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断周末赶工作还是享受假期？你是会为如何度过休息日而犹豫不决的人吗？很多人都会这样。尤其作为一个骨子里就自带勤劳基因的中国人，不少打工人总会被工作占据白天和夜晚的每段时间。如何改变过度劳累的状态，克服过度工作？本文是破解难点和方法。
现在是一个美好周六的下午1点。几个月前，你告诉编辑，你将为下期杂志写篇关于过度工作的文章。然而，你被其他任务和项目压得喘不过气，而且正在为手术和休养做准备，身心俱疲。时间流逝，你的初稿即将逾期。
你会为了论文打断周末，还是等到周一再写？你的决定和反复思考是否也会让人过度耗神？
说明一下，这个人就是我。我就是那个为如何度过休息日而犹豫不决的人。但我猜不止我会这样。作为一个从小就被教育要努力埋头工作的美国人，我知道自己总会被工作占据白天和夜晚的每段时间。但多年来我也培养了一些优先考虑的爱好，我的编辑也明确告诉我不要在周末写这篇文章。
我们对工作的态度和行为往往被分成了两类：要么过度投入；要么消极怠工、休假，或者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躺平”。然而，我认为情况其实更为微妙，找到正确的平衡点需要的不只是意志力。四本新书证明了这点。
你知道什么比惯性更强大吗？“午餐瑜伽、正念应用程序、一篮子健康零食或有同理心的员工互助计划”，舒尔特写道，“比如说，雇佣足够的员工来管理工作量，支付高薪并简化流程，专注于完成最重要的工作，而不是在办公室或工作场所待了多长时间。”
当然，有些组织确实试过这样做，但结果喜忧参半。舒尔特提供了英特尔引人深思的试点计划研究，这个计划虽然成功，但已不复存在。
如果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那么再加上第二个主题：成长经历会如何影响我们对工作的评价和参与程度。珍妮弗·罗莫里尼（Jennifer Romolini）的《野心怪兽：一本回忆录》（Ambition Monster: A Memoir）会让我们这些出身贫寒、在21世纪00年代和10年代初“女老板”（girlboss）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产生共鸣。她讲述了关于职业成功重要性的信息是如何渗透到她的大脑和职业生涯中的：“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良好的职业道德无比重要，努力工作才能获得成功，才能保障安全。我们家偶尔会去教堂，但我们没有宗教信仰，我们是去向上帝祈祷事业。”
她进入了纽约和洛杉矶的媒体圈，职位和责任不断攀升，却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和人际关系，最终在45岁时被毫不留情地解雇了。她写道：“我现在身处一个陌生的新领域，不得不重新学习如何生活。”
这些听起来可能很哲学，因为“工作不只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它对我们和社会都很重要。”难怪过度工作的倾向难以摆脱。
文化人类学家克劳迪亚·斯特劳斯（Claudia Strauss）在她的书《工作意味着什么：超越清教徒的工作伦理》（What Work Means: Beyond the Puritan Work Ethic）中深入探讨了这一现象。这本书比舒尔特和罗莫里尼的书更学术，在许多方面更加复杂，它既包括理论，也包括与在大萧条期间被解雇的不同种族背景和经济阶层的人的对话。斯特劳斯对我们在生活中构建“工作中心”的方式很有启发性，特别是当她的受访者试图理解“失业时的自我”时。她探讨了我们这些为工作而活的人，和那些有朝九晚五心态的人之间的差异，并指出“这两种生产力工作道德可能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学习并改变，“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可能也会变。”
我很想改变过度劳累的状态，过去一年我经历了一些健康挑战，有件事一直放不下。在《休息革命：过度工作成为常态时，如何恢复节奏并战胜倦怠》（The Rest Revolution: How to Reclaim Your Rhythm and Conquer Burnout When Overworking Has Become the Norm）一书中，高管教练阿曼达·米勒·利特约翰（Amanda Miller Littlejohn）有一章专门讨论了当我们“反复跳过冬天”时会发生什么，这里“跳过冬天”是指“在固定工作时间后不进行定期休息和放松的行为”。我们害怕休息，认为“我不能……消失，否则我会被人遗忘”或者“我不能不被看到”。但休息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毫无顾虑地享受休息。
劳拉·摩根·罗伯茨（Laura Morgan Roberts）2023年在HBR.org发表的文章《DEI从这里走向何方？》（Where Does DEI Go from Here?）中也提到了这点，她将其描述为“自由的消逝”：“在忙碌和完美主义主导的文化中，员工需要一种摆脱绩效压力的方法。”事实上，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人们后退一步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在准备好并有能力发光发热时大放异彩？
我最终决定等周一早上再写这篇文章。周六我要锻炼身体，看体育节目，和家人还有小猫一起度过时间。在十年前的工作中，我可能不会做这样的决定，感谢公司的支持性工作环境，也感谢我对自身价值观，以及自己会在什么情况下表现最好，有了更清晰认知。
然而，我不是一直都这么自律，而且我知道，最难驯服的是我从小就有的工作观。我仍然担心会因为深呼吸或停下来而受到惩罚，不坚持下去会标志着道德上的失败，或者更糟的是，我会被认为是个没用的人。但正如利特约翰所写：“一朵花很难开满四季。”所以，在一个工作日的早晨，我正在冒这个险。
*本文节选自《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24年11月刊文章《克服过度工作》。
格雷琴·加维特（Gretchen Gavett）| 文
格雷琴·加维特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飞书、DeepL | 译 孙燕 | 原文编辑
王郡 | 公众号文章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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