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佞幸列传》：江湖何处无“宠臣”？
《汉书·叙传》中，班固介绍了为什么写佞幸传：彼何人斯，窃此富贵！营损高明，作戒后世。述《佞幸传》第六十三。
在《佞幸传》结尾，班固赞曰：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观籍、闳、邓、韩之徒非一，而董贤之宠尤盛，父子并为公卿，可谓贵重人臣无二矣。然进不繇道，位过其任，莫能有终，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哀、平之际，国多衅矣。主疾无嗣，弄臣为辅，鼎足不强，栋干微挠。一朝帝崩，奸臣擅命，董贤缢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夺位幽废，咎在亲便嬖，所任非仁贤。故仲尼著“损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为此也。
史记为什么写佞幸列传：《太史公自序》：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在这篇列传结尾，太史公曰：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虽百世可知也。
读史记、汉书不的佞幸传，觉得历史非常有意思的，同性恋，是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现象，更多的表现为帝王之间；尤其是，普通人同性恋还会觉得不好意思而背着人的话，那么说，帝王将相的同性恋，则几乎是公开的了。
事实上，“男宠”不仅汉朝存在，再往前同样存在着。比如创造了“分桃”典故的卫灵公和弥子瑕，等等。只不过，似乎为了和“分桃”这典故相呼应，汉朝时，汉哀帝与董贤又创造了一个“断袖”的典故：“（董贤）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说其仪貌……贤宠爱日甚，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絫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借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其恩爱至此”(<《汉书·佞幸传》）。
比如，汉文帝时期，富可敌国的邓通，再比如汉武帝的时期的宠臣，士人则韩王孙嫣，宦者则李延年。嫣者，弓高侯孽孙【孽孙：庶孙，并非嫡子所剩的孩子】也，等等。
太史公在《佞幸列传》开头就写道：“谚曰：“力田【力田：努力耕种。】不如逢年【逢年：遇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善仕【善仕：善于做官。】不如遇合【遇合：遇到合适的机会。】。”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
看了太史公的感慨之后，感觉到：既然，“男宠”系以色相邀宠而实现其富贵之梦的，那么说，就和皇宫的女人邀宠以自贵极为相似：其是否能够得宠，不仅要看自己的色相，更为重要的还要看自己的“遇合”即运气！
事实上，如果邀宠成功，其富贵甚于高官；比如，汉兴，佞幸宠臣，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
上述两个宠臣，其富贵程度已经超出了公卿，公卿还要依靠他们在高祖面前说好话！
关键之处还在于：在太史公看来，不仅男女“宠”要看运气，做官同样的在于“遇合”：再善于为“仕”，遇不到喜欢自己的主子，也是白搭！
固然，为“仕”毕竟与佞幸以色媚邀宠不同，还是要看其能力的；但是，“仕”与“佞幸”毕竟有着相同之处：犹如若干年前一相声中所说的那样，“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其是否能够受到重用、是否得到提拔、是否能够得到富贵，更多的在于，在主人的眼中，其是否值得重用、是否值得得到提拔、是否值得赐予其富贵，而不在于是否应当受到重用、是否应当得到提拔、是否应当得到富贵！
事实上，人与人毕竟存在着差别，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和看法，这本身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当着一个人可以决定另一个人命运的情况之下，投主人所好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社会现象了；尤其是，当一个人绝对的可以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之时，投其所好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远远比处于被动地位之人所有的努力与奋斗更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情况之下，谁会还会辛辛苦苦的努力，有几人会踏踏实实、安安分分地依靠努力和奋斗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虽然，投主人所好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从形式上看，与佞幸依靠色媚有着区别；但从实质上看，其本身不都是依靠投主子所好而邀宠么？
一般地说，没有相对就没有伤害。在现实中，相对于投主子所好而邀宠成功者，即有了所谓的“遇合”即可飞黄腾达，而踏踏实实、安安分分努力奋斗者往往因不能受宠而前途平平。在这种对比之下，还会有人去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改变命运么？
汉书《佞幸传》结尾时，班固引用孔子的话说道：“故仲尼著“损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为此也。”在孔子看来，君子不应当将私人喜好做为任命官的依据；但犹如孔子为“君子”设定了诸多标准，但哪条标准都难以在现实中落实一样，孔子不为私人授官的话，又有几人能够听得进去？
所以，如果做官能够象佞幸以色媚邀宠而博富贵一样，江湖之上，又有几人不象佞幸一样，以投主子所好而邀宠——
江湖之上，何处无“宠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