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6篇）
【历史事件】
丙子，上指殿屋谓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营构既成，勿数改移；苟易一榱（cuī），正一瓦，践履动摇，必有所损。
若慕奇功，变法度，不恒其德，劳扰实多。”
七月十七日，唐太宗指着殿屋对侍臣说：“治天下如建此屋，建成之后，就不要经常改动；
就算是换一根椽（chuán）子，一片屋瓦，脚踩在上面，也必有所损害。
如果想要建立奇功，变更法度，不能长守其德，劳扰天下的事，必定很多。”
【我的感悟】
唐太宗不亏是千古一帝，时时刻刻都想着如何治理好大唐帝国。
这不，三句话不离本行，就是跟侍臣聊天，都要与治理天下扯上关系。
一天，唐太宗指着宫殿对侍臣们说：“治理天下就像建筑这个宫殿一样，一旦建成，就不能轻易改动。
你们看，即使换一根椽子，一片屋瓦，工匠们的脚踩在上面，多多少少对宫殿会有有一些损害。
现在我们大唐帝国基本走上了正轨，我们就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如果总想着建立奇功，不断四处征战，又多次变更法度，就会让百姓无所适从；如果不能体谅百姓的辛劳，以仁政和德行治理天下，总是以兵役劳役骚扰百姓，那天下就会骚乱了。”
唐太宗的这番“治天下如建屋”的高论，让我想起老子《道德经》里的“治大国，若烹小鲜”。
一、以正治国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一要义是以正治国。
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言：“以正治国，以奇治兵，以无事取天下。”
治国以“正”，就是要光明正大，不能搞歪门邪道；而治兵要“奇”，则要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用领兵打仗的“诡道”来治国是不行的，而用治国的“正道”来领兵打仗也不一定行得通。
何为“正”呢？
老子先是指出，天下的禁忌越多，百姓动辄得咎，无所适从，便不能安心干活，生活便会贫困；朝廷中大人物的权谋越多，为政者勾心斗角，国家便会混乱；人们的智诈机巧越多，邪恶的事就会层出不穷；法令过于严苛森严，束缚人们的生活自由，盗贼就会越来越多。
周厉王时期，不准人民利用湖泊、河流这些天然资源谋生；还向人民勒索财物，虐待人民。
周厉王的暴政，让老百姓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打招呼，只能互相交换一个眼色，就匆匆地走开。
公元前841年，国人忍无可忍，终于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起义的国人围攻王宫，要杀周厉王。
周厉王得知风声，慌慌忙忙带了一批人逃命，一直逃过黄河，到彘（音zhi，今山西霍县东北）才停下来。
周幽王为博褒姒（bāo sì）一笑，点燃了烽火台，戏弄诸侯。诸侯见了烽火，以为京城告急，天子有难，马上起兵勤王，赶来救驾。
褒姒看到诸侯被戏弄了果然哈哈大笑。周幽王很高兴，因而又多次点燃烽火。导致诸侯们都不相信烽火，也就渐渐不来了。
后来西戎攻破镐京，因没有诸侯前来救驾，周幽王被西戎杀害了。
一个国家治理的好，不仅要有公正廉明的制度，而且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官员要能引导人民继承我们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信”的美德，不能愚弄人民，更不能拿军国大事开玩笑。
唐太宗因为“玄武门之变”而上位做了皇帝，他还天下一个“贞观之治”，牺牲小家，幸福大家。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
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
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史书记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集权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唐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
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
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
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因为唐太宗做到了治国以正，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不断地积“德”，以“德”治国，所以才有了贞观之治的繁荣景象。
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二.选贤与能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二要义是选贤与能。
这是一种看似平常却高超的领导艺术。具体来说，就是要将合适的人安置在合适的位置，充分发挥其角色作用，而不是对具体的事务进行干预。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在老子思想的影响下，就曾提出过“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观点。
在他看来，君主作为最高管理者，不必事事亲为，而是要学会将主动权交给手下的大臣，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据载，春秋时期，魏文侯曾与儒生田子方在一起赏乐饮酒。
魏文侯对田子方说：“我感觉编钟的乐声不是很协调，左边有些高。”
田子方听完后笑了。
魏文侯问：“你笑什么？”
田子方说：“臣下我听说，国君懂得任用乐官，不必懂得乐音。现在国君您精通音乐，我担心您会疏忽了任用官员的职责。”
魏文侯听了有所开悟。
魏文侯作为一国之君，要把国家治理好，只需要把好的乐官选拔出来就可以了，而不是去时刻关心“钟声不比”这样的琐事。
对琐事关心得太多，对大事势必糊涂。难怪田子方批评他“审于音而盲于官”。
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那些“忙碌”的管理者。
楚汉战争时期，项羽因战起家，虽然骁勇善战，但不懂得用人。刘邦上马不能征战，下马不能抚民，却最终取得天下，皆因其善于用人。
刘邦最为清楚：“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的确，项羽本事很大，大到不需要别人帮忙。所以，他手下的谋臣都跑到刘邦那里去了，因为在项羽那里没有用武之地，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
诸葛亮本事也很大，大到几乎可以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摆平。但是，这种表面风光的另一面却是：手下的人没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和平台，永远也走不出诸葛亮的锋芒和阴影。
三国角逐，蜀国在诸葛亮死后旋即衰弱直至灭亡，原因固然很多，但诸葛亮的光芒太盛，以至于群臣无用武之地，恐怕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隋文帝在位事，事必亲躬，从早忙到晚晚，晚上还留官员一起吃饭，一起探讨治国大业。
虽然隋文帝非常勤政，但是他作为皇帝事必躬亲并不是一件好事。事必躬亲就意味着他权利欲太强，不愿意放权给手下人，长期下去，大臣们便不敢再直言进谏了，生怕与皇帝的意思相违背。
但是我们都知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隋文帝的这种做法也给隋朝埋下了动荡的种子。
唐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因此能够从各阶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
唐太宗能不计前嫌，选用俊才。如文臣武将之中，魏徵当过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李建成另一旧部王珪，降将秦琼等也都得到重用，可谓人才济济。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
由于唐太宗的重视，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无为而为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三要义是无为而为。
无为，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观点。过去，这一思想多被视为消极，而实际上，老子的“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干，而是倡导一种“无为而为”的辩证法，即在顺乎事物自身规律的前提下有所作为。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他看来，大道运行，自有其章法和规律，一旦人为干预，强制作为，就会陷入异化而不可自拔。
具体到治国理政方面，就是要把主动权交给人民，多体察民心民意，而不是拍脑袋决策，凭感觉折腾，以致政令频出，朝令夕改。领导者不应有自己的私心和偏见，而应该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虽消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但后来的他却不懂得与民休息，总是通过各种政策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动不动就抓壮丁去修坟墓、挖运河、垒长城、征北方、打南蛮……结果却适得其反。
后来的刘邦和他的功臣们都参加过秦末农民战争，所以很注意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无为而为”的思想在汉朝也得以发扬光大。
汉高祖及他的继任者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田租，鼓励农耕，提倡节俭，减轻刑罚，使汉朝的生产与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提高。
到了汉武帝时期，当匈奴屡次侵犯北方边境时，大汉王朝凭借其多年养精蓄锐后的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彻底打败了凶蛮强悍的匈奴骑兵，甚至把匈奴赶到了今天的欧洲。
有所为，有所不为，无为时，静若处子，有为时，动若脱兔。这正是“无为而为”这一辩证法的奥妙之处。
即我无为而治，人民便自然变得顺化；我喜欢清静，人民自然会端正思想和道德；我不去用政令和战争骚扰人民，人民便自然会幸福安康；我不放纵自己的欲望，人民便自然朴实淳厚。
显然，这里又从正面论述了何为“正”。可以看出，所谓的“正”即是一种无为、清静，为政者不放纵欲望，不骚扰百姓的统治政策。
治国者看似无为无事，政治看似浑浊不清，其实人民生活安定，内心淳朴。治国者有为有事，一国的政治看上去条理分明，其实人民不堪束缚，内心反而狡诈。
很多老百姓都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们能以自己的淳朴与“道”契合，从而顺“道”而行。冬天该种大棚菜，他们不会去插水稻；春天该种稻育苗，他们绝不会去播种冬小麦。
正因为如此，圣人非常信任老百姓，总是尊重其意愿，让其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做该做的事。
所以，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高明的执政者之所以会采取清静无为的方略治理国家，是因为老百姓的事归根结底还得靠百姓自己去处理。
作为执政者，能给老百姓创造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不生事，不扰民，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恩典。
这就提醒我们的管理者，不能过分地集权，不可对下属全程监控，抑或事无巨细自己动手。这样办事效率很低，也会把自己搞得很疲劳。
而如果管理者能下放权力，更重视事情的结果而不是过程，那么下属就有很大的自由度充分发挥潜能，促成目标的实现。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历史时期，这也许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
在唐太宗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尢为可贵的是：唐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
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
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
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
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中亚和东亚各国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太宗可真是做到了“无为而为”，他好像什么也没有做，但政治清明、百官忠顺、百姓安居乐业，四夷朝服、国家繁荣昌盛、长治久安。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管理向来是作为一种智慧，而非一门知识被谈及的。它的最高目标不是科学化，而是艺术化。治大国如烹小鲜，象征的就是一种高超的治国艺术。
烹煮一条小鱼，只需油盐酱醋恰到好处，但不能随便翻搅它，否则它就烂了。同样，治理一个国家，也不能过多地、随意地人为干预，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让国家机器在既定的规则下自发地良性运转。只有如此，才能达到“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的至高境界。
今天，虽然社会的管理组织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但古人的智慧仍能穿透寰宇，令人掩卷沉思。
【附录】
治大国若烹小鲜
伊尹建议商汤停止向夏桀进贡，看夏桀如何动作，以探测夏桀的实力。
夏桀果然非常愤怒，征调九夷的兵力，要来伐商。
伊尹当即劝商汤说：夏桀还能调动兵力，我们伐他的时机还未成熟。
于是，商汤又向夏桀进贡。
当伊尹看到时机成熟时，又一次停止向夏桀进贡，但因为夏桀的暴行，这次，他未能调动军队了。
于是，伊尹就向商汤建议起兵。
商汤很快就打败了夏桀的军队，把夏桀流放到南巢，夏王朝从此灭亡。诸侯一举拥戴贤德的商汤为「天子」建立「商朝」。
商汤的力量开始壮大，又听到各个诸侯王都在咒骂夏桀（这从其它的史料可以证实），就认为夏桀与大家离心离德，是进攻他的时候了。
这对一般人来说毫无疑问都会这么认为，但是诸侯王咒骂归咒骂，只要在心目中还承认夏桀是天下的天子，就会听他的调遣。
因此攻击夏桀的时机是否成熟不在于诸侯王是否咒骂夏桀的表面现象，而在于夏桀能否调动诸侯王的军队。
如果夏桀连诸侯王的军队都调动不了，这时夏桀才被众诸侯从内心深处彻底地抛弃了。
人们一旦从内心深处抛弃了他，他才是孤家寡人没有力量了，这时候攻击夏桀的时机才真正到来。
由此可见，伊尹没有一点自己的欲望，因此才能既不着急也不懈怠，而是通过试探证实夏桀已经没有力量了，才动手攻击他。
注意，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商汤没有一心想打败夏桀自己来取而代之的欲望。
否则，如果一心想打败夏桀自己来取而代之的话，不可能有那份耐心去等待。
如果夏桀始终都能调动诸侯王的军队怎么办？那不是一辈子也不能去攻打他了吗？！
当夏桀已经被众诸侯王从内心深处抛弃了，那么客观上就需要有一个能与人民为善的人替代他。因此，那时攻击夏桀来取而代之就是客观的需要，是天意！
因此，做事不能有自己的要求，才能根据客观的需要去做，而做菜时之所以操之过急， 是因为当时有想更快地把菜做好的要求；
做菜时松弛懈怠，是因为心里还有其它的要求，心思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心不在焉所致，所以无论是治国还是做菜，不能带有自己的要求，才能像伊尹那样完全根据客观的需要去做。
老子作为东周的史官在他所接触的圈子里，想必大家都知道“治国如同做菜”这个传说，因此他借用这个典故，用“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来谈治国。
因此本句的意思是“治理大国就像伊尹做菜那样，不能带有自己的要求，才能完全根据客观的需要去做。” 本句话指出了治国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