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若为：西沙海战亲历记（二）

海上“战地野炊”

“野炊”应是陆军训练和熟悉的果腹形式，作为海军，尤其是水兵，吃住均在船上，虽说我们常年蹲在甲板上用餐，难免风吹日晒，但因享受海灶待遇，饭菜质量至少在原料品种和数量上均有保障，似乎和“野炊”沾不上边，然而在1974年1月19日的“西沙海战”中，我们也尝试了海上的“战地野炊”。那天中午12点，随着三艘拖着黑烟逃窜的南越军舰消失在海天一线，琛航岛海域的炮声渐渐平息，天空中的硝烟还未散尽，淡淡地飘洒在海空中，各战位的水兵们仍严阵以待警惕着敌人空中和海上的再犯。从清晨5点多拉响战斗警报起，大家基本都水米未进。战斗中炊事班的战士和所有不在战位的当值战士们一样，都全力以赴投入到弹药搬运中，当他们接到为全舰官兵马上供餐的指示后，回到位于军舰一层甲板的厨房一看，大家都傻了眼。厨房的水密门、舷壁上弹孔累累，其中一颗至少100毫米的炮弹从厨房穿堂而过，把灶台上方几十厘米处炸出一个大洞，虽然锅灶还未有太大损坏，但为全舰餐具统一消毒所用的直径半米多的铝桶已无踪影。从地上散落的木屑和金属碎片看，全体官兵吃饭的家伙什儿连同消毒容器被炮弹全报销了，显然就是简单地做些饭菜，也难以送至各战位供大家用餐。请示舰长后，炊事班决定开罐头供大家填饱肚子。因军舰常年出海执行任务，食品保鲜是个大难题，所以舰艇上各种罐头常备待用。肉类、豆制品类的罐头需加热后才能食用，这在当时已难以做到，所以送到各战位的都是用菜刀砍开个口儿的一公斤一听的菠萝水果罐头。尽管条件有限，饥肠辘辘的我们顾不了许多，有的就地抄个顺手的家什，有的干脆就上手抓，连汤带水，很快解决了“战斗”。菠萝罐头酸甜适中可以充饥，同时还解决了喝水的问题，更有一大难言的妙处：罐头桶解决了战时就地“方便”的问题。当时各战位，尤其枪炮战位人不离炮，就是轮流下到内仓的厕所去“方便”也是不可能的。未曾想这顿海上“野炊”倒是一举几得了。战后大家面对位于军舰一层弹痕累累的厨房，无不甚感欣慰和侥幸，因它的甲板下方就是机舱、弹药库，显然敌人炮火的击中点偏高了，当时虽然报销了我们吃饭的家伙什儿，但却保住了我们吃饭的脑袋。我大队另一参战的389舰就没那么幸运了，敌方多发炮弹击中弹药库、机舱，爆炸连连，大火熊熊，不但造成人员伤亡，战舰也受到极大损坏，最后指战员不得不弃舰撤离到我们舰上。这次军旅生涯中唯一的海上“战地野炊”，令人难以忘怀。

 数弹痕 

毛泽东诗词中，1933年所写的《菩萨蛮·大柏地》是我喜欢的诗词之一，每当我重温吟咏，读到“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这两句时，就不禁联想起“西沙海战”后 “数弹痕”的轶事。1974年1月21日，经历了19日海上激战，20日珊瑚岛收复战后，396舰在护卫舰232的伴航下，于傍晚回到海南的榆林基地港。当那难以忘怀的隆重欢迎仪式圆满结束，欢迎人群渐渐散去，码头上被另一种繁忙景象所代替时，天色已晚。当时我们这些刚从战场上撤下的水兵们仍沉浸在胜利凯旋的兴奋喜悦中，人人难以入睡。这时陆地上一卡车一卡车的炮弹卸在码头上，水面上舰艇调动频繁，信号台不时向港内的舰艇发出海军航空兵动向的灯光通播信号。记得那时我和声纳班长罗煜荣，信号班战士崔又军等几人并排坐在码头上，我们正一边看着码头上紧张的备战情景，一边聊着这几天各自在战斗中的经历时，只见不少工人师傅带着各式工具陆续登上我舰，崔又军站起上前问一位手提焊把和面罩的师傅：“这么晚了，你们还上去干嘛？”“我们是4802厂的，奉命连夜抢修，我们负责修补船体上的弹洞，保障你们明天完好恢复临战状态。”师傅边走边回答。（396舰回航后，马上与另一艘护卫舰被编成第二梯队，准备随时增援西沙，这一任务一直到18大队赶到榆林后才被解除。）是修补弹洞的！师傅的这一回答引起了哥儿几个的新话题，我们便七嘴八舌地说起各自战位在海上激战时所经历的炮击实况。我印象最深的是崔又军述说的一件事：激战中，一发76毫米的穿甲弹从指挥台左侧信号灯下斜穿，打碎一架挂在灯架下的望远镜，击中右后信号旗箱贯穿而出，简直就是给指挥台来了个“穿堂风”。被打碎的半个望远镜，先是砸中信号班长周明理的腿，又弹到大队副政委背上。十平方米左右的指挥台当时包括大队长、舰长等编队指挥员共九人，人均也就一平米，竟然人人毫发无损。试想要是换成一发爆炸弹，会是什么后果？！声纳班长罗煜荣生动地讲述了激战中他经历和看到的一幕：战时他和大多数战位的水兵一样，全力投入到紧张的弹药搬运中。当时他奉命从位于指挥台下右舷平行于海图室的声纳操作室，到中甲板支援25炮的弹药搬运工作，刚出房门将要转向通往中甲板的舷梯，只见两名水兵从指挥台一前一后向通往指挥台的舷梯上快速冲下，就在此一瞬间，一发40穿甲弹从两人之间呼啸而过，打进海图室，从右至左来了个“透心凉”，弹着点距两人头部只差半米之余，三人真是有惊无险，又及时去支援25炮的弹药供应链了。我也讲述了：战斗中，当我准备下到内舱备用报务发信机室调整频率时，刚出报务室门踏上向下舷梯，脑后忽然红光一闪，随着一声巨响，爆炸的硝烟中散落下无数碎渣，当时我也顾不上许多了，胡噜了一下脑袋上落下的碎渣，还好安然无恙，赶紧快步下到内舱发信机室调整频率去了。战后一看，原来报务房前通往指挥台的舷梯旁，距报务房左上方不到一米处的小储藏间，遭到一发至少76毫米以上的爆破弹的轰击，舱门已全无踪影，爆炸的弹片把上舷梯出口处周围的护板打成了“麻子”。幸好舱内当时只有几朵我和他人存放的海石花，想来当时落在我头上的只不过是打碎的海石花罢了，要是弹片那可就悬了。当时，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侃聊，忽一念头鬼使神差地涌上我的心头，道：“咱们哥儿几个，何不数数这次海战咱舰究竟中了多少弹？” “哈，好主意！”崔又军第一个跳起来响应。罗煜荣说：“我看不好数，怎么数得过来？全舰上下，各角落多了去了。再说天一亮，面上的弹洞也修补得差不多了。”我说：“这样吧，今晚先数舰体面上的，明天再数其他的。”达成一致后大家站起开始“数弹痕”。好在榆林港各舰均是舰尾靠码头，且当晚配合抢修，军舰两舷被岸上灯光照射得通明，两舷损伤情况可一览无遗。按分工我和崔又军负责从右舷船体向上寻找，罗煜荣及另一水兵沿左舷往上查看。至22日上午，哥儿几个在全舰几经爬上钻下，艰难的“数弹痕”工程终于告一段落。当晚，我和罗煜荣及崔又军又聚在码头，把原始查看情况汇集并定义归纳。记得定义后归为“弹洞”、“弹痕”两大类。“弹洞”是指炮弹贯穿或爆炸形成的窟窿；“弹痕”包括炮弹形成的划痕、未被击穿的弹着点以及因炮弹而损坏的点位。现在想来其实这也难以准确地统计出当时军舰中弹的实际情况。在三人几经斟酌后结论既出：“1.19海战”中396舰中弹数为181发。所中炮弹直径为127、76、40毫米，及最小口径20毫米。爆炸弹、穿甲弹均有。中弹部位大致分为三部分：船体、两层半舱面和指挥台。军舰两舷船体明显的弹洞54个（76毫米以上炮弹就有11发），两层半舱面（含海图室层）中弹52发，仅指挥台就中弹12发。当年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弹痕有：船体部分：机舱弹药库左右上方的三个76毫米以上的大洞；在舰首左侧面396的舷号 “6”字后有一条将近一米长的大口径划痕。指挥台部分：左侧航行灯被127毫米爆炸弹击碎；主桅探照信号灯被40毫米弹击碎；雷达导波管被打断；四根主桅旗绳被打断，悬挂的旗帜被击穿；指挥台正面，操舵兵前方防风玻璃的护板上，被两发小口径炮弹击中，弹着点向内突起（如果击穿应正中操舵兵头部）。舱面部分：一层甲板，位于机舱上方的厨房被一发127毫米炮弹贯穿；位于一层中部的左舷，两枚扫雷浮标之间被127毫米炮弹炸开一大洞；二层甲板中部救生舢板船头被127毫米炮弹炸碎；右25炮炮座中127毫米爆破弹一发；位于指挥台正下方的两挺14.5机枪的防护盾板分别被小口径火炮击中，共五发。通过数“弹痕”，再现了海上激战时险象环生的炮战场面。396扫雷舰长度不足六十米，吨位不过六百吨，加上两挺双管14.5机枪，共六门火炮，火炮口径最大37毫米，应是“1.19海战”初期与南越军舰一比一抗衡中，火力最弱的军舰（其他三艘均有85毫米主炮一门），但同时却是伤亡最小的军舰（只轻伤三人）。通过“数弹痕”也可看出，396舰在战斗中先后与南越的四艘军舰均有交手，全舰中弹并不少于编队的其他舰支。这里除了常说到的“运气”外，不能不说是与指挥员在海上作战中发起有效进攻的同时，指挥操纵军舰对敌舰保持有利角度，有效地规避了敌舰致命的攻击有很大关系。

 年夜饭 

年夜饭年年吃，吃在除夕，但是1974年春节，396舰全体官兵的年夜饭却是大年初一晚在海南榆林基地码头吃的。这是我今生难以忘怀的一顿年夜饭。

回忆起当时年夜饭时间推迟的原因：一是396舰1月21日晚刚从西沙战场返回榆林军港，全舰官兵当晚就投入到紧张的抢修和备战中，各战位按分工，配合4802厂连夜抢修并对装备进行保养和检修，同时全舰进行弹药补充搬运和擦拭等，工作一直延续到大年初一（23日）下午才告一段落；二是为迎接我大队另一参战舰389舰战友。“西沙海战”中因军舰严重受损登滩，撤离至永兴岛的389舰四十六名官兵于大年三十（22日）晚乘301船凯旋归来，当晚安置在榆林基地操场边的一排平房驻扎。为此大队统一安排两舰在初一晚共享年夜饭。

23日大年初一，上午送走总政治部慰问团后，舰艇的节日补充给养和祖国各地慰问参战部队的慰问品陆续运到舰上。这时，396舰在海战中被敌众弹光顾的厨房也已基本恢复了其应有的功能。晚上加菜，这对于几天来没吃过一顿正经饭菜的官兵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何况又是过年！下午舰上组织了部分水兵去炊事班帮厨，在几个弟兄的鼓动下，我代表大家到厨房和码头帮厨处去刺探“军情”。只见除常见的鸡鸭鱼肉及南方常吃的空心菜，菜心等，居然有几筐大白菜、大葱和苹果。见我来“巡视”，正在帮厨的哥们儿崔又军一手拿着正洗着的白菜叶，一手指着一堆箩筐搭腔道：“这都是祖国人民的慰问品。这几样少见吧？这大葱是山东的，这国光苹果是辽宁的，这白菜可是咱北京的，都是空运过来慰问咱们作战部队的。”“真的假的？”我俯身向一装着大白菜的柳条筐看去，果然在筐上面贴着的红纸上醒目地写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的字样。这在北方司空见惯的大葱、大白菜、国光苹果，对当年的南方来说可真是难得的珍品。这时，战前不久从我班调去的炊事班班长正和人推着一车炊具餐具走来，我上前道：“这大白菜会做吗？别糟蹋了。”“说啥子？祖国人民的一片心意，哪能呢。” “哈，要做不好，我先代表祖国人民捶你。”

大年初一晚6点，我们的年夜饭正式开吃。按老规矩六人蹲着围成一圈，五个大盘子，印象最深的是中间用黄色脸盆盛的猪肉白菜炖粉条。因为还处在战备时期，每“桌”配有一瓶葡萄酒和一瓶啤酒。我们水兵平时伙食享受“海灶”，待遇较高，基本十天八天就“加菜”，更不用说年节。所以这顿年夜饭从菜肴数量上说并不能算丰盛，尤其是酒，不说过年，平时加菜仅啤酒“每桌”就按一人一瓶配备。

▲西沙海战烈士纪念碑

年夜饭开始，首先由大队和舰领导致祝酒词。记得第一杯酒是献给在“西沙海战”中为国英勇捐躯的十八位烈士的，他们是：冯松柏、周锡通、曾端阳、王成芳、姜广有、王再雄、林汉超、文金云、黄有春、李开支、郭顺福、郭玉东、杨松林、罗华胜、周友芳、曾明贵、何德金、石造。人们不会忘记他们，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他们的战友更不会忘记他们！大家先是将碗中的酒撒向地下一部分，而后高高举起碗，众官兵再一起一饮而尽。

我举着碗里剩下的啤酒，在心底默默地说：“玉东兄弟，哥们儿在这儿还愿了。”郭玉东是我的朋友，他在389舰。1月16日战前从大队驻地出航的当晚，从黄埔修船归来的389舰靠在我舰舷边，玉东与衣学为随即到我舰找我相聚。久未见面，聊天中大家都挺兴奋，在一起还喝了点酒，直到熄灯就寝还意犹未尽。我们相约这次出航回来再聚在一起喝点。谁曾想这次分手和玉东竟是永别。17日凌晨1点两舰编队，紧急出航直插榆林，而后西沙海战玉东为国捐躯，战后被授予一等功。

年夜饭的聚餐场面，也令人难以忘记。码头上堆积如山的炮弹相衬着蹲坐一圈手捧形态各异的饭盆（有坑坑洼洼的，有新添置的，筷子则是全新的）相互“碰杯”的水兵，别是一番景象。

餐后舰上给每人发了五包各种牌子的香烟，还有国光苹果，都是祖国各地慰问的。记得香烟有天津、上海所产的“恒大”、“红牡丹”、“大前门”等，在那津贴有限，好烟凭票供应的物质匮乏年代，这些“高级烟”对于我们平时只能抽上两毛八一盒“丰收”的烟民来说，无疑算是奢侈的享受了。

要说部队的炊事班，人员基本都是战士轮流担任，厨艺从不敢恭维，但不知为何，这顿年夜饭大家都吃得很香，尤其让我回味的是那盆猪肉白菜炖粉条。多年后我学会了做饭，几次试做此菜都不成功。在饭店，尤其出差去东北也经常点这道大众菜，总是吃不出当年的香美滋味。是当年因海战时肚子空的时间太久？还是吃到嘴里的大白菜透着对祖国，对家乡的感激之心？反正总是有一种“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感觉。

一块“罗马手表”

“罗马”牌手表，在我们这一代并不陌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大罗马”在商店里卖到290元，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消费水平看，能拥有一块“大罗马”，对于个人、家庭都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不但值得骄傲，也值得珍惜和爱护。

我的战友加朋友，当时389舰的雷达兵衣学为就有这么一块“大罗马”。前两年我们聚会聊起并肩作战的往事时，我又提起当年他那块罗马表的故事，在座的朋友无不称奇。

1974年1月19日，从清晨5点多钟发现南越军舰起，至10点23分海上的炮战开始，其间，在与敌舰一对一地对峙的四个小时中，各战位上除了必不可少的当值人员，其他人员基本全部支援枪炮部门进行弹药的包装拆除、备弹匣装弹及运弹工作。衣学为他们的雷达班在左舷甲板位置，紧靠左舷的吊弹出舱口，负责从弹药库将弹药从吊弹出舱口吊上甲板，以供给、补充各前炮位的弹药。一月的南海已是烈日炎炎，穿衬衣工作一会儿就会大汗淋漓。工作开始不久，也许因带手表不方便，也为了避免手表因磕碰和汗浸受损，他抽空下到位于舰首底部的前水兵舱将手表随手放入个人衣柜箱中。紧接着紧张的备战，激烈的炮战，强烈的爆炸以及熊熊的大火，389舰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战斗中舰体受到重创，在最后一刻为使军舰免于沉没，强行登陆搁浅在琛航岛沙滩。敌舰撤退后，为保证舰上人员的安全和下一步作战的需要，除重伤员外，其余能继续战斗的官兵全部弃舰转移到我们396舰上来。389舰大火熊熊，一直到20日上午，我舰配合广州军区陆军去解放珊瑚岛离开琛航岛海域时，舰上的火仍然未灭。

战后返航、庆功、休整。在海南总结休整阶段，389舰人员一直住在榆林基地大院的一排平房里，只要有空，我常去看望衣学为等几个哥们儿，其间也提到过“大罗马”。大家虽略有惋惜，但相对于生命而言，一块罗马表也就微不足道了。

大概是一个月以后吧，登滩在琛航岛上的389舰经后勤部队的遗体清理、掩埋，对舰体的堵漏排水、修补等善后工作，由拖船拖离海滩并经长途跋涉，回到了广州的黄埔军港码头。当时我舰和389舰人员都在黄埔，早听后勤的人说船已烧成一具空壳，我们都先后登船看了看，烧得很惨，外表不用说，各舱内除了已烧得变了形的设备外壳外，各种铁制箱柜也像锈迹斑驳的垃圾堆砌在一起。为此我们和衣学为玩笑道：“去看看你的衣柜箱，兴许‘大罗马’还活着呢。”本是一句玩笑话，岂不知真有一天，衣学为兴冲冲地找到我，举着一样东西大喊：“嗨，‘大罗马’真活着！”我一看，可不，真是他那块“大罗马”。原来他去舰上时带了把手电，下到了底层的水兵舱，借着朦胧的手电光找到原来的衣柜箱，撬开变了形的箱子后，看到存放的衣物已变成厚厚的灰烬。他无意中随手扒拉了下灰烬，未曾想中间尚有巴掌大的一块堆砌了几层的呢子片还未燃尽，再一摸，眼前一亮，“大罗马！”而且上弦后，它居然滴答地正常走着，真是不可思议。事后大家推测，开战前他下到舱里放表，下意识地把表塞在摞放的衣堆中间，又恰好是我们冬季的呢制军服中间（要不是西沙气候炎热，我们在一月的着装应是呢制服）。也许正因为呢料军装与的确良军装在燃点和保温上的差别，使得“大罗马”逃脱了变成铁疙瘩的命运。

四十七年过去了，这次战斗已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我要大声说的是：在“西沙海战”中，我南海舰队的官兵们用青春、热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作为曾经的军人、军人的后代，我在和平年代有幸参加了捍卫祖国领土的战斗，像父辈们一样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在面临生与死有可能瞬间转变的过程中锤炼了青春的信念、意志和力量。

战火中的经历使我永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