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跃华歌”微信公众号导读：昨天我发布文章《萧友梅主持通过提案：不准中国乐器进课堂？祝萧友梅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https://mp.weixin.qq.com/s/2js1hgfPdLp9RJHs09v18A）
提供了萧友梅在1922年7月3日—5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山东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作为公推的“国民音乐组”会议主席身份，主持通过的提案如下：
这史料确定无疑的说明萧友梅是赤裸裸的“全盘西化”者，而且还说明萧友梅等采取这极端打压民族音乐包括世界其他民族音乐的态度与方式令人震惊，甚至是史无前例的。
遗憾的是，金桥基于其博士论文出版的著作《萧友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63页），其摘要和结论都在强调认为，音乐学术界批评萧友梅为“全盘西化”者，只是一些人的“思维定势”式“认识谬误”，声称自己已通过“充分的史料和缜密的论证”，对萧友梅的“功过是非”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判断”，认定萧友梅思想与那时的“全盘西化”思潮基本没有共同之处，且认为萧友梅“从来不是一位彻底的‘反传统’”者。
我不知道金博士是怎么通过“充分的史料和缜密的论证”。
此外，魏廷格也曾极力为萧友梅辩护，称萧友梅“从来没有取消中国乐器”。（魏廷格.回顾萧友梅的中西音乐观[J].中国音乐学,1992(03):26-34.；傅利民编著,音乐论文写作基础,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09,第37页）进而替萧友梅作无“罪”式辩护，认为萧友梅有“大功劳”，只是他不可能解决历史赋予的“全部问题”。（魏廷格.萧友梅的音乐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下)——有“罪”还是有功[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01):33-39.）
有朋友戏称我是音乐教育历史研究的“掘墓人”！不好意思！得罪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