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地勘行业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地勘成果质量大滑坡，一次是在计划经济的初期，一次是在市场经济的初期。
第一次是从1958年4月开始，提出了“全党全民大办地质”的口号。同年9月，提出了“以钻探为纲”的口号。次年，在“不按上级意志找到大矿、富矿就是右倾”的政治氛围下，地质找矿指标层层加码。一时间，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之风盛行。以铁矿为例，1958年初计划探明5.8亿吨；9月28日，地质部在全国地质局（厅）长会议的报告上宣称完成了储量20.3亿吨；10月17日，地质部党组向中央报告“预计今年探明的铁矿储量为87亿吨”。直到1959年探明储量计划时，铁的指标提高到320亿吨。期间，一些实事求是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甚至普通工人均被戴上“右倾”的帽子惨遭批判。
1961年1月起，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2月26日，地质部、冶金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化学工业部联名发出《关于复审核实储量的联合通知》。此后，各有关部门抽调了1080名技术干部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对1958至1960年编入矿产储量平衡表的各种矿产储量报告进行复审核实。全国列入复审的地质报告为7500份。经复审核实后，C1级以上储量比原提交数一般减少50%-70%，少数矿种减少达90%以上。在已复审的1384份最终勘探报告和提供设计的中间勘探报告中，只有336份合格，合格率仅为24%；在已复审的6332份勘探和普查报告中，其储量全部注销的为1042份，报废率达16%。在核实储量的基础上，部署和进行了“补课”工作。在三年调整期间，每年都进行了大量的“补课”工作，仅1962年“补课”工作量即达20余万米，占当年钻探工作量的30%。
从历史的角度看，源于“政治虚荣”而出现的第一次地勘成果质量大滑坡历时三年。对此，地质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了果断的纠正。那么第二次质量大滑坡呢？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地勘行业开始了艰难的体制转轨，与此同时地勘成果的质量再次出现了大滑坡的症状。令人遗憾的是，第一次大滑坡仅仅持续了3年，而第二次大滑坡却已经持续了30年。那么，我们的行业管理部门又采取了哪些得力的举措呢？
中国地勘行业的发展史应当记住两个“吹哨人”的名字。毫不夸张地说，这两位铁血丹心的中国地勘公民在文章中充分体现了“地勘灯塔、资源脊梁”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2009年8月25日，《中国矿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刘益康的文章——《勘查造假：一枚未引爆的炸弹》。文章系统总结了国内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假项目、假异常、假槽探、假钻孔、假样品、假品位、假矿体、假厚度、假长度、假图件、假矿量、假报告”的现象，不但全面系统，更是生动形象。2023年12月，新《矿产资源法》酝酿的关键时刻，矿业律师曹旭升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吐槽我国矿产资源储量报告造假简史》等系列时评，可谓是振聋发聩、痛快淋漓。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位“退了休”或“体制外”的“老兄”却有一层阴影被笼罩——“皇上不急太监急”。可以说，对这一普遍性的业界现象，我们的行业管理部门却是相对的淡定。不过也得承认他们的应变和创新能力。在社会舆论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实施了所谓的“红名单”制度。听到这个词后，笔者深感惊讶。一是感觉到“小儿科”，哪个造假者不给自己贴个“红标签”，让生产者“自证清白”的方法怎能灵光？二是感觉“文学化”，居然在行业管理规制中出现了如此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总之可以肯定，放弃“法制”依靠“德治”的初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能落地生根的。
客观地说，地勘成果质量管理的确有其独特的客观规律，因为对其质量的鉴证不但具有滞后性、成本性、模糊性，甚至还有风险性，例如进入已经废弃的坑道将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正因为如此，各类政府管理者均建立起了一定高度的“技术壁垒”和“从业门槛”。国外“注册”体系下的工程师与国内“职称”体系下的工程师，有一本质的区别，就是注册制不仅仅是业务水平的标志，更是社会责任的体现。2001年12月，笔者在《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会刊》（首届年会专辑）上即发表了《初论注册地质工程师制度之构建》的论文。此后的若干年本人也陆续发表了若干篇这一主题的论文，但无论业内同仁们怎样千呼万唤，这一制度时至今日也未能建立起来。不过，好在还有最后一道质量保障屏障——地质勘查资质制度。尽管其不甚完美，但似乎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完美的制度在各行各业都有，但无疑都是在不断地完善中，而我们地勘行业竟然是“掩耳盗铃”，“阵地守不住就不守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地勘成果即变成了地勘商品。任何一种体制的政府，对商品质量的监管都是不可推卸的基本责任。在当今社会，大众商品由技术监督局负责，与生命、财产直接相关或技术含量相对特殊的商品由行业管理部门负责，例如在建设行业。我们地勘行业的商品，技术监督局肯定是不负责了，那么如果地勘行政管理部门不负责，那还让谁负责呢？只能是消费者自己了。这种取消技术壁垒，让消费者自己承担全责的基本思维，可以说是在挑战人类文明的底线了。
地勘产品或商品的下游是矿业，其质量若无法保障，那么矿业的可持续发展又如何保障呢？当下，新《矿产资源法》呼之欲出，有关地勘成果质量的规制是否应当在其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呢？
面对两次中国地勘成果质量的两次大滑坡，不知道我们的后人又将会如何评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