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小说专辑
《夹竹桃有毒》（丁颜）简介：
小说中的母亲弗米是藏族，年少好奇外面的世界，私自从深山峡谷跑出来，嫁给了回族商人。从藏区到另一个地区，生活换了环境，文化有隔阂，语言不相通，日子自然难过。苦熬好几年，负气搬离婆家时，女儿阿敏被公婆留在了身边。跟随祖父祖母长大的阿敏，常觉得没有得到过母爱的眷顾，对母亲一向感情冷淡，成人后又为逃离母亲，跟随姑姑杏德出国留学，杏德抱怨弗米像一株夹竹桃，叶子不似叶子，花不似花，一辈子活得别别扭扭。阿敏心里泛起涟漪，在回忆与现实中觉出一些事情的艰难，她尝试去理解母亲，却发现家里的所有人，姑姑、祖父祖母，包括自己，其实都跟母亲一样，都因某种缘由，远离原生的土地，又拼命适应新的土地，一日一日看似安稳祥和，但扎根在心底里的一些东西，立不起又放不倒，就凄凄地晃着，让人似一株矛盾而倔强的夹竹桃。
《收获》书评 · 259
诗意的抵抗
——读丁颜《夹竹桃有毒》
苏涛 冯江丽
《夹竹桃有毒》是丁颜新近创作的一部小说。在这篇作品中，丁颜延续了她的冷峻与锋利，古典与幽微。她以青藏西北少数民族自治州为故事背景，通过阿敏和弗米的生活经历，展现了甘肃临潭与临夏两个地区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差异，同时关涉到女性议题。小说以阿敏的归乡之旅开篇，继而沉入回藏交融的家庭关系，以及弗米作为异乡人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展现了作家在日常生活中挖掘文学深意的才情，在疼痛与尊严之间，完成了自己对于“边缘”的立场与态度。
一、纠葛的日常
在《夹竹桃有毒》中，小说大致有明暗两条线索，明线以地理空间为横切面，展现了多民族聚居地区，家庭生活中婚姻、信仰与习俗等方面的纠葛与联结；暗线则以历史时间为纵剖面，集中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给民族地区带来的生活条件与思想观念的变化。
小说在叙事语言上颇具特色，以多变的句式、娴熟的比喻及巧妙的意象牵连全篇，平淡不失韵味，简单不失深意。尤其是“夹竹桃”这一隐喻的使用，给读者提供了进入小说深层内涵的通道。
夹竹桃叶子像竹叶，花又像桃花，耐旱不耐寒，在具备观赏性的同时亦有药用价值，但全株及汁液又有剧毒。最初，小说借由姑嫂妯娌的口，将远嫁而来的弗米比作夹竹桃，暗含其别扭沉默的个性与高原红的肤色。后来，阿敏又将中年的弗米比作夹竹桃，“阿敏想，其实此时的她才更像一株夹竹桃。童年的出生，少年的滋味，皆是被动，皆不能作数……这是她生存的智慧，也是她自保的毒药。”
一方面，夹竹桃作为一种“两不像”的植物，可以看成是弗米早期性格与生存状态的象征；另一方面，夹竹桃融合了竹子与桃花两种特色，正体现了其吸收和融汇的能力。阿敏用它来形容中年的弗米，正是因为曾经的弗米就像一块干瘪的海绵，在岁月中吸纳了回藏民族的多元养分，年少莽撞轻率的个性也慢慢变得平滑圆润，如今的弗米则能坦然接受与面对生活，变得更加坚韧与豁达。
在故事的讲述中，丁颜运用顺叙与插叙相结合的方式，从阿敏留学归来写起，中间插入了阿敏对儿时的记忆，母亲被孤立，自己被抛弃，父亲意外去世等情节。小说同时围绕弗米与阿敏从破碎到修复的母女关系，探讨了有关原生家庭、婚姻观念、婆媳矛盾、民族交融等社会议题，凸显了“交流”的重要性，关涉到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隐痛与挣扎。在显线叙事之下，还隐含了对民族地区现代性的思索。
弗米多年后归藏处理遗产事宜，见证了西藏的现代性进程：以机场和隧道为代表的现代交通打破了弗米记忆中需要滑索道才能出入峡谷的记忆，开发的景区和来往的各地游客打通了西藏与外界的交流，也缩短了游子归家的路途。
在临夏，以马万里、马明心、马明良为代表的男性，在家庭中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实现了从跑长途运输的体力劳动到坐办公室的脑力劳动的转变，而随着转变带来的还有对利益的追求。当马明良将父亲捐出建经学堂的地皮卖给地产商，这令马万里心痛不已，曾经让他骄傲的“保持自我且绝不反复”的土地，在马明良的操作下走向了世俗化。这无疑是丁颜知识分子式思索反复探寻的问题，现代文明裹挟下的传统村落到底该何去何从？旧一辈所坚守的价值体系该如何被年轻一代珍视和正视？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之间，丁颜想抓住的，是那些超越世俗的永恒价值，这使得她的日常书写充满了一种形而上的纠葛。
二、空间的张力
“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等地域文学现象无疑是当下学界关注与讨论的热点，在此背景下，从小说集《烟雾镇》到《雪山之恋》，丁颜立足于西部青藏的书写无疑为地域文学提供了一种来自“边缘”的活力。《夹竹桃有毒》延续了这一地域性写作，小说通过临潭与临夏两个临近的场域，建构起具有互文意义的地理空间，空间中的人物由相遇到离别，其表层的地理空间与深层的人文空间在对照中形成张力，从而生发深层意蕴。
小说提及了两次搬迁，第一次是马万里夫妇，他们因为临潭高寒潮湿，马万里又患有肺病，就举家搬迁到了临夏。在他们眼中，临夏人情温婉，无论在气候上还是人情上更适宜他们生活。第二次是马明心夫妇，因为闹分家，被迫从临夏搬回了临潭。相比于临夏，临潭似乎更适合弗米，“再看弗米，到了临潭，反而像是到了一个能托举和滋养她的地方，眉稍眼角，暗换了芳华，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而且还是上进的，天天跟巷子里的一些女人一起去经学堂读书认字，学这学那。”在临夏时，弗米一直是拘谨而沉默的，处于一种被围观凝视的状态。可搬到临潭后，弗米肉眼可见地富态和从容了，她从前身上某种坚硬的东西不知被什么给软化了，这种转变令阿敏惊叹不已。从地理空间来看，临夏是回族自治州，临潭则地处藏族自治州，而弗米本就是藏族人，临潭的地理环境、生活习俗自然让弗米觉得亲近和放松。另一方面，弗米作为外乡人在临夏始终感觉隔着一层，她的与众不同常被邻里妯娌取笑议论。而临潭的邻居阿娘“当知道弗米是从藏区来的，是沉默笨拙的离乡人后，就常常把弗米当亲戚一样对待着。”左邻右舍把弗米当做自己人，分享食物、讨借用具、互相谈天，给予了弗米足够的信任。这样一个在地理空间上接近藏区，在人文空间上和谐美好的生存环境，自然对弗米有疗愈和滋养的作用，弗米的转变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临夏与临潭这两个地理空间背后，还存在某种人文空间的对照。临夏相较于临潭，首先在气候上更宜居，其次是“人情温婉”。临潭苦寒多雨，作为与临夏相对的地理空间，其人情应是“野蛮”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弗米来到临夏，姑嫂妯娌间的闲言碎语就没断过，作为一个外乡人，弗米总是显得格格不入。阿敏从沙特回来时也被一群姑嫂姊妹簇拥，问这问那，索要礼物，这些温婉软甜的临夏方言在某些时刻却像蜜蜂的尾针。而临潭虽然高寒潮湿，但更适宜弗米，邻里关系也更简单和谐。弗米在临潭生活了十多年，在邻居阿娘的教导与感染下，从先前的沉默拘谨到健谈从容，从保守顽固到逐渐通情达理。因此，从弗米的转变来看，气候温暖的临夏，人情却是淡漠的；气候高寒的临潭才是真正的“人情温婉”。
马万里曾将甘肃与临夏作对比，“某种程度上，甘肃是最典型的传统中国——一辈接续一辈，生得侥幸，死得随意。而临夏不一样，它是两条寂静的鱼并排在一起的马背，单枪匹马，屹立于黄土高原，岁月的饲料倒进它的马槽里，被它悉数咀嚼下去，绝不会再返回嘴里再咀嚼一次。”这也是马万里从临潭搬迁至临夏的原因之一。
在这里，甘肃也可理解为临潭，马万里认为甘肃（临潭）的历史是反复循环的，而临夏则是一种“保持自我且绝不反复”的姿态。也就是说甘肃（临潭）在马万里眼中是保守封闭的，而临夏是开放进步的。但事实却与之背道而驰。
从弗米这个外乡人进入临夏不被待见，而在临潭被邻里接纳来看，临夏与临潭恰好相反，它不够包容，甚至是封闭的。从马万里期望儿女多读书有出息，可大儿子马明心子承父业跑长途，二儿子马明良只想挣钱，甚至将父亲捐赠用来修经学堂的地皮给掀了来看，一切又回到原点，子女们走出去又走了回来。而弗米的两个儿女统统都走了出去，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
至此，临夏的地理空间与其背后的人文空间形成小说叙事空间的内在张力，临潭打破了人们的固有偏见，它并不保守，反而是开放包容的，真正保守落后的是临夏，就像小说结尾的那首童谣“没完没了的答案。是答案吗？不是，那不是答案，那是不醒的意识，无数次轮回。”
三、情感的错位
错位来源于冲突又引发冲突，小说往往依凭叙事的错位进行情节的转换与内容的推进。孙绍振在《文学文本解读学》中指出“错位是指在同一情感结构中的人物拉开了情与感的距离。”
情感错位无疑是推动文学作品内在叙述的重要因素，小说《夹竹桃有毒》中的母女俩同样也存在情感上的错位。母亲与女儿的关系理应是亲密无间，坚不可摧的，但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出现各种误会和曲解，使得母女二人产生嫌隙或敌意。在《夹竹桃有毒》中，丁颜贴近生活，用真实的笔触写出了因年龄、经历和观念的不同所带来的情感错位，以及这种错位关系的波折与回归。
小说中的女儿和母亲在“不知道与不理解”的情况下产生了严重的心理与情感隔膜，原因就在于她们没能在同一个时空中达到有效沟通与相互理解。阿敏的母亲——弗米来自藏区，当年她与阿敏的爸爸——马明心私奔到临夏，全家倚靠马明心在外跑长途维持生计，只留下她这样一个外乡人与其家人相处，由于语言和习俗的不通，弗米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有了阿敏之后，作为母亲，她把生活的重心全给了孩子。阿敏三四岁的时候，弗米每天不厌其烦地给她梳满头的小碎辫子，并用红珊瑚与绿松石予以点缀；在阿敏执意要与同龄人一样穿素白裙子时，给她在腰间挂上浓墨重彩的饰品与腰带。这些源自藏区的穿着打扮自然令从小生活在甘肃的阿敏无法接受，弗米的这些行为也打破了孩童想要融入集体的趋同心理。后来弗米得知母亲去世，想带着孩子回去奔丧却被马老太阻止时，年幼的阿敏也无法与她共情。随着婆媳矛盾的加深，弗米与马明心决定搬到临潭生活，却唯独将阿敏抛下。这一桩桩、一件件，使得母女之间的关系越发疏远，相互之间的关心和爱得不到正常地表达。正如小说所描述的“后来在阿敏心安妥帖的童年回忆里，只有马万里马老太以及家附近的红园，没有弗米。”也即是，对阿敏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爱是缺席的，甚至母女关系是别扭和僵化的。即便是后来阿敏回国，弗米好心给她买衣服，却不会好好表达，引发一场激烈的争吵。可见，在这种母女关系中，母爱的传递是单向和模糊的，阿敏无法准确地接收到弗米对自己的关心，因此，母女之间的情感是错位的。
这种错位的情感随着时间终会复原与回归。就像多年后，阿敏慢慢懂得了弗米作为一个藏族女性，只身来到陌生的地方，穿着打扮与生活习俗不被认可，甚至被取笑的悲苦与心酸；在设身处地的思考后，理解了年轻的弗米将自己视为她的支撑与寄托，她却选择站在马老太一边时的无助；跟随弗米回拉萨，在林芝看到舅舅的小孙子被母亲扎满小辫子，腰间佩戴银元样的饰品时，明白了“原来曾让她挨打的红腰带竟是弗米说不口的乡愁。”也是在彼此的埋怨中，阿敏才得知当初弗米不是主动抛下她去临夏生活，而是由于马万里和马老太的不信任造成了母女分离。这些曾经不被理解的往事与被遮蔽的事实，是横在母女之间一道坚硬的墙。由于年龄的代沟以及缺乏平等有效的沟通，阿敏和弗米互相误解，甚至互相伤害。而当阿敏长大成人，经历世事后，对家庭和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她开始重新思索与母亲的关系，并在心理上逐渐回归。她理解了从前弗米的种种行为，也能体味她作为一个外乡人所承受的痛苦和初为人母时的局促不安。那道曾经横在母女之间的心墙瓦解了，母女之间的错位关系得以恢复，情感也更能通畅地表达。
在这段亲情的疏离与和解背后，实际上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冲撞”，在丁颜看来，如何弥合由于“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并填补由此引起的情感错位与心理创伤，文学似乎是现行的一剂解药。《夹竹桃有毒》无疑是一篇极具作家个人创作风格的力作，延续了丁颜对于民族传统与现代转型的微观透视与忧思探寻，在她的身上，蕴含着一种对于西部日常的精微旁观与精神烛照。“弗米与阿敏”则构成了一对隐喻，在边缘处彼此依存，就像俄国白银时代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写给女儿的诗：“在严酷的未来，你要记住我们的往昔：我是你的第一个诗人，你是我最好的诗”。
作者简介：
苏涛，文学博士，宁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冯江丽，宁夏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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