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昆蓉：我的军旅生涯

我是一名退役军人，14岁入伍，在陆军服役11年，在海军服役14年。在部队期间，最叫我难忘的是我经过的战斗生涯。

1979年，中越边境发生了武装冲突，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这期间我曾三次入越参战。

第1次是1979年2月，某战役打响，我院奉命接收救治伤员的工作。我们的任务是跟随大卡车到兵站，转送伤员到各个医院接受救治，同时医院每个科室包括小儿科都收治了伤员。第2次是1984年5月到6月，我承担了乘救护列车护送伤员到全国各地救治的任务，并担任团支部书记。第3次是1985年1月至6月接到任务，奔赴云南中越边境最前沿的麻栗坡县，在前线野战医疗所救治伤员，并担任战地护士长，团支部书记的工作。在我25年的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就是在野战医疗所半年的时间里，我亲身经历了太多终生难以忘怀的事情。其中有七件事是最难忘的。

我曾经在前线野战医疗所护理过一个伤病员，叫杨振声。他们部队从浙江江山来到云南边境执行任务，因为水土不服，他忽然高烧不退，半夜送到我们医疗所救治。当他第2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身上多了一床被子，床头边放着刷牙和洗脸的热水，还有早餐。他就问旁边的病友，这是谁送来的？病友告诉他是护士长，他非常感动。其实当时在前线，我们医护人员的职责，就是救治和照顾好伤病员的治疗护理和生活起居。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本职工作，但在伤病员的心里却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护理，他的病情逐渐好转，正好一场战斗又打响了，他在病情没有完全痊愈的情况下，要求重返前线，我便劝说他，等病情完全好转之后再去参加战斗也不迟。就这些小小的举动，感动了这个伤病员，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一直念念不忘铭记在心。就这样，我们在前线医疗所结下了生死战友的情谊。

那时正值1985年春节，中越两军经过协商，春节期间停战，于是我们一起在前线医疗所自发的组织了一场联欢晚会，我们的医生护士和伤病员一起到伙房领来和好的面和拌好的饺子馅儿，用啤酒瓶、酱油瓶做擀面杖，把子弹箱和炮弹箱扣过来，铺上纸做案板擀皮包饺子，包好之后又送到炊事班，煮熟了再拿回病房，打开罐头，打开啤酒。伤病员们太有才了，他们把喝水的茶缸、杯子、军用水壶、脸盆、碗，凡是能敲响的东西都拿来做打击乐，边敲打边唱，一场别开生面的联欢会开始了。我们的歌声惊动了前线指挥部的首长，首长们也来参加我们的联欢会，并且给了我们高度的评价。之后每年的除夕夜，我都会想起在前线的那个难忘的除夕。

杨振声出院之后，我们还通信联系过，但他们部队已完成任务撤回了浙江，我还在医疗所继续执行救治伤员的任务，由于当时通讯比较落后，更改地址后便失去了联系。但他一直在四处打听，后来就在由倪萍主持的一个节目叫《等着我》的栏目里，他看到有很多寻找战友、寻找亲人的情况，他就给栏目组写了信，栏目组里有很多热心的志愿者，当时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志愿者打听到，我曾经在青岛退役军人事务局作为核酸检测的志愿者大白，参加核酸检测的工作。当时留下一张照片，就凭着这张照片的线索，在市南街道办分管退役军人的工作人员帮助下，查到了我的联系方式。那是2023年4月10日上午，我接到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电话，他说你是赵昆蓉吗？有一个退役老兵，他说在前线负伤的时候你曾经护理过他，我一听就说是杨振声吗？他说他就在我旁边，这时杨振声也是迫不及待地抢过电话，对我说，护士长是你吗？我终于找到你了！当时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激动，没想到，离别39年的战友终于重逢了。

在野战医疗所我们收治了一位17岁的小战士，他在前线的临时火葬场工作，因为伤亡人数增多，烈士陵园已经放不下烈士的遗骨。就在前线临时建了一个火葬场，这位小战士叫李祥林，他就在那里工作。由于每天见到大量牺牲战友的遗体，而且多数都是不完整的。有的只有半个脑袋，有的就是一支胳膊或者一条腿。小战士受到了严重的刺激，神情恍惚，接近崩溃。送到我们医疗所来的时候，神情呆滞，不吃不喝，不睡觉也不说话。护士们都束手无策，就过来找我。我便安慰他，鼓励他，给他一口一口地喂饭喂水，像哄小孩一样哄他入睡，他每天吃饭的时候就说让护士长姐姐喂。就这样，经过我们的精心护理，这个小战士慢慢地康复了，他又重返前线。

曾经在我们医疗所治疗痊愈的一个伤员徐某，他重返战场后牺牲了。在他牺牲前有一个晚上，从阵地上跑来送给我了一箱罐头，一箱压缩饼干，还有一件军大衣，他当时跟我说：护士长姐姐，如果我牺牲了，请你把这件大衣交给我的父亲，压缩饼干和罐头你留下吃。我对他说你不能这样想，你必须给我好好的活着，你不能牺牲，姐姐等着你胜利凯旋的消息。但是我等到的却是他牺牲的噩耗。后来他的父亲，一个江西老表，从老家来到前线，看望他的儿子，我把烈士留下的军大衣、压缩饼干和罐头，还有我攒的500块钱交给了他的父亲。告诉他，他的儿子是个英雄，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送走烈士的父亲，我们都泪奔了。

时隔三十多年，我拿出这些信，重温这些信的内容，我发现有一些伤员叫我二姐，我当时就有些纳闷儿，我不理解为什么会叫我二姐呢？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姐姐，大姐，尊敬的姐姐，为什么有叫我二姐的？后来我仔细的回忆了一下，因为我在家排行老二，我的妹妹们叫我二姐，我想我是把伤病员都当成亲弟弟了，所以他们也叫我二姐。

我们刚去前线的时候，我带领全体团员到麻栗坡陵园过组织生活，当时烈士陵园里还很空旷，很多的墓穴都是空的，时隔半年，当我们快离开前线的时候，我们再次来到了麻栗坡烈士陵园，这个时候所有的墓穴都满了，坟头上有种大葱的，有种辣椒的，非常悲壮。看得我们都止不住的流泪，他们都是些十八九岁左右的小伙子啊！烈士陵园里有976位烈士长眠在那里。

我们医院内二科的一位护士嫁给了一位高位截肢的伤员。当大批伤员入住我们医院的时候，其中有一位一军的伤员，他被炮弹炸伤了双腿，做了高位截肢手术。这位护士对他精心护理，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在生活上，都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后来两人产生了感情，这位护士毅然决然地嫁给了这位高位截肢的伤员，之后得到组织上的照顾，把她调到了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听说生了一个女儿，两人生活过得很幸福。在当时，军人就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老百姓对军人无限崇拜。当时我们去护送伤员的时候，所到之处，一路上都是夹道欢迎的老百姓，往我们兜里塞鸡蛋、塞水果、塞奶粉、塞鞋垫，就像当年解放战争老百姓送解放军过长江一样，我们也感到无比的自豪。

我们医院外科护士刘丰的两个弟弟先后牺牲在战场上。她的父亲是保山军分区司令员，她的大弟弟是一位连长，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当时他的小弟弟还是个战士，他听说哥哥牺牲之后，坚决要求上前线为哥哥报仇，谁都挡不住。最后他去了，结果也牺牲了。这件事情当时在昆明很轰动。许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在昆明，恰好看到电视台的一个栏目在采访刘丰的母亲。主持人问这位英雄的母亲，当年怎么会送两个儿子上战场？那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我当时有个什么事打岔没看完，但我心里想，这么多年了，人们还是没有忘记这些英雄，也没有忘记英雄的母亲。这让我的心里感到非常的欣慰。

2024年12月1日，我又回到阔别40年的麻栗坡烈士陵园祭奠英烈，悼念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战友。那对在战斗中牺牲的两兄弟，哥哥刘光，弟弟刘明。刘光安葬在文山州烈士陵园，刘明安葬在麻栗坡烈士陵园，两兄弟都非常勇敢，宁可向前一步死，也决不后退半步生，这就是我们的军人！这次到麻栗坡，我特意去看了刘明，在他的墓前献上鲜花。

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上，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这场发生在1979年的战争，不仅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更是无数士兵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已经离我们而去，他们的英勇事迹和深厚情谊却仍然在我们的心中熠熠生辉。

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更是对士兵们意志和信念的考验。作为一名曾经参战的老兵，我深知这场战争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荣耀，还有无尽的思念与感怀。

站在庄严的纪念碑前，我默默祈祷，希望他们在天之灵能够安息。

怀念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友，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应当铭记那些为国家献身的英雄们，传承他们的精神，将这种无畏与奉献的精神发扬光大。

最后我想自豪地说一句：在我的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懊悔；在我的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都会感到快慰；在我的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都感到珍贵！

▲作者参加2023年青岛市春节联欢晚会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