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见秦孝公：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之前见过一个段子。说，有句成语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谁不用“路遥”就可以“知马力”？答案是：商鞅，因为商鞅被“车裂”，俗称“五马分尸”，故不用“路遥”就可以“知马力”了。
读《史记·商君列传》，觉得商鞅见秦孝公那段，写的很精彩。
刘备三顾茅庐，成就了刘备礼贤下士、求贤若渴，以及诸葛亮对天下大势准确把握的美谈。事实上，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前，卫公子鞅见秦孝公之时，与刘备的三顾茅庐的故事也差不多，甚至比三顾茅庐更为精彩。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卫公子鞅，在卫国不能得以重用，于是，在秦孝公宠臣景监的引见之下，见到了孝秦公。
孝公第一次见卫鞅，商鞅说了很长时间，孝公听着时时入睡，对商鞅的话自然不听。见完之后，孝公怒景监，称卫鞅是个狂妄无知的人。景监因此指责卫鞅，卫鞅称，我用“帝道”（指理想的帝王治国之道，即尧、舜等五帝的治国之道）劝孝公，孝公不听。
过了五天，孝公再次见卫鞅，商鞅说的比一次还多，但仍然未能打倒孝公。孝公再次指责景监，景监又指责卫鞅。卫鞅说，我以“王道”劝孝公，孝公不听；请求孝公再一次见我。
于是，就有了卫鞅第三次见孝公。这次，孝公对卫鞅很友好，可是仍然没有用卫鞅。这时，孝公对景监说：“你的那位客人不错，我可以和他交谈了”。卫鞅说：我用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劝说孝公，看来他准备采纳了。如果孝公再次见我，我知道该怎么说了。
果然，孝公再次召见了卫鞅。这次，孝公与他谈得非常投机，谈了好几天也没有满足。景监对卫鞅说：“您依据什么掌握了大王的心意？我们国君非常高兴。”卫鞅回答说：“我用帝王之道创建了夏、商、周那样的盛世来劝说国君，可是大王说：‘时间太长了，我无法等待。况且贤能的君主，谁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就能名扬天下，哪里能默默无闻地等上几十年、几百年来成就帝王大业呢？’所以，我就用强国之术来劝说他，他才大为高兴。但是，这样就难以与殷、周的德治相媲美了。”
经过这次长谈，孝公开始重用卫鞅，并任用卫鞅开始变法。至于变法的结果，秦国果然成为了强国。
虽然，卫鞅（商鞅）变法的结果，使秦国成为了强国，为之后秦国灭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卫鞅变法本身为后世儒家所不齿，且其变法对后世的影响，更为后世许多学者所诟病。比如太史公对商鞅的评价为：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读了这段历史，觉得商鞅见秦孝公的过程，与三顾茅庐相比，同样非常精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先是，商鞅以帝道之术劝说孝公，引得孝公大怒；然后，再以王道之术劝说孝公，孝公仍然不听；再然后，以霸道之术劝说孝公，才得到了孝公认可并得以重用。
关于卫鞅见孝公，犹如后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那句话所说，以自己的谋略与能力为主人出谋划策，从而实现自己人生的富贵，本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从卫鞅及秦孝公连续交谈了好几天，可见，卫鞅对当时天下大势的精确把握，以及对秦国未来在强国过程中的策略，已经深深的打动了秦孝公。
并且，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后，秦国迅速成为强国的效果来看，商鞅的确是有才能的。
至于说，商鞅变法本身的刻薄寡恩，以及对后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无疑，变法的提出者及实行者商鞅，对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与秦孝公以及后世的决策者相比，谁的责任更多呢？
其实，商鞅在拜见秦孝公之时，为秦孝公提出了帝、王、霸三种治理的方案。只是，作为秦孝公自己急于将秦国变成强国，而没有耐心等上几十年、几百来来成就帝王大业而已！
固然，从当时的天下情势已不同于夏、商、西周初，即使秦孝公同意卫鞅的帝、王之术，也不可能经过几十年、几百来成就帝王大业。
但问题在于：商鞅只是提出了三种方案供秦孝公选择，商鞅对选择哪种方案，本身并没有决策权。
对于商鞅变法成产生的后果，相对于方案的提出者和实施者，最终有决策权的秦孝公应承担更大的责任！
况且，因商鞅变法过程中获罪于当时的太子；孝公卒、太子即位后，商鞅落得了个被车裂而亡的下场。
问题是：既然商鞅被车裂了，那么说，其变法的结局会怎么样呢？商鞅被车裂，系其在变法过程中获罪了当时的太子，而非变法本身；因之，虽商鞅被车裂，其所变之法却被保留下来了。
后世在评论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之中，往往受“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
因此，从为尊者讳的角度而言，对于一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往往将提出某种方案的学者成为替罪羊，而对于选择方案的决策者往往不提，或者简单提一句。
恐怕，这才是将商鞅变法自身的刻薄性，以及对历史负面的影响，全部的或者说主要的归责于商鞅的原因吧。
其实，对于商鞅而言，向秦孝公提出了帝、王、霸三种治术；至于说，哪种治术更适合秦孝公，其选择权、决策权，自然在于秦孝公。至于说，秦孝公选择了霸道之术，所造成的后果，自然而然应当主要由秦孝公及其继位者来承担。
至于说，对于秦国之后的社会影响，与商鞅所变之法相对应，治理社会的方式，除了商鞅所代表的法家之外，还有儒家等等，如果商鞅所变之法对后世造成了恶劣影响，其责任也在选择了商家所代表的法宝模式而已，与商鞅本身的责任相比，后世选择商鞅模式的人责任才是更大的吧？
正如目前所流行的一句网络语言一样，叫做“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既然，“霸王”之述系秦孝公所喜欢，自然而然，就会有卫鞅或者其他什么“鞅”向其出售。
历史仅仅如此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