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矿产资源国家安全能否得到保障？谁都别先下结论，让我们从自然资源部的官方数据说起。就以2022年为例吧。本文数据的主要来源为《2022中国自然资源统计公报》《2022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统计年报》《全国地质勘查行业情况通报（2022年度）》等。
2022年，全国地质勘查投入1008.4亿元。其中：全国油气地勘投入822.0亿元；非油气地勘投入186.4亿元。在非油气地勘投入中，央财政41.8亿元，地方财政84.4亿元，社会资金60.1亿元。其中：矿产勘查99.21亿元，占总量的53.2%，其余为基础地质调查、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与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地质科技与综合研究、地质资料服务与信息化。在矿产勘查投入中，中央财政14.76亿元，占14.9%；地方财政38.78亿元，占39.1%；社会资金45.67亿元，占46.0%。
接续让我们看看2022年新发现的矿产地。为什么仅看新发现的矿产地，因为只有新发现的矿产地数量方能体现矿产资源勘查的生产力水平。当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单位2915家，实施项目3420项次。当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132处，其中：大型34处、中型51处、小型 47处。忽略项目滚动实施的因素，静态估算，平均每个非油气地勘单位实施项目1.173个；新发现矿产地0.045处，或者说平均每22个非油气地勘单位才有1处新发现矿产地。
数量如此，那么质量如何？前文的数据已经交代，132处新发现矿产地中，小型即占了35.6%。按矿种排名前4位的依次是：水泥用灰岩（14处）、建筑用花岗岩（14处）、建筑用灰岩（11处）、饰面用花岗岩（9处）。这4种非战略性矿产就已占据总数的36.4%。
如此的生产力水平显然无法保障矿产资源的国家安全。但问题究竟出在哪呢？我们必须首先从关键生产要素上找原因。
一看探矿权。截至2022年底，全国有效期内非油气探矿权共计10254个。当年全国新立探矿权362个，新立采矿权1384个，探采成果严重倒挂，入不敷出成为基本事实。当年全国完成阶段性勘查的矿产地495处，其中普查131处、详查255处、勘探109处，仅仅占探矿权总量的4.8%。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找矿成功率不足5%”业绩灰色标准。
二看投资额。2022年，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的非油气勘查投入为126.2亿元。而当年探矿权出让收益126.1亿元，采矿权出让收益1338.9亿元。勘查投入额与探矿权收益是多么惊人的吻合？毫无疑问，用“门票收入”来搭“地质找矿”的台子，等于让社会资金承担全部的地质找矿风险，而坐收10倍左右的探转采的门票费。
综上所述，如果不在探矿权数量和勘查投资额上寻求突破，想实现矿产资源的增储上产便无从谈起。
一要将探矿权的总量与流速作为宏观考评指标。探矿权投放总量要恢复至10年至15年前的水平，即由目前的1万上下增长至3万左右。所谓流速就是实现减少量与增加量的大致平衡。这便要大幅度降低准入门槛、提高注册效率。如果探矿权来之不易，持有者就必将千方百计的拖延时间以寻找下家接盘，最终大家一块陷进泥坑无法自拔。
二要将政府投资的拉动效应作为宏观考评指标。政府对非油气地勘投资总量要恢复至10年前的500亿元水平。其中中央和地方财政各100亿元，用200亿元的政府投资拉动300亿元的社会投资。大力度开放探矿市场，让社会投资先活跃起来。政府的投资一方面用于攻深找盲——“啃骨头”，另一方面对社会投资的成果予以补贴。但不能再选择合股的方式了。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45年间，对矿产资源采用的是“抑制性”的发展政策，但为什么能奇迹般的支撑起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除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更重要的是在吃计划经济时期地勘队伍的老本。国有和民营矿山对当年地质队的资料“冷饭热炒”，加之“采选冶”的技术进步使得大量的非矿一夜之间变成了矿。然而，如今家底已经消耗殆尽，新的矿产地发现必须得成为各级政府的硬性任务和刚性指标了。笔者突然间想起了改革开放前的一句流行语——“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国际国内形势真的没有多少时间留给“高风险、长周期”的地勘行业“迈方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