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rminder K. Bhambra的《历史社会学、国际关系和相互联结的历史》以其开创性的视角，深入探索了历史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的交集，并进一步揭示了历史联结的重要性。Bhambra认为，我们需要将以相互联系的视角看待各种历史事件和主题。历史并非一系列互不相关的事件，而是通过各种看似微不足道的联结，形成巨大的网络。通过理解这些联系，我们可以收获对国际关系和全球历史更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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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论述了历史社会学的三项最新发展：（一）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新韦伯历史社会学”；（二）“多元现代性”学者使用的文明分析;（三）美国历史社会学的“第三波”文化转向。然而，这三波思潮都未能成功解决历史社会学发展中的问题，均将“理想类型”（ideal types）作为社会历史分析的基础，只聚焦于某一组特定的联系，而忽略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条件，关注事物的内生联系却未发现时代环境不容忽视的外部功能。这三种思潮都延续了早期研究中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最后，本文呼吁建立联系的历史观，为历史社会学提供更充分的方法论和实质性基础，以期建立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历史社会学。
Gurminder K. Bhambra, 苏塞克斯大学全球研究学院国际关系教授
Bhambra, G. K. (2010). Historical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nnected historie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3(1), 12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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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Gurminder K. Bhambra
历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子领域，其理论的贡献者大多为引用史学论点的社会学家。然而近年来，英国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也逐渐关注该学科。本文将介绍社会学与国际关系学科交叉领域内，较少受到国际关系领域关注却在社会学中成为关键发展的理论，以及对于其中一些假说的质疑。本文论述了历史社会学的三个最新发展及其研究重点：（一）在英国国际关系学界中对“新韦伯主义历史社会学”的争论，聚焦行动主体；（二）“多元现代性”学者使用的文明分析，关注线性趋同理论（linear convergence）带来的不足;（三）美国历史社会学的“第三波”文化转向则注重通过强调社会行动主体的能动性来对抗结构主义的路径依赖。每一次思潮都是对于之前学界研究不足之处的反思。然而，Bhambra认为这三次发展都并未解决之前学界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因为其仍然无法摆脱历史社会学的框架约束。
在讨论上述的三次最新发展之前，作者先介绍历史社会学的“第二波”转向，为读者提供历史背景。文章最后呼吁建立“相互联结的历史”，以便更好理解历史社会学与国际关系这两个学科。
二战之后，历史社会学逐渐兴起。虽然人们能从该学科的经典著作中看到马克思和韦伯等人的影子，但其主要论据都与20世纪60年代的学科巨变密切相关。在这一时期，不同的学术流派围绕历史社会学这一学科开始合并重组，这也催使学科中的主流思想日渐式微。在社会学领域中，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占据主流，强调宏大维度与社会理论模型的重要性。而有学者则批判其理论的抽象性，忽视社会变革的冲突性和斗争性。此外，“来自底层的历史”（histories from below）这一观念逐渐被更多历史研究者所接受，这又强化了历史社会学的新思潮——将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国家相联系。
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和政治运动的联系也成为第二波历史社会学的一个独特之处。第二波历史社会学家与帕森斯的不同在于对欧美主导地位的机制阐述，以及质疑在美式资本主义的“新领导社会”（new lead society）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社会形态。他们大多并不批评欧洲现代化内生性的观点，并强调现代化的内因作用。正如Theda Skocpol（1984）所言，区分现在与早期历史社会学家的方法是“所用例证和研究方法”，而非“对于欧洲工业革命的因果研究等传统问题”的观点。历史社会学超越了“西欧中心主义”，追求对非西方国族进行深入的历史比较分析，以此维护欧洲现代化研究的合理性。
历史社会学家通常采用比较研究来选择、组织和解释历史证据。通过比较研究，适用于某一案例的理论命题在应用于其他案例时仍然具有解释力。然而，比较研究不仅仅是关于被比较案例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进行比较时所持有的观点与态度。即如何区分历史事件具有主流的普遍性还是个例的特殊性？将西欧视为近代文明的发祥地和现代制度体系的母体，由此扩展到欧洲和全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仍然主导学界。虽然在“提供多样的现代化之路”的名义下，其他国族的现代化经验如今也得到研究，但他们通常不被认为具有参考价值。
Abbot（1991）对比较研究在解释社会变迁方面的作用持怀疑态度，认为对因果关系的关注分散了对社会科学的基本洞察力，即“事件的意义是由它的前因后果以及所处时代的环境集合所决定的”。另一位学者Abrams（1980）也认为在社会学中，历史“既是要解释的现实，也是串联解释的结构”。Abrams提到，检验历史不能只诉诸于事实，还要“通过一系列的原则来选择、建构和判断事实的重要性”。Abbot和Abrams都遵循了韦伯式的研究方法，即将类型作为建构“理想类型”叙事的核心。“理想类型”叙事法也成为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首要关注点，关注“个体”而非“结构”，或仅仅关注那些可以在个体的行为中能够被揭示的结构。因此，对于Abbot和Abrams来说，比较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独立的理论框架内，还应该被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结构性分析都主导学界，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也极为盛行；然而，其他不同的叙事也在不断尝试取代欧洲中心主义的主导性论调。
三、第三波历史社会学：英国、欧洲和美国
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波历史社会学很少考虑韦伯所说的“价值关联”（value relevance）。而社会学随后的发展则挑战了传统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更加重视社会行动主体的能动性。这些新思潮大多以女性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形式出现，通常自称为“文化转向”，试图与传统历史社会学重新啮合。
（一）历史社会学与英国国际关系
最近国际关系学者与历史社会学的互动被许多主流国际关系学者视为一个新趋势，但其研究方法被部分学者认为是“脱离历史”的（Lawson 2007，346）。然而，像新现实主义这样占据目前主流的系统理论与理性选择方法，是以历史学与社会学学科的长期交融为基础的。Stephen Hobden（2002）认为，两个学科最近的互动并非新现象，而是“一个悠久而杰出的传统”。该领域的一些关键学者已经跨越了这些学科界限，开始“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正如Hobden（2002）和Hobson（2002）所言，20世纪80年代，第二波历史学的学者和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在国家形成、州际关系和全球进程的出现和发展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历史社会学家扩大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为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都提出了新的挑战。虽然国际关系学者们已把目光投向历史社会学，以弥补自己学科中的个别漏洞；但Hobson认为，转向韦伯式的历史社会学反而会扩大原有缺陷。这是因为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的主流学者都将国际结构具体化，并忽略个体在国家社会中的能动作用。相反，Hobson呼吁重新制定历史社会学的名称，按照“国家、社会和国际关系三者间相互塑造的结构主义理论”（Hobson 2002，66），称其为“第二波韦伯历史社会学”或“新韦伯历史社会学”。
事实上，Hobson所描述的与其说是新韦伯主义，不如说是新功能主义。例如，他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理论来解释结构-个体问题。而Giddens则沿袭了帕森斯对结构的描述与定义，这被历史社会学家严厉批评。这与一种更独特的新韦伯形式的历史社会学形成了对比，后者更强调叙事而非“因果结构”。
尽管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有人呼吁建立新韦伯历史社会学，但这并不一定会被其他学者所接受，即使是那些赞同在国际关系中建立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学者也未必。正如肖（2002）所说，“社会学的想象力本质上是历史性的”，这是“社会学的共同遗产”，不应被任何一个学派所垄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还是其他学派；Christian Reus-Smit（2002）更强烈地反对新韦伯主义，而赞成一种“建构主义转向”，这种转向借鉴了后结构主义理论，将行动者和行动视为“制度基础身份和规范认可的行为的产物”。然而，尽管存在明显分歧，上述作者都相信，历史社会学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超越了现代主义在国际关系文献中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社会学在国际关系中不同立场的重要性，在于解决一个假定的结构-个体问题，并承认文化领域在解决当前研究中的重要性。
（二）多元现代性，文明分析（civilizational
analysis）和欧洲历史社会学
历史社会学最近的第二个进展是韦伯式的比较文化社会学和Jasper（1965）有关轴心时代文明著作的结合。这种方法已经被研究多元现代性的历史社会学家所采用，以研究不同形式的现代性发展轨迹。这一方法的本质是鉴别与西方相关的现代性形式，然后研究与之相比的其他宗教或文明的文化进展。以文明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比国族更大的分析单元，同时避免了早期功能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弊端——将世界的多样性纳入一个单一的框架下。尽管现代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挂钩，但多元现代性在试图超越早期范式缺陷的同时，将一个重要的文化焦点带入大众视野。它使学者们能够将自己民族之间的差异理论化，并承认多元文明的存在，超越了早期“文明”与“非文明”、“现代性”与“传统”的二元对立。研究多元现代性的学者追求全球现代制度表达的文化多样性，将其与早期现代化理论作界限区分，批判欧洲中心主义与线性趋同理论。他们从现代性转向多元现代性，批判单一、统一的社会发展轨迹试图应用于当代世界多样社会的想法。正如艾森施塔特（Eisenstadt）和沃尔夫冈•施卢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所言，现代性的全球扩张不应该被视为“一个重复的过程，而应该被视为新文明的结晶”，尽管新文明以“现代性的原始结晶”为参照点。
现代性的理论化同时体现在制度体系方面，即现代性趋于“普遍的结构、制度和文化框架”（Eisenstadt & Schluchter, 1998），也体现在“被内部矛盾所困扰，引发持续的批评话语和政治争论”中。因此，在“西方现代性与其他社会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碰撞中，出现了多元现代性。这解释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即Eisenstadt和 Schluchter可以在与欧洲中心主义分离的同时，明显地接受“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性的中心性”的核心假设。它被视为一种可以独立实现的形式，以产生现代性的共同制度框架，如市场经济、现代民族国家和官僚理性。这些制度起源于欧洲，随后被输出到世界其他地区，在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中获得了新的内涵。
作者认为，承认现代性文化形式的多样性不能解决现代性本身概念化的根本问题（Bhambra 2007）。因此，虽然多元现代性声称提供理解现代性概念的新方法，其仍然依赖于对西方原始现代性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已经被普遍接受。西方的“首创性”（Originality）是在殖民关系中形成的，而这一问题还未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将在本文的结语处讨论。
（三）美国历史社会学的文化转向
与其他学科相同，社会学的文化转向是基于假定的宏大叙事的必然消亡，也是对于特定事物重要性与意义的相应判断。话语与表征的重要性被置于解释之上，解释本身被视为社会科学有意或无意地使之永久化的统治矩阵的一部分。学界认为，第三次历史社会学的关注如下：① 制度主义，② 理性选择，③ 文化转向，④ 女权主义挑战，⑤ 殖民主义和帝国种族形成的学术研究（Adams等，2005）。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都与身份（identity）有关，身份在福柯的术语中被视为自我授权的个体主体的出现与建构。因此，他们认为第一波与第二波历史社会学的式微应该被置于理解特定身份的出现和历史条件的背景下探索。
第三波历史社会学被认为已经超越了第二波历史社会学的结构主义敏感性及其相关问题，更加关注个体和文化建构主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潮的研究范畴保持不变，只是研究重点发生了变化。
虽然历史学和社会学都可能会因为处于交叉领域的特定活动而不断丰富，但是每一个学科都保持了内部的多样性，并定位明确、立场笃定。这使得历史社会学并非包罗万象，而是内在互相排斥的。Bhambra认为，第三波历史社会学与其说是一种受文化影响的历史社会学，不如说是一种历史文化研究的形式。它回避了在宏大叙事的问题化过程中提出的难题，掉入了相对主义的陷阱。第三波历史社会学未能解决与欧洲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相关的核心问题，而演变为对传统工作模式的特殊强调。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获得了一系列分散的历史，而过去的欧洲中心主义叙事如今也已去中心化。然而，这使得欧洲中心的宏观叙事在其自己的“特定”领域中完好无损，未能使这些历史之间的相互联系成为研究的具体焦点。
四、余论：从分散的历史到联结的历史
国际关系和历史社会学领域出现了两个关键的相关问题。首先，“文化”被假定为某种事物，即能够同时容纳个体间的“差异”与“物质现实”的必然性。这种建构呈现了一种立场——即存在共同的结构性制度。这些制度先出现在欧洲，然后随着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而不断受到文化的影响。其次，另一个问题是“结构-个体”之争，而其中一些结构会受到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例如，新韦伯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指出，在经典国际关系理论中缺乏对国家等行动体的关注，以及在第二次历史社会学转向中仍出现了这类问题。而美国历史社会学则试图通过强调情感和主体的作用，在其现代性叙事中重新定位人的“能动性”（agency）。
在当代历史社会学的三次思潮中，一个突出的漏洞是将“世界其他地区”排除在现代性和全球进程的标准描述之外。历史学家Jacob（1999）提出，在当今的研究中，包括“他者”的必要性在于，尽管现代科学“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西方特色”，但它已不再成为西方独有之物。虽然大量相关文献将相互关联性视为历史进程的先决条件，Jacob仍不愿意承认历史的相互关联性，只承认全球进程的相互关联性。同样，Michael Mann（2006）称，“17世纪末和18世纪在英国取得了重大的科学和技术突破”，为后续工业社会唯一“独立的”制度突破奠定基础。然而，Mann将欧洲腾飞的原因归因于欧洲内部的发展，却忽视了黑奴贸易、奴隶制或海外殖民对欧洲原始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尽管大量的历史学与社会学文献讨论上述联系，Mann却仍然主张工业革命发展为“独立”出现的结果，忽略更广泛的全球环境所带来的时代条件。因此，工业化被视为一种由欧洲扩散至世界各地的现象，而不是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全球性现象。
在安全研究领域，Barkawi和Laffey（2006）主张通过共同分析“事件、发展和过程的核心与环境”来说明“全球政治相互联系的特征”。Subrahmanyam（1997）也强调过“联结的历史”可以弥补一般历史框架与所忽视的特殊个例的“差距”。Subrahmanyam在提出“联结的历史”论点时，开创性地摆脱了这一束缚：一方面，许多历史社会学研究陷入寻求普适性的僵化模型之中，差异由所采用的模型决定；另一方面，它具体化并赋予差异特权。相互联系的历史学和相互联结的社会学，以及对“国际互联性”的承认，允许在对不同观点开放的同时，解构占主导地位的叙事、吸收新的理论建构与数据证据。这是历史社会学对我们这个时代真正全球性的承诺，但它迄今仍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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