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1篇）
【历史事件】
魏征上疏，以为：“在朝群臣，当枢机之寄者，任之虽重，信之未笃，是以人或自疑，心怀苟且。
陛下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治之道也。
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
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致治，其可得乎！
若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承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
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惟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矫伪成俗矣。”
上纳之。
魏徵上奏书认为：“在朝的群臣中，对掌管枢密机要的人，虽委以重任，但对他们的信任不真诚，所以有的人心存疑虑、得过且过。
陛下对大事的过错宽容，却对大臣的小罪过不放过，届时责怒未免苛求于爱憎分明。
让大臣负责国家大事，让小臣负责具体的小事，这是治国的普遍道理，也是处理政务的正确法则。
现在委任职权时，却是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遇到事情时，又轻信小臣而怀疑大臣。
这是信任自己所轻视的而怀疑自己所重视的。这种做法，怎么能实现天下大治呢？
给予很高的职位，追究细小的罪过，于是那些刀笔小吏就会顺着陛下的旨意，捕风捉影，舞文弄法，曲成其罪。
大臣为自己辩解表白，就认为他是不肯服罪；不辩解表白，就以为都是事实。真是进退两难，不能自己分辨，于是只好苟且免祸。
大臣苟且免祸就会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就会虚伪成风，虚伪成风就不能实现天下大治啊！”
唐太宗认为魏征所奏皆有道理，采纳了魏征的谏议。
【我的感悟】
一天，魏征向唐太宗上奏道：“臣私下观察在朝廷身任要职的众大臣，有的是在西北地区担任过边防的重臣，有的是在朝廷参与朝政的要员。
他们都建功立业，功勋卓著，都是当代优秀的人才。他们处在最关键的重要地位，责任非常重大。
朝廷给他们的责任虽然重，但对他们的信任却不深。这样就会使人有时产生疑虑，有疑虑就会怀有得过且过的态度。
怀有得过且过的态度，就树立不起忠君报国的节义，节义树立不起来，纲常名教就不能振兴，名教不能振兴，而想巩固太平基业，保住七百年的大唐国运，是不可能的事。
我又听说国家爱惜功臣，对他们过去的过错不再计较。这与以前圣明的国君所做的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陛下对大事宽大，对小过错反而严厉处理，有时发脾气训斥人，不免带有偏见。这样是不能处理好朝政的。
国君法令严厉，还有些臣子敢于触犯，更何况在上位的人带头违犯，下面就更加不可收拾了。就像河水冲垮堤坝，泛滥成灾，伤害的人一定很多。那黎民百姓又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说，国君开启了一个弊端，下面就会出现一百个弊端，这样一来，天下就没有不乱的地方。
《礼记》上说：“喜欢一个人要知道他的缺点，不喜欢一个人要知道他的优点。”
如果憎恶一个人就抹杀了他的优点，那么做善事的人一定会产生恐惧情绪；如果喜爱一个人就包庇他的缺点，那么做坏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再者，朝政贵在有稳定的规范，不能经常变化。现在有时责令小臣办大事，有时又责令大臣去管理小事，小臣处在他不该占据的位置，而大臣又失去他应当担当的职责。
大臣或者因为小过错而获罪，小臣或者因为大事故而受罚。职责和职位不相符合，所惩罚的事情，不属于他们各自的职责。要求他们没有私心，竭尽全力，岂不是很难吗？
小臣不可以让他们做大事，对大臣不能因为小过错就治罪。
朝廷任命大臣，都是想让他们竭尽全力。而大臣却有所避讳不敢讲话，这就叫未尽全力。
如果选拔的官员得当，即使是故旧又有什么关系。如果选拔的官员不得当，即使关系疏远也不算可贵。自己不给予别人充分的信任，又怎能要求别人忠恕呢？
臣子虽然有时会犯过错，可是国君如此对待也不算得当！皇上既然对臣下不信任，那么必然认为臣下无可信之处。如果臣下都不值得信任，那么皇上必然也有让人可疑的地方。
《礼记》上写道：“地位高的人互相猜疑，那么百姓就感到无所适从；臣子言行莫测，那么国君就会不放心。”国君与臣子之间互相不信任，就谈不上天下大治了。”
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这一番高谈阔论，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他采纳了魏征的谏议，并承诺要对臣子们给予足够的信任。
从魏征的谏言中，我们也看到魏征真的是毫无保留，有一说一，直指太宗的痛处，亳不留情面。
唐太宗也真是大人有大量，什么样的话也能听进去，还要承认自己没有做好，还要承诺以后会修正自己对臣子信任的态度。
所以说，没有魏征，就没有千古一帝唐太宗；没有太宗，就没有名垂青史的谏臣魏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