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清华与文人书写——民国时期清华学人的“余事”书写状态(下)

文化   2024-07-14 20:20   北京  


 <承上>



民国时期的清华文人化书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实用带动审美,以审美表达心胸。当时的文人和学者圈里,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美学、考古学、文字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一定建树他们的书写,往往是日常中的迎来送往、叙睽离、通讯问,笔墨往往源于工作、生活与交往需要。

鲁迅书迹

这种书写状态并没有很强的艺术创作心理,只是“下意识”把字写好看,我们很难以当代的书法评价体系来面对这些作品,——换言之,他们作品参加当代书法国展大概率会被淘汰——但偏偏这些被当代主流“专业”书法圈所“淘汰”的作品,其价值远比那些国展最高奖的“专业”作品要高,可以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苏轼就说过,“古人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书法的价值到底看什么?难道不看笔墨技巧么?当然要看!但是,笔墨技巧并非书法的全部,只有人生境界与文化品格的“赋能”,技巧才能彰显出就有的价值,否则,一定大打折扣。那些不学无术、人品低劣、精于世故、善于马屁的毫无风骨与人格操守的人,字写得再好,从长远看,注定也是没什么价值的!你愿意把秦桧的字挂在你家客厅么?(虽然说秦桧也许没那么坏,但他已成了奸臣的代名词,这个锅可能还要继续背下去)

赵元任书迹(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

此外,跟文人书法笔墨技巧相关的另一面,就是不刻意、不做作、不讨巧,这恰恰是很多国展精英中永远无法梦见的最可贵品格!但凡参与国展者,势必对作品进行精心打磨与设计,那必然以牺牲自然之美为代价的。而自然大美,是书法中至高无上的境界。这一点,民国时期的很多文人可以做到。比如鲁迅、谢无量、弘一等等,他们的字,似乎并没有炫酷的技巧,是那么的“不经意”,又是那么的“神妙”,字就是他们的人生啊,我们岂能不充满无限崇敬?他们的字又岂是一些专门玩弄笔墨技巧的“书法设计家”们所能望其项背的??

谢无量书迹


同样,我们可以从清华学人的书迹中见出清雅纯正的文人之风和文化品味。比如王国维,博观中西,详辨古今,也坚守着传统文化的本色,对于书法,投入的精力是相对有限的。即便如此,他的书法也曾受到罗振玉、吴昌硕、沈曾植、郑孝胥等名家的指点,在解决基本技巧之后,皆是以学问养书,以才情驭书,提笔悠悠从容,书则更有可观处。王国维善小楷行书,用笔沉稳凝练,气息内敛,一丝不苟,风格雅正,绝无一点炫耀技巧的成分,浑然天成,书卷气颇浓,有儒者之风。

王国维书迹(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

再如钱钟书,作为博学精深的读书人,雅好书法,且时发议论,《管锥编》中就有不少关于古代书论的解读。他本人亦善书,学过“二王”、宋人、对清人郑孝胥书法也有很深的涉猎。
据杨绛先生回忆,四十年代中期钱锺书在上海与傅雷过从甚密,二人时常谈及书法,钱锺书痴迷王羲之《十七帖》,也曾向傅雷推荐字帖。可见钱锺书在读书做学问之余留心翰墨,并下了一定功夫。

钱锺书书迹

从他所传书迹中看,其书风散淡飘逸,才子气、书卷气、学问气溢于字里行间。这岂不正接近了黄庭坚评苏轼的那种境界:“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 
钱锺书晚年好用毛笔给亲朋好友复信,延续着传统知识分子的书写习惯,往往信手拈来,不计工拙而清新隽雅,绝无一点匠气和俗气。这就是文人品格,他们不屑也没必要在技术上过于雕琢,眼界宽,见解深,品味高,腹有诗书气自华,故能得书卷之气而溢于笔下,这往往是通过技法难以解决的问题。书之高妙,恰在于此。  

其他学者如陈寅恪、冯友兰、顾毓秀、郭绍虞、叶公绰、俞平伯、赵元任、朱自清等等,亦是如此。这些享誉学界的知识分子,短笺便札,片语只言,点画振动,如见其人。从书写技巧上看,用笔工稳流畅,通篇简明自然,虽显不出复杂精微的书写技巧,但亦不乏神采,平和而从容,无做作之态,字里行间亦无一点烟火之气,洋溢着浓浓的书卷气息,显示出学者书写的别样情调。这些书迹,往往本于实用,也有一定的艺术性,但更能显示清新自然的文化品格、文人性格和人文格调。

朱自清书迹

他们的作品的可贵,受到藏家欢迎,自然有笔墨技巧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其实更是知识分子的风骨操守、精神面貌、学问修养、人生境界令人仰慕,从而为其笔墨加分,自然内化为其书法作品的一种附加值,这种附加值是弥足珍贵的,远比字迹本身的笔墨技巧更令人喜欢与尊重。

书写作为文人余事,包含着书写主体的历史形成状态,法本身处的地位和呈现方式
所谓“余事”,较早出自《庄子·让王》:帝王之功,圣人之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汉牟融《理惑论》:夫履道者,当虚无澹泊,归志质朴,何为乃道生死以乱志,说鬼神之事?”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本职之外的事,顺便做的事,没有必要投入主要精力去做的事二是指多余的事,可以忽略的事,不存在或者难以把握的事。这两层意思是接近的,概言之就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事,做也可以,不做也无妨,对人生并没有什么影响。

陈寅恪书迹(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

当代某比肩古人的书法“名星”,总是沾沾自喜于自己的笔墨功夫,说什么自己每天练字超过八小时,云云。作为大学教授,拿练字功夫来吹嘘,其实挺可笑的,甚至是很无知的。我们前面所提到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导师,也是大学教授,其中任何一位都能写一手好字,但他们的伟大成就在于写文章、做学问、教书育人,如果把练字这件拿出来炫耀一下,岂不贻笑大方??他们无非把写字当成人生的“余事”而已,虽然没有更多时间每天练八小时,但他们的字依然是当代某些书法大学、大学教授所望尘莫及的。
其实在整个古代文化语境中,书法基本是小事、余事。汉代词赋家扬雄就说过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同一时代的赵壹曾撰《非草书》指出,“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可见古人对吟风弄月之类的诗文、书法,并不很在意,几乎只是一种生活休闲而已。

梁启超书迹(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

书本求忘机,余事自高妙,回观灿烂的中国书法史,基本都是在“余事”中完成的。只是中国古人文人所纠结的是,既遵行着儒家“修齐治平”的大道,以经世致用、建功立业为基本的人生理想,但对于汉字的美又偏偏割舍不掉,轻之愈深,爱之愈切,一边说书法是余事,一边又刻苦习字。
耐人寻味的是,恰恰是“余事”这样的定位,使书法成为人格、人品、文化、文学的一种延伸,书法的生命力因而更加强大。这一意义的彰显,其实是超越于艺术之上的,比纯粹的艺术,想像空间更广阔,表达的内涵更丰富,对人的启发也更深刻,当然也能显示书法本身的独特性。
民国时期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学者群里,他们的书写状态是“业余”的,而显示出的作品气息与境界,未必就比“专业”的差。不独清华学人,推而广之,近代人们公认的大家,于右任、弘一、毛泽东、谢无量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余事书写状态中最成功的典范,他们无意作书家,但他们的书法成就令人仰视,很好地诠释了古代书写的真谛。

弘一书迹
通过我们对民国时期清华学者书写状态的简要分析,呈现出一种与当代书法生态完全不一样的风貌;他们很少专门探讨笔法问题,更不会用西方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来解读书法,也不屑于去办书法展,就这样自然而然的悠悠书写,成为中国文人书写的最后一缕令人向往的亮色。几乎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书法是古代文人余事书写向现当代专业化书写的过渡期。从那以后,文人书写全面式微。
至于当代,文人书写早已被专业化书写、艺术化书写所取代。人人可以写字,可以当书法家,只是人文性在减弱,文人与书法的关系的逐渐剥离,曾经文人学者的余事书写,演变成现在的书法技术化、书法展厅化以及书法的去精英化。汉字还是曾经的汉字,书法已不再是以前的书法。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颠覆,实难说清!


     【作者王海钧】斋号:弋轩、海纳居。书法教育工作者,快意书写践行者,不自由撰稿者。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金融专业,后专攻书法。文学博士(书法学方向),艺术学博士后。爱书写,喜作文,偶尔也推敲平仄。亦喜摄影,常拍天地大美和乡村小景。著有《中国古代书法品评理论》《美的追寻》《历代书法名作赏析》《楷书王国》《历代书论译注集成(汉魏六朝)》《弋轩诗草》《笔墨心意——关于书法的诗与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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