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全球投资环境中，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在选择投资时，不仅关注财务回报，还希望他们的资金能够带来更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一趋势使得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投资迅速成为金融领域的核心议题。根据2020年12月的数据，美国的51万亿美元资产中，ESG相关资产已急剧增长至三分之一，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可能超过50万亿美元。
然而，尽管与ESG相关的资产已超过30万亿美元，指导这些投资的ESG评级却面临着结构性偏差。研究表明，ESG评级及其相关投资正遭遇一种被称为“测量陷阱”的现象：用于评估的指标往往偏向某些行业或公司类型。也就是说，投资者所依赖的ESG评级存在着结构性偏误，导致投资成效未能如预期。这是我们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郑志刚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
莎贝拉·德尔·阿尔卡萨尔（Isabela del Alcazar）
IE大学首席可持续发展官
Q1. 在全球范围内，ESG已成为企业领导者关注的核心议题。然而，有观点认为过度关注ESG可能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你认为企业应如何在追求ESG目标与维持市场竞争力之间找到平衡，以避免因过度投入ESG而导致的市场劣势？
➤郑志刚：目前ESG问题存在诸多争议，欧美甚至兴起了“反ESG”潮流。尽管中国企业并不缺乏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环境，但其面临的“既要又要”的多重压力确实更为显著。与此同时，政策的制度惯性也在持续影响企业。然而，当前经济环境下行，企业负担加重，尽管环境与社会责任目标美好，但可能会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应当理解可持续发展既包括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必须确保企业自身的可持续性。正如《左传》所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企业无法生存，利他和环保目标也无从谈起。因此，在推动社会和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保障企业自身的持续发展同样重要。
此外，ESG概念最早由联合国于2004年提出，作为一种倡议，旨在推动工业化的最大共识。然而，共识并不等于企业责任履行的最佳方式。对于企业而言，弗里德曼曾提出，企业的最大社会责任就是创造利润。因此，如果企业能合法合规地纳税、盈利、并提供就业，这就是它对社会的最大贡献。
当前，我们需要一种纠偏思路，针对不同企业类型制定灵活、务实的ESG政策，而非“一刀切”。一旦采取单一政策，难免发生激励扭曲，不同企业在执行中会遇到各类问题，甚至难以承受。因此，政策应根据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行调整。例如，环境相关行业（如新能源、电动车、传统采矿业）确实负有特殊责任。这些企业需要在污染治理方面进行大量投入，因此通常会定期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展示其环保治理成效，这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其他不涉及污染的行业，我们更鼓励根据企业发展阶段和盈利状况制定灵活的ESG策略。一些企业通过无纸化办公减少纸张浪费，虽有积极作用，但从本质上讲，创造更多利润才是根本所在。因此，这些企业应依据自身经济状况和发展阶段，以务实的方式处理ESG要求。
第三个方面是要对激励扭曲的行为进行纠偏。在ESG策略的制定中，避免因单纯追求指标而造成“漂绿”现象，即虚假达标的形式主义。其次，有些企业为应对外部压力，将董事会的“战略委员会”改名为“战略与ESG委员会”。这样的调整是否有实质意义？或许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若仅为应对外部压力而作出此类调整，可能反而会增加企业负担。我们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应是一种内在自觉，而非外部驱动的负担。
第四，我们鼓励将社会责任履行融入企业文化，形成一种持久的传统。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提出的，企业在拼命赚钱的同时，也要拼命节省成本，最后是拼命的捐赠。当企业真正承担起社会责任时，它首先是创造利润，其次通过纳税，最后通过捐赠等方式回馈社会，从而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
➤莎贝拉·德尔·阿尔卡萨尔：要有效回答这个问题，我要强调，通过ESG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以牺牲盈利能力为代价；相反，这是一种增强长期商业韧性的策略。企业应将ESG视为一个战略框架，旨在通过识别特定行业的重大风险和机会来提升竞争力。首要原则是确保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盈利模式相一致——持续推动增长、吸引和留住人才，并促进与公司整体目标的协同。通过整合ESG，企业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其运营的细微差别，改善内部协调，推动有效的内部与外部沟通，从而做出既支持市场竞争力又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明智决策。
Q2. 随着企业从“财务股东优先”向更广泛的“利害相关者资本主义”转变，这一过程涉及诸多深远的工作任务。你认为企业在进行ESG取舍时应采取何种策略，以有效应对这一转型？
➤郑志刚：关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讨论一直存在争议。尽管如今企业逐渐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理论和实践中并未出现明显的转向。从根本上讲，利益相关者理论自1960年代美国通用电器的CEO 拉尔夫·科迪纳（Ralph Cordiner）提出这一理念以来就饱受质疑。早期的支持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能够实现“普惠”，让各方受益，似乎没有理由反对。然而从理论上看，这一观点存在问题。
在企业的利润分配顺序中，股东排在所有利益相关者最后，享有的只是“剩余权利”，也即承担最终的风险责任。这意味着股东有能力为做出错误决策承担责任。因此，股东大会在公司治理中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并对重大事项做出最终裁决。尽管一些学者提出“共同治理”理论，建议董事会中包括员工代表，但在实践中效果不佳，因员工监事往往因存在职业依附关系而难以有效监督。共同治理虽为美好愿景，却难以在实际操作中行得通。
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言，只有资本才具备雇佣劳动的特性，因为可抵押的资本能够承担损失风险。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则要求企业同时对多个利益方负责，导致责任模糊，反而可能导致企业不必对任何人负责。
在传统公司治理理论中，强调投资者权益的保护的股东中心论才是主流，而利益相关者论仅为非主流。在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近年来甚至出现了“反ESG”潮流，反对将环境保护等原本属于政府的公共品提供责任强加于企业。美国一位企业家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曾指出，社会创建公司是为了提供消费者想要的商品和服务，而不是为了推动只有一小部分人认同的社会价值观。
利益相关者理论看似美好，但容易导致“治理陷阱”，即一种表面光鲜、实则复杂的治理模式，若不具备识别能力，企业很容易陷入其中，难以自拔。
➤莎贝拉·德尔·阿尔卡萨尔：针对从“股东优先”到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转变，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股东价值绝不能被忽视。实际上，企业只有通过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包括股东，才能够生存和发展。然而，许多人仍然困惑于企业在这一转型中究竟应承担怎样的责任。
盈利是否是坏事？绝对不是。盈利能力至关重要，并与可持续发展直接相连。在应对这一转型的第一步是明确公司的使命和目标。清晰的使命感能够帮助企业更容易地识别重大问题并确定优先事项。基于此，利用ESG智能将成为指导战略决策的重要工具，确保可持续发展努力与长期商业成功紧密相连。
最终，这并不是在盈利与ESG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将两者有机融合，构建一个韧性强、具备未来适应能力的企业，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知识驱动行动，企业对其重大影响的理解越深入，就越能有效应对ESG的权衡。
Q3. 在设计ESG绩效指标时，企业应如何确保这些指标能够有效地比较不同时间段以及同行业者的表现，以便更好地评估其进展？
➤郑志刚：我们知道，经济政策的制定应遵循“激励相容”原则，即让各方都能看到利益，从而稳定地推动政策实施。然而，在ESG方面，即使没有经济危机的影响，其本身也存在盈利难题，主要原因如下：
1. ESG通常不盈利。首先，ESG本质上是一种投入。大量数据表明，这类投资通常无法带来显著的财务回报。例如，一些资产管理公司在ESG方面的投资，收益表现通常不佳，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2. 美好形象的假设链条不成立。学界有一种常见观点，认为通过ESG可以提升企业形象，增加消费者忠诚度，进而带来更多投资，形成良性循环。然而，最近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四位学者完成了24000多人参与的问卷调查发现，消费者对企业ESG报告的关注度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没有影响。这意味着其实所谓的“ESG有助于提升企业形象”假设链条并不成立。
3. 基金对ESG投资的态度转变。在美国，一些原本以ESG为卖点的基金，因发现这种标签并未带来预期收益，甚至拖累了投资回报，近几年已逐渐去掉了“ESG”相关的名称。这一趋势反映了ESG在吸引投资者和带来收益方面存在局限性。
这些事实表明，ESG并非在财务上总能带来满意的回报。
➤莎贝拉·德尔·阿尔卡萨尔：这是一个重要且复杂的问题。首先，仅测量关键绩效指标（KPI）并不意味着有效管理或创造价值，测量只是起点。目前，关于ESG KPI的变革理论仍需深入研究。尽管ESG报告正向标准化迈进，缺乏统一标准仍是主要挑战，导致同一家公司在不同框架下的评级差异显著。这种差异源于不同评级机构对标准的重视程度不同，尚未形成统一的评估框架。为了确保ESG绩效指标在时间和同行之间提供有意义的比较，公司需认识到这些局限，并参与制定更一致的标准。同时，需明确哪些KPI对业务真正重要，并与长期战略和行业基准对齐。
Q4. 在推进ESG战略的过程中，企业领导者应如何清晰地定义“负责任的企业”，以平衡股东需求与负外部性，而不是陷入ESG的文化争议中？
➤郑志刚：企业应专注于自身擅长的领域，不因外部压力或迎合他人而勉强从事不擅长的工作。然而，目前许多企业为应对监管压力，不得不设立专门部门、岗位，聘请专业人员，导致运营成本上升。相比这种被动应对，若能鼓励企业在正常纳税与雇佣之外，自主承担社会责任，如捐赠等，将更有利于企业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在内部管理和ESG考核上也面临平衡多维目标的挑战。一方面，企业需保证投资盈利；另一方面，又要兼顾社会责任与环境的合理投入，这使得管理层在设定绩效目标时倍感困难。更何况ESG往往只有投入，收效很难短期看到。尤其是在不同企业规模和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统一的标准往往不适用，可能对部分企业产生不利影响，甚至成为负担。
此外，ESG标准的制定也极具挑战性。企业情况千差万别，产业平均或中位数只能作为参考，无法准确衡量个体差异。过于机械化的指标体系可能掩盖企业的真实状态，对一些企业而言，强行对标甚至可能带来不利影响，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外部评价体系中的复杂动机和繁琐的指标统计，也使得企业为应对环境压力，不得不采取一些形式化的做法，如“漂绿”等，虽无奈却在所难免。
虽然企业认同保护环境和社会责任履行对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但也开始意识到盲目追求会导致激励扭曲及引发潜在的治理问题。未来，企业将更倾向于理性、务实地执行ESG政策，而非过度迎合外部压力。政府的政策制定也要逐渐调整，更多关注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营商环境的改变。因此，乐观地预期，不久的将来ESG考核可能会逐步淡出，企业将有更大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以自身发展为重。
➤莎贝拉·德尔·阿尔卡萨尔：在推进ESG战略时，清晰定义“负责任的企业”至关重要，这一概念应根植于盈利能力和长期生存的核心要素。负责任并不是单纯的慈善行为，而是认识到企业在员工、环境和资产得到保护与重视时才能真正繁荣。此外，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不仅是追随潮流，更是管理实际的物理风险。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和资源稀缺直接影响商业连续性。因此，即便道德考量并非首要动机，认真对待这些风险也是明智的商业策略。忽视这些风险可能导致运营中断、成本上升和声誉受损。
Q5. 能否分享一些在ESG实践中进行大胆尝试的企业案例？这些企业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其他企业又能从中获得哪些有价值的启示？
➤郑志刚：硅谷银行的倒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治理陷阱”案例。尽管它在ESG方面投入巨大、被多个机构评价为“负责任企业”，但这种过度投入使其忽视了更为关键的久期管理和压力测试。这种失衡导致其在核心风险管理上出现漏洞，最终酿成危机。企业的教训在于：ESG等外部认可容易实现，但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如风险管理，才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关键。企业应避免在低门槛事务上投入过多，保持战略平衡，集中资源于核心业务，以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另一个反面的例子来自巴菲特控股的伯克希尔。巴菲特并未在该公司设立专门的ESG部门，而是专注于投资。如果需要，他们通过比尔盖茨基金会捐赠财富，实现了职能分工：伯克希尔聚焦投资并赚取收益，公益事务则交由更专业的机构来完成。这种分工避免了企业内部过度分散精力，也防止了在不同目标间平衡的左右为难。
2019年商业圆桌会议上发布了一份题为《公司的目的》的共同宣言。当时共有181位国际知名大企业CEO为该宣言背书。可口可乐当年是该宣言的坚定支持者，签署了相关宣言。然而在2022年之后，可口可乐的年度报告中已不再提及“ESG”概念，显然对其理念进行了调整。这些动向表明，美国企业界对“ESG管理”已有所反思，认为环境保护等责任不应全部由企业承担。
这一趋势提醒我们，不能单纯依靠舆论、资本、社会甚至监管力量，将环境与社会责任完全归结为企业义务。各企业发展阶段和规模不同，应该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务实地推进ESG管理，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才是合理和科学的路径。
➤莎贝拉·德尔·阿尔卡萨尔：在ESG实践中，苹果公司是一个突出例子。苹果通过机器人Daisy和Dave在回收流程中实施先进技术，这些机器人能拆解iPhone和其他设备，回收稀有材料。整合这些机器人后，苹果减少了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降低了供应链中断风险，同时提升了自给自足能力。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废物、促进循环经济，还降低了材料采购成本，直接提高了盈利能力。这个案例表明，投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显著降低风险并创造竞争优势。
另一值得关注的例子是Twinco Capital，这是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帮助企业改善供应链中的ESG指标。Twinco利用数据智能评估供应链风险，为企业提供决策支持，帮助其进行明智的采购选择。通过提升供应链透明度，Twinco增强了客户的风险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绩效。这种主动的ESG整合方法不仅帮助公司管理合规风险，还提升了其声誉，构建了更具韧性和道德的供应链。因此，利用与ESG相一致的数据智能和供应链管理，企业可以开辟新的增长机会，积极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
Q6. 企业领导者需要关注ESG的设计，以及一个适应未来经济的塑造方式的思维系统。你认为企业应如何建立一个适用于未来经济现实的ESG架构？
➤郑志刚：首先，企业家应对“负责任企业”的内涵有深刻理解，明确什么是企业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也许应该回到弗里德曼。那就是，创造利润才是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
其次，对ESG的潜在负面效应要有全面认识。为了帮助大家更全面认识ESG，我最近提出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概念是“治理成本”的概念，ESG实施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公司治理成本，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导致管理复杂化和效率降低，甚至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颗稻草。另一个概念是“治理陷阱”的概念，从口号和噱头看上去十分动人美丽，但一旦陷入其中难以自拔，深陷其中。提出这些概念的目的是希望企业在推进ESG时，不要忘记企业发展的初衷，避免不必要的社会资源浪费，真正切实有效地履行社会责任。
第三，对于监管当局提出的ESG要求，建议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和经营状况进行量力而行的落实。企业不必一味追求高标准，而是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并循序渐进地推进ESG措施，以实现切实的成效。
最后，建议企业将其“捐赠文化”作为社会责任履行的主要方式，而非成立专门的ESG部门。优秀企业在注重利润和成本管理的基础上，实现盈利后，可通过公益捐赠帮助社会解决贫困等社会问题。这样不仅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消耗，也能够更直接、有效地为社会做出贡献。
➤莎贝拉·德尔·阿尔卡萨尔：要构建一个与不断变化的经济相适应的有效ESG框架，商业领袖，尤其是CEO，首先需要深入理解所处的世界。这要求他们在决策过程中融入前瞻性思维，以便能够预见和应对未来的趋势与挑战。通过这样的反思过程，他们可以明确公司在更广泛的社会和环境需求中的角色与贡献。
ESG战略必须考虑环境风险，例如资源枯竭和气候变化，以及社会风险，包括劳动力期望的变化和公平问题。在清晰理解这些紧迫需求后，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公司就能够识别出推动业务、利益相关者和地球价值的关键指标。
总的来说，承认未来经济现实的以目标为导向的领导力对于建立一个既能保护公司竞争力，又能为社会整体利益作出贡献的ESG框架至关重要。所选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应直接与价值创造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从而为强大且具有前瞻性的ESG战略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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