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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会的影响可以解释主权分裂体系的持续存在、国家机构兴起的时机及其⼀些基本特征。与关于教会有害影响的论点相反，这些制度促进了经济增长、政治代表性和有效的治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采用这些教会的制度创新，新生国家的国家能力得到增强，发展了自己的人力资本和资源汲取渠道，并最终击败教会，使之处于从属地位。教会是中世纪国家形成的关键催化剂。它刺激了国家建构的动机：圣俗权力与司法的冲突。它还提供了进行国家建构的手段：训练有素、有文化的职员以及行政机构方案。中世纪教会遗产给国家制度、法律和概念创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者简介：
文献来源：
本文作者：Anna Grzymala-Busse
一、前言
宗教显然不是世俗国家盟友。宗教权威往往墨守成规和维护正统，小心翼翼地保守传统并专于神学，看起来与世俗的改革和创新毫不沾边。然而，近一千年前，罗马天主教会却是欧洲的⼀股创新力量。它摆脱了国王和皇帝的控制，在教皇法庭设立了新的机构，改变了欧洲的法律秩序，并发明了代议制的概念。世俗君主“拿来”这些教会发明的制度模板强化了自己的权威和国家能力。
研究欧洲国家形成和建构的文献大多聚焦在“早期现代时期”（early modern period，1500-1800）。然而，仍有谜题尚未解决：为什么欧洲的领土分裂如此不均衡，如德国和意大利的分裂持续到十九世纪才统一为国家？为什么欧洲的税制、法院和议会机构早在1500-1800的战争前就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法治和大学文化早在启蒙运动之前就已经发展起来？为什么早期的欧洲议会与大多数其它理事会或议会不同，能够同时具有代表权和同意权？
三、逆转命运：国家战胜教会
教会的思想、资源和制度不再受教会限制。它们被世俗统治者积极地采用并机会主义地改编，然后被部署来反对教会。Conran和Thelen认为，当为某目的而制定的制度被用于另⼀种目的时，就会发生“制度转换”（institutional conversion），但这里描述的过程更像“制度颠覆”（institutional subversion），世俗当局采纳了教会发展的思想，并用它们来颠覆教会。
四、解释国家建构
五、走向中世纪
六、把蒂利带去教堂
“在看”给我一朵小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