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1948 年 2 月 22 日，我在乌克兰马上要退役回莫斯科了，军士长忽然安排我出差送文件去罗夫纳，但是由于文件重要必须和一名中士一起去。
我们在火车上同行时中士表现很奇怪，他晚上不睡觉一直盯着我。我问他为何不睡，他解释说失眠。到了罗夫纳中士把我领进一栋两层楼的建筑递交了文件，我们在门房等着回复。
半小时后我被喊进办公室，一个内务部军官向我宣布，由于间谍罪我被捕了。
我打死不承认，对抗了三天后他吼道：“你这种情况回来不是白痴就是间谍！”我那会都觉得自己就是个白痴没听波兰人的话。接着开始每天对我用刑，用书垫着打胸口、戴着手铐吊起来、站在冰块上面、用钳子夹手指，我永远记得费奥多罗夫少校夹我手指时的邪恶表情，真是终生难忘。
这种折磨持续了两个月，换了德罗兹多夫上尉审讯，他说如果我不招就去莫斯科把我父母亲全抓来，这时我屈服了，签了认罪书承认自己是美国间谍。我被判处25年监禁，先关进了乌克兰的监狱。
我后来被转到莫斯科的临时监狱，离我家就200米，但是只能在铁栏后望望。1949年我被押解到诺里尔斯克，同队有200人。我被编入政治犯第四营，同期入营的有一千余人，我的编号是戈拉格P867。
我们的工头是巴克拉诺夫将军，他曾是第一骑兵军的军官，后来的鄂木斯克书记，在这里已经关了14年。他和蔼可亲但沉默寡言，对我们照顾有加。
我的狱友是警官、红军士兵和内务部军官。1949年5月我被他们介绍加入了囚犯的地下反抗组织，我滴血为誓为争取自由斗争到底，和迫害我们的人势不两立。
反抗组织有内部代号和活动，我们会定期组织学习新闻和讨论天下大势，这样我们才能熬过艰苦的古拉格生活。1949年我们组织了一次越狱，几个人化妆成工人藏在驳船里计划逃跑。但是开船时内务部上来查看了每人的手，我们每天劳作手上的老茧根本藏不住，全部被抓获，有几个难友被枪毙了。
我们还计划过劫机，想劫持飞机飞到芬兰或飞越北冰洋，但太过冒险放弃了。还计划过冒用干部证件坐飞机逃离，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逃跑是诺里尔斯克永恒的话题和希望，虽然成功者寥寥，但却是大家心中的火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