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荡的社会大背景下 个体命运何去何从？
—— 读略萨《酒吧长谈》
作者 || 浪激天涯
奇点大爆炸产生无数的碎片。这些碎片相互碰撞聚合，产生恒星行星，这个体系我们叫它宇宙（奇点并非一个点，而是一个数学概念，数学无法处理的一种状态，即1/X 而X=0 ）。它包含许许多多的星系比如太阳系，星系包含恒星比如太阳及行星比如地球、月亮。
宇宙一旦形成便就有了自身的“生命”。宇宙中的每个星球都是一个生命体，各有自己的生命周期。这些生命体在宇宙中按自身的规律轨迹运动，从而产生我们能感知的电磁波及声波，还有一种波是我们难以直接感知的，那就是宇宙空间曲面扩展时产生的涟漪，即引力波。当恒星自身坍缩最后被黑洞吸纳，依靠恒星提供能量支持的行星便也到了生命尽头。
读完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Iosa，1936 - ）出版于1969年的小说《酒吧长谈》，我脑子里出现的是无边无际的宇宙图像。很自然地想到奇点，想到大爆炸，引力波……读的过程仿佛驾着宇宙飞船在遨游，恍恍惚惚似是而非。旅行结束后，回味纵观整个漫游轨迹，有豁然开朗的恍然大悟感。更大的愉悦缓缓升起久久萦绕，原来小说真可以这样写！
多年前读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有过类似的感触：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卡尔维诺在一个故事里嵌入了十几个故事的开头，没有一个故事是完整的，好比排成一行齐头并进的帆船，却不知道终点在哪儿。那次阅读是我关于文学作品阅读的认知启蒙：写作手法不该有禁忌，不要迷信写作“规范”，不要怕读者读不懂……
《酒吧长谈》具有完整的故事。充分揭示了南美国家秘鲁在奥德里亚将军8年军事独裁执政期间（1948 - 1956）的政商贪婪腐败，民间饥馑混乱、社会动荡迷惘的大图景。以阶层跨度极大的两个人的偶遇为故事大爆炸奇点，通过他们的对话回忆，几个完整的故事被打碎再交叉重叠。一个个故事片段被逐一展示，构成故事宇宙中的一个个故事星球。它们相互独立却又不断碰撞。比如，在连贯性极强的故事片段间隙，毫无预兆地嵌入一句现场对话，巧妙地将读者引向另一个故事片段，良久之后你才发现已经“误”入另一个故事星球了。
人们将他这本书的写作手法称为“对话波”。我更愿意说它是“对话树”。它有一个主干，就是两人的真实对话，每一句对话生出一个或粗或细的枝桠，那是对话激发出各人的回忆以意识流或另一组对话展开，粗枝桠上又生出细枝桠。各个枝桠错落地朝不同方向生长，即对话回忆里再嵌对话回忆以及内心独白 ，同时一些枝桠又不时相互纠缠。时空交错层叠，转换奇谲，既是意识流又是蒙太奇。循环往复，涟漪般无序又有序，直到故事片段“坍缩进黑洞”。
略萨被称为结构写实主义大师。于2010年获取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肯定了“他对权力结构的解析和对个体反抗、反叛和失败的犀利描写”。这不就是对《酒吧长谈》的精准总结吗？
略萨非常在乎这部小说，他说“如果从大火中仅能抢救出我的一部作品，我会选这一部。”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1935 - ）说：我怀着崇敬之情读完了《酒吧长谈》。
一、叛逆丰富的略萨
1936年3月28日，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出生于秘鲁亚雷基帕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马里奥是他的名，巴尔加斯是父亲的姓，略萨是母亲的姓。
他刚几个月时，父母就离婚了。他随母亲回到外祖父家，随后因外祖父被调任玻利维亚，他们举家前往。1946年，随着外祖父调回秘鲁，全家回到秘鲁首都利马。之后父母很快复婚。
随着父母的复合，略萨的快乐童年告一段落。与父母同住就必须与外祖父的大家庭分离，这对童年的略萨是难以消解的残酷事件，而且父亲对他十分严苛。
当父亲发现略萨写诗时，毅然决然将少年略萨送入军校，那时流传写诗的人多半是同性恋者。两年军校生活，让略萨感受到了真实的秘鲁。那是中产阶层的人完全感受不到的更为丰富的另一面。这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城市与狗》积累了素材。
1952年，略萨读军校中学4年级时，写下他的第一个舞台剧剧本《印加王的逃遁》。
1953年，他读皮乌拉省国立圣米盖尔中学5年级时，由学校同学组团，他担任导演，在皮乌拉市当地剧院售票公演《印加王的逃遁》。同年，该剧本参加秘鲁教育部文艺创作奖并获奖。
巴尔加斯•略萨以1963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城市与狗》奠定其卓著的国际声誉，跻身拉美顶尖作家行列。仅仅几年就有超过20种语言的翻译本在世界各地出版，也很快被秘鲁当局查禁，并将1000册以上的该书在书中故事的主要场景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广场焚毁。
有评论认为《城市与狗》（巴尔加斯•略萨，秘鲁）、《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卡洛斯•富恩特斯，墨西哥）、《跳房子》（胡利奥•科塔萨尔，阿根廷）、《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是标志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期展开的4部里程碑小说。
之后，略萨的一部部小说、戏剧、诗歌、文学评论、政论杂文等不断问世。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很有特色，多次获大奖。
1965年，他的小说《绿房子》获得委内瑞拉首届加尔格斯文学奖；1986年，荣获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文学奖，这是西班牙语文学的最高奖；1993年获得行星文学金奖；1994年获得荣誉极高的塞万提斯文学奖；2010年，获得文学最高荣誉诺贝尔文学奖……
他对秘鲁的情感爱恨交织，秘鲁对他同样如此。
在《城市与狗》被当众焚毁后，1965年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绿房子》却获得了秘鲁最高文学奖——国家小说奖。
1975年，由他亲自任编剧兼导演的《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被秘鲁军政府查禁，但随后不久，他又被军政府授予“秘鲁文学院院士”的头衔。
在《酒吧长谈》序言里，略萨说“虽然我恨秘鲁，但是，正如塞萨尔•巴列霍的诗句所说，这种恨总是浸渗着柔情。”
略萨的个人生活如他的作品一样丰富多彩。
20岁不到的1955年，不顾父亲持枪威胁，略萨与舅妈的妹妹、比他大十岁的胡莉娅姨妈结婚，后来以此为背景写出小说《胡莉娅姨妈与作家》，此次婚姻维持了十年。接着与表妹结婚，他们育有两儿一女。大儿子也成了一名作家。
2016年，80岁时，略萨爱上65岁的菲律宾名媛，与表妹的50年婚姻走到尽头。仅仅几年前，在诺贝尔授奖仪式上说到表妹妻子时，他感动得泪流满面。
他与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 - 2014）曾是好友，而后又翻脸，直到马尔克斯去世也没和好。
他还曾于1990年参加竞选，角逐秘鲁总统并进入第二轮，最后以47%的选票落选。同年他离开秘鲁，长期侨居国外。1993年获得西班牙国籍。于是他同时具有秘鲁和西班牙双重国籍。
二、酒吧长谈
午休时，《纪事报》社论组的编辑圣地亚哥走出报社大楼，准备搭公车回家吃午饭。灰蒙蒙的天，让他又一次思考秘鲁从什么时候开始倒霉的，他自己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倒霉的。
回到家，只见妻子安娜哭得好伤心，她的宠物狗被几个黑人硬生生地从手上给抢走了。
原来，秘鲁正开展反狂犬病活动。被抓的疯狗集中到一个狗场。抓一只疯狗可以得一点报酬，于是为了可怜的报酬，一些抓狗的人不管青红皂白，遇见狗就抓，甚至抢。安娜的狗就是被抢走的。
圣地亚哥对这场运动很熟悉，报社关于反狂犬病的社论都是他写的。
没顾上吃午饭，圣地亚哥就去狗场了。
他不仅找回了安娜的狗，还在狗场遇见了曾给他父亲开车的黑人司机安布罗修。安布罗修竟然没有认出他来。他们分开大约有十来年了。那时圣地亚哥刚上大学。他请安布罗修去喝一杯，安布罗修带他到了一个叫“大教堂”的下等酒吧。二人一杯接一杯，叙旧的话说也说不完。
四个多小时后，醉醺醺的二人离开酒吧时，圣地亚哥逼问他“缪斯是怎么回事？”，安布罗修犹豫良久才说了一句“你只要记住你爸爸不配做爸爸就够了。”
圣地亚哥的父亲费尔民是一个大资本家，生意涉及制药厂、军工、公路等不同的行业，但大多是依靠政府的营生。
圣地亚哥在家排行老二，上面一个哥哥是典型的纨绔子弟，下面一个妹妹天真烂漫不谙世事。他是父亲最看重的孩子，学习一直名列前茅。
当时秘鲁还是布斯塔曼特执政，但政府与原来支持布斯塔曼特的阿普拉党的矛盾逐渐加剧，军队正蠢蠢欲动将其取而代之，为首的是奥德里亚将军。
圣地亚哥的父亲支持奥德里亚将军。
圣地亚哥中学毕业后，父亲希望他上天主教大学，那是有钱人去的体面学校，而他则选择了圣马可大学学习法律，因为那里的氛围更自由。
一进大学，圣地亚哥就开始找“卡魏德”（共产党），相对于阿普拉党派，他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不久他就发现政治不过是一场非此即彼的党派选择。于是他心存疑问，始终只是一个靠近共产党的进步青年而没有成为共产党员。
为配合电车工人要求涨工资的罢工，圣马可大学的共产党和阿普拉党组织决定集体投票是否举行罢课活动。圣地亚哥违心地选择了支持并阐述理由。这次他确认他做不了共产党员。罢课第十天，圣地亚哥同其他几位共产党组织领导人被捕入狱，受到非人待遇。父亲通过关系将他第一个保了出来。圣地亚哥感觉背叛了他的同志们，加上自己喜欢的志同道合的女同学选择了另一个男生，心灰意冷的他终于离开了资产阶级家庭，到一个小报社当记者自食其力，且远离政治。
在父亲眼里，这个儿子算是被毁了。
安布罗修有两个发小，卡约•贝尔穆德斯，埃斯皮纳。
卡约的父亲放高利贷，家境相对富裕。
卡约想玩玩村里送牛奶的姑娘。安布罗修和埃斯皮纳就去帮忙引姑娘出来。结果是两周以后，卡约和姑娘结完婚才回到村里。而卡约的父亲始终没有认可这个儿媳妇。
后来，卡约做生意，时不时往返本地与首都利马。埃斯皮纳当了兵，并官至布斯塔曼特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一个部长。安部罗修成了长途汽车司机。
伺机上台的奥德里亚将军需要有自己的亲信，于是埃斯皮纳就找到卡约•贝尔穆德斯，让他做了内务部办公厅主任。贝尔穆德斯的妻子成了被遗忘的人，贝尔穆德斯只是每月给她寄生活费。
不久安布罗修投奔卡约，成了他的司机。
支持奥德里亚的费尔民请卡约在一个交际场所喝酒，因此认识了歌女“缪斯”。之后卡约租了一个房子将缪斯私藏起来。实际上他并非多么喜欢女色，而是把这个地方当作他会见“要人”的场所。缪斯还是同性恋者，刚好卡约有观看女同性恋的怪癖。
在贝尔穆德斯的缪斯家中聚会，费尔民看上了卡约的司机安布罗修，卡约便将他送给费尔民。于是安布罗修又成了费尔民的司机兼同性恋对象。
卡约•贝尔穆德斯非常精明，很快得到奥德里亚的赏识，其重要性渐渐超过埃斯皮纳。他很好地利用了圣马可大学罢课事件。他越过部长埃斯皮纳，下令攻占大学，两小时就把持了大学，逮捕了不少进步学生包括圣地亚哥。圣地亚哥的父亲正是去找了卡约，才将他保释了出来。
这次失败的罢工罢课，本意不是要推翻政府，但结果是才执政三年的布斯塔曼特政府真被推翻了。接着共产党、阿普拉党遭到严重清洗。埃斯皮纳也被清除军队。背后有美国人支持的奥德里亚将军终于通过“民主选举”上台。8年军事独裁由此开始。
“卡约简直把将军装在口袋里了。”很快卡约•贝尔穆德斯就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部长。
阿玛莉娅是圣地亚哥家的一个女佣。某一天圣地亚哥和一个同学猥亵阿玛莉娅，被妈妈撞见。阿玛莉娅被辞退。男主人费尔民同情阿玛莉娅，安排她去了他的制药厂工作。阿玛莉娅在制药厂遇见了她喜欢的第一个男人，特里尼达，她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只不过孩子一出生就死了。特里尼达则死于警局的拷打。
安布罗修介绍阿玛莉娅去“缪斯”家做工。阿玛莉娅成了安布罗修的女人。
狡诈贪婪的贝尔穆德斯，在全国搞白色恐怖，引起公愤包括圣地亚哥的父亲费尔民也对他不满。自从圣地亚哥被抓过之后，费尔民和贝尔穆德斯的关系就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以至于到后来，费尔民再也拿不到政府项目。
富翁们包括费尔民组成联合党，拉拢埃斯皮纳，联合军队要人，在“革命老区”阿雷基帕（奥德里亚正是在此地发动政变推翻了前任政府，取而代之）组织罢工集会，目的是赶走贝尔穆德斯。
贝尔穆德斯得知消息后，各个击破，先找军队里的将军们表忠心，再找议员们下保证。即便积极策反的费尔民也不得不选择与政府和解。一场动乱眼看就此平息。
同时，贝尔穆德斯派了一群打手去现场破坏集会。贝尔穆德斯没料到的是，下面执行的人也有讨厌他的人，说好的派八十个打手去却只派了七个，还不是专业打手。临时在当地找了一些人凑数，也不过二十来个。局面明显难以预测，贝尔穆德斯喊停，但为时已晚。人们已经进入会场了。
当他们与集会的人群产生冲突时，场面一片混乱，结果几死几伤。
同时街上聚满了罢工的人，群情愤慨，除非军队出面，场面将彻底失控。
而联合党的人此刻也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他们说服军队不要参与。
贝尔穆德斯就此被反噬。
“好吧，在目前这种局势下，我完全理解，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好，我同意。在哪儿签字？”贝尔穆德斯下台，第二天便飞离秘鲁。
（1956年，政府换届选举，曼努埃尔•普拉多•乌加特切（Manuel Prado Ugarteche）第二次成为秘鲁总统。）
贝尔穆德斯离去后，缪斯遇上一个自己喜欢的男子。而这个男人将她的钱财挥霍干净后一走了之。很快缪斯的生活便捉襟见肘了。她再次回到娱乐场所，但昔日的风光不再，最终连房租都付不起。她自杀了一次，但被救活了。
“缪斯被刺了。”圣地亚哥作为记者之一去现场采集资料。
“命人杀掉她的是金球。”凯妲说道，“那个凶手就是他的保镖、司机，叫安布罗修。”
“奥登希娅（“缪斯”）向金球（费尔民）要钱，并威胁说要把他的事告诉他的太太，要把他和司机的事到处宣扬，在大街上，在广场上宣扬！”
圣地亚哥羞愧难当。但还是决定告知父亲。
当费尔民得知许久不与家人联系的小儿子要见他，高兴极了。虽然他们见面聊得不错，但圣地亚哥仍然不愿回家住。
不久，安布罗修就离开费尔民家。带着阿玛莉娅刚刚为他生下的女儿，离开利马去了山区。安布罗修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投资也都打了水漂。雪上加霜的是，阿玛莉娅又怀孕了。更加悲哀的是，阿玛莉娅生孩子时难产死了，孩子也死了。安布罗修甚至没有足够的钱办葬礼。
安布罗修铤而走险，偷了一部车卖掉，隐姓埋名回到利马。不敢出示身份证，只能干一些非常低廉的工作。
圣地亚哥继续做着小报记者。偶尔回家吃顿饭。在一次去外地采访一个彩票获奖者途中，因为车祸，圣地亚哥受伤住院了，住院期间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当时的护士安娜。
因为安娜意外怀孕，他和安娜结婚了。这段婚姻，父母并不认可，尤其是母亲“他娶了一个本该做他佣人的人为妻，我怎么能接受？”
圣地亚哥和妻子一直住在外面，过着平民生活。
父亲去世后，哥哥艰难地和他谈遗产，不曾想，他什么都不要。
“离开家的那一刻，我就放弃了一切。”
圣地亚哥被自己感动，一腔豪气地回到家，却被安娜骂了不下百次。
“等狂犬病过去，你在狗场的工作是不是也就结束了，安布罗修？”“是的，少爷。”“等狂犬病过去了，在这之前干什么，我就还去干什么呗。我可以到处找工作。也许不久后再发生狂犬病，狗场还会把我找去。然后再到处流浪，到处找工作。对了，再然后，就去见上帝。您说对吧，少爷？”
三、动荡的社会大背景下 个体命运何去何从？
一个小报白人记者，一个“打狗队”没有身份的黑人，在一个下等酒馆里，用4个多小时，构建了一个恢弘且复杂的故事宇宙。通过记忆中穿梭的人与事，从政府到贫民，从商界到妓院，从学生到政党，爱与被爱……将秘鲁在军事独裁期间的社会境况全方位透视。独裁、腐败、野蛮、暴力、种族歧视、同性恋、变态、谋杀……一个痛心疾首的历史伤疤又一次被撕裂，血淋淋地呈现给大家。
但……
秘鲁可称为南美洲文明的心脏，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曾是古代美洲大陆三大印第安文明中心之一。
早在公元前2000年秘鲁就开始种植马铃薯，培植玉米的历史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同时，信仰太阳神的古印第安人，不仅能铸造青铜器皿和劳动工具，其冶炼铸造技术也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古代秘鲁有发达的农业和纺织业。印加帝国时期修建的雄伟殿堂庙宇，细密的灌溉系统，绵延的古代驿道表明印加人所拥有的建筑、机械、数学和天文知识已经达到高度文明的水平。
1532年，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在秘鲁北部卡哈马尔加与印加人首次相遇。利用令土著人震惊的火枪、马匹和诡计，率领仅仅数百人的冒险家皮萨罗战胜了人数上占压倒优势的印加人。“太阳之子”的帝国时代至此终结。
皮萨罗占领库斯克后，成功地镇压了当地人的反抗，并在海岸建立了自己的首都——“国王之城”利马。
今天的秘鲁，印第安人早已沦为低等少数派，印第安本土文化几乎杳无踪影，因此不存在本土文化与西班牙文化的冲突。
略萨想表述的仅是单纯的独裁体制的危害。以两个小人物为触发点，为秘鲁的腐朽做一个多层次的诊断。
将秘鲁换成任何国家，其寓意仍然成立。
圣地亚哥，大资本家费尔民的小儿子，曾经的阔少爷、前途无量的大学生，如今是与资产阶级家庭决裂、生活清贫、落魄颓废的小报记者。
安布罗修，曾是费尔民的司机兼同性恋对象，也曾是高官的司机，如今沦落为一个不敢出示身份证、朝不保夕的底层人。
他们俩原本都有不错的生活环境，为何变成了如今不堪的状态？
他们俩又能有多少共同语言？为何相谈甚欢4个多小时？在安布罗修反复强调“我该走了”后，二人才离开酒吧，甚至走出酒吧，圣地亚哥还在向安布罗修提问。
撇开阶层的极端差别，作为人，他们何其相似啊？都在寻找身份，都在为自身的处境而苦闷。一个是精神上迷惘，对生活失去动力。一个是物理身份丢失，对生活失去最基本的把控。
在一个混乱的大环境里，无论是“阔少”还是“贱民”，必然会有共同的交集，那就是对环境的无奈，对前途的迷茫。
圣地亚哥本可以顺从父亲的安排，至少一生的物质生活会有足够的保障。然而反叛且具有浪漫革命理想的他，想要证明自我。从最初天真地以为“倒霉”可以锻炼自己而离开富裕家庭，到后来深陷“倒霉”情结，反复寻找让他“倒霉”的事件而成为一个精神颓废、得过且过碌碌无为的人。“秘鲁算是倒霉了，卡利斯托斯也倒霉了，一切都完蛋了，毫无办法。”
他内心不乏“英雄主义”，但却与社会的现实主义相悖。比如，拒绝继承遗产，他内心十分得意这一“壮举”，但生活却即刻给了他一巴掌。每到月底需要赊账时，妻子就和他吵。哥哥也无法理解他，“你这辈子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总是想方设法使自己倒霉？”
但直到此刻，他还在问安布罗修“缪斯”的死因。他仍然是一个天真单纯善良的人，活在自我虚构的“理想”世界里。这样的人在险恶动荡的环境里怎么能活得自在自如？怎么能不郁闷苦恼？
安布罗修，作为黑人“自带原罪”。但他又是幸运的，儿时伙伴做了高官，顺带提携他也有了一个体面的职位。即使后来成为费尔民的同性恋对象，费尔民对他也有起码的尊重。但他没有跳出底层人的思维局限。当他以报答费尔民的名义实则为了保全自己而杀害缪斯时，其内心的小算盘怎能逃过费尔民的眼睛？而费尔民让他离开时还是给了他一大笔钱。只是，很快他就败光了这笔钱。
掩卷沉思，一个尖锐的问题豁然跃现：在社会动荡的大浪潮中，如浮萍一样的个体该如何坚守自我价值观、找到内在的平衡？
整个故事里，有谁找到了这个平衡？圣地亚哥的父亲，很绅士的费尔民大概算一个。
费尔民这个人物特别复杂丰满。作为大资本家的他有钱有地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上通总统，下达贱民，优雅绅士进退有余。面对佣人心怀善意，面对情人也算慷慨，同时，行贿官员、操纵选举得心应手。但他还有羞于启齿的阴暗面。
风光的外在形象并未去除他内心的苦闷，“让我露露我的真相吧，让我做个婊子吧”。有那么一瞬间，他哭泣，下跪，彻底撕去外衣，暴露真面目。然而当安布罗修真的“兴奋起来”时，他又会被羞耻感吞没。但，这就够了，瞬间的释放足够让他获得能量再次穿上“绅士”的漂亮外衣，继续在险恶的环境里左冲右突。
歌女缪斯的告发原本想置他于死地，但他却厚颜无耻并未退出“江湖”，之后的日子仍然潮起潮涌，直到在睡梦中平静故去。
我们可以说他道貌岸然、虚伪狡诈、老奸巨猾、道德败坏，但仍不能无视他善意的一面包括对待告发他的歌女缪斯。
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必然是复杂而立体的。
他活得游刃有余。
个体很难独自对抗大环境。但大环境的混乱却必然会渗透进每个个体的生活。
（西班牙殖民者如此，印第安土著人更是如此。）
个人的命运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只能从属于社会大环境。诚然，许多外因是不受个人控制的，但总存在能由个体控制的一部分，那就是如何去适应大环境。
圣地亚哥或安布罗修都没有调整自己去适应大环境。他们感受到了环境压迫的窒息，知道自己不想做什么，但却不知道想做什么。缺乏信仰，目标不明确，内心不笃定，必然只能随波逐流得过且过。这样的人自己都很难过好，自然不能指望他们推动社会机制的改善。
略萨本人具有明确的目标。他曾经说过，反独裁是他一生的主题。
他曾因为反独裁政府而多次流落他乡，愈挫愈勇。
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言，在庞大而腐朽的国家独裁机器里，保全自身已很艰难，反独裁谈何容易？迷惘是无奈而必然的。
再看印第安人，或许他们已视迷惘为奢望了？
在本书序言里，略萨写到“我对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的反对是自觉的，我认为“民族主义”是人类最大的缺点之一，是为最糟糕的走私行为打掩护的。”
一语击中“民族主义”的要害。但如果，一个民族比如印第安人正面临消失呢？
再看今天，我们生存的地球环境持续恶化，“地球民族”该如何面对？作为个人，我们又能向谁申述？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或许，明智的做法是，在有限的“自由空间”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2022-08-24
【作者简介】
浪激天涯，女。法国某大学机器人学博士。现供职于法国某集团公司。喜欢写作新诗，诗评，及随笔。著有诗集《超弦之玄》。
名言名句
政治是改变一个社会的必经之路
La politique est un passage obligé pour changer une société.
——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