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的多重审视
——小说《祝福》解读的
重要视点
摘 要：鲁迅小说《祝福》写作于1924年2 月，后来收入小说集《彷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篇目，近百年来，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和中学语文教师对小说《祝福》中的情节、人物、环境、叙事结构和主题等基本要素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解读和丰富的教学设计，其大多集中于主人公祥林嫂形象的分析和造成祥林嫂悲剧的根源上，而对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我”则分析甚少，这种对“我”的分析的缺失也往往造成了对文本主题解读的偏颇甚至缺失。对“我”的分析，或许能为解读《祝福》提供新的切入点。
关键词：《祝福》 文本解读 “我”
李维民，河北省首届燕赵名师，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教育部新时代“双名计划”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先后在《语文建设》《语文学习》《语文教学通讯》等杂志发表论文二十余篇，编著有《高中议论写作素材应用指要》，研究成果获得河北省基础教育成果奖。
“我”——小说叙事的主要视角
毋庸置疑，祥林嫂是小说《祝福》中的主人公，而祥林嫂的故事正是在“我”的观察和叙述中才得以展现。第一人称视角是鲁迅小说叙事的特色，我们可以认为是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相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第三人称叙事视角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对于叙事对象而言，第一人称叙事者不仅提供了一种新的、使普通习见之事变为不同寻常之事的眼光，而且把这些客观事件纳入了自身的心理历程，使得两种异质的、不相干的人物产生了内在不可分割的联系”①，由此体现出了鲁迅小说“普遍联系”的深层叙事原则。这里，回乡的“我”在与祥林嫂相遇并听说她死了以后，才正式开始对她的生前往事作出回顾，也就是说，回忆出现在叙事进行到一定阶段之后。就回忆在作品中的具体位置来看，与小说《孔乙己》不同，《祝福》里的回忆是在行文已接近三分之一处开始的，这样的叙事安排可以增添小说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依据现代小说叙事学观点，“我”是重要的线索人物，在我的叙事中呈现出了祥林嫂人生的悲欢离合，我是个重要的镜像。正是从“我”的视角出发，依据小说文本的描述，从“我”回到鲁镇，遇到已经沦为乞丐的祥林嫂，而后得知她的死讯，到追述祥林嫂一生的主要事迹，其时间跨度为三天。可以说，没有以“我”为视角的叙述行为，就很难建构起蕴涵“复杂的价值体系和心理内容”的“多值判断的叙事模式”，就很难真正对作品作出更加深入的思考和解读。
“我”——祥林嫂悲剧的重要根源
通常来说，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小说家所创设的环境中，尤其是社会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物的命运走向，而社会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在小说《祝福》中，鲁迅描写了鲁四、四婶、柳妈、婆婆、小叔子、大伯、短工、庙祝、鲁镇的人们等众多人物形象。我们把这些关系稍加整合，就可以清晰地发现其中存在着三种基本的关系系统，即亲人关系、乡邻关系和主雇关系。
亲人关系集中体现在祥林嫂和婆婆、小叔子、大伯的关系上。祥林的去世使祥林嫂和丈夫的夫妻关系无法存续，这对本来就缺失娘家关爱的祥林嫂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更为严重的是，婆婆和小叔子合谋将她卖到贺家坳嫁给贺老六，结果是“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财礼只花了五十千，除去办喜事的费用，还剩十多千”，这样的做法在卫老婆子看来是“精明强干”的。曾经给祥林嫂短暂幸福和温暖的贺老六在吃了碗冷饭之后旧病复发，不治而亡。随后大伯的收屋使得祥林嫂失去了生活的居所，再次陷入生存的困局，只得再次来鲁镇帮工。
在主雇关系的层面上，作为雇主的鲁四老爷的一句“可恶！然而……”，无疑是放纵了祥林嫂的婆婆和小叔子的绑架行为，之后四婶的“祥林嫂，你放着罢”则是对祥林嫂明显的歧视，甚至最后把她赶出家门，使她最终沦为乞丐。
在乡邻关系的层面上，作为乡邻的鲁镇人，给祥林嫂的除了嘲笑、讽刺和冷漠，其他什么也没有。特别是同为鲁四老爷家帮工的柳妈，非但没有给予同社会阶层的关爱和温暖，相反还雪上加霜，她对祥林嫂说：“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我想，这真是……”我们很难意料，这番话会给一个深受封建鬼神思想影响的农村女性带来多么大的灵魂恐惧。由此可见，在祥林嫂周围的关系系统当中，大家无疑都是造成祥林嫂死亡的重要推手。
这里我们也要特别重视“我”这个造成祥林嫂悲剧的重要因素。我们注意到小说的写作时间是 1924年2月7日，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风起云涌，应该说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的主题，但是对于祥林嫂这这种生活在落后封闭环境中的“山里人”，谁又能成为她的思想启蒙者，帮助她走出生存和思想的困境呢？鲁四是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代表，他深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他绝对不可能对祥林嫂进行思想启蒙。而婆婆和小叔子是为了聘礼把祥林嫂强行卖到了贺家坳，也根本不可能对她有任何的思想启蒙。更加可悲的是和祥林嫂同属于一个阶层的柳妈、短工、鲁镇上的人们，他们对她只是嘲笑、讽刺甚至是恐吓。那么，最有可能对祥林嫂进行思想启蒙的就是小说中的“我”，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小说开篇“我”和祥林嫂的见面上。在祥林嫂眼中“，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的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从此可见小说中的“我”具备了作为思想启蒙者的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识字”，二是“出门人，见识的多”。所以在整个小说中，“我”是最有希望对祥林嫂进行思想启蒙的人，祥林嫂在生前把最后的希望也寄托于“我”，希望在“我”这里得到关于灵魂问题的答案。祥林嫂在扮演思维求助者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扮演了灵魂审问者的角色，作为知识阶层的“我”在她的一再追问下，招供出了灵魂深处的浅薄与软弱。“我”的最后离去，多少体现了对家乡现实的逃避。问题在于最有希望给她帮助、给她启蒙的人却如此软弱、浅薄、幼稚、无所作为，从而使祥林嫂在面临生存困境的同时，也面临精神寄托丧失的困境，失去了最后求生的希望，最终沦为乞丐，在鲁镇祝福大典时寂然死去。
“我”——作者思想启蒙的主要对象
小说中存在三个视点，即“我”“祥林嫂”“鲁镇”，从而构成了《祝福》中的三重关系。“祥林嫂”与“鲁镇”的关系是读者普遍关注的，而读者往往忽视了“我与鲁镇”“我和祥林嫂”这两个关系系统。在和“我”有关的两个视点中，恰恰体现了作者的思考，作者在对封建吃人本质批判的同时，更多进行的是新思想的启蒙。鲁迅小说的核心思想在于“立人”，鲁迅曾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祝福》当然是“吃人”主题的延续，但思想启蒙往往被老师、学生所忽视。那么《祝福》到底在对谁进行思想启蒙，这应该是摆在所有读者面前的重要命题。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就是小说中的“我”。
“我”在具备了对别人进行思想启蒙条件的同时，也具备了被别人进行思想启蒙的条件。小说中的鲁四老爷作为鲁镇封建文化的象征，读的书大都是《康熙字典》《近思录集注》《四书衬》等弥漫着旧思想气味的作品，他是不可能去读像《祝福》这类体现新思想的读物的。至于和祥林嫂同处于一个阶层的柳妈、短工、婆婆、卫老婆子、小叔子甚至是鲁镇的男人和女人们，由于自身知识水平的限制，加之处于封闭、落后的鲁镇，很难接触到外面的世界，所以无法接触和理解体现启蒙思想的作品。而小说中的“我”，则具备了必备的文化素养和外出条件，能够接触新思想和新文化，能够承担把新思想传播给大多数人的重要责任，所以“我”寄托了作者思想启蒙的期望。
“我”——知识分子冷峻的自我反思
“我”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我”“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的多”，是一个受到新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但是这只是“我”的一个侧面。当“我”面对祥林嫂的三个问题时，却支支吾吾、语无伦次。
“也许有罢，——我想。”“啊！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在祥林嫂的一再追问下，我的新思想几乎瞬间崩溃了，新的启蒙思想在祥林嫂的几个问题下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于是只能“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以“我”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新思想也许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在现实的问题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在“我和鲁镇”这个重要视点中，“我”和故乡的关系是“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
鲁四老爷虽说是“四叔”，但是谈话总是不投机的。在见证了祥林嫂事件后，“我”从四叔俨然的脸上读到了自己也是一个“谬种”，于是决定明天离开鲁镇，进城去了。可见“我”并不是属于鲁镇的，“我”只是鲁镇上无所作为的匆匆过客，明知鲁镇落后却又无力改变现状，“我”注定是一个没有家园的“漂泊者”。这就是鲁迅小说中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结构模式。鲁迅的小说《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中也存在着相似的结构及情节模式，在“希望——绝望——离去”中完成人生的循环。鲁迅在小说《祝福》中通过“我”体现出的是一代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弱点冷峻的、充满勇气的反思，同时也是一种忧患和激励。
“对于他的时代与民族，鲁迅又是超前的。他因此无论生前与身后，都不能避免寂寞的命运。我们民族有幸拥有了鲁迅，但要真正理解与消化他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思想文化（文学）遗产，还需要时间。”②对于《祝福》这篇小说而言，“我”不仅仅是小说叙事的重要线索，是体现作者思想的重要支点，也是我们解读小说的新视点。关注“我”，也许能为我们进一步解读文本和进行教学设计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
本文原载于《语文教学通讯》期刊2018年第08期。
注释：
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②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参考文献：
[1]钱理群.《祝福》：“我”的故事与祥林嫂的故事[J].语文学习,1993(7).
[2]徐茂东.“我”是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最终促成者——也谈鲁迅小说《祝福》中的“我”[J].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1998(4).
[3]吴晓东.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问题[J].文学评论,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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