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跃华歌”微信公众号导读：我的文章《吴跃华｜香港“马礼逊学堂”音乐教育考释》在核心刊物《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上发表后，许多人来问我，有的人连投稿方式都不知道。其实投稿到录用到正式发表，还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即便被录用了，还被要求反复修改，期间刊物编辑也为本文付出了很大的劳动。在此我再次表示感谢！关于这个过程，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这里我把第一次投稿通过二审后要求修改后的版本发布于此，即便我认为这个修改稿已经很完善了，但离刊物要求还有一大段距离，大家可以看看我的二次修改稿和正式发表稿之间的差距，这样便于你了解刊物到底要求到什么程度。
香港“马礼逊学堂”音乐教育考释
吴跃华
（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摘要】“马礼逊学堂”于1842年搬到香港后开始开设“音乐课”，这一“成说”不仅缺乏严谨且也太过简略。经运用第一手外文资料考证，该校开设的课程名称应该叫“唱歌”课，准确的开设时间是1845年5月。任课教师布朗的教学思想除了有宗教教育意识外，还有美育思想。其教学内容十分丰富，除了教单声校园歌曲外，还教合唱和识谱（含视唱）。其教学方法方面也具有现代意识，如教合唱是从“轮唱”开始教起，这样“循序渐进”教至三个声部的合唱作品；识谱教学是在遵循音乐的听觉特性基础上进行的，即在学生学唱歌的同时进行识谱教学。尽管该校唱歌教学时间很短，但布朗的教学效果非常显著，该校学生不仅非常喜欢上布朗的“唱歌”课，因此还对其他非音乐课程的学习也增添了积极性。尽管该校办学很短，但该校对后来的音乐教育有较大影响，如1845年创办的宁波崇信义塾就是借鉴该校经验一开始就开设“唱歌”课，还从美国购买乐器来服务教学；再如该校毕业生唐廷枢1862年编写出版的《英语集全》，是我国最早的涉及音乐名词英汉翻译的词典之一。无疑，该校为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马礼逊学堂；布朗；美育；唱歌课；合唱；识谱
香港“马礼逊学堂”因在我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被学者们广泛关注。但相较其他非音乐学科学者对该校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音乐学科学者对该校音乐教育研究的成果却十分鲜见。目前的研究现状是，中国香港音乐学者在论述香港音乐教育史时直接忽略该校的音乐教育【1】。中国大陆音乐学者对该校的音乐教育倒是十分重视，但长期以来也几乎只是停留在“该校设有音乐课”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上，如音乐教育史专家孙继南1994年的史料文章【2】在音乐界最早提到这一说法，随后汪朴1995年【3】、刘大坚1997年【4】、伍雍谊1999年【5】的史料文章和著作也如是说。本世纪以来，在上述几位音乐教育史学者著述的影响下，这一说法现已成了音乐界的“成说”。对此，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宫宏宇早就在《音乐研究》上刊文指出存在的问题，他批评到：“国内史书对马礼逊学堂音乐课程的具体情况以及史实根据却没有明确的标示【6】”。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跟我们以往没法接触到英文第一手资料有关，幸运的是，现在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里已有关于该校的第一手英文资料，笔者依此对该校音乐教育的详细情况，结合现有其他相关研究成果重新作些考订。
一、 “马礼逊学堂设音乐课”词条考伪
研究是要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本文有必要先厘清前人的研究。音乐教育史研究权威孙继南的著作称：“1842年11月1日，马礼逊学堂由澳门迁香港，开设音乐课”。“由在华英、美人士于1836年组成的‘马礼逊教育协会’为纪念英国最早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于1839年11月4日在澳门创办了一所小学堂（亦称“马礼逊纪念学堂”），由创始人基督教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布朗自任校长。首批入学者为6名中国儿童，全部住校，免收一切费用。课程设置有中文、英文、地理、数学等。1842年，香港割让英国，成为传教士活动中心，该校由澳门迁至香港并成为带有中小学性质的学校，增设音乐课。此为现知中国人最早在新式学校中接受音乐教育的学堂。1849年停办。——容闳《西学东渐记》，原载《走向世界丛书》。见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第16—19页；又，《教育大词典》第10卷，第200页”【7】。据目前音乐界研究文献所知，孙继南这史料词条内容中提到马礼逊学堂开设音乐课的说法在音乐界是“最早”，首见于其1994年的文章【8】，且影响力“最大”，证据是孙继南后将这词条写入其著作《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1989》中（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2000年），不仅该著出版当年就立即引起中国音乐史学年度学术研讨会上的学者对其进行专门研讨【9】，而且后该著还又分别于2004年、2012年再版。孙继南称：“史料是史学的精髓”【10】，史料如果不真实，那么依据史料的研究就没有意义了。因此有必要先对孙继南摘编的“马礼逊学堂设音乐课”这一史料词条内容的真实性进行复核。
笔者核实孙继南这史料词条下列举的第一个参考文献后发现，这只是容闳著作《西学东渐记》第6-9页内容【11】，全文没有任何跟“音乐”有关的内容。不仅如此，为孙继南这著作题词、写序的廖辅叔甚至还这样说：“我通览了容闳的《西学东渐记》,结果没找到一句关于音乐的记述”【12】。笔者再核实孙继南这史料词条下列举的第二个参考文献后发现，孙继南列举的这参考文献即词典的书名就是个错误，应该叫《教育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此外，按照孙继南指引的页码，笔者查询《教育大辞典》该页显示的词条是“马礼逊纪念学堂”，该词条的释义原文如下：“马礼逊纪念学堂。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马礼逊教育协会创办于澳门。由美国传教士布朗任校长。首批学生6人，全部住校，免收一切费用。开设中文、英文、地理、数学等课程，属小学程度。1842年迁香港，发展为中小学。课程除中文外，设有英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音乐、化学等，采用英语教学。1846年布朗返美，由麦士(William Macy)继任校长。1849年停办。”
首先，《教育大辞典》这词条名称“马礼逊纪念学堂”本身就是个错误，“马礼逊纪念学堂”其实是1988年在澳门恢复办学时用的校名【13】，不是该校最初校名。尽管“马礼逊学堂”初建时确实是为了纪念马礼逊，但最初校名中没有“纪念”两字。遗憾的是，由于孙继南也误将“马礼逊纪念学堂”作为该校最初的校名，导致现今音乐界许多学者这样沿用【样错误使用的主要文献统计如下：如：何玉，2017：433；冯文慈，1998：374；桂强，2019：129；钱仁平，2001：35； 格更等， 2019：84；洛秦，2004；柯丽娜，2020：57；张爽，2019：21；刘佳鑫，2019：115；王勇，2012：4；陈星，2010：22；褚炜，2003(03)；袁昱，2012(01)；王怡雪，2016(04)；乔馨，2016(04)；郭登杰，2019（4）。】，但其他学科学者倒是很少这样误用。其次，孙继南书写的这词条还有三个其他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孙继南称：“此为现知中国人最早在新式学校中接受音乐教育的学堂”。宫宏宇对此已提出批评，认为早在澳门圣诺瑟修院就有中国人在接受西方音乐教育【14】。其实比圣诺瑟修院更早的澳门圣保禄公学（小学堂）于1584年就“增加了教唱歌的音乐课”，且其后在这小学基础上建立的圣保禄学院（大学）也有音乐课【15】。此外，马礼逊本人创办的英华书院，尽管这不在中国本土，但也是针对中国人创办的新式学校。这里也有许多中国人在接受音乐教育【16】。再有，从“马礼逊学堂”本身的创办渊源看，容闳称“马礼逊学堂”原本是之前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开办的澳门女塾附设的男塾，尽管这“附设男塾”说法在学术界有争议，但在马礼逊学堂之前就已有女塾学堂存在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且据学者高慧考证，在马礼逊学堂之前开办的“澳门女塾”就已开设有“歌咏课”【17】。综合以上史料，足可以证明，孙继南这史料词条中的这句评价语无论如何都是不准确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评价语根本不是其列举的参考文献中的话，这显然是孙继南自己的理解。且孙继南把自己的理解加进参考文献的做法还不只是这一处。孙继南称布朗是“创始人”，但其列举的参考文献里都没有这用词（这是第二个错误之处）。把自己的理解夹杂在“客观”史料中不加说明的来报道的做法本身就不严谨，把这错误的“理解”作为客观史料来报道就更是错误了。遗憾的是，这一“错误”评价语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被作为正确的史料广为传播，如音乐史家汪毓和以及中国香港学者梁剑英等的著作均如此。【沿用这错误说法的主要文献统计如下：汪毓和，2000：12；梁剑英，009（11）；刘大坚，1997(02)；徐元勇，2021：37；刘建东，2021：157； 张乐心，2013：47；陆正兰等，2018：25；陈磊，2017：37；韩勋国，2010：58；刘再生，2006(03)；刘再生，2006 ：127；王茜，2018：86；徐颖，2018：85；马志飞等，2015：228；何梦影，2015(04)；杜永寿，2006；朱咏北，2004：1；钱建明，2013：62；孟新洋等，2009：255；徐升，2016：40；靳晓莉，2011 ：95。】
第三个错误即是孙继南书写的这词条“第一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句，称“1842年11月1日，马礼逊学堂由澳门迁香港，开设音乐课”。笔者将这“第一句”判误的依据是孙继南自己在登载这词条的史料著作前言中说：“（本书）条目设立以其实施年月为序。如某校创建时并无音乐系科或有关音乐教育措施，则不按该校创建年月收录，而根据其后该校增设音乐系科的实际年月入编”。据此，其书写的这词条的“第一句”的意思就是该校1842 年刚搬来香港时就有了音乐课。之后音乐教育（文化）史专家如马东风【18】、冯文慈【19】等也都是这样理解的，尽管马东风的著作仅用“据史料”（没给出参考文献）这一含糊的说法，但从其实际叙述的内容就是孙继南这词条内容来看，其依据的史料就是孙继南这词条。其实孙继南引用的两个参考文献都没有1842年该校搬来香港就开设音乐课的意思。难道这“第一句”又是孙继南的自我“理解”吗？
其实，孙继南1994年首次发表于《星海音乐学院学报》的这词条并没有列参考文献。不如1995年汪朴写的音乐教育史料文章严谨，汪朴的史料文章尽管只是笼统地说：“音乐为该学堂教学科目”，但还是给出具体的参考文献的，其依据的史料是来自非音乐学者顾长声的著作《传教士与近代中国》（1981）《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1985）。笔者查阅后获悉，这两本著作都多次再版，说明其影响力很大。笔者核实这两本著作后发现其叙述差不多，1985年的著作更严谨一点，内容如下：“一八四二年十一月一日，马礼逊学堂在香港开始上课，新旧学生共有二十多名。在课程设置方面，除继续命学生认真学习中文外，西学课程已有英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化学和音乐等”【20】。按照顾长声这个叙述，孙继南的史料词条“第一句”就是对的。或许《教育大辞典》也是参考顾长声这1985年著作，笔者作此判断的依据不仅是因为在《教育大辞典》编写前，也只有顾长声的著作提到该校有音乐课，而且是因为《教育大辞典》提到该校开设的课程之一的“初等机械学”，在《教育大辞典》出版前也只见于顾长声1985年著作（连顾长声1981年著作中都没列这“初等机械学”课程）或参考“顾著”的文献中，其他人一般不使用这个课程名字，而是称（牛顿）“力学”（三大定律）【21】。但参考顾长声著作的《教育大辞典》和汪朴的文章均采取了模糊的说法，类似模糊（笼统）地称1842年后该校开设的课程里有“音乐”课的文章还有不少，如尚智丛等学者著作【持这种说法的主要文献统计如下：尚智丛，2012 ：118；高奇等，2008：238；阮兴，2016：26；孙云龙，张玉阁，2014：292；王珏，2013；田正平，2016；李建求，2003；贺国庆，2004；左玉河，2004；白毅，2018：139；萧致治，2017：747；孙云龙， 2014 ：292；亓曙冬，2016 ：101；傅国涌，2018 ：50；钟真，2015 ：158；王世义，1995：266。】有些学者采用了更笼统的说法称，1839年该校创办后就设有“音乐”课，如熊月之等。【持这种说法的主要文献统计如下：熊月之，1994：287；田正平，2001：9；陈乃刚，1990：110；张骅，2004 ：31，李云，2006：22。】孙继南一样称该校1842年刚搬来香港时就开设了音乐课的学者著作就更多了，如《澳门手册》中的“马礼逊学堂”词条等。【持这种说法的主要文献除了孙继南的著作外统计如下：顾龙生，吴雪生，1999 ：61--62；戴鞍钢，2011,33(05):27-31；刘再生，2011：339 ；郭保章，2006 ：383；曾昭乐等，1998 ：48；程翔章，2019：53；谢青，2018：67；赵艳珍，2006：74；左玉河，2004 ：116。】还有一些著作甚至就胡写了，如某学者主编的中学教学百科全书这样称：“19世纪末，随着欧洲教会在中国开办学校，欧洲模式的音乐课也出现在这样的学校之中。最早的如英国马礼逊在广东澳门(1807年) .......开设的教会学校里都设立了音乐课”【22】。且不论这1807年不能称为“19世纪末”，马礼逊本人并没在澳门创办学校，且马礼逊学堂也不是马礼逊创办的。遗憾的是，如此“糊涂”的说法还不是个案，如《新编十万个为什么》这样的科普书籍也错误地称：“我国近代的音乐教育始于1839年由美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开办的新式学堂中的音乐课”【23】。
深入探讨这类误读的原因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此处分析意在指出，对照顾长声的著作，与其说孙继南书写的词条是来自他自己列举的两个参考文献，还不如说主要是来自顾长声的著作，尽管顾长声著作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后文分析）。遗憾的是，汪朴那较为严谨的史料报道文章很少被引为参考文献，而孙继南这错误的史料词条却在音乐界大为流行，以至于现今都被错误地写进教育考试指导书中，如：某教育硕士考研复习指导书【24】；某“教育史考试”自学辅导书【25】。
二、“马礼逊学堂设音乐课”情况考实
“去伪”是为了“存真”。那么，马礼逊学堂真实的音乐教育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学者吴义雄1995年文章指出，布朗在1847年1月回美国前曾在《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1832年5月1日在广州创办的外文刊物）第10--15卷上发表过6篇关于马礼逊学堂教育的年度（1839---1846年）报告【26】。这为我们研究马礼逊学堂真实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史料。吴义雄据此统计该校于1844-1845学年度新增设了“声乐”课程【27】。之后声称依据这第一手外文资料的翻译、研究文章几乎都称该校开设的是“声乐”课，如澳门大学学者张伟保著作（以下简称“张著”）中载的北京外语大学英语学者张晓非的翻译【28】，还有陈才俊【29】、乐璐璐【30】、顾卫星【31】、鲍远凤【32】等（有的学者只笼统地称这里有“声乐”课【33】）；专门研究《The Chinese repository》的周岩厦的博士论文【34】，还特别指出该校开设“声乐”课的具体时间是1845年5月以后。笔者复核原始英文文献，1845年9月的布朗的年度报告中是这样说的：“今年我们增加了vocal music课，约已上了四个月。每天学堂所有学生都被集中到一起，用半小时或更长时间来学习singing”【35】。从“9月”推算“四个月”前确实就是该年5月了。不过这与吴义雄的说法不矛盾，因为吴义雄是用“学年度”思维来统计的，1845年上半年开设的声乐课可以写成1844-1845年（学年度）开设的课程。
但需要继续讨论的是，上述非音乐专业学者将布朗的用词“vocal music”直译成“声乐”是否恰当问题。笔者认为，这应该翻译成“唱歌”课比较合适，理由如下：首先，从布朗自述的具体语境看，布朗自述这“vocal music”课程教的就是“singing”，且布朗后续详述这课程的教学内容也主要就是 “唱歌”。其次，从一般音乐专业语境看，这也应该翻译成“唱歌”课，因为“声乐”一词一般用于专业音乐教育场域，“唱歌”一词一般用于普及音乐教育领域（1994年吕达的著作就是称该校开设的是“唱歌”课【36】，可惜后几乎无人采用这说法）。当然，即便直译成“声乐”课也没有多大问题。但像顾长声那样用“音乐”来作为课程名称就不够准确了，因为这课程名称往往涉及更为广泛的教学内容，而“唱歌”（声乐）作为课程名称其涉及的内容就比较单一了。此外更重要的理由是，翻译成“唱歌”课还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且不说我国直到20世纪初学校开设的课程还叫“乐歌”课，即便在美国本土，1838年前美国只有社区“歌咏学校”存在，1838年才开始美国法定的学校音乐教育，但也只是把“唱歌”纳入一般学校教学【37】。马礼逊学堂怎么也不可能超过布朗的母国的本土做法去开设内容更为广泛的音乐课。遗憾的是，最近澳门大学学者张伟保专门研究该校的著作，一时用“音乐”（见“张著”74、78页），一时又用“声乐”（ 见“张著”79页）来称呼该校的课程。作为非音乐研究者，这样书写对他们或许没什么影响，但作为音乐教育研究者，我们必须书写准确点。
布朗在自述该校开设“唱歌”课后接着又说：“自从Mr.Bonney去年（注：指1844年）4月来我们学堂之后，我一有时间便教男孩们（学生）sing（唱歌）”【38】。这乍一看似乎自相矛盾。其实，布朗这句话是指他在课外教唱赞美诗的活动，但这不是开设的正式课程，因为不仅布朗于1841年写的年度报告【39】里没有提到有音乐课，1842年9月写的年度报告在详细地介绍该校开设的各门课程的情况【40】时也没提到这有音乐课。不过，布朗在此次报告中提到该校学生现已能自觉去背诵《圣经》时，倒是提到了该校的音乐活动，布朗说该校学生非常喜欢“western music”。但这应该是指学生喜欢唱的赞美诗歌曲，因为布朗下文接着非常明确地说，尽管该校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但该校学生已经熟悉了很多English melody。布朗还说：“如我的任务不那么重的话，我一定同意他们的请求给他们上vocal music课，以后如有助教来我们学堂，这方面的教育不能忽视”，因为这会激励学生的宗教行为，使他们的性格变得柔和、高贵，并提升他们的“minds”【41】（精神境界）。1843年布朗写的年度报告在专门介绍该校搬迁香港后学校的各方面情况【42】时，还没提到音乐课程。1844年9月布朗的年度报告再次详细介绍了该校的教育情况，仍然没提到音乐课。不过，布朗说“到目前为止，学生已接触了地理、历史、哲学、数学、art学科【43】。但这“接触”的“art”并非指的是“开设音乐课”，而是指该校学生唱赞美诗时“接触”到的“西方音乐”（美术等其他艺术方面的内容本文就不叙述了）。
作为教会学校，学生唱赞美诗应该是很正常的现象，有据可查的该校学生唱赞美诗活动，除了上文提到的布朗1842的年度报告中的内容外，还有1843 年《中国丛报》刊载该校学生作文比赛获奖作文中提到：“今年 （注：指1843年）5 月，大清两名皇家专员来到马礼逊学堂，布朗先生弹着乐器，男孩们（学生们）唱了几首歌，来客听我们的老师弹着、唱着似乎很高兴”【44】。这已经不仅仅是“接触”到“唱”赞美诗了，还“接触”到布朗给他们弹的“乐器”，但这是什么乐器没交代清楚。宫宏宇文章引用Anthony Sweeting的著作，倒是明确称两名清朝特使看到的是布朗在“弹琴”【45】。但这是什么“琴”也没明确交代。笔者判断应该是“簧风琴”，判断的依据是《中国丛报》在报道这几篇获奖作文时写的导言，该导言称这几篇获奖作文是从不久前马礼逊教育协会考核该校学生成绩时选出来，在考核各门功课后，该校学生在布朗的“seraphine”伴奏下，为来客唱了一首迷人旋律的圣歌【46】。有学者直接将“seraphine”译成“塞拉芬簧风琴”【47】。《新格罗夫爵士乐辞典》中确实称“seraphine”是早期的一种“簧风琴”【48】。还有学者文章不仅称“seraphine”是“簧风琴”，还指出这种乐器是1834年诞生的【49】。这说明该校学生此时已经“接触”到刚被发明不久的“簧风琴”。有文献报道称该校毕业生容闳（后成洋务派重要代表人物）不仅爱唱歌还会弹风琴【50】。容闳会弹风琴是否就是在这学校学的不清楚，但至少在这里已受到了风琴的熏陶是肯定的了。不过，关于该校师生弹奏风琴的史料很少，唱赞美诗的史料后来还有，如宫宏宇依据Anthony Sweeting的著作还报道称，到过香港的史密斯( George Smith)于1847年发表的一篇访问香港的文章中也提到他在1844 年参观马礼逊学堂时，“多次很高兴地听到那里的学生唱圣诗”【51】。布朗本人在1845年的年度报告中总结说，我们要求学生庆祝主日那天早上听讲《圣经》，晚上朗诵《圣经》，且这些活动总是伴随着“祷告”和“sacred music”（宗教音乐）【52】。布朗甚至还说，学生们在庆祝主日的晚上常找他一起“sing”【53】。在1846年的年度报告中，布朗再次提到他和该校学生晚上通常“singing some sacred lyric”（唱圣歌），而且有时还会有外来的陌生人参加【54】。有人可能会说，该校学生课外唱赞美诗活动属于“广义”的课程，但布朗在1841年写的年度报告中称该校学生可以“自愿出席我们每天早晚的祈祷式”【55】。因此，这课外唱赞美诗活动不是人人必须参加的。
布朗解释此时该校还没开唱歌课的原因是因他很忙，没有时间教学生学习音乐【56】。布朗还特别提醒人注意该校开始主要只有他一个人在为教育协会工作，他一个人除了管理学生外还要教“四个班级”【57】。但自Bonney来后，布朗（Rev. Samuel Robbins Brown，中文名字叫“鲍留云”【58】）终于有时间了，不过，该校也只有他一个人来教唱歌课。这或许跟布朗本人有特殊的音乐才能不无关系。据英国学者报道，布朗即鲍留云的母亲是位“以善写赞美诗闻名”的女性，因受母亲的影响，鲍留云早在耶鲁大学读书（1828--1832）时就在一所男校兼教“音乐”课（布朗母校耶鲁大学校长称赞鲍留云在大学期间是“以才智敏捷，多才多艺和品味优雅而著称”【59】），后入“哥伦比亚神学院”学习时，又在巴哈姆维尔女子神学院教授“声乐和器乐”（1832--1835年），（并担任曼哈顿长老会教堂合唱团的音乐总监【60】）再后才来马礼逊学堂任教。在来马礼逊学堂的途中船上，牧师阿比尔说鲍留云优美的男高音和他的小提琴、低音提琴、长笛和手风琴演奏能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1】。可见，布朗不仅有音乐才能，还有较为丰富的音乐教学经验。布朗在此施行的唱歌教学情况可详见布朗在“马礼逊教育协会第七次年度报告”【62】中的报告。因布朗叙述的条理有点乱，所以笔者做些整理介绍于此。
首先，布朗阐述了自己的音乐教育的价值观即音乐教育哲学。认为，音乐作为一门“art”，“可以让人放松神经、愉悦心灵，可以促使听者出色地完成他们的任务”。音乐作为一门“art”，还可以“给人带来最单纯的愉悦”，“陶冶人的情操”。“让人们感受到奉献的温暖”，使人性格更加温和有礼貌。这是其他课程无法比拟的【63】。
其次，布朗介绍了国外的音乐教育情况。称德国学校早就将音乐作为普及教育的一门科目了。尽管英国、美国认识到这课程的价值迟了一些，但现在也已被普遍接收。言外之意是说马礼逊学堂也应该重视这课程。布朗认为这里的学生如果能早点接受训练，每个人都能学会唱歌。如果条件许可，这里也会尽快让有音乐才能的教师来教唱。并称如果音乐在基督教国家的学校里能带给学生愉悦，那么在马礼逊学堂，它会给学生带来更多愉悦【64】。
再次，布朗介绍了该校开设唱歌课前的学生学习情况。布朗说该校大多数学生此前从未听过外国“tune”（曲调），开始有些学生接触外国音乐时只是靠“rote”（死记硬背地）学习【65】。布朗还说，有时晚上唱赞美诗时会有外来的陌生人，他们很好奇，从他们对唱赞美诗好奇的行为可想而知，我们这启蒙唱歌教育是多么困难【66】。但布朗对该校学生的唱歌学习一直充满信心，认为他们能够学会“read music to sing”【67】（识谱和唱歌，有学者翻译成：“他们能够读音谱，能够唱歌”，还有学者翻译成“他们能读乐谱，能够唱歌”【68】），布朗自称：“后来我做了试验，这些学员们果然没有让我失望”【69】（注：这是指开设唱歌课前学生课外唱赞美诗需要辅导的教学）。
最后，就该校正式的唱歌教学，布朗说，尽管有些学生“untractable voice”（声音不好训练。有学者翻译成“声调走的离奇”【70】），但布朗相信他们还是能“sing correctly”（唱好）的。布朗对其教学程序继续介绍到，一开始是从“school-songs（校园歌曲）”教起，同时还教一些“lessons in the first rudimengs of music（音乐基础知识）”。尽管一开始有些学生难以分辨“the semitones of the diatonic scale（音阶中的半音）”，但渐渐的学生们都能分清了。他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学习“read music（识谱）”。四个月后，大约有一半的学生能“read notes in one key（识读出一个调性的乐谱）”，有的学生还能在多个调性上识读乐谱。但现在还没教“the method of transposing the scale（转调）”。此外，由于中国学生不懂“harmony（和声）”【71】，因此，布朗一开始是从最接近和声的一、两首“simple rounds（轮唱曲）”教起，学了不到4个月后，学生已能“sing several pieces in three parts with tolerable accuracy（以可容忍的准确性唱出三个声部的几首歌）”。布朗说，如果这样再教一年，学生们就能“transform their rude voices into a harmonious choir （变粗鲁的声音为和谐的合唱）”。
尽管该校没有音乐教材，但可以看出，布朗的唱歌课除了教唱歌（包括合唱）外还教“识谱”，准确的说，应该是教视唱，因为布朗是在教唱歌的过程中教识谱的，不是那种干瘪瘪的理论讲述。可见，其教学方法是在尊重音乐作为“听觉”艺术的特性基础上教识谱的。这是那时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音乐教育观。美国音乐教育之父梅森就是学习裴斯泰洛齐这音乐教育观进行教学的【72】。此外，布朗还采用“循序渐进”教学法。这种先教“轮唱”再教合唱的循序渐进教学方法，还正是当下新音乐课程标准中倡导的教学方法。可见，其教学方法是多么先进。
那么，布朗的唱歌教学效果究竟如何呢？布朗说，每到上音乐课时，学生们便快速来到教室，且面带笑容。他们非常喜欢唱歌，且唱完歌后也都心情愉悦，“轻轻松松地回到教室继续其他科目学习”【73】，布朗还强调说：“自从我第一天教学生‘a lesson in music’起（注：尽管布朗这里用“music”一词，其实根据上下文就是指“唱歌”），我便发现学生们对其他课程的学习积极性也增加了”【74】。此外，布朗报告中还报道了该校的一场学生考试，尽管这不是专门的唱歌考试，但整个考试过程充满歌声，唱歌也等于就是其中的考核科目之一。因此，现对这场考试过程介绍如下：1845年9月24日星期三下午五点，马礼逊教育协会会员在该校举行全体大会，晚七点半后，全体学生来到考场，准备接受协会成员对他们学业的考核，全体学生首先演唱了一首《Anniversary Hymn》（笔者注：《周年纪念赞美诗》，根据布朗还会作曲【75】推测，该校这周年纪念赞美诗，应该就是布朗作曲的），“Mr.Brown accompanying them on the seraphine，as he did in the subsequent pieces”（北京外语大学张晓非把这句话翻译成：“布朗还和学生一起演唱了seraphine，以及接下来的曲目”【76】。这翻译错了，应该翻译成：“布朗为学生在风琴上给这首歌伴奏，且下面的唱歌也都是布朗伴奏的”）。接着第一个上台的是年龄最小、入学最短的第四期班接受测试，学生们先是朗读《新约圣经》，接着“英译汉”，最后第四期班全体学生以唱歌结束考核，并迎来第三期班接受测验，第三期班先是展示与第四期班相似课程，然后在黑板上练习和心算，最后他们非常高兴地演唱歌曲结束，演唱的“tune（曲调）”是《Tell Me The days》（笔者注：《告诉我那些日子》）。最后是第二期班和第一期班测验，考核算术、地理和即兴作文。在两班测试间隙唱到：“Let us chant the evening song，and the joyous notes prolong......”（译文：让我们唱起夜曲，让欢乐的氛围延长）。考核者称大家唱得很有激情，唱的风格跟世界上任何学校相比都是值得称道的。晚九点半，测验在充满歌声的氛围中结束。Let us close the tuneful hour......【77】。（注：有学者提供最后唱的歌的名字和外文歌词如下：“《悦耳时光》（Tuneful hour）：Let us close the tuneful hour，With affection's hallow'd lay Knowledge we must all pursue: Strengthen'd now by music's power，For the duties of the day. Knowledge we must all pursue In the morning of our life，Never act asidlers do，Never join in bitter strife【78】。中文歌词大意是：让我们结束这美妙的时刻，带着爱的圣洁，我们都必须追求的知识：现在用音乐的力量来加强力量，履行一天的职责。我们都必须在人生的早晨追求知识，永远不要像小孩子那样行事，也不要参与小冲突）。
从这报道可以看出，如果仅是布朗短短4个月的教学，能达到这水平，那真是令人吃惊。这应该包括了该校在没正式开设唱歌课之前，布朗在课外给学生唱赞美诗进行的辅导。从这考核还可进一步可确认，该校唱歌教学是用簧风琴伴奏的。遗憾的是，许多学者在没有提供任何参考文献的情况下竟称该校有钢琴教学活动，如王光启等著作【王光启，2019：7；史小曼，2020：167；吕敏，2018：67；郑晓丹，2019 ：9。】。类似的糊涂著作还有称：“1807年，西方传教士马礼逊在我国澳门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开设了音乐课，除唱宗教歌曲外，还传授西洋音乐知识和演奏技艺”【79】、【80】。
结语
综上所述，马礼逊学堂尽管开设正式的唱歌课时间很短（布朗1846年底离开该校【81】回美国，之后该校的年度报告中就再也没出现过音乐信息，1848年布朗辞职【82】，1849年该校停办），但该校的唱歌教学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大体与美国国内的唱歌课同步。遗憾的是，这么丰富的音乐教学最早却被以“该校设有音乐课”这么一句简单的话概括了。再遗憾的是，中国音乐学者一直重视该校开设音乐课的事实，其意在铭记该校对我国后来学校音乐教育的影响。但至今也没有学者指出该校到底对后世的影响在哪，本文最后对此作些补考。马礼逊学堂音乐教育对中国后来的直接影响至少有三：（1）于1845年参与创办宁波崇信义塾的麦嘉缔明确称马礼逊学堂的成功经验表明，中国学生完全有可能“学习与美国国内相同的课本”【83】。尽管麦嘉缔主张开设英文课程未果，但宁波义塾（男校）一开始便设有唱歌课【84】，还从美国购置乐器【85】的做法，显然就是学习马礼逊学堂而来的。（2）该校毕业生唐廷枢于1862年7月在羊城纬经堂出版的英汉词典《英语集全》（六卷）一书，第一卷里有专门的“音乐”类名词的英汉翻译【86】，其中就有对“风琴”的翻译，对“风琴”首先注的粤语读音是“Fung Kam”，接着注的英语读音是“organ--xylophone”，再接着对英文读音用广东话注音是“‘阿近’又曰‘赊丽吩’，吩字科贤切”【 本文这《英语集全》中音乐名词的粤语和英文辨识，是在星海音乐学院教授陈明志博士和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研究生李渊婷的帮助下完成的。特此感谢！】。这“赊丽吩”应该就是“seraphine”的广东方言音译叫法。可见，这介绍的“风琴”就是马礼逊学堂用的风琴。这或许是“风琴”最早的现代意义叫法（此前都是“管风琴”简称为“风琴”）。这本书是我国最早的音乐名词中外文翻译词典之一。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人了解外国乐器，也有利于外国人了解中国乐器。这无疑对中西音乐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3）1861年清心女塾的合唱教学跟布朗这循序渐进的合唱教学方式是一脉相承的【87】。仅此，该校及其布朗在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上已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我们为其专门书写一笔。
参考文献：
[1] 姚思源：《中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研究文集1949-1995新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72页。
[2孙继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4年，增刊1期，第85-96页。
[3] 汪朴：《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大事记》，《艺圃(吉林艺术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58-67页。
[4] 刘大坚：《中国音乐教育史简编(下)》，《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第13-18页。
[5] 伍雍谊：《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45页。
[6] 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开创(上)》，《音乐研究》，2007年，第1期，第5-17页。
[7] 孙继南编著：《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新版》，山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3页。
[8] 孙继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4年，增刊1期，第85-96页。
[9] 荃有：《中国音乐史教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召开》，《音乐研究》，2000年，第4期，第41页。
[10] 曲文静.史料是史学的精髓——孙继南采访录[J].中国音乐学,2015,(03):5-11。
[11] 容闳撰；徐风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容纯甫自述》，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6-9页。
[12] 梁茂春：《默默地耕耘—纪念廖辅叔老师百年诞辰》，《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4-10页。
[13] 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年，第353页。
[14]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开创(上)》，《音乐研究》，2007年，第1期，第5-17页。
[15] 李向玉：《汉学家的摇篮—圣保罗学院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0---32页。
[16] 郭登杰.共有历史:马六甲英华书院的音乐教育[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9,(04):55-68+4。
[17] 高慧：《弥合缺失与范式创新:西洋教会女学对晚清社会教育变革贡献浅析》，《兰州学刊》，2013年，第5期，第199-201页。
[18] 马东风著：《音乐教育史研究》，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第211页。
[19] 冯文慈著：《中外音乐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5页。
[20] 顾长声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88页。
[21] 夏泉著：《明清基督教教会教育与粤港澳社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5--216页。
[22] 许嘉璐等主编：《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 体音美卷》，沈阳：沈阳出版社，1991年，第376页。
[23]《新编十万个为什么》编委会编：《新编十万个为什么（艺术卷）》， 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第380页。
[24] 教育学考研命题研究组：《考研教育学复习指导全书》，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8页。
[25] 刘德华主编：《《中外教育简史》自学辅导》，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26] 吴义雄：《鲍留云与《致富新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88-96页。
[27] 吴义雄：《马礼逊学校与容闳留美前所受的教育》，《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93-101页。
[28] 张伟保:《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马礼逊学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52页。
[29] 刘正刚主编：《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19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8页。
[30] 乐璐璐：《马礼逊学校与中西文化交流》，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6年，第36页
[31] 顾卫星：《明清学校英语教学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88页。.
[32] 鲍远凤：《鲍留云与中国近代留美教育》，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6页。
[33] 《文史天地》杂志社编，2013：50；珠海博物馆主编，2008：6；詹乔，2016：83；吕舒怀，2012：105；余德英，2020：199。
[34] 周岩厦：《早期新教传教士以教育、知识传播与医务活动促进传教事业述论——以<中国丛报>为中心》，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6 年，第61页。
[35] ART. Ⅱ. The 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5 年第14卷，第10期，第465-484页。
[36] 吕达：《中国近代课程史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页。
[37] 刘沛编译：《美国音乐教育概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38] ART. Ⅱ. The 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5 年第14卷，第10期，第478页。
[39] S. R. BROWN ，ART. V. The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Societ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1年 第10卷，第10期 ，第564-587页 。
[40] S. R. BROWN ，ART. Ⅲ. The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read September 28th, 1842，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2年 第11卷 第10期 ，第555页。
[41] S. R. BROWN ，ART. Ⅲ. The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read September 28th, 1842，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2年 第11卷 第10期 ，第555页。
[42] S. R. BROWN ，ART. Ⅰ. 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3年第12卷，第12期 ，第617-630页。
[43] ART. Ⅱ. The six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4年第13卷，第12期 ，第640页。
[44] CHINESE REPOSITORY.:ART. Ⅳ. History of Hongkong，《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3年第12卷 第7期 ，第362页。
[45] 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开创(上)》，《音乐研究》，2007年，第1期，第5-17页。
[46] CHINESE REPOSITORY.:ART. Ⅳ. History of Hongkong，《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3年第12卷 第7期 ，第362页。
[47] 王杰，宾睦新：《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先驱唐廷枢》，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1页。
[48] （美）克恩费尔德（Kernfeld，B.）编；任达敏译：《新格罗夫爵士乐辞典》，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第415页。
[49] 关肇元：《渐遭冷落的簧风琴》，《乐器》，2002年第2期，第40-41页。
[50] 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开创(上)》，《音乐研究》，2007年，第1期，第5-17页。
[51] 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开创(上)》，《音乐研究》，2007年，第1期，第5-17页。
[52] ART. Ⅱ. The 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5 年第14卷，第10期，第482页。
[53] ART. Ⅱ. The 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5 年第14卷，第10期，第482页。
[54] ART. Ⅱ. The Eigh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 ， 1846年第15卷，第12期 ，第613页。
[55] S. R. BROWN ，ART. V. The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Societ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1年 第10卷，第10期 ，第564-587页 。
[56] ART. Ⅱ. The 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5 年第14卷，第10期，第478页。
[57] ART. Ⅱ. The six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4年第13卷，第12期 ，第639页。
[58]李志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人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8一139页。
[59] 梁碧莹著：《美国人在广州 1784-1912》，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2页。
[60] 何思兵：《19世纪美国教育传教士粤港澳活动述略》，《深圳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79-90+159页。
[61] （英）戴维·弗格森著；李亚蒙，宋丽娟译；《罗伯特·福琼 植物猎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32页。
[62] ART. Ⅱ. The 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5 年第14卷，第10期，第465-484页。
[63] ART. Ⅱ. The 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5 年第14卷，第10期，第478-479页。
[64] ART. Ⅱ. The 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5 年第14卷，第10期，第478页。
[65] ART. Ⅱ. The 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5 年第14卷，第10期，第478页。
[66] ART. Ⅱ. The Eigh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 ， 1846年第15卷，第12期 ，第613页。
[67] ART. Ⅱ. The 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5 年第14卷，第10期，第478页。
[68] 张伟保:《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马礼逊学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53页。
[69] 刘海峰主编：《鉴古知今的教育史研究 第六届“两岸四地”教育史论坛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561页。
[70] 张伟保:《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马礼逊学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53页。
[71] 吴跃华：《《小孩月报》乐谱史料初探》，《音乐研究》，2022年，第5期，第86-92页。
[72] 刘沛编译：《美国音乐教育概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9页。
[73] 刘海峰主编：《鉴古知今的教育史研究 第六届“两岸四地”教育史论坛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561页。
[74] ART. Ⅱ. The 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5 年第14卷，第10期，第478页。
[75] 汤开建著：《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下》，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期，第933页。
[76] 张伟保:《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马礼逊学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39页。
[77] ART. Ⅱ. The 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5 年第14卷，第10期，第467页。
[78] 王杰，宾睦新：《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先驱唐廷枢》，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2页。
[79] 朱仲玉编著：《中国古代音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
[80]祁文源著：《中国音乐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4页。
[81] ART. Ⅱ. The Eighth Annual Report of theMorrison Education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6年第15卷第12期，第601-618页。
[82] ART. Ⅴ. The T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 30, 1848，《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9年 第18卷第1期 ，第43页。
[83] 田力、马先红：《宁波崇信义塾史略》，《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57-63页。
[84] 田力：《美国长老会宁波差会在浙东地区早期活动研究（1844-1868）》，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61页。
[85] 龚缨晏、田力：《.崇信义塾:浙江大学的间接源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139页。
[86] 陈平原：《大英博物馆日记外二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96页。
[87] 吴跃华：《《小孩月报》乐谱史料初探》，《音乐研究》，2022年，第5期，第86-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