优生学依然以各种形式持续存在。例如，著名的美国遗传学家，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Herman・J・Muller于1933年移居苏联，部分原因是由于苏联当时倡导一种社会主义形式的优生学，这一理念在他的著作『Out of the Night』中有所体现。然而，这个项目失败了，Muller最终在1937年通过西班牙内战逃离了苏联）（14）。在遗传学家中，并非无人反对米丘林主义。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苏联是世界遗传学的中心之一，围绕着Nikolai・Koltsov（1872-1940）、Sergei・Chetverikov（1880-1959）和Nikolai・Vavilov（1887-1943）形成了成熟的研究团队。这些科学家在群体遗传学以及地理分布和变异分析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15）。这三位科学家都在俄帝国时代成长，但他们的职业生涯在早期苏联得到了蓬勃发展，并带领了包括Nikolai・Timofeef・Resovskij（1900-1981）和尤其是Theodosius・Dobzhansky（1900-1975）在内的几位与李森科同龄的未来遗传学界的杰出人物。Dobzhansky于1927年移民到美国，并在国际反对李森科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6）。当李森科开始崭露头角时，他最初受到了「全联盟列宁农业科学院」的热烈欢迎，特别是由Nikolai・Vavilov，该院从1929年到1935年的院长，亲自接待。Nikolai・Vavilov对李森科的早期鼓励，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增添了悲剧色彩。在许多方面，Nikolai・Vavilov是典型的苏联科学家（他的物理学家兄弟Sergei同样享有盛誉，并从1945年起一直担任苏联科学院院长，直至1951年去世）（17）。出身于资产阶级商人家庭的Nikolai・Vavilov，全身心拥抱了革命，并投入到了关于组织植物品种学的科学研究中。他开始从世界各地收集种子，试图确定不同植物的进化起源，并指出通常在起源地附近会发现更大的遗传变异性。Nikolai・Vavilov的收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列宁格勒围城战中幸存了下来；现被命名为「N.I.Vavilov全俄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至今仍是世界上主要的植物遗传材料库之一（18）。Nikolai・Vavilov经常被视为与米丘林主义者李森科形成对比的孟德尔派人物：他精通多种语言，享誉国际，并且致力于改进农业。可能正是最后这一点（致力于改进农业）解释了他对李森科早期的支持，因为这位自信的农学家（李森科）为遗传学家的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意识形态保护，同时也培养了一种辩论和参与的文化氛围。1935年，斯大林在一个公共活动中大声称赞「李森科同志，好样的（Bravo，Comrade Lysenko，bravo）」，此举无疑助长了这位新贵的政治声望（19）。确实，同年Nikolai・Vavilov在「全联盟列宁农业科学院」的职位被Aleksandr・Muralov取代，随后从1938年到1956年，以及1961年到1962年期间，皆由李森科接任该职位。1930年代末，米丘林主义者对门德尔主义者的攻击日益尖锐，而在英美的叙述中较少强调的是，门德尔主义者也对米丘林主义者进行了攻击。Nikolai・Vavilov始终试图在这两派之间保持平衡，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不同的时期，这两个派别其中之一会占据上风，但随着与纳粹德国不可避免的战争临近，米丘林主义者似乎越来越频繁地占据上风。原定于193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遗传学大会最终被推迟并迁至爱丁堡：这次决策和地点变更都得到了Nikolai・Vavilov的支持，但这无疑使他在学术界颜面丧失。随后，米丘林主义者对Nikolai・Vavilov的攻击日益升级，1940年8月6日，他在前往乌克兰的考察途中被逮捕，并于1941年7月被判处死刑。尽管这一判决于次年被改为监禁，但他于1943年因营养不良去世（20）。尽管随后关于Nikolai・Vavilov去世的消息逐渐在西方的朋友以及支持者中传开，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得到证实。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李森科都否认自己与Nikolai・Vavilov的命运有任何关联，然而这些否认从未得到广泛认可。Nikolai・Vavilov的去世不仅是一场人间悲剧，也对遗传学家们造成了沉重打击，因为他们失去了最精湛且最杰出的倡导者。然而，到了1945年，与孟德尔主义阵营相关的人士并不觉得形势过于黯淡。30年代晚期的斯大林恐怖统治已经结束，战后初期在几个领域的控制也有所放松。遗传学家声称他们能够帮助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样的承诺受到了欢迎。同时，李森科自己的声望也有所下降，因为他的兄弟在被德国人俘虏为战俘后选择不返回苏联。实际上，苏联内部的一些遗传学家，比如Anton・Zhebrak（1901-1965），认为「全联盟列宁农业科学院」的院长现在更容易受到国内外的攻击，只要这些攻击被视为「科学上的批评而非政治上的责难」。Zhebrak则联系了国外的同事，特别是Dobzhansky，开始了一场表面上非政治性的运动，从生物学角度批判李森科的观点。1947年，Dobzhansky翻译了李森科的一本短篇著作『遗传及其变异性（Heredity and Its Variability）』，随后与哥伦比亚大学的遗传学家Leslie・Clarence・Dunn（1983-1974）合作，他们安排并秘密编辑了一系列对该译本的评论，这些评论批评了书中的科学内容，但没有就斯大林政权发表任何评论（21）。这场运动似乎取得了成功，到1948年初，李森科的地位似乎已经岌岌可危。这些外来的攻击可能有些过于成功了。现在，李森科遭遇了来自苏联体制内部的一些声望颇高的反对者。借鉴了Zhebrak之前的一些批评，1948年4月10日，Iurii・Zhdanov（1919-2006）在莫斯科理工博物馆对共产党宣传机构的精英们发表了一场题为「现代达尔文主义的问题（On Issues of Modern Darwinism）」的长篇讲座。他不仅支持了李森科竞争对手的一些特定论点，而且还明确批评了这位农学家关于自然选择和遗传学的看法（22）。这对李森科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他的对手是Andrei・Zhdanov（1896-1948）的儿子，（老Zhdanov）这位被广泛传言为斯大林的接班人（如果他没有先斯大林而去，或许真的会成为接班人）并且以其意识形态倡议而著称。彼时，老Zhdanov已经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加强意识形态正统的措施，通常被称为「Zhdanovshchina」。如果这位父亲支持他的儿子，李森科巩固自己地位的努力可能会宣告失败。那时候，看似经典遗传学家的运动即将迎来成功。然而，事情的发展恰恰相反。李森科开始从那些反对Iurii・Zhdanov的人那里获得支持，包括像Georgii・Malenkov（1901-1988）这样的重量级人物，Ta们的帮助为支持米丘林主义的决定性声明铺平了道路。到了五月末或六月初，斯大林已经收到了年轻的Zhdanov的讲座稿，并决定终结这场辩论。中央委员会开始起草一项决议：尽管是由Malenkov和Andrei・Zhdanov来撰写，但斯大林决定通过一个科学会议的形式，呈现这一既成事实。一场名为「关于苏联生物科学现状」的「全联盟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很快被安排在1948年7月31日开始，斯大林亲自对李森科会议结束时的演讲稿进行了逐行编辑（实际上还进行了语气缓和）（如前文所引）（23）。每一场会议都聚焦于批判孟德尔学说并支持米丘林学派，其间不乏一些经典遗传学家的戏剧性「自我批评」，Ta们公开放弃了此前的坚持。高潮发生在李森科全体会议之后的提问环节。一个问题被传递到讲台上，由李森科亲自朗读：「党的中央委员会对我的报告持何态度」？李森科回答说：「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审查了我的报告并予以批准」，紧接着的便是「不可或缺的、雷鸣般的掌声、热烈的欢呼、全体起立」（24）。整个会议记录被苏联方面迅速翻译成英文并出版，广泛传播（25）。这份1948年8月的声明：斯大林支持李森科反对孟德尔学派的立场；是「李森科事件」受到当时学界以及历史学家关注的核心。主要的关注点是：这怎么可能发生？在世界科技领先国家之一，拥有高度发展的农业研究部门和充满活力的遗传学传统，国家不仅介入了科学争议，而且还站在错误的一方？自1948年以来，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科学家都提出了许多诠释，这些诠释大多基于苏联科学的特定脉络：这强烈暗示着类似1948年的「李森科事件」不可能发生在非共产主义国家。1950年代的一个主流诠释是，问题的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植物学家及科学史学者Conway・Zirkle是这种观点最早的倡导者之一。根据Zirkle的说法，他在『科学在俄罗斯的消亡（Death of a Science in Russia）』（1949）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一观点：该书引用了『真理报』和其他资料，特别聚焦于「全联盟列宁农业科学院」的事件；随后在十年后的书籍『进化、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和社会景观（Evolution，Marxian Biology，and the Social Scene）』（1959）中（这更多是一部思想史的著作）Zirkle进一步阐述了李森科的成功，认为这是由于斯大林时代苏联缺乏思想自由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特定偏好所导致的现象。Zirkle认为，智识交流的限制为病态学说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这并不能解释哪些特定的学说可能会生根发芽。对Zirkle来说，马克思主义倾向于拉马克遗传学的理解，因此天生对基因解释持有敌意，而更偏向于环境解释（26）。然而，作为对苏联遗传学所发生事情的准确解释，Zirkle的论点存在重大缺陷。Loren・Graham在1972年的书著中（该书于1987年扩展并再版）指出了许多情况，其中，辩证唯物主义并没有对苏联科学产生负面影响，而是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成为推动研究成功的一种资源。毕竟，在苏联出版物中，引用列宁、恩格斯（或在其在世时期的斯大林）的哲学几乎是必须的，然而类似李森科式的全面接管并未在其他大多数领域发生（27）。相反，正如Ethan・Pollock所指出的，在一些学科中，类似李森科的人物潜伏幕后，等待时机，且已举办了类似「全联盟列宁农业科学院」的大型意识形态会议，但在这些情况下，党选择了不介入（如物理学），或是明确表态反对那些可能成为新李森科的潜在人物（如语言学）（28）。正是在遗传学受到围攻的那些年里，苏联物理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家支持的科学意识形态破坏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29）。Graham还指出了Zirkle论点中的另一个缺陷：如果说辩证唯物主义与苏联哲学促成了李森科在1948年的崛起，那么又该如何解释苏联体制在1965年将李森科赶下台的事实呢（30）？西欧以及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内部反驳了Zirkle的立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Dominique・Lecourt在其1977年的作品『无产阶级科学？（Proletarian Science?）』（1977）中的论述。这本书最初在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盛行的十年间以法语的形式出版，Lecourt将李森科事件作为马克思主义辩护中的经典问题案例：如果马克思主义能导致李森科事件的发生，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政治和哲学项目进行质疑？Lecourt指出，对李森科的解释通常集中于个体，特别是强调「个人崇拜（cult of personality）」这类哲学上的个体主义概念，这也是苏联反体制生物学家Zhores・Medvedev在其地下出版的历史研究中的主要分析类别（31）。相反，Lecourt尽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为李森科夺权的可怕后果提供解释，强调集体化的影响以及苏联体制未能遵循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实践的失败（32）。美国生物学家Richard・Lewontin和Richard・Levins在1976年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也发展了类似的观点（33）。另一种主流观点摒弃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过分强调，认为这只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策略，转而深入探讨苏联科学组织的具体特征，并从社会学角度对这些事件进行了阐释。David・Joravsky的著作『李森科事件（The Lysenko Affair）』（1970）便是倡导这种针对苏联特有情况展开诠释的核心书籍，这本书在几十年里一直是英语读者了解苏联遗传学的主要参考资料。Joravsky将李森科的崛起归因于两个相关因素的交汇：一是快速集体化导致的农业危机，二是布尔什维克文化中的「老爹主义（bossism）」现象，这种文化倾向于单方面决策，并为一些「瘴瘟疫（cranks，怪胎）」提供了在行政体系中攀升的机会（34）。苏联的政治文化严重破坏了科学的决策过程，以至于一个「瘴瘟疫」能够掌控官方知识生产的杠杆。冷战晚期以及冷战后的报道，如Valery・Soyfer的研究，利用新增的证据进一步丰富了Joravsky的论述，更新了其主要观点（35）。Nikolai・Krementsov的『斯大林主义科学（Stalinist Science）』（1997）对Joravsky的论述提供了重要的修正，尽管这本书的论点仍认同一种「普遍假设，即苏联科学有其独特性导致了1948年的惊人事件，而在「西方」则难以发生类似的情况（36）。Krementsov没有将米丘林学派的崛起归因于「普遍的布尔什维克政治文化」，而是强调了「特定的苏联科学」的一个独特特征：科学的唯一资助者是党国本身。这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科学的多元化市场不同，在那里，慈善机构、大学以及企业都与国家竞争支持特定科学领域，如果你在苏联想为你的特定智力项目寻求资源，那么只有一个去处：党国。这种赢家通吃的结构影响了苏联所有科学家的策略。与Joravsky的描述不同的关键点在于，Krementsov的版本在处理经典遗传学家与米丘林学派时采取了一种完全对称的态度。每个团体都在寻求国家对自己立场的认可以及对敌对方的谴责：在战后初期，遗传学家们几乎成功地终结了李森科的职业生涯。Krementsov强调了针对「李森科主义」的普遍谴责中的一个关键特征：国家支持了（在科学上）错误的一方。他指出，如果李森科被解雇，他的追随者也被清除，那么李森科事件这个故事的寓意将会完全不同。毕竟，国家经常会支持某些科学观点而非其对手的观点，比如支持达尔文自然选择论的正确性而非「当场发明的科学（creation science，这里似乎是在暗示神创论）」，或是支持脊髓灰质炎和麻疹疫苗的必要性而非其他替代疗法。Krementsov在其对称性描述中的重点是找出斯大林为何选择了这一方而非另一方的原因。在『斯大林主义科学』中，答案与新兴的冷战有关。当将「李森科事件」的时间线与美苏之间日益加剧的敌对关系相比较时，可以发现米丘林主义者的胜利与柏林封锁或美国对希腊反共势力的支持等事件有一定的相关性。根据Krementsov的观点，斯大林选择强调两种世界体系之间的对比：两种竞争的经济体系、两种竞争的军事力量、两种竞争的联盟体系……如今又加上了两种竞争的科学体系。尽管Krementsov的论述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但它仍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叙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Joravsky的版本。其中最主要的替代观点强调了Krementsov所忽略的一个关键方面：科学辩论。Nils・Roll=Hansen在『李森科效应（The Lysenko Effect）』（2005）一书中主要关注1948年之前的时期，着重描绘了李森科在农业科学研究所中的崛起，直至他在1930年代末掌控「全联盟列宁农业科学院」并取代了Vavilov的过程（37）。Nils・Roll=Hansen在其研究中强调了植物生理学的复杂性，并探讨了在特定科学政策环境中，李森科的催芽技术如何被视为合理的构想。他未将米丘林学派的胜利看作是地缘政治的副产品，而是着重分析了植物育种如何被视为与实验室基础的遗传学相竞争的一个领域。同样，Kirill・Rossiianov强调，Krementsov的版本低估了关于对照组和统计方法的根本性方法论争论，而这些争论恰恰是李森科智胜对手的重要知识脉络（38）。这些阵营之间的争论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新发现的档案不断被添加到现有资源库中，为不同观点提供了支持的混合证据。每种方法都在努力解释以下两个问题之一。首先，如果根本原因与布尔什维克文化的结构或苏联科学的资助体系有关，那为什么这种接管现象会发生在遗传学领域，而不是物理学、化学、地质学、语言学或其他有类似李森科类型人物潜伏的知识领域呢？另一方面，从Krementsov的观点来看，如果农业生物学崛起的根源在于植物生理学的特点，为什么它恰好在1948年发生，而不是更早或更晚呢？除非出现关于斯大林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所做决策的重大新发现，否则历史学家将继续考虑和平衡多种复合的解释。李森科本人并未广泛旅行，但他的思想已经传遍全球。世界各地的遗传学家社群在「全联盟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前就已开始关注农业生物学的发展轨迹，但新形成的冷战对峙意味着，即便是关于植物遗传不变性这样的专业话题，如此高调辩论也无法被忽视。农业生物学的知识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传播：一是科学交流网络，这一直是李森科早期在海外受到关注的主要途径；二是苏联的宣传网络。国际上的反应千差万别，这些差异也成了分析全球对社会主义科学反应的主要方式（39）。这些反应的差异主要是由当地共产党的重要性而异。在被新近称为「第二世界」的苏联集团国家中，李森科的理念得到了广泛地传播。起初，和苏联内部一样，米丘林主义被大力推广，而经典遗传学则被摒弃。这对苏联领导层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它并非像重工业国有化或与美国外交关系降温那样生死攸关问题。斯大林在世时，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东欧和东亚的国家，对米丘林主义给予了高度的官方支持。然而，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后，特别是在他的继任者Nikita・Khrushchev（赫鲁晓夫）于1956年发表了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讲话」之后，莫斯科对推广李森科理念的压力有所减弱。例如，在农业化程度高的波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米丘林主义在1950年代末迅速衰落（40）。在西欧，情况取决于当地共产党的实力大小以及它们与莫斯科的独立程度。许多法国共产党人支持新的生物学路线，但其中一位领先的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家Marcel・Prenant（1893-1983）则公开表达了对李森科构想的怀疑（41）。同样，意大利共产党（PCI）在不同派系之间也就是否应该坚持新的遗传学路线或反对这一路线进行了斗争。到了1951年，意大利共产党（PCI）基本上选择了沉默，不再继续就此事进行讨论（42）。在欧洲，最公开的辩论也是历史学家研究最深入的辩论，发生在英国。几位非常著名的英国科学家，特别是生物学家如John・Desmond・Bernal（1901-1971）和John・Burdon・Sanderson・Haldane（1892-1964），自1930年代起公开宣称他们是共产党成员，并支持斯大林主义路线。他们二人对最前沿的遗传学非常熟悉，尤其是John・Burdon・Sanderson・Haldane在这一领域有着重要贡献，这使得对他二人来说，是否支持李森科的问题变得极为痛苦。相较之下，John・Desmond・Bernal从未动摇过；与此相反，John・Burdon・Sanderson・Haldane则因1948年的「全联盟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而成为唯一一位因此辞去英国共产党成员身份的知名人物（43）。其他曾与苏联思想有过暧昧关系的人，如Julian・Huxley（1887-1975），虽然曾对苏联的思想表示过兴趣，但从未正式加入共产党，因此可以自由地表达Ta们的反对意见（44）。在世界其他地方，关于米丘林主义的辩论与其说是对马克思主义认同的试金石，不如说是对美国的怀疑。例如，在日本，关于李森科思想优劣（以及反对意见）的辩论持续了整个1950年代，并且大体上保持了平和的态度（45）。当然，随着朝鲜和越南冲突导致东亚冷战升温，日本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以及关键军事基地所在地，对农业生物学的政治化反对也并不少见。尽管如此，日本在思想上力求保持独立于华盛顿，因此对李森科及其理论的讨论相对宽容。而在与苏联或美国关系更为紧密的国家中，这种宽容是难以看到的。实际上，美国很快成为了反对李森科及其思想的全球领导者，尽管李森科统治的终结主要还是源于苏联内部。「李森科主义」的第二重含义，即作为科学被不当政治化的标签，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国际对苏联遗传学发展的反对。正如我们所知，无论是在1948年8月之前还是之后，李森科在苏联内部都面临着持续的反对。与此同时，像Leslie・Clarence・Dunn和Theodosius・Dobzhansky这样的国外科学家也试图通过塑造国际舆论来加强这种早期的抵抗。然而，在「全联盟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之后，这种策略变得不再可行：许多来自苏联的科学捍卫者被正式宣布为「孟德尔主义・摩尔根主义・魏斯曼主义（Mendelism・Morganism・Weismannism）」的伪科学，并因此被解雇。在冷战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如果美国对这些科学家表现出过多关照，将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风险。一旦斯大林做出决策，围绕「李森科主义」的争议在美国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与此同时，美国对李森科主义的批判也与莫斯科输出的亲李森科主义论调一样，迅速传播到国际上。当然，正如上文所述，尽管全球范围内确实也存在反李森科主义的反应。然而，在美国，由于缺乏像法国、意大利、日本或英国那样有影响力的共产党，讨论显得尤为一边倒。最早对李森科崛起做出反应的美国科学家，仍是那些在战后初期反对米丘林主义的先驱，如Theodosius・Dobzhansky、Leslie・Clarence・Dunn、Hermann・Joseph・Muller等少数遗传学家。1948年之前，Ta们的策略是强调科学的国际主义，以支持苏联的孟德尔主义者。而在「全联盟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之后，这一策略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苏联科学，至少在遗传学领域，被描绘成真科学的对立面，而真正的科学则仍被视为国际性的。苏联生物学不再被视为「科学」，而是越来越多地被界定为「伪科学」。这种论述成为冷战初期攻击其他边缘知识主张的模板，并显著影响了「伪科学」一词的概念使用（46）。正是在这一时期，早期的英语历史著作将这一现象称为「李森科主义」，例如Conway・Zirkle的作品，这些著作帮助巩固了这样一种观点：苏联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糟糕的科学」，那根本就不算科学。例如，美国遗传学会经历了一段深刻的自我探索，试图找到一种平衡：如何在保持科学的中立性、不去政治化科学的同时，有效地谴责李森科的错误理论（47）？斯大林的干预显然是出于政治考虑，但能否在不将科学政治化的同时谴责它呢？最终，该学会确实谴责了1948年的「全联盟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但李森科主义给「非政治化科学」带来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实际上，反驳李森科主义已成为一项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冷战的头几十年里，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把李森科的崛起作为一个向发展中国家展示其实力的关键宣传点，宣称美国科学之所以优越，正因为它不掺杂政治：尽管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明显的政治主张（48）。在冷战初期，与美国结盟的国家中，由李森科事件引发的政治与非政治科学的对立加剧了人们对左派科学家「缺乏客观性」的质疑。这种观点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尽管这些听证会主要集中在物理学家身上，这些质疑凸显了当时原子能带来的威胁（49）。类似的职业困境也影响了那些偏离主流、批评李森科的生物学家。例如，一个未获终身教职的化学家，同时也是共产党成员，在俄勒冈州立学院被解雇，原因是他在『化学与工程新闻（Chemical&Engineering News）』（这本杂志是化学专业人士的主要刊物）杂志上发表了一封支持李森科部分观点的信件（50）。这便引发了一个同样令人深思的问题：美国科学家真的能自由地支持那些与「错误」政治立场相关的非主流观点吗？在植物生理学以及遗传学相关领域，至少在1950年代的美国，普遍的看法是「不太可能」。例如，细胞质遗传学：即一些遗传特征通过细胞质而非仅通过遗传物质（如DNA）传递的观点；曾是生物学的重要议题。但在苏联影响圈外，由于李森科的胜利给新达尔文主义理论所带来的污名，使得推进这类观点变得更加困难。1948年的会议降低了对传统遗传学的批评力度。尽管从1930年代起，很多科学家已经认为细胞质在进化中可能起到重要作用。虽然这些科学家仍然继续他们的研究，但对其研究成果的诠释皆是谨小慎微。特别是Tracey・Sonneborn（1905-1981），他对自己的细胞质遗传研究被用来支持李森科主义者表示不满（51）。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当时关于抗生素抗性机制的辩论中（52）。李森科胜利的余波不仅在美国抑制了一些传统研究领域，也促进了其他领域的发展，例如推动了建设大型控制实验室空间的提议。这些空间被称为「植物生理实验室（phytotrons）」，类似于粒子加速器的「回旋加速器（cyclotrons）」，旨在以科学（即反李森科主义）的方式开展植物生理学研究（53）。尽管需要十五年的时间才见成效，但对李森科最有影响力的反对声音还是来自苏联内部。即便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之前，李森科对生物学的控制也从未达到完全掌控。例如，在1952年，『植物学杂志（Botanicheskii zhurnal）』上就曾允许发表对李森科的批评。虽然这种批评很快就被驳回了，但允许发表这类批评本身就是国家用来让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对党国保持顺从的一种方式（54）。斯大林去世后，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开始对苏联生活的许多方面进行去斯大林化，包括释放许多古拉格（Gulag）的囚犯并部分开放文化讨论（被称为『解冻（Thaw）』时期），但他坚持支持李森科，甚至巩固了李森科的地位。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推翻李森科的可能性很小。尽管批评者声称1948年8月后苏联的所有遗传学研究都已终止，但科学研究以及对李森科的反对却依旧在暗地里持续进行。1950年代，苏联在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明显放缓，因为一些顶尖的分子遗传学家失去了工作，或不得不在几年内转向研究其他主题，但在核酸和类似领域仍有重要研究成果（55）。尽管需要政治遮护，主流遗传学研究仍然在进行。这种遮护通常来自物理学家，Ta们因为参与了苏联首颗裂变弹（1949年）和氢弹（1955年）的研发，所以在意识形态上相对安全。这些物理学家聘请这些科学家研究「辐射生物学（radiation biology）」，探讨辐射暴露的长期遗传影响。虽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样的大城市进行这类研究还是很危险，因为李森科已经在这些地方迅速安插了他的追随者，但在1958年新建的西伯利亚科学城阿卡德姆戈罗杜克（位于新西伯利亚）这种研究却得到了暗中培育（56）。尽管李森科从未加入共产党，但他一直受到领导层的青睐，直到1964年，他的主要支持者赫鲁晓夫在Leonid・Brezhnev的政变中被推翻。李森科本可以像以往一样利用这次政变为自己谋利，但此时他已树敌众多。早在1960年代初，苏联科学院内部已经开始酝酿反对运动。这个时期，科学院是苏联基础研究的核心机构。1964年，李森科试图推荐他的亲信Nikolai・L・Nuzhdin进入科学院，这样的提名在过去二十年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但这次，由于包括苏联氢弹之父、核物理学家Andrei・Sakharov（1921-1989）在内的几位学界重量级人物的强烈反对，Nuzhdin的提名未能通过。后来，Andrei・Sakharov成为勃列日涅夫时代最著名的反体制人士，并在1975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Andrei・Sakharov和他的同事们要求对李森科在莫斯科郊外的列宁山（Gorki Leninskie）实验农场的管理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对李森科极为不利：证据显示他为了掩饰项目的失败（灾难性结果），竟伪造了数据（57）。随着李森科政治掩护的撤销，事态迅速发展。李森科在科学院的遗传学研究所的职位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由Nikolai・Dubinin（1907-1998）领导的普通遗传学研究所。Nikolai・Dubinin是一位遗传学家，他曾在1948年的「全联盟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上遭到特别攻击。在如何清除生物学机构中的农业生物学者问题上，Nikolai・Dubinin 和另一位资深遗传学家 Boris・Astaurov（1904-1974）进行了激烈的争论。Astaurov 主张彻底清除这些人，而 Dubinin 则认为应给予他们特赦（其观点最终占上风）（58）。Nikolai・Dubinin本人成了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尤其是被诸如 Dobzhansky 这样的侨民广泛批评，认为他延续了李森科 的专制倾向，并推广了自己的边缘理论，尽管这些理论承认了孟德尔遗传学。Dubinin 的自传因其自吹自擂而备受争议，主要围绕他自己的自我展示。其俄语书名『永恒的运动（Vechnoe dvizhenie）』被批评者嘲讽为『永恒的自我推广（Vechnoe samovydvizhenie）』（59）。如果要为Nikolai・Dubinin辩护的话，他的确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工作。由于李森科控制了教育大纲，苏联失去了一代又一代年轻的遗传学家。尽管如此，苏联的生物学界最终还是逐渐恢复了，尽管这个过程步履维艰。随后，虽然李森科仍在列宁山的农场管理工作，但资源已经大不如前。他的科学院成员资格从未被取消（如果他被取消资格，那么几年后保住Andrei・Sakharov的成员资格可能会更加困难），这也让他继续享有以前的薪水和特权，尽管已无实际领导职务，并被大多数苏联科学界的人士所唾弃。尽管他还有足够的权力和朋友压制国内的负面报道，但对于国际上对他失败的幸灾乐祸，他却无计可施。他的批评者Zhores・Medvedev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森科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 D. Lysenko）』之后，李森科设法将他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直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促使他被释放并流亡到英国（60）。Lysenko最终在1976年11月20日于莫斯科逝世。在李森科失去大多数领导职位后，尤其是他去世之后，「李森科主义」这个词的原始含义基本消失了。虽然苏联和一些全球南部地区仍有农业生物学的零星传播，但这种传播既不深入也不持久。然而，「李森科主义」这个词还是代表了20世纪科学界的一场重大争论，这层意义至今依旧传播。尽管这种影响有诸多侧面，但有三个方面因其持续的影响而特别引人注目。自1980年代末起，特别是在19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联邦的形成（乌克兰独立后也出现了类似现象），人们开始热衷于研究斯大林时代及其他苏联领导时期被压制的科学遗产。1987年的公开性政策激发了大量关于1930年代至1950年代遗传学遭压制的研究，包括档案的发布、尘封已久的科学家回忆录的出版，以及对李森科崛起历史的重新评估（尽管关于他衰落的讨论相对较少）。同时，关于数学、控制论、心理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研究也纷纷涌现，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个别科学家的经历，而非科学学科或理论本身（61）。近几十年来，李森科的遗传观念在现代科学中引起了一些回响。分子生物学家探索了很多遗传信息传递的新机制，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虽然大多数表观遗传学的研究并不涉及米丘林的理论，一部分科学家却认为李森科关于遗传特征可以被环境改变并传给下一代的观点是表观遗传学的先声。尽管李森科的理论在关键方面与现代表观遗传学不同，比如他没有承认DNA的遗传作用，也未深入了解分子遗传学，但他的一些观点仍然对一些科学家有启发。在俄罗斯，有生物学家甚至认为最新的表观遗传学发现支持了李森科的理论（62），虽然这种观点在国内外科学界还是比较边缘。最后，「李森科主义」已成为公共讨论中的一个热门词汇。每当政府在科学领域如创世论、疫苗、人为气候变化、酸雨、基因组学、智力与种族等问题上扮演角色时，反对者就会用「李森科主义」来批评。尤其是在这种干预被认为带有「左派」色彩时，这个词更是频繁出现。批评者主张，科学真理应远离政治干预自然显现，仿佛科学与政治能够完全分开。尽管对二战期间苏联遗传学争议的记忆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但这位乌克兰出生的农学家李森科的名字仍以这种方式被人铭记。多一个点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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