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困局与“失败青年”的文化逻辑——以《收获》2024青年作家小说专辑为例 | 王玮旭

当代小说中那些频频失败的青年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他们与朱老忠、林道静们有着截然相反的命运，后者的“成功”不仅体现在个体身上，“与主人公一起成长的还有历史本身”——而从路遥的高加林开始，到路内、郑小驴、石一枫、马小淘、甫跃辉、蔡东等一大批“70后”“80后”“90后”作家笔下的当代青年，他们似乎总是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失败。另一方面，这些“失败青年”反过来形成了当下某种“正确”文学的通行证，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写作惯性甚至集体无意识。的确，失败的青年似乎总是比成功者更富于审美和教育意义，往更远处看，现代世界的青年很少能够“成功”：司汤达的于连、巴尔扎克的吕西安、福楼拜的弗雷德里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以及卡夫卡的每一个人物，几乎都是失败的——本雅明提醒我们“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卡夫卡强调自己的失败时的狂热更令人难忘”。但容易被忽略的是，其实不是他们的失败本身，而是他们的愿景、挣扎与他们的失败之间的落差，带给了我们无限的启示，并赋予了他们的失败以一种悲剧般的崇高。

本文所谈论的八篇中短篇小说，刊于2024年第四期《收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栏目，八位作者大多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受到良好的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如今30岁上下，正是对人生与世界的理解逐步深刻的年纪。尽管在主题、写法等层面这八篇小说千差万别，细察之下它们却又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某些相似的特征：小说的主角们大都刚刚脱离学生阶段、步入社会并遭遇种种困境，最终失败或者获得可疑的救赎。他们是社会生活中的弱者，被欺凌、被欺骗、被工具化，对他们来说现实似乎没有什么希望可言。

他们显然也加入了当下文学“失败青年”的谱系。文学中的青年们为什么总是失败？为什么这一形象会成为当代青年形象的主潮？关于这一点，大部分论者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给出了充分的回答：当代社会流动性与阶层的固化、社会价值标准的单一化、都市化、物质主义与虚无主义的盛行、贫富差距过大和普遍的不平等，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准确的，但正如项静所说，每一代青年都有他们自己的困境，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例，“失败青年”并未构成某种主潮，仍有复杂多样的探索越出了“潘晓讨论”所表征的青年困境之外。当下“失败青年”的流行是否还存在其他特殊原因？相关的讨论中，金理的看法相当独特，他注意到“认同”在“失败青年”文学的建构中所发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青年们“将外在、单一的评价标准内化为自怨自艾的心理认同”的过程同样重要，况且阶层、经济等貌似客观的因素不单单是外部原因，而是本身就内在地蕴含了文化想象。

受此启发，本文试图探讨的是这组小说中青年主体的认同问题。不过我所说的认同未必那么宏大。它不是抽象的，一方面，它应当具体地体现为诸如一个人如何想象自我、他愿意从何处获得意义和价值、他曾为了怎样的目标而付出努力，等等。这也就是前文所说的“落差”：在失败之前，一个人是否追寻过，他曾追寻的是什么，这个过程是如何走向失败的，以及这失败究竟是外在还是内在于认同本身。另一方面，认同不是单纯的想象，而是由一系列话语建构而成的。

《收获》2024年第4期

一、走不出的校园：“学校修辞”与校内人生

《吃黄昏》的主人公美琪定居美国，物质生活堪称优渥，丈夫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她则是全职太太，烧得一手好菜。除了没能生育以外，美琪正是社会主流价值观中的成功者。然而美琪身上却充满了“失败感”：她过得不快乐、她并不“意外”地流产、她的厨艺得不到真正的认可、她被丈夫和客人忽视、在一系列巧合或注定之下她失误害死了客人的孩子。小说的结尾，作者用“不用再想今晚吃什么”和“墓地”等表述暗示美琪自杀的结局。

美琪的生活当然存在很多问题：她放弃了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家庭，然而夫妻二人貌合神离，丈夫不能给她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她未能很好地融入异国文化，与周围的人存在隔阂，等等。这也是小说试图讲述的表层叙事。然而，从本文的视角来看，美琪的认同是怎样的？是否存在问题？

小说饱满的叙事中有这样几个饶有意味的修辞细节。第一章里，美琪猜出何一凡的名字，“像做对一道填空题”；第二章开头，美琪“不知道今晚丈夫为她准备了一场小考”；第三章前半部分，美琪将要迟到，并因考虑纪念日和如何告诉罗望她怀孕的消息而心烦意乱，这时罗望发来了加班不回家的消息，美琪感到如释重负，但这感受却需要通过一个特定的修辞装置——有关学校生活的类比，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美琪陷入了一长段有关高中时代一次赶考经历的回忆，回想她当时是如何冒着台风和母亲的叱骂去市里参加联考，又是如何收到考试取消的紧急通知，“那一刹那，拨云见日，她才明白什么叫如蒙大赦”；第三章的后半，美琪临时要张罗晚宴，她有条不紊地处理灶台、食物，这时类比再次出现，她的方式和态度再次被链接回学生时代：“美琪把学生时代分类总结的好习惯带到做饭这件事上来，宴请不同客人，选材，配料，调味，烹制都有不同范式。”为什么美琪总是用学校的相关经验来想象自己眼下的生活？

“学校修辞”这一装置似乎源自美琪的无意识。美琪时年34岁，客观上已远离学校多年。一般来说，对抽象、陌生的事物，我们使用具体、熟悉的事物进行类比或隐喻，以帮助认知理解。美琪的“学校类比”所透露出来的，正是“学校经验”的切近与“学校精神”的强势在场，它们在她所身处的现实之上构成了一层精神性的现实，当下的一切似乎只是遥远过去的投影。小说中，除了购物和做饭，美琪难以从生活中发现任何新的内容，萦绕于心的始终是校园生活和原生家庭生活。这两者也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美琪的话语系统，小说多次提到或表现美琪不善言谈，餐桌上的话题也“离她很远”。美琪将自己认同为一个学生，用一种精神上的“在校”来理解当下、赋予当下意义。

与此相对，她的丈夫罗望则将自己认同为一个老师的角色。《吃黄昏》表面上在写成年人的生活与交际，却始终脱不开“学校”的因素和逻辑，“学校”并非存在于这些毕业生的过去，而是深深存在于他们的内部。故事中的人物以学校的逻辑来理解他人和事件。当看到美琪仅用不到两个小时便准备好了丰富的晚宴，罗望感叹“美琪很少让别人失望。念书的时候是好学生，从不让老师失望……现在作为家庭主妇的她当然也不会令她的丈夫难堪”，罗望显然已经将自己类比为美琪的老师；在另一处，他觉得美琪“聪明，勤奋，就像他实验室里的人工智能模型一样，被训练得愈发刻苦”。

我们当然可以从性政治和权力的角度来分析美琪和罗望的关系。不过这里我更关心的是，为何这种关系会以学校话语的形式呈现。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性政治问题，因为用学校的话语来叙述社会生活、以学校内的关系来理解其他社会关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国家政治的层面，我们常常看到类似“以赶考心态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的说法。（这一话语在新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1949年3月北平解放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就曾有一段被称为“赶考对”的谈话。）在社会各行各业，“老师”代替了“同志”“先生”“女士”，成为我们对他人的敬称；近年一些高新企业还流行起用“毕业”来代指裁员的现象……类似的“学校修辞”也出现在这组小说的其他文本中，比如在《爆破游戏》里，当久别重逢的好友问起“你现在在哪呀”，“我”的反应是“突然木讷，像中学时回答数学老师的问题，将头脑里的信息一一列举，告诉她我所在的城市、工作”；面临感情的抉择，“我”想到的是10年前好友所传授的有关考试的心得：“首先，你应该给自己犯错的空间……”

何宁《进京赶考》

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伊万·伊利奇（Ivan Illich）注意到了美国社会的“学校化”：“现在，不只是教育，社会现实本身也已经学校化了……（人们）依赖于制度安排，都对自主行动投以怀疑的目光……对于制度性照管的日益依赖使他们产生了新的无能为力，即：心理无能、无力自我谋生……无论在哪个国家，学校的存在本身都导致穷人丧失了掌握自己学习的勇气与能力。”伊利奇批判的对象是学校教育制度，认为它形塑并“异化”了当代社会，这套制度本身是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体现，比如它意味着一切都是“可测量的”、它寻求“有计划”的“进步”等等。这些观点基本可以被其同时代的布迪厄一系列“再生产”理论所涵盖，不过布迪厄更为透彻地认识到教育机制是国家权力运作的重要领域，批判的对象不局限在学校本身。布迪厄看起来更为深刻，因为即便如伊利奇所愿推翻了学校教育制度，社会一定也会以新的形式进行文化资本和社会空间结构的再生产。但是伊利奇的观点仍然有其意义，因为他侧重的是当下学校制度及其所形塑的社会的特殊性。

这一新型“学校化社会”中，自我认同为学生或老师的毕业生们只能从残存的学校象征中获得意义，他们必须抓住甚至主动创造学校的碎片。《吃黄昏》和《爆破游戏》中，与“学校修辞”相应的，是直到小说的结尾两位主人公也一直没有走出精神上的“在校”状态。前者在丹尼尔严重过敏的时刻感到“自己似乎应该站起来，一起蹲在那孩子的身边”，面对蔓薇生死攸关的质问时选择了撒谎，而且很快她的思想便重新回到了“晚饭吃什么”的问题——与其说是她的工作，不如说是她的作业；后者终于解开了多年的心结，却又满心希望地试图重拾中学时代与黄子睿未能开始的爱情，而除了学生生涯中的三个好友以外读者看不到主角对其他任何人、事的兴趣。这两篇小说以外，其他几篇小说中的人物，他们或者数十年如一日地延续着博士阶段的工作，如《工作狂博物馆》中的申公雀；或者沉溺在学生时代的关系和创伤之中，如《猎人之死》《七伤拳》中的“我”；又或者从学生摇身一变成为教师，如《鹃漪》中的刘左峰，以及《夹竹桃有毒》中的阿敏。阿敏“十八九岁进入大学，以成人的状态一直在校园寻找自我，生活像一条单行线”，直至后来在大学外语系做了一名教师。她困惑于童年的家庭创伤，却始终以逃避而不是追寻其他意义的方式来组织自己的生活。除了母女之间最终达成的理解，我们看不到阿敏对人生其他领域的任何思考。做了教师的阿敏天真地以为仅仅是用阿拉伯语写诗以记录自己的生活感受，便能够开始“另一种学习和生活”，而事实正如她自己所想，这“另一种”仍是困在“校园里的”。阿敏通过“传授”的形式的确在学生的生命中扩大了自己生命的意义，但这种扩大对她自己来说是数量上的，而不是质量上的。正如她反复琢磨的那句阿拉伯语诗歌：“我的一秒是日久天长”，阿敏终将在校园中度过短暂如一天的一生。

二、小资产阶级美学理想及其内在的认同危机

学生身份对这一代青年为何如此有吸引力？它具体提供了怎样的自我想象？

这里我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诸如学生可以较少地承担社会责任和压力、相对更为自由等认识。这些不错，但还不够具体。我想追问的是，美琪这一代人在学校具体接受的是怎样的（文学）教育？《吃黄昏》对美琪的文学、艺术观念——认同的领域，给出了不少提示。在不眠之夜，美琪“突然憎恶起读过的那些书，她恨袁枚，恨梁实秋，她恨那些出自不会做饭的人之手一切理所当然的文字。文学里怎么没人写做完饭要擦灶台，吃完饭要洗碗，新年的时候要和在油烟机槽底金黄油脂里游泳的蟑螂搏斗”；一直以来，美琪试图以一种唯美主义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她把做饭这件她唯一的工作艺术化；有时她还要将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尽管这种哲学仅仅是几个流行名词的文字游戏：“存在是盐，虚无是糖，时间是胡椒，自由是代糖”；她毕业后曾做文学编辑的工作，也写小说，不过没能持续多久；她用“和文字捉迷藏”来形容自己的小说家生涯。很清楚，美琪所受的教育是90年代以来我们最熟悉的一种与商品经济结合起来的纯文艺教育——美文观念、文学艺术无功利、生活审美化、个人主义，甚至在她对各式调味料品牌的如数家珍之中，我们能够看到郭敬明的影子——这一教育的目标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美学理想，当然，是90年代以来基本去除了“五四”前后富于革命浪漫主义情绪与积极介入政治的行动力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美学理想，也即我们常说的“小资情调”。《夹竹桃有毒》中阿敏依靠写作有关日常生活感受的阿拉伯语短诗来寻找意义，《鹃漪》中花末长期在梦中建造充满想象力但难于落实的建筑，《爆破游戏》主角们话语中频频出现《西西弗神话》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些现象都昭示着小说人物与这一教育的密切联系。

这类教育基本上脱离了美琪成长过程中具体的生活经验。《吃黄昏》中的几个细节透露了美琪的出身。美琪家在浙江临海的一个村子里；母亲十几岁远嫁、离家打工；高中时那次台风，母亲狼狈地骑车送她去联考；美琪想念母亲曾做的“廉价”的姜汁核桃炖蛋，于是从各式碗碟中选了一个“朴素得像90年代国营厂下岗工人”的半旧搪瓷缸来制作，仿佛这样就能“成为妈妈”。从经济层面看，美琪是在90年代一种颇具普遍性的家庭长大的，父母是农民工，很可能曾下岗，一辈子生活在农村，没有太多能力，指望女儿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可以说童年的她和现在的她属于两个阶级。

学生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美学理想一直在召唤美琪，更为具体地构成了她的自我认同。这种美学姿态当然还包含着一系列生活方式及经济基础的想象，对于一个生于农村的孩子来说，这一切太有吸引力了，美琪的前身就是铁凝笔下的香雪。蔡翔在有关《人生》的讨论中，提到“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知识青年一种潜在的社会愿望”，而对作为一个穷困文学青年的高加林来说，实现这一愿望必须有物质支持；相对的，北岛《波动》中的杨讯（知识分子干部子弟）只需要完成世界观的改变就可以得偿所愿。值得思考的是，成为小资产阶级之后又怎样？《吃黄昏》中的美琪实现了阶级跃升，她从高加林一跃成为杨讯，终于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做她的小资产阶级了，现实和认同似乎终于重合了起来。但为什么她仍然感到不满、感到失败？

第一，手握经济和文化的美琪，仍然不能完全将自己认同为一个小资产阶级。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从一种具体的、微观的身体实践的角度，观察了一类“奖学金男孩”，这些头脑聪明、通过学校认同了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工人阶级子弟，在走向社会时将会发现自己并未真正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当他认识到相貌以及上百种言谈举止的习惯能够天天‘让他露出马脚’之时，他感到信心不足。”而这一身体实践的领域，后来被布迪厄用“惯习”（habitus）概念来涵盖。霍加特指出，“奖学金男孩”这类青年人将同时是两个阶级中的异类，他是孤独的，无法寻找到自己可以归属的共同体。从许多层面来说，美琪都很像是这样一个“奖学金男（女）孩”，考试对她来说意味着的恰恰是她最引以为豪的能力，她在考试中获得过最为“公正”的对待；她注重身体的细节，准备好奢华的晚宴后，她的打扮依然一丝不苟；她用“国内带来的”便宜的美甲，却欺骗中超老板娘是在越南人开的美甲店精心做的，正如奖学金男孩常常“意识到他那肮脏的指甲”。正是在这一“惯习”的领域，美琪始终意识到她与她的认同之间的距离。

第二，时代发生了变化。美琪失败感最集中的场景，就是小说的主体部分，夫妇俩宴请同学的情节——一次同学聚会。这种同学聚会不可避免地是个人身份冲突的场所，它常常引发身份认同的危机，即精心构建的个人身份与社会普遍的成功标准之间的冲突。就是在这个场景中，美琪的认同经受了一次考验。蔡翔提到高加林的形象暗含着小资产阶级向中产阶级转化的主题，这一过程中知识、高雅文化要让位于实利。的确，美琪所处的语境小资产阶级的文化已经不再那么流行，日益兴盛的是中产阶级的文化。两个阶级很相似，因而两个概念常常被混用，但是两者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文化。中产阶级文化意味着成熟、可靠、拘谨、克制、安分守己，包括对正统机构发布的文化经典唯唯诺诺，90年代以来的小资产阶级文化则意味着优雅、孤独、感伤乃至冒险等一系列不无浪漫主义色彩的倾向。以这一分歧为前提，南帆同样认为当下“那个似乎患有文化神经质的‘小资产阶级’终于回到了中产阶级”。在美琪的身上发生了时代的错置，当她终于可以将自己完美地嵌入学生时代镜中的理想形象，却感到这个形象已经不再那么诱人。家中的客人和丈夫不谈论文学，也不觉得她端上来的晚餐之中存在着某种有待欣赏的艺术性。他们谈论的是“高频交易、调用关系、设计文档和执行交易比，然后是离他们也很远的枪击案、中期选举和俄乌冲突”——中产阶级喜爱的符号。当然，还有同是家庭主“夫”的何一凡“不经意间”透露出的财富自由。同学聚会以这样的方式暗暗嘲讽了美琪的认同。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小资产阶级的美学理想本身就内在地蕴含着一种自我瓦解的危机。美琪形象的一系列文学原型，最终要追溯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出身富农家庭，但在修道院接受贵族式的教育，在生活中追寻浪漫小说的情调。有论者称包法利夫人为“小资始祖”。此意义上的“小资情调”，是指对不属于自己生活的贵族和资产阶级文学的执拗，而美琪的美学理想则可以说是对于此一“小资情调”本身的执拗。包法利夫人身上有福楼拜自己的影子，萨特认为，福楼拜的纯文艺观念有其社会历史来源，福楼拜既不愿面对19世纪工人阶级这一读者公众的崛起，又看不起老派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他只得通过宣扬超阶级的普遍价值来解脱自己面临的读者分裂的窘境。布迪厄用他的文学场域理论来修正萨特的看法，他认为福楼拜小资产阶级式的“为艺术而艺术”是在与那个时代法国文学场域中两种已经得到确立的文艺定位——“社会艺术”和“资产阶级艺术”——的区分中才确立的，也是那个时代文学场域向中下阶层开放、而权力场域依旧封闭这一社会情况的产物。福楼拜的纯文艺观念最重要的特征是必须通过否定的逻辑来确立自己，它既不认同平民（因为实际上它追求权力），也不认同资产阶级或贵族（他们没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基础）。在文艺思想上，它认为所谓的现实不过是经由集体保证了的幻象，它实际上无法信任任何“真实”，因此它自身所发明的所谓艺术性的“真实”，也只是另一种幻象，无法被自身认真对待。所谓的“浪漫人物”，就是这些无法“认真”的人，他们“不是像人们所想的那样，为了逃避现实，在想象的世界里寻求逃避，而是因为他们像弗雷德里克一样，无法认真对待现实……弗雷德里克最终没有投身到社会世界产生的任何游戏之中。他的包法利主义的根源在于他无法认真对待真实，也就是认真对待所谓严肃游戏的赌注”。

美琪的失败就蕴含在她的认同之中，小资产阶级的美学理想不能提供一个足够坚固的认同，它毋宁说是一种“自反”的认同。小资产阶级有关个人主义的那种自我想象建构了她、安慰了她，同时也限制了她。她曾经写小说但后来无以为继，绝非单纯因为没有闲暇，而是她已无法写作，她的文学创作从内部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她拒绝承认任何坚实的现实，也拒绝获得任何确凿的意义，因而失去了应对现实、建构现实的能力，只能依靠不断地幻想和怀旧来麻醉自己。面对认同的危机，美琪从没想过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共同体，也根本上拒绝新的认同。她必须一次次用“学校修辞”来补偿自己的缺失，来不断地强化她既有的认同，以此抵抗小小餐厅内的、以及生活中随时可能出现的“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她时刻对这个自我抱有深深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美琪的故事展现了当代“失败青年”之所以失败的文化逻辑。

三､返回家庭的感伤青年：“怀旧模式”与认同的去共同体化

美琪的认同困局还包含第四个层面，即她的生活空间也发生了变化。认同本身不是单维的，美琪现在身处异国，除了阶级文化认同以外，她还遇到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不过这一层次在小说的叙述中被放置在了一个与其重要性不相称的位置。这一文本形式特征基本被《夹竹桃有毒》所分享。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这一形式意味着身份认同的去共同体化。

卢卡奇在对《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的分析中，强调作为一种综合形式的成长教育小说中主人公的“相对性”，即主人公必须借助共同体（在小说中具体指的是塔社）的力量，“个别人物通过命运的这种共同性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主人公要抱有“对共同命运和生活塑造的可能性之信念”，才能寻找到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与世界达成和解。在这个意义上，歌德所塑造的威廉·迈斯特构成了卢卡奇成长小说范式中一个典范性人物。威廉·迈斯特不是直接孤身面对辽阔而抽象的外部世界；迈斯特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面对的是一个有层级结构的社会，这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成长路径。进入塔社后的迈斯特保留着对于“纯正人性”等私人领域层面的认同，甚至可以从这一基础出发认识到塔社压抑人性的局限性；同时又视自己为塔社的一份子，将个体自我发展的理想与塔社公共政治的理想统一起来。迈斯特的命运，喻示了“马鞍时期”德国市民青年走出私人领域进入公共生活、建设以平等为基础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历史。

相比之下，《夹竹桃有毒》《吃黄昏》则完美地、病理性地展现出一个相反的过程。《吃黄昏》内置了一层国家之间的（精英阶层的）文化冲突问题，具体地体现为对饮食的不同认知等。这篇小说鲜明地以民族国家符号作为开头——“长岛的豪华康斗比他们从前在波士顿住的老旧哈佛宿舍高档许多……不会在公共空间里积起那种一瞬间就能向来客通报‘这幢公寓里住着中国人’的饭菜香味”，但在叙述过程中，这一冲突被放置在家庭内部来处理，从而逐渐被降格为感情的冲突。小说的叙述引导我们关注美琪的内心，关注她与罗望之间的性政治。但是，即便夫妇感情十分和睦，罗望充分尊重、欣赏美琪的厨房工作，矛盾也不能解决，因为多年封闭的生活，美琪始终无法适应异国的生活和文化，美琪在待客的餐桌上不是出丑就是失语。那瓶地道的姜汁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像丹尼尔这样的美国孩子（对少见于西餐的姜过敏）会丧命在她精湛的厨艺之下。小说叙述用细致的家庭和情感的冲突，逐渐规避了对这一民族国家文化冲突的探讨，使其被完全理解为人的对立面，异质于人、控制着人，人所愿唯余从这一秩序内部拯救自己，对秩序本身的施力则完全不可想象。由此，美琪所处的语境不断从公共领域退向私人领域，取消了共同体认同及行动的可能性。

这一点在《夹竹桃有毒》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小说内在逻辑的起点是弗米前半生的悲剧，而这一悲剧的原因就是民族间的文化冲突。弗米是藏族人，却私奔到甘肃与回族情人结婚成家。婆家马氏家族和邻里常对她指手画脚，认为她“野蛮”。文化冲突也直接造成了女儿阿敏最初的悲剧：她上幼儿园之前，有次和其他小朋友一样穿上了学经堂送的白纱裙，和弗米起了争执，无奈之下弗米“抽出一条红色的云纹腰带系在阿敏腰间，又在腰带上浓墨重彩地挂上去一些饰品”，而阿敏又拒绝了这些，终致弗米的毒打。这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童年创伤——二十多年后她与弗米的和解，必须经历对此一创伤的修复：跟随母亲入藏后，她看到这里的小孩“都穿缎子滚边的小皮袄，腰间配红腰带，腰带上缀满银元样的饰物。阿敏一下子呆立在原地，原来曾让她挨打的红腰带竟是弗米说不口的乡愁。”这里弗米的乡愁恐怕不仅是民族地方性的，还存在宗教方面的原因，因为阿敏幼儿园时的白纱裙是“学经堂”送的。

但问题是，这一创伤终究只能得到部分的修复。因为白纱裙事件之为创伤的意义，绝不单纯体现在它对母女关系的影响上，它带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弗米的肢体暴力对阿敏来说，也不单是一种精神上的恐怖，而是意味着对话的缺失，由此一种交往的挫败感深深埋在了阿敏的无意识中。长大后的阿敏是一个内心丰富而少言寡语的人。在巴赫金、拉康等许多语言学、哲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理论家看来，主体性的形成就是对话的过程，个体的意识和身份认同是在与他人的对话中形成的，这一作为对话缺失的肢体暴力构成了阿敏的身份认同的最初困难。更重要的是，小说有意识地写道：“素白的纱裙，跟大家一起穿着，再一起玩耍学习，那是很有参与感的。”对阿敏来说，弗米的这一惩罚意味着斩断了她刚刚萌生的某种共同体认同——不仅是对由玩伴构成的小共同体的认同，而且是一种典型的民族认同，尽管后者是小阿敏尚不能领会到的。这一创伤同时属于阿伦特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社会）和私人领域（家庭），但幼年的阿敏将它们一概理解为家庭层面的问题。

此后的人生中，阿敏每每将社会化过程的困难理解为私人领域的困难（比如她将学校生活理解为“无家可归”），故而致力于去修补她与母亲的关系，去补偿那个永远缺失了家庭温暖的童年，而无法意识到她在社会领域同样可怕的缺失。成年后的阿敏多次对衣着表现出特殊的关注，其中一次是在麦加圣地带祖母朝圣，“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人，同裹了一身白色戒衣”，而在人群过于拥挤的时刻，是一个高大的黑人信徒一边护住她们，一边“提高声音喊妈妈，以此提醒周围的人注意”。意味深长的是，这一显然本应将人引向某种共同体之发现的经历，却再一次反向地加深了阿敏对家庭的意识：“那一夜在米纳山谷的帐篷里，阿敏竟意外梦见了弗米。那高喊妈妈的声音一路伴着她，昏昏的，她便看见了弗米。”小说的结尾体现出了同一逻辑：叔叔马明良用挖掘机强拆经学堂、试图讨回祖父马万里当年捐赠的土地，那是地方上三四十年来几代人共同的心血，恰恰是马万里身上强烈的民族认同的体现，他曾对阿敏说“我们老回回是最重文化的”。而阿敏望着马万里，心中浮现的却是童年与祖父儿歌问答的温馨回忆。她又一次将事关共同体的政治矛盾理解为了家庭内部的情感矛盾。

回到小说的叙述问题。阿敏对母亲最终认同的场景，是静静欣赏弗米的衣着：“一身藏装，头上又扎着紫红色绉纱包头，耳边露出两个金耳坠子……吸收了回族构图的密铺饱满，又兼有藏族配色的大胆和奔放。它互相借用，把多元聚在自己身上，美得不近情理，却也和谐得无懈可击。”弗米的藏装隐喻了她身上民族文化冲突的最终解决。但我们要问，这一冲突是怎样解决的？

这一矛盾的解决，表面上依靠的是一个通达事理的“邻家阿娘”对弗米长年累月的悉心关照，整个过程发生在弗米逃离临夏这一矛盾中心、在临潭另起炉灶的时间里。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改变的只有弗米，我们看不到马家人的变化。这也几乎是小说结构的必然，藏人弗米孤身嫁入回族马家，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民族性别政治的隐喻，这一结构意味着文化冲突不可能被解决，只能以一方完全妥协的形式而被搁置。另一方面，矛盾的解决其实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条件，那就是被一笔带过的、从婆家继承来的“老宅子老铺面”。弗米引以为豪的养出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以及有余裕去“读书认字，学这学那”，对父亲的遗产毫不在意，等等，都建立在此基础上。富裕而闲暇的生活给了弗米远离冲突、逐渐改变观念的可能，这都是弗米融入当地生活、母女情感和解的必要前提。母女俩都意识不到这一点。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阿敏的弟弟和叔叔聊地产，阿敏的态度总是不屑一顾的，似乎她不知道自己在麦加多年的留学也要花钱。优越的经济条件解决了小说中大部分的矛盾，而这本身是十分偶然的，由此小说避开了当代生活最有难度、最具挑战性的地方。民族的嫌隙不知不觉就消弭了，家族在财富和宗教氛围中一派和睦，母女解开心结，一切都系于弗米的转变。这转变是如此的抽象，因为它被完全叙述为一种个人内心的力量。

在小说结构层面，小说将这种文化冲突放置在家庭内部来展开，随着故事的发展被转化为某种现代文化认同（知识女性）与传统文化认同（家庭女性）的冲突，既而又被最终降格为感情的冲突。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冲突也被去问题化了。弗米尚有条件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民族认同问题，而对青年阿敏来说，她的自我认同则完全是去共同体化的。她意识不到她本人就是母亲曾经对抗的那个共同体的一部分，以为自己一直是一个孤独的受害者；面对共同体一次次的召唤（麦加朝圣的经历、祖父对叔叔的控诉），她心中所念只有家庭和亲情；阿敏留学归国，与母亲和解，在高校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几乎已成为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然而认真的读者将会发现阿敏身上并无成长的痕迹，她已经被永远地困在了校园和家庭、无尽的童年时代中。

从社会退回家庭，从公共领域退回私人领域，这种身份认同的“去共同体化”在其他几篇小说中也有所体现，在小说形式上则相应呈现为“挫败的发生（青年时代）——创伤的追溯（家庭生活、童年时代）——寻求疗愈”的“怀旧”模式。在《爆破游戏》里，“我”被童年时代同伴的“恶”间接导致的真正的恶性事件所困住，成年后事业和情感都不尽如人意，结尾则为获知了曾爱慕的小伙伴的联系方式而感到一切似乎有了希望，这希望当然是无力的，它无法指导“我”应对当下的矛盾；《七伤拳》里的“我”直到结尾也没能跨越重组家庭所导致的童年创伤；《猎人之死》里的“我”多次相亲失败而后又被女同学欺骗，萦绕心头的却始终是童年玩伴的死亡；《拘鼠术》里的“我”情场坎坷，原因其实正是家族史的悲剧以老鼠的形式阴魂不散。后两篇小说，也不谋而合地选择以怀旧的、带有寻根文学色彩的传奇故事与当下的低欲望的、挫败的情感生活组织成双线结构，并用前者的惊奇掩盖了后者的颓靡。几篇小说中，青年在社会关系、亲友关系、恋爱关系之中永远被挫败，造成这些挫败的原因则被归结于某种久远的创伤，而非当下生活中切近的他者。由此几篇小说都携带上浓厚的怀旧情绪，“成长”变得不可想象。这或许就是这几篇小说叙事迷宫之下隐藏的精神真实。

金理在对当代文学“青春消失”现象的讨论中，注意到“归趋家庭”的普遍特征，这一特征与五四时代“以出走家庭、挑战父法来定义‘新青年’”的情况截然相反。文学上“归趋家庭”的现象，与国家文化政策导向和思想学术领域对传统家庭观念的重新发掘有关。家庭固然能够作为社会与个人的缓冲屏障，从而有利于青年的成长，但如果不能进一步从家庭走向公共领域，家庭就将成为一个牢笼。家庭认同能否如塔社之于威廉·迈斯特，为当下的青年提供一个有层级结构的、可以展开实践的世界？在传统中国，具有类似功能的社会结构是家族，从家庭中走出的族人可以通过家族对地方乃至国家的政治统治发挥特殊的作用，体现为“族权”与“绅权”的结合等。但一方面，这一结构是以老者为尊的，青年绝无话语权可言，何况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青年群体是基于晚清特殊的历史语境才产生的，这一结构难以适合有着庞大青年群体、阶层的当代中国；另一方面，在晚清民国，这一结构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合理性，蜕变为一个压抑性而非生产性的社会结构，我们在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等诸多新文学作品中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这里的根本原因，恐怕是这一结构所依赖的“孝”与“忠”的转化逻辑失去了认同的普遍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归趋家庭”已经不可能了。在家庭之外，当代青年如何为自己的认同重新寻找到一个共同体的维度，或许正是“失败青年”的救赎所在。

四、结语：不散的宴席

几篇小说的这一“怀旧”模式，让人想到福楼拜《情感教育》的结尾，弗雷德里克和戴洛里耶从半生沉浮中撤退，爱情和事业都已成泡影，两人回忆起少年往事，1837年的暑假，他们捧着鲜花走进妓院，他们的浮夸和紧张遭到了妓女们的嘲笑。那是一次失败的经历，他们因此被人取笑了多年。此刻他们却说：“这是我们最美好的经历！”青年时代的弗雷德里克习惯于用幻想来拖延和逃避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看起来同样与这一少年时代的创伤不无关系，这一经历却极为讽刺性地构成了两人一生都未走出的精神家园。

我将近年叙述青年如何失败的当代小说，看作是中国成长小说的一种特殊类型，其中成长并非是在种种努力之后失败了，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出现。莫莱蒂在其讨论欧洲成长教育小说的名著中，将成长教育小说视为一种西方现代社会的“象征形式”（symbolic form），他认为青年就是现代性的本质，是一个在未来而不是在过去寻求其意义的世界的标志。作为现代性本身的青年总是在寻求青春的无限延宕，乃是现代性“无形式性”（formlessness）的体现。导言中莫莱蒂特别提到《情感教育》，认为弗雷德里克的身上所体现的就是这种想要无止境地延续下去、拒绝成熟（成为确定形式）的现代性的体现。④部分地参照莫莱蒂，宋明炜提出了“中国成长小说”的概念，从《倪焕之》到《青春万岁》，青春尽管仍然体现出强烈的解放性的活力，但将青春依照民族复兴的历史愿景进行“构型”的冲动同样强大，两条线索构成了成长小说“无法被驯服”的形式。而在对70后小说青年形象的批评中，他认为当代文学的青年呈现出“被动成长”的特征，与前几代人不同，这一代青年除了嘲讽和自我嘲讽之外，没有表现出青春之“无形”冲动对于历史之“构型”冲动的抵抗。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微纪元》，更是典型地塑造了一种永远幸福的孩童式的新人类形象。而从80年代至今，正是一段旧有的认同崩溃、新的认同混乱而又缺失共同体维度的历史时期。这也是本文意在考察认同问题的原因之一。

本文所关注的8篇小说，那些逡巡在校园、家庭、幻想中的青年仿佛置身一场恒久不散的宴席，青春的“无形式性”并未出现在其内部，因而的确站在了宋明炜所批评的“被动成长”与金理所说的“青春消失”现象的延长线上。这些小说中的青年并非失败，而是一开始就从未出现，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失败，某种我们所期待的主体性似乎看不到任何从历史中发生的可能性。在此一现象之所以出现的众多原因中，认同层面的因素可能是第二位的，却是决不可缺失的重要一环，也是文学最能够展示其独特力量的领域。从种种失败中当代文学能否重塑一个参与到历史之中、获得普遍认同的青年形象，或许不仅要依靠外部现实的转机，还要依靠文学自身的能力，如阿甘本所言，那种“感知当下黑暗的同时把握那注定无法抵达的光线”的能力。

（本文原刊于《上海文化》2024年12月号，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