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荐语：
发展区域国别的研究和人才培养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国家崛起中对学术与高等教育提出的时代性要求。从国外经验来看，发展区域国别研究一向有美国和欧洲的两种不同模式，二者各有优劣，中国的学科发展可以积极借鉴。就区域国别研究的能力培养和学科建设方向而言，需要注重区域国别学的多学科、跨学科、地域性等特征，实现区域国别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语言文化类学科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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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区域国别的研究和人才培养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国家崛起中对学术与高等教育提出的时代性要求。从国外经验来看，发展区域国别研究一向有美国和欧洲的两种不同模式，二者各有优劣，中国的学科发展可以积极借鉴。就区域国别研究的能力培养和学科建设方向而言，需要注重区域国别学的多学科、跨学科、地域性等特征，实现区域国别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语言文化类学科的结合。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方法应当积极学习、运用近年来一般社会科学发展起来的新方法，并理解这些学科在方法上的争论前沿。同时，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特点对于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应用也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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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正绪
2024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试行版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文件。该文件对2022年版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确立的“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学科概况、学科内涵、学科范围、培养目标等做了完整的说明。在学科范围部分，文件明确了区域国别学的六个框架性二级学科或方向，包括：区域国别学理论方法、区域国别综合研究、区域国别专题研究、区域国别比较研究、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全球与区域治理。该文件的发表，进一步要求学术界对区域国别的知识体系、学科视野、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探讨。在简要说明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国家崛起所带来的发展区域国别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后，本文从几个方面对区域国别学的发展与建设进行讨论。首先，本文简要分析美国与欧洲发展区域国别研究的不同模式，并探讨两种模式的优劣。其次，结合区域国别学的多学科、跨学科、地域性的特征，本文探讨区域国别研究的能力培养和学科建设的工作方向，包括如何实现区域国别研究与一般人文社科各学科和语言文化类的学科结合的问题。随后，本文重点讨论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方法。作为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领域，区域国别学的研究主要应该由学术工作者本人的学科取向而决定。就以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为主要研究取向的区域国别学者而言，在进行区域国别研究时，主要依赖的方法与政治、社会学、国际关系中的研究并无明显的差别。但是，本文将指出，区域国别学的一些独有特征，会对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产生一些具体的要求。最后简单总结全文。在“学科概况”部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对区域国别学或区域国别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的说明包含几点。总体来说，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日益成为全球事务的深度参与者和引领者，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入，以及推动全球文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工作，都对区域国别的知识、人才、能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可以说，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政府、企业以及全社会对“外面的世界”的知识需求就急剧增加。在这种背景下，国际事务、国际政治经济的研究逐渐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经贸、外交、文化教育交流的重点对象是美国、日本、西欧等全球发达经济体，而与中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外交、文化教育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是相对有限的。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对西方国家的知识的需求远远大于中国对全球其他地区的知识的需求。
进入二十一世纪，大体上以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为标志，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此后，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活动对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影响都在急剧增加，中国对人类共同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如经济增长、战争与和平、气候变化、地区和全球秩序等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与相关国家就双边和全球性的问题的交往、互动、合作、博弈的深度和广度急剧增加。另一方面，无论是在国际经济贸易投资、外交、安全还是文化交流和人心相通领域，中国也积极主动地调整自己的方案与方式。以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区域性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为代表，中国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的交往、互动、合作、博弈的深度和广度急剧增加。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世界上广大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的需求急剧增加。
就全球的经验来看，欧洲学术界中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即区域国别研究，Area Studies）的兴起与这些国家的全球性的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国家大学里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全球性经济、贸易、战争、殖民行动密切相关。这一时期，随着欧洲列强的帝国扩张和全球影响力的增强，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得到了显著发展和扩展。《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有关条目指出，区域国别是在殖民帝国的商业和政治利益或对“未开化”的殖民地进行“文明化”的动机驱动下产生的，堪称“帝国的孩子”。需要指出的是，在那个时期，欧洲国家的全球性的行动主要表现为争夺和经营海外殖民地、发展和维持欧洲本部与殖民地经济之间形成的全球性贸易网络，以及在全球各地与其他列强一方面积极争夺控制权和影响力，同时试图维护列强之间的力量平衡。无论如何，许多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的区域国别研究，都在这样的背景下快速地发展起来。例如，英国伦敦亚非学院和牛津大学的非洲研究中心以及法国的东方语言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INALCO），都是在殖民背景下成立的，专门研究这些地区的语言、历史、文化和社会。
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相对较晚，基本上在二战时期才开始。当时由于战争需求，对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深入了解变得至关重要。这一需求催生了美国社会科学界对地区研究的系统规划与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在美国落地生根。二战以后，美国成为全球霸权，和苏联在全球范围展开竞争，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极大提升，促成了美国大学里对美国以外地区的研究发展。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成立了多个专门委员会，负责从倡议到规划、再到项目实施与公众教育等多方面工作，全面推动对外部世界的社会科学研究。冷战的全球背景使美国因为国家安全因素而大力发展对全球各个“友国”和“敌国”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在世界各地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使美国成为地区研究的全球领导者。如今，美国高校的主流院系几乎都拥有对美国和西欧以外地区的研究和教学能力，覆盖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文化、心理学、统计学等多个学科。许多大学设有东亚研究中心、中东研究中心或更具体的中国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等众多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可见，全球性国家崛起的过程，对区域国别知识、人才、能力的需求大大增加，同时也会有力地推动区域国别学科的发展。就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来说，无论在知识体系的构建、学术机构的设立和发展，还是在学术研究人员以及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方面，未来十到三十年内都将是迅速发展的阶段。
作为《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中列出的九个交叉学科之一，区域国别学和一般性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类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等是什么关系？在一所综合性大学里，发展交叉性的区域国别研究和发展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应当如何平衡？就这两个问题，全球范围内一向有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的区别。美国模式强调人文社科学科的基础性地位，强调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性特征。或者说，在美国模式中，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学者共同进行，但并不存在一个作为交叉性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简单而言，美国高校里一般会有一些区域国别的研究中心，但是美国高校没有区域国别研究的本科生学位，也没有区域国别的博士学位。美国高校里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的主要学术人员一般均是由来自人文社会科学系或学院的老师兼任的。研究某一区域国别的一个学者，首先是某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其次才是研究该区域或国家的学者。举例来说，一位研究伊朗政治的学者，首先是一位政治学的学者，其次才是研究伊朗政治的学者。在其任职的大学里，其正式的工作单位是在政治学系。同时，大学里可能会设有一个中东研究中心、伊朗研究中心或伊斯兰研究中心，该学者也是该中心的成员。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里的老师一般是政治学、经济学、历史、人类学、外语等系里的老师，同时兼任这个中心的老师。中心没有本科生学位点，但有可能会有一两个硕士学位项目。和老师一样，研究中东的博士生是在各个院、系里就读的，毕业时取得的也是具体学科的博士学位，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的博士。也就是说，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没有中国学、亚洲学、中东学、伊朗学之类的博士学位，但是每年在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历史系、文学系、语言系、人类学系等院系毕业的博士生中，有一些是研究某区域国别的相应问题的。以美国著名的密歇根大学为例，它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总机构是文学科学艺术学院内的一个“国际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大学的“ 文学科学艺术学院” 的英文全称为College of Literature, Sciences, and Arts， 简称LSA，类似别的大学的文理学院（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美国大学里的文理学院包括人文社科和理科各院校，相当于基础学科学院。密歇根大学的国际研究院在基础学院之内，但这个研究院本身并不是实质性的学术和科研机构，而是各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的协调机构。该校一共设有九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分别是非洲研究中心、拉美和加勒比研究中心、亚美尼亚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中心、南亚研究中心、全球伊斯兰研究中心、俄罗斯、东欧和欧亚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中心。此外还有一个人权研究中心也挂在该国际研究院。但是，所有这些研究中心的学术人员的人事和薪资关系均分属文学科学艺术学院各个系。又例如，国内同事们熟悉的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它的各位正式的学术人员（faculty） ，其人事关系也首先属于哈佛大学各个院系，包括法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文理学院）、政府系、历史系、人类学系、宗教学等等。如果主要的学术人员都是由各院系里的老师来“兼职”或“挂靠”的话，这些区域国别研究中心有什么资源、能从事什么工作呢？一般来说，这样一个中心会有一个办公室，可能有一至数名全职的行政工作人员。另外，一般会有资料室或图书馆，还会有会议室等设施。中心一般每年会有若干硕士生，而硕士生则根据培养方案从各个系里开的课中选修足够的学分（中心本身不是教学单位，所以不会开课）。多数这样的中心会有访问学者或博士后工作站。此外，中心一般每学期安排一系列学术讲座，每年举办一两次学术会议。总体而言，美国的区域研究学术活动是通过区域国别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协调、统筹校内人文社科院系里的学术人员来进行的。欧洲的区域国别学科结构模式则与美国不同。以英国、荷兰、法国等为代表，欧洲高校会就具体的区域国别组成正式的学术机构，如系、所、学院。这样的系、所、学院的全机教师均是研究该区域国别的学者。这些学术人员的学科背景很广泛，主要有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最典型的是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SOAS），此外还有利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布里斯托大学等、爱丁堡大学等，均设有东亚研究或亚洲研究学院或研究所。此外许多大学设有中东研究、非洲研究、南亚研究等院系或中心。根据一些机构提供的资料，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著名高校在内，英国一共八所大学设有拉美研究的学位，一共有五所大学设有非洲研究的学位，十七所大学设有亚洲研究的学位，八所大学设有中东研究的学位。此外还有一些学校设有俄罗斯、东欧、中亚、高加索等区域国别研究的学位。另外，在一些综合性的大学里，许多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老师也可能是在地理学院，研究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而研究的方向可以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与美国高校不一样，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高校里这些区域国别研究的院系、所、中心是实质性的教学科研单位。这些学院通常有全职学者，专门研究与其专注地区相关的各个方面。学院、系里的教师可能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或者研究的方向或领域相互区别，即有的研究政治问题，有的研究历史，有的研究经济，等等。在比较大的院系下面，还会根据研究领域或学科的区别，组成下一层次的结构，如在学院里再分出系、所等。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为例，它虽然正式的身份是伦敦大学的一个学院，但实际上和伦敦大学的其他学院一样，自己就是一个完整的大学。该校共设十一个院系，分别为东亚语言和文化系；基础学院；历史、宗教、哲学学院；人类学和社会学系；经济学系；艺术学院；语言、文化、语言学学院；发展研究系；政治与国际关系系；金融和管理学院；法律、性别、传媒学院。牛津大学早年也建立过多个实体性的区域研究中心或研究所，近年来整合为全球与区域国别研究学院（School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该学院宣称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之一。学院内按区域国别分成若干个中心或研究所，覆盖非洲、中国、拉丁美洲、中东、日本、俄罗斯、东欧、南亚、比较区域研究等领域，此外还设有一个东盟研究院（筹）。学院没有本科生学位，但设有非洲研究、中国研究、俄罗斯和东欧、拉美、日本、南亚等多个专业的硕士学位，同时还有一个区域国别研究博士学位以及与赛德商学院合作的牛津1+1 MBA学位。另一所英国高校诺丁汉大学当年曾建设当代中国研究学院，开设本科、硕士、博士一系列完整的学位项目。学院曾一度有约20名全职教授或教师，研究领域涵盖经济学、社会学、金融与管理、政治学、国际关系、历史学、社会政策、法律等等。就整个欧洲而言，当年曾经积极开拓和经营亚非拉地区殖民地的国家的大学里都有强烈的区域国别研究传统。直到今天，这些大学里的学术机构设置和学科组织方式仍然能体现区域国别研究的这一历史背景。例如，总体上看，荷兰并不是欧洲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但是该国的一些高校依然有强大的区域国别研究学科，这与荷兰当年作为一个殖民大国的地位是相符的。该国的莱顿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院（The Leiden Institute for Area Studies）下设亚洲研究、中东研究、宗教研究三个学院。各学院内的又细分为若干学科领域（可称为系）。例如，亚洲研究学院包括中国研究、日本研究、韩国研究、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等五个领域（系），中东研究学院则分为阿拉伯研究、亚述学、埃及学、希伯来和阿拉姆语研究、纸草学、伊朗与中亚研究、土耳其研究等七个领域（系）。类似的，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当年殖民主义国家，至今在大学里仍然有许多区域国别研究的系所或中心。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殖民主义是欧洲国家崛起过程中所犯的严重罪行。但在殖民时代形成的对世界不同地区的研究兴趣，在全球化的当下还是有助于这些国家的高校和学术界继续关注本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发展区域国别研究。与此相关的是，澳大利亚的高校在区域国别研究上，也类似英国高校的传统或模式，即将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实质性的学术学科进行发展与建设。该国不少学校都有实体性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学院或系所或中心，有全职的教职员工和本科、硕士、博士学位。例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文理学院（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设有中东和中亚研究、拉美研究、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欧洲研究等几个中心，并有这些领域的本科生学位。同时，该校还设有亚洲和太平洋研究学院（College of Asia and the Pacific）。作为全校六个学院（college）之一（其他学院包括文理学院、经济和管理学院、工程学院、法学院等），这个亚洲与太平洋学院的规模十分可观。它包括四个学院（research schools），分别是亚太事务学院；公共政策学院；文化、历史、语言学院；监管与全球治理学院，分别关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公共政策、语言历史文化、社会、公共卫生、环境、全球治理等问题。同时，该学院还包括十一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分别是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印尼研究所、日本研究所、韩国研究所、马来西亚研究所、蒙古研究所、缅甸研究所、太平洋研究所、菲律宾研究所、东南亚研究所、南亚研究所。就本科教学而言，该学院一共设有亚洲研究、太平洋研究两个学术学位项目，以及与日本大阪立命馆大学合作的亚太事务学士和全球博雅教育学士双证项目（学生获得两个学校的学位）。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孰优孰劣，或许见仁见智。就历史背景而言，欧洲的区域国别是欧洲国家努力在全球占领和控制殖民地的背景下兴起的，因此出于管理和经济的目的发展对殖民地区的文化、语言、社会的研究。美国则是在二战后崛起为全球强国，其发展区域研究的驱动因素是在冷战的全球环境下对潜在的盟友和敌对国的知识需求，因此其重点是战略信息收集和分析。欧洲模式将区域研究纳入历史、语言学和人类学等既有学科之内，美国的区域研究则强调跨学科、多学科、多视角地综合，因此没有单独的区域国别学科，而是通过建立多学科的研究中心来进行。同时，美国的区域研究开展起来时，现代社会科学已进入科学化的阶段，因此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更强调学科的方法严谨性，也更侧重于当代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应该说，到二十世纪末期，美国高校里强调学科的“科学性”的趋势愈来愈强，从事区域研究被传统学科认为“科学性”不够，因此受到一定的批评（或“鄙视”）。贝茨（Robert Bates）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和传统学科之间并非对立的，而是完全可以互相合作、互相激励、互相促进的。同时，区域国别研究也绝不是只研究历史、文化、语言而无法解决实践的问题。实际上，要解决当代的诸多跨国家、跨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非常需要对不同区域国别的语言、文化、传统的深入了解，而这是进行整合性、跨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所要求的。当代中国发展区域国别研究，不必非此即彼。可以既采用美国的模式建设一些区域国别研究中心或研究院、所，也可以采用欧洲、澳洲的模式，建设一些区域国别研究的学院、系所，不仅有全职的教职员工，也开设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课程，授予学位。区域国别学是交叉学科，要求多学科的学者参与，通过跨学科的研究与对话，对所研究的对象形成知识与发现。一般来说，与区域国别研究高度相关的学科有历史学、语言与文化研究、政治学、国际关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区域国别研究的交叉学科特性，对学者和机构提出两点要求。一方面，从学术活动的角度讲，专注区域国别研究的院、系、所，应当配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同事。比如，一个中东研究系，应当配有研究中东的经济学、政治学、历史、语言和文化学科的同事。同事们以自己学科的方法和问题意识来研究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同事间可以通过其他同事的研究学习和了解关于该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学科的研究发现和知识。也即是说，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研究，应当从不同的学科视角、以不同的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而这些不同学科产生的知识和发现之间要实现相互交融和借鉴，以便形成对该国家或地区的全面的、综合性的、深刻的、多学科的知识和发现。另一方面，这样的学术生态和研究路径，也要求每个具体的研究人员具备多学科的视野和能力。不论学者本人是什么学科背景或学科取向，对于所关注的国家或地区，其应该关注、能够了解、也能够学习和理解别的学科的学者所做的研究。举例来说，一个政治学背景的、研究伊朗政治问题的学者，应当对经济学者、宗教学者、语言和文化学者、社会学者等等对伊朗的经济问题、宗教、语言和文化、社会问题等的研究保持兴趣和关注，并能够理解这些研究的问题意识和主要发现。实际上，许多区域国别问题研究的学者，即便本人只接受过单一学科的训练，在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过程中，也都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学科视野，能够对所研究的国家和地区以多学科的视角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也就是说，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应该具备对所研究的国家或地区的多学科、多视野的研究能力。就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的学术能力而言，除了要在一般意义上具备多学科、多视野的能力外，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几种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即全球史和全球性的知识与视野、研究对象国或地区的语言和文化的知识与能力、严谨地使用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的能力、田野工作的能力。关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将在下一节展开，这里讨论其他三种能力。全球史和全球性的知识与视野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即对全球总体和重要的区域的历史和当代现实有充分的了解。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是在真空里建立存在和发展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区域国别研究就是以所研究的国家或地区为工作对象生产和构建全球史的工作——每个区域国别研究学者的工作，都是构建全球史和全球知识图景的一部分。就学术研究来讲，全球史和全球性的知识与视野，对区域国别研究工作能产生诸多积极的影响，主要有几点。（１）对全球史和全球性知识与视野的掌握为进行区域国别研究提供广阔的视野，使学术工作者能够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历史进程以及文化特点。（２）全球史和全球性的知识与视野使研究者具备比较的视角。这种比较视角有助于发现跨国界和地区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从而深化对特定区域的理解。（３）全球史和全球性的知识与视野也使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关注到跨国家、跨地区、跨文化的联系、交流与互动，包括贸易、战争、移民、文化传播等方面。这有助于揭示区域内部以及区域与全球之间的互动模式，理解这些交流如何塑造了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面貌。（４）全球史和全球性的知识帮助研究者识别全球趋势与地方反应：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对每个国家和地区都产生影响。全球史和全球性的知识与视野可以帮助研究者识别这些全球性趋势，并分析地方如何应对这些变化。（５）全球史强调历史连续性和多样性，帮助研究者更全面地理解区域国别的历史背景。了解一个地区的历史不仅要研究其内部发展，也要考虑到外部因素，如其他国家的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化等。此外，全球史和全球性的知识视野本身就是多学科的知识与研究构成的，往往涉及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这些跨学科的知识与研究可以促进区域国别研究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为复杂问题提供更加丰富和深入的分析。毫无疑问，如果研究者不掌握其所研究的国家或地区的语言，那么其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能力肯定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我国高校内从事区域国别研究与教学的单位和从事语言类研究与教学的单位之间的融合程度仍然偏低，而多数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人员并不具备所研究国家或地区的语言能力。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首先因为许多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人员往往是在完成了学习阶段（本科和研究生）之后，才走上区域国别研究的工作岗位、成为一个区域国别研究工作者的。而这些研究人员在开始从事区域国别研究工作之前，要么没有机会要么没有意识到需要学习某个区域国别的语言。其次，在我们高校里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阶段，并没有对有可能未来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或区域国别研究的学位课程提出语言学习的要求。作为对比，在美国的高校中，有意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博士研究生，即便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没有学习该国家或地区的语言，在博士阶段也要选修足够的语言类课程的学分。同时，在美国的综合类高校里，专门从事语言和文化研究与教学的院校，每学期也会开出语言类的课程，全校所有学生均可以参加这些课程的学习，获得进行区域国别研究所需要的语言能力。我国高校建设区域国别研究，如何在培养人才的阶段即包含语言类课程的学习，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如果像欧洲的学校一样，开设区域国别研究的本科、硕士、博士学位的话，那么，本科和研究生学习期间，需要包含一定的语言类学分。例如，一个东南亚研究的本科专业，应当要求学生至少学习一门东南亚的语言，如爪哇语、马来语、泰语、缅甸语、高棉语等。另一方面，从我国高校现有的结构来看，并不是所有的高校都能开出区域国别研究需要的各种语言类课程。实际上，多数学校只有英、法、德、俄、日等主要的外语教学的能力。同时，具备较多语言教学能力的高校——如一些外语类院校——也不可能发展所有类别的区域国别研究。例如，某个语言类院校可能有缅甸语专业，但该校可能不愿意或不具备条件发展缅甸研究或东南亚研究。这是语言类的教学资源和能力与发展区域国别研究需要的资源和能力之间的错配现象。如何充分将语言类学校（如一些外国语大学或外国语学院）和综合类院校内的语言类院系在语言（和文化）上的研究与教学优势与综合类大学的人文社科学学科优势结合起来，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呢？一方面，已经具备较大的规模、学科构成比较全面的语言文化类大学，可以大力在校内发展区域国别研究以及国际问题研究。这样的学校可以像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那样，发展成为综合性的、以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为优势学科的大学。另一方面，综合性大学也要发展校内的外语类院系，以支持自己校内发展区域国别以及国际问题研究。综合性的大学和一些规模较小的外语类院校进行合并，或许是一个有益的方向。与掌握所研究的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一样，田野工作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重要性也是无法忽视的。现在的问题同样是，多数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工作者，从未或很少在所研究的国家或地区做过田野研究。实际上，不少学术工作者在博士研究生阶段和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都没有跨出国门。参加工作后，逐步会有出国开会、参访、调研的机会。但总体来说，这类跨出国门的活动多数时间很短，而且很可能要把有限的出国机会优先使用到去发达国家参加学术会议或访学的需要上，极大地减少了到自己研究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去做调研和交流的机会。这些都造成研究者无法对研究的对象国家或地区深入全面地进行观察和了解，也无法搜集第一手的数据。一些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同事能够在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参加驻外使领馆的工作，较长时间地在所研究的国家或地区工作和生活，这对提高学者的研究水平自然大有裨益。但是，一方面，这样的机会相对全国所有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来说是非常稀缺的。另一方面，这样的工作经历与就区域国别研究进行田野研究还是有区别的。我们应该鼓励年轻的学术工作者在所研究的国家或地区进行长时间，如半年至一年的田野研究。这样的研究应该以形成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学术成果，如完成一本专著或一些论文为目标。为了实现这样的机制，就要求国家的科研资助体系里作出相应的安排。例如，一个支持区域国别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应该有足够的经费支持研究人员长时间的境外田野研究。国家的出入境管理政策，也应该做相应的调整，以更有利于学术人员出境进行学术科研活动、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一般的调研与参访等。实际上，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人员，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到访其所研究的国家或地区，和当地的同行以及企业、政府官员、媒体、社会组织等经常发生联系和面对面的交流，这样才能对所研究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状况形成比较准确的了解。现有的公务护照制度和学术人员出境的审批制度需要做相应的调整。同样或更重要的是，要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博士研究生的学习阶段中加上充分的田野研究成分。以与区域国别研究相关的学科为例，美国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重点社会科学学科的博士培养通常需要五至六年的时间。学生开始博士学习以后，前两年是修习课程（course work）的阶段。在两至三年的时间里，学生要修习专业必修课、选修课、方法论、副修专业等课程，以获得扎实、全面的学科领域内的知识，并掌握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研究方法。此后，学生要通过自己的主专业和一至两个副修专业的“资格考试”（qualifying exam） 或综合考试（comprehensive exam）。完成论文开题报告答辩后，学生即进入博士论文的实证研究阶段。从事国际问题或区域国别研究的博士生，其实证研究主要是长时间的田野工作（field work） ，一般要在研究对象国进行一年左右的田野工作，收集到足够的实证数据，方可回校开始论文的写作。回到学校后，在一至两年内完成论文写作、答辩、毕业找工作等步骤。着国内高校博士研究生学制逐渐向四至五年过渡，我们也有条件对博士论文中的田野成分提出具体的要求。同样的，国家的科研资助体系中也需要作出相应的安排。例如，应该设立区域国别学的博士生可以申请的田野研究奖学金（经费），以便博士生能够在境外从事半年或更长时间的田野工作，为完成博士论文准备足够的第一手资料。简单地讲，并没有什么区域国别研究专用的研究方法——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就是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学科性知识与框架的学科，主要包括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包括经济管理）、历史学、语言与文化研究等学科。现有的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多数也是来自这些学科。这些学者、特别是新一代的学者，也都在本科和研究生学习期间接受过比较充分的方法论训练。未来区域国别学科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培养体系建立过程中，一方面应当以多学科、跨学科的方式进行各层次的教学方案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应当引导学生选择自己喜欢或擅长的学科视角以及掌握和运用相应的研究方法。这样，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培养的新一代的研究人员和学术工作者，也将是有相应的学科性差异的——有的会偏向历史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有的会偏向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等等。那么，区域国别研究中应当如何使用人文社科学科领域的各种研究方法？区域国别研究对这些研究方法的使用，与一般的人文社科学科中对这些方法的使用，有没有什么差别？本节分三部分讨论这些问题，即（１）总体性的联系与差别；（２）高水平质性研究的两个重要方法——案例比较和过程追踪；（３）区域国别学研究方法的特殊之处。区域国别研究与一般的人文社科类的研究既是密切联系、又有实际的区别。这也影响了二者在方法论上的联系与区别。区域国别研究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内部的事实、现象、特征、规律、趋势等的研究，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追求的则是对超越具体国家的、可适用于人类社会整体的知识、规律、趋势、特征等的了解、发现和掌握。区域国别研究和一般的人文社科研究都应当掌握和全面理解方法的发展和各方法的优劣以及适用的范围或研究问题。但是，区域国别研究更强调对一国或区域内的具体情况的了解、发现、掌握，因此会更倚重以调查研究为目标而不是以发现超越具体国家的一般性规律为目标的研究方法。尽管如此，以具体的国家或地区作为研究和解释对象，研究者无非是缩小了对自己的研究的“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的追求——即降低了对自己的研究发现能“外推”到多大范围的要求。这并不影响在进行区域国别研究时，对研究者通过严格研究设计和适当的研究方法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的要求。就研究方法而言，社会科学领域大致将其分为定性研究（或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或量化研究）两大类。方法论学者对此的共识是，主要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背后所含的认识论基础是相通的，因此，学者不应该过分强调二者的区别，更不应该人为地制造或加剧二者之间的分界或分裂。相反，学者们应当互相尊重使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发现的努力，并互相欣赏和学习通过不同研究方法形成的发现。在此基础上，学者应该努力掌握多种研究方法，通过不同研究方法的结合与组合，形成更有力、更充分的发现。就当代国内的区域国别研究和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而言，不论是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在方法论的使用上仍然有巨大的提高空间。方法论学者指出，定量方法在运用上存在较大的技术陷阱，研究者要努力避免对量化方法的迷信，也要避免对量化方法的低水平的使用。同时，现有的对质性方法的使用，也存在着普遍的低水平。因此，简单地说，无论是区域国别研究还是一般社会科学的学科性的研究，现在需要做的都应该是继续学习和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不断提高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水平。在量化方法日益被“神化”的情况下，学者们应该认识到加里·金等学者的量化研究范式（即KKV范式）的局限性以及高质量的质性研究对确立因果关系的重要作用。但是，要有效地使用质性研究，需要在研究设计和方法论上达到较高的要求，这就是如何有效地使用小样本的案例研究来获得高水平的成果。简单而言，小样本的案例研究的精髓在于通过案例间的比较或案例内的分析来识别和确认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方法对区域国别研究而言，尤其具有突出的意义。这是因为，区域国别研究学者更善于使用小样本的、案例类或田野类的研究方法，以便对具体国家或地区内部的事件或现象形成深入的发现。本节对这两个方法做一个简单地概述。其中，通过案例间的比较来识别因果关系起源较早，现在已基本模式化为两类“结构化比较”的设计，即最大相似性和最大差异性的设计。这构成通过案例间的比较寻求因果关系的基本范式。其中，最大相似性设计指的是案例之间只有一条件（即一个变量的取值）不同，而其他条件均相同的情况下，结果相异的设计。因为其要义是在相似的案例中寻找相异的结果，或者说在相似的案例中去发现某个因素或变量给两个相似的案例带来了相异的结果，这样的比较又称为“求异法”。相应的，最大差异性设计则是在通过比较非常不相似的案例间带来了相同的结果的因素（或变量），因此也称为“求同法”。可以说，最大相似性和最大差异性设计是与KKV通过“量化相关”来发现因果关系所不一样的、通过“逻辑因果”来确定因果关系的第一个基本范式。高质量或科学性地使用质性研究的第二个基本范式，是通过案例内的过程追踪来确认因果机制。所谓过程追踪是通过具体的、历时性的个案研究，试图“追踪”事件发生的各个阶段、步骤，考察在每个阶段是什么样的因素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以便完整建立事件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因果链条的研究方法。表面上看，通过单一案例内部的过程的追踪，可以试图确立原因与结果之间的事件链条。但事实上，单个案例因为有限的信息、特别是结果变量取值的单一性（单个案例则结果变量只有一种取值），往往无法确认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方法论上提出了多种多案例分析与过程追踪结合的设计，试图通过少数案例间的过程追踪的比较来确立因果关系。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案例组合来实现研究目标，最常见的是区分“正面案例”和“负面案例”。所谓正面案例一般是指前因条件组合完整出现且结果也出现的案例——即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完全符合理论预期。负面案例则是指前因条件组合部分缺失且结果未发生的案例——即理论预期的条件不存在时，结果也未出现。和正面案例与负面案例相关的，还有一些是可以称为“反例”的案例。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前因条件出现了，但结果却未按理论所预期的出现。第二种是，前因条件并不完全具备，但是理论所预期的结果却出现了。这两种情况都会对理论提出挑战，帮助研究者更准确地确定因果关系。而这类案例研究的重点都是案例内的过程追踪，即通过案例内事件发展的过程来分析为何某个因素带来了某个结果、或为何某些条件具备，但是没有出现某种预期的结果。唐世平等人将一类初始条件具备但预期结果未出现的案例称为“半负面案例”，即“机制被抑制而终止”的案例。通过对比完整展现机制的案例和机制被抑制而终止的案例，可以实现发现或检验机制的目标。首先要指出的是，无论是KKV的（ 大样本）定量研究方法，还是以“ 结构性比较” 和“过程追踪”构成的两个（小样本） 案例研究方法，均是在实证主义（positivism）知识哲学范式内进行讨论的。实证主义认为世界是真实、客观、可以观察和测量的，并致力于寻找普遍性的规律和因果关系。实证主义也倾向于使用可量化的数据和定量分析方法——即便是质性研究，也强调对所观察对象和过程中抽象出可以测量的“变量” ，以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他一些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公共卫生等学科，也更倾向于接受实证主义知识哲学范式。但是，许多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来自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地理学、文化研究等学科，其田野研究、质性研究的知识哲学基础与实证主义是有显著区别的。例如，从事人类学（以及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教育学、心理学等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民族志” （ethnography）的研究方法，在方法上注重深入、长时间地沉浸性观察、总体性地归纳、厚度分析等。在知识哲学上，人类学、民族学、文化研究等更倾向于建构主义、解释主义、批判主义等范式。这与实证主义范式下强调社会世界的真实性、可知性，强调通过分析寻找因果关系的认识论是有显著区别的。因此，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秉持不同的知识哲学的同事在方法论上会有很大的区别。一般来说，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同事一般较少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同时，不同知识哲学范式下，对质性（定性）研究方法的理解和使用也会有很大区别。这些均要求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对不同的知识哲学范式具有充分的敏感性，充分尊重来自不同的知识哲学背景的同事的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发现。如果不讨论实证主义与其他知识哲学范式的区别，叶成城认为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目标可以分为“调查研究”和“因果解释”两大类。“调查研究”即学者们经常简化为“调研”的学术行动，旨在全面深入地搞清楚某国或地区的某些需要搞清楚的问题。就“因果解释”而言，区域国别研究中寻求因果解释的主要目的与学科性研究的目的略有区别，即不是为了形成一般性的社会科学理论，而是为了更深入、更准确、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区域国别研究中使用的研究方法可以依据这两个不同的研究目的分成两大类。适用于调查研究的方法包括田野调查和历史考察。其中，在田野调查中有可以使用访谈、问卷调查、采访、参与式和非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历史考证则包括对二手文献、档案资料等的研究。寻求因果解释的研究，则可以采用过程追踪、案例比较、定性比较、定量分析等方法。叶成城也总结了区域国别研究在方法论上两个特殊之处。首先，区域国别学具有明显的地域属性，因此对于了解当地语言、制度和文化的要求是很高的。这同时也对区域国别研究带来了许多“沉没成本”：一个学者如果因为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如日本）积累了许多关于该国或地区的知识，要转向研究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如韩国），成本是相当高昂的。其次，区域国别学带有一定的国家与政策研究色彩，这使它无法努力成为“客观的”社会科学。本文认为，发展区域国别研究是全球性国家形成过程中对国际性和全球性的知识和能力的需求。在整个二十一世纪，我国的企业、政府、社会对国际性和全球性知识与能力的需求都将处于持续的增长之中，大力发展区域国别的研究和人才培养是十分迫切的任务。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可以结合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并有效地整合现有的语言类高校和综合类高校、语言类学科和一般社会科学学科的能力与优势。就研究方法而言，区域国别研究完全可以倚赖人文社会科学已有的研究方法体系，并与一般人文社科学的学者一起，共同推进前沿方法的使用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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