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废除“收拏”及“相坐”
太史公及班固对汉文帝评价非常高。《史记·孝文本记》结尾，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於今。呜呼，岂不仁哉！”
在《太史公自序》中，关于为什么要写《孝文本纪》时，曰：“《太史公自序》：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践祚：登基。】，天下归心；蠲除(juān废除;免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班固的《汉书·文帝纪》最后，赞曰：“……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关于汉文帝之“仁”，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因缇萦上书废除肉刑，以及“断狱数百，几致刑措”。
但汉文帝还废除过“收拏”及“相坐”之法。
在汉文帝废除“收拏”及“相坐”之法时，称：官吏本身就有劝民为善之责；因此，在汉文帝看来，对于犯罪者，官吏本身未尽到劝善之责；如果犯罪之后，又不能公正的处罚他，这是反而对百姓有害而逼迫他们去做坏事。
于是，有关官员称，遵照汉文帝的诏书，废除了收拏及相坐的法律。
太史公、班固之所以给予汉文帝如此高的评价，我觉得：更多的皇帝，忽略了官吏劝民为善的职责；故，一遇有犯罪，则强调打击。
而刑罚本身就是一把双利剑：虽然，犯罪之后受到刑罚系其罪有应得，不值得可怜与同情；但是，即使没有收拏、相坐的法律，一人犯罪，对于全家而言的打击都是灾难性的。
因此，如何减少犯罪，才是社会管理者更多应当考虑的问题。
《史记·孝文本记》（节选）
孝文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收孥”：亦作“收帑”。古时，一人犯法，妻子连坐，没为官奴婢，谓之收孥。），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悫) què 诚实,谨慎: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