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谏逐客书》《谏太宗十思疏》都同样是“谏”，但是李斯和魏征所怀抱的目的是不同的：前者为私，后者为公。为了实现自己劝谏的目的，他们针对劝谏对象不同的性格心理特征、政权不同的发展样态（草创或者守成）、士人不同的时代际遇，而采取了不同的劝谏策略。

关键词：《谏逐客书》《谏太宗十思疏》  劝谏策略   比较

李斯劝谏秦王政的目的是出于私心，而魏征劝谏唐太宗的目的则是出于公心。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师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后来辞别荀子，向西游说秦王政。辞别之时，他是这样对荀子说的：

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清代姚鼐在《李斯论》中是这样评价李斯的：

“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张吾之宠。是以尽舍其师荀卿之学，而为商鞅之学；扫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为治，焚《诗》、《书》，禁学士，灭三代法而尚督责，斯非行其学也，趋时而已。”

从这两段文字中，我们不难读出李斯是一个随世浮沉、趋时贪利之人。这样的士人在战国时期很多，尤以纵横家为代表，诸如苏秦、张仪，这些人大都“上诈谖而弃其信”，崇尚欺诈，而抛弃诚信。而当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则不顾礼义廉耻，去保住自己的利益。这也是荀子所谓的“仰禄之士”，李斯即为此类之人。

“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

“亦在逐中”的李斯，就在这样的情境下创作了《谏逐客书》以劝谏秦王政。

如果说李斯是“小人之仕”的话，那么魏征则属于“君子之仕”。所谓的“君子之仕”，就是服膺儒家的“以道自任”的精神，即“谋道不谋食”“穷不失正义，达不离道”“从道不从君”等，他们以社会的伦理道义为行事的准则，而不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旧唐书·魏征传》记载：

“太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征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

“乃诏曰：‘昔惟魏征，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彰，朕岂独有非于往时，而皆是于兹日，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 

魏征的性格是刚直不屈的，针对唐太宗治国理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敢于谏言。《谏太宗十思疏》中的“十思”内容，其实在唐太宗身上业已出现，因此魏征的劝谏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我们可以阅读陆精康的《“十思”：莫谓谏臣空议论——<谏太宗十思疏>备课资料》来了解其劝谏的针对性。

对比李斯和魏征的劝谏目的，其胸襟抱负、人生格局高下立见。在对比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鼓励学生将个人的未来选择与民族的前途关联起来，进而在真实的学习活动中，实现学科的育人作用。

最终，秦王政和唐太宗是否接受李斯和魏征的劝谏呢？《史记·李斯传》是这样表述的：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

秦王政于是废除了驱逐外国客卿的法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最终采用了他的计谋。

《贞观政要·君道》是这样表述的：

“太宗手诏答曰：‘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

对于魏征的劝谏，唐太宗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并把这些劝谏的内容经常放置在案头。因此，从劝谏的实际效果来看，李斯和魏征都实现了自己的劝谏目的。

在《贞观政要·君道》中，有一段关于“草创”与“守成”谁更困难的讨论：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现在，秦王政的政权处于“草创”阶段，而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权则处于“守成”阶段。通常来说，在“草创”阶段，君王易于礼贤下士，例如秦王政“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他刻薄少恩，心如虎狼。在困境的时候，容易礼待下人；实现自己志向的时候，也会轻易地吃人。在“守成”阶段，君王易于骄逸豪横，例如唐太宗：

《新唐书·太宗本纪》：“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

《资治通鉴·唐纪》：“（贞观六年三月）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廷辱我！’”

唐太宗受制于爱欲失度，再兴佛徒，好大喜功，勤于出兵远方。并且对魏征的劝谏也是存在着明显的抵触情绪的。

同时，由上文我们知道秦王政的政权，此时是处于“内忧外患”的境遇之中的。而且战国时期的士人流动性也是非常强的，士人如果不为一个国家所重用，他还可以到其他国家去施展自己的才智。例如“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书达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骊邑，得还。”此时的李斯已经离开咸阳，前往他国。相较于战国时期，唐王朝则是大一统的政权，士人要依附、效命一个君王来实现个人的价值。在以上种种因素的制约下，李斯劝谏中的“批评”味道要直接一些，而魏征则间接委婉了很多。

刘勰的《文心雕龙·论说》是这样评价李斯的劝谏的：

“李斯之止逐客，并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

那么，李斯是怎样批“逆鳞”的呢？首先，直接显豁地批驳逐客的错误行为，“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紧接着文本的第一段和第二段的论述，分别用“昔”与“今”领起，将秦王政的重视色、乐、珠玉而轻视外国客卿，与四君以客之功使秦国有富利之实、强大之名，构成鲜明对比，批评秦王政的意味显而易见。而在文本的第二段，对秦王政对物与对人，采取双标的政策亦有直接批评，并批评秦王政耽于享乐，即“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第三段，将秦王政与历史上的五帝三王比，彰显五帝三王辉煌的历史功勋，进而反衬讽刺秦王政当下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逼仄、狭隘的格局与视野。李斯显而露的批驳切中肯綮、契合实情、持论近正。林云铭《古文析义》是这样评价的：“李斯人品本不足道，然是篇犹可节取者，以持论近正，所谓不以人废言也。”

相较于李斯用“陛下”这个称谓直指劝说对象，而魏征则使用“明哲”“人君”“元首”“君人者”这种带有泛化的称谓。而且所言说的道理都是从历史的普遍性规律出发：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从历史的普遍规律来看，“守成”则比“草创”更难，在本节的第一段引文中，魏征就详细阐述了“守成”更难的原因——“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这两段的文字，给予守成天下的唐太宗更多的是一种委婉的提醒。另外，在李斯那里，着重用一大段文字对秦王政对色、乐、珠玉重视而轻视外国客卿进行批评，但是针对唐太宗身上所出现的安逸享乐，魏征则采取的是一种避其锋芒的态度，只是采取一些间接提醒性质的说辞去引导帝王省思自己，例如“君人者，诚能……”。

这两篇散文的语言风格都是骈散结合、气势纵横，追求文质兼美的。一方面是受到文体特征和劝说对象的制约，“奏议宜雅”；另一方面是受到时风与士风的影响，“文变染乎世情”。在这里，我主要论述一下劝谏的语言策略：李斯和魏征为了实现自己的劝谏目的，是非常注重语言的诱惑性与警示性的统一的。这也正如詹丹老师所言:“理解人性的弱点，知道励精图治的事功与追求个人的生活享受密不可分。”无论是“励精图治的事功”，还是“追求生活享受”，对于个体而言都是具有“诱惑性”的，而对这些“诱惑性”的可能不再拥有的提醒，则使得劝谏具备了“警示性”。

第一、注重字词的选取与锻造。《谏逐客书》文本变换着动词的使用，例如第一段“并”“霸”“亲服”“获”“举”“拔”“包”“制”“强”“蚕食”等，先王们取得的一系列的成就，对于具有事功心理的秦王政来说，就是一种诱惑。文本第二段“致”“有”“垂”“服”“乘”“建”“树”，不厌其烦地罗列琳琅满目的物质，能够享受到这些物质，之于秦王政而言，亦是一种诱惑。而《谏太宗十思疏》中“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中的“尽”“竭”“播”“效”等动词，则呈现出诱惑性。另外，巧用虚字，如“岂”“其”“虽”等，在实现文本散化的同时，也增强其表达的警示性与诱惑性，诸如“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其可忽乎”“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等等。

第二、两篇文章都使用了大量的对比论证方法，“正面”具有“诱惑性”，而“反面”则具有“警示性”，在一组对比论证中，劝谏的“诱惑性”与“警示性”得到了统一。

第三、肯定性质的判断句多具“诱惑性”，而否定性质的判断句则多具“警示性”。例如《谏逐客书》“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这些句子是“诱惑性”的话语。“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求国无危，不可得也”这些句子则是“警示性”的话语。再如《谏太宗十思疏》：“不念居安思危，……，塞源而欲流长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这些否定性质的句子是具有“警示性”的。

第四、假设推断的恰当使用，有效地将劝谏的“诱惑性”与“警示性”统一了起来。例如《谏逐客书》的第二段“必……然后可，则……不……”，这个假设论断在文本第二段中出现两次，警示秦王政如果以“非秦者去”为标准的话，他将享受不了异域的声色与珠玉，但是这其中也包孕着一种诱惑性的情感倾向，诱导秦王政对这些异域的声色、珠玉的占用与享用。这种假设的推断，在《谏太宗十思疏》的最后一段也有呈现，即“君人者，诚能……”，亦是兼具“诱惑性”与“警示性”。

通过比较，找到文本的相同点与相异点，从语言、思维、文化等角度走进文本，让文言文的学习摆脱“死于章句”“废于清议”的泥淖，进而走向深刻、有趣与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