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家三口住在套宽敞的三居室里，忽然有天一帮自称房管会的人上门说你的房子归国家了，把你们赶到一间卧室里，客厅卧室再给你塞进去3家人，有时候厨房也塞进去一家人。你们得排队上厕所和作饭，你打开门发现楼道和门厅里也搭上了床住上人，你需要和这些人在一起住几十年甚至一辈子，这就是19020至1930年代的腾屋行动。
由于所有的住宅都被收归国有，由房管会来决定你应该住哪里，住多大的地方，所以就产生了臭名昭著的人均面积，人均面积永远是大城市每个居民的心里阴影。1930 年莫斯科人均面积标准为每人 5.5 平米，1940 年降到不到4 平米。首都本就限制人口流入，在快速工业化的新兴城市里，居住情况更差。比如在伊尔库茨克，人均面积标准不到4 平米，而1933 年远东的人均面积仅为 3.4 平米。
从 1932 年开始户口登记制度，市民必须持有内务部签发的居住证，人证和居住地必须相符，没有证件寸步难行。居委会负责登记每个人的信息，公寓管理员和看门人负责监视居民，定期向内务部汇报楼内情况。
1930年代在公共公寓里会发生各种狗血的事情，比如莫斯科的列别杰夫夫妇已经离婚6年，还不得不和18岁的儿子一起挤在22 平米的公寓里，尽管关系糟糕经常打架鸡飞狗跳，但也得挤在一个屋檐下。1933年警察在迪霍夫家的公寓房间里发现了一具腐烂的女尸。她是迪霍夫的姑姑，这家人杀死了姑姑以占有她的房间。
斯大林时代市民几乎都住公共公寓，每家一个房间已经算不错了。在房间里扯幔子，把占地方的东西挂窗外，打水要到一楼，因为交暖气费吵得不可开交是家常便饭。
事实上公共公寓对培养住户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良好生活习惯没有任何帮助，全是一地鸡毛。每个家庭都需要地看紧自己的财产，哪怕一个羹匙都有人顺手牵羊。厨房是发生矛盾的重灾区， 锅碗瓢盆和食物都会被邻居顺手牵羊。
一个莫斯科人回忆：“我的邻居老夫妻是对贼，所有东西都不放过。衣服食物用具都不离开视线，否则转眼就没。我亲眼看到那个老太婆偷捞我家煮的饺子，被我喝止她把饺子往地上一扔扭头就跑，打死不承认。”
一位莫斯科的教师回忆:"我丈夫被判处 8 年监禁关进了古拉格，我和父母还有两个儿子住在莫斯科公共公寓里，我们的42 平方米的大房间引起了邻居们的嫉妒。所有的邻居用各种方式诬陷我们，向各个部门写举报信。最后他们成功了，我们全家被撵出住了20年的房子。”
一个列宁格勒人回忆
“每座公寓楼都有疯子，还有酒鬼，麻烦制造者和告密者，公寓最常见的精神错乱是迫害妄想症。一个邻居坚信其他人在她的饭里混了碎玻璃渣，他们想弄死她占她的房间。一个52岁的寡妇住在20 平米好房间里，多年来与邻居互相开战，几乎每月都写举报信。她举报邻居是富农奸商，邻居们举报她是疯子有反社会倾向，力图把她送进疯人院，而疯人院表示位置已满恕不接待。“
在新兴工业化城市中，房子由企业负责，比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82% 的房子属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这里的公共公寓就是单位家属院。1930年代在莫斯科后来也倾向于把同单位的人安排到一起，这样不容易引起纠纷，就是有纠纷，单位也会出面解决。
约翰·斯科特是个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厂住过的欧洲技师， 他住得相对体面些。他回忆30年代西伯利亚的营房：
“一座粉刷过的木结构低矮建筑，双层木板墙中间夹着稻草。屋顶上覆盖着牛毛毡，春天会漏水。营房里有30个房间，每个房间住户都自己装了砖炉或铁炉，不烧炉子这里冬天没法过。
斯科特作为一个外国人已经算被优待了，普通营房经常要挤 200 人甚至更多，床需要流睡，一半人要打地铺。这种恶劣居住条件在30年代是常事，1932 年莫斯科发电厂的营房里不分男女挤了550 人，每人只有2 平米空间，有50人要睡在地板上用稻草当床垫。
对于他们来说，能住进公共公寓已经算是天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