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价值在于无法之处
对于法律的兴趣，大概在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从电视新闻上看到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很简单，大概案情是这样的：一外地女子被拐卖到某地。收买她的是一老汉，老汉为其智力有残疾的儿子买的媳妇，目的是为了延续老汉家的香火。
平时，为了防止女子逃跑，平时都是将之关在地窨子之中，由父子二人及其同村中的人共同监管。这个老汉，虽文化不高，对于遗传知识也是知道的，为了香火的质量，亦对女子实施过奸淫。为了彻底的打消女子逃跑的意思，在平时的看管下，女子稍有逃跑的行为，甚至表达出逃跑的意愿，都会遭到毒打。
到了农忙时节，父子二人没有时间监管被拐女子，让三个未成年的小孩看管被拐女子。
被拐女子看到了机会，将三个小孩杀死后，逃了出去。逃了不久被抓获，被处以极刑。
电视新闻中，另一女子义正辞严的解释了为什么被拐卖女子被处以极刑：“任何人都必须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意思是：被拐卖女子没有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而是用杀人、尤其杀死三个未成年的小孩的方式逃跑，固然，其应当被处以极刑。
现在回想起这则新闻，我倒是觉得：三十年来，我们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是巨大的：如果这则案例发生在当今社会，被拐女子还会被追究法律责任么？退一步说，即使是被追究法律责任，还会被处以极刑么？或者说，无论最终被拐女子如何判决，还会有人义正辞严的解释女子应当被判极刑么？
当年，这则新闻之所以引起了我对法律的兴趣，正是因为新闻中那个女子义正辞严的解释：任何人都必须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可以设想一下，在平时被关在地窨子中、被严格看管下，稍有逃跑行为或表达出逃跑愿意都会遭遇毒打的女子，作为武器的法律在哪里？在父子轮流、反复奸淫，遭受人生中至为屈辱之时，被拐卖女子有能力拿起法律的武器么？
或者说，毕竟，三个未成年的生命也是无辜的，其生命被剥夺后，就应当有人为其承担责任。但造成其无辜生命被剥夺的原因是什么？仅仅因为其是未成年人，就有权利限制被拐女子自由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么？
事实上，法律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特定时期的社会环境、人们对法律认知和需求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所谓社会与法律的进步，往往体现着社会环境、人们对法律认知和需求的进步：在这个时代，人们认为是再正常不过、可以满足人们对法律公正性、正当性的需求；但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人们对法律公正性、正当性的需求发生变化之时，同样是一件事情，法律对待同样的事件，就会发生变化。
比如，如果之前那件事情发生在现在，有了舆论的监督，有了人们对孤立无援人的同情，还会对被拐女处于极刑么？
同样地，被拐女被处以极刑，并非孤立的个案。在之前，因对正当防卫适用的条件要求过于苛刻，而被从严、从重处罚的案件尚有很多；但随着人们对在法律不存在、个人无法寻求法律救济的特殊情况之下，以自力救济保护自己权利的公正性、正当性，被社会予以广泛关注的情况之下，正当防卫适用的条件有了大幅度的放宽。如果说，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前，与自力救济相关的案件，如果放在今天来重新审视，即使不以正当防卫的理由而免予牢狱之灾，但至少，从当时的处罚幅度要从宽、从轻的多吧？
英国作家狄更斯曾经曰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其最好之处，就在于随着社会环境以及人们对法律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不断的变化，社会和法律本身处于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过程之中；同样地，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局限于社会环境以及人们对法律认知和对公正性、正当性需求，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受到不公正性的对待。
同样，社会本身以及法律的不断完善、不断进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之中，有了舆论的公开表达，有了人们对弱者的同情和支持，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环境以及人们对法律公正性、正当性的认知和需求；当人们无法寻找到法律作为武器保护自己权利的时候，以自力救济以保护自己合法的、正当的权力，不再对其施以刑罚，以避免因特殊情况下为了保护自己合法的、正当的权利而身陷囹圄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