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等120送我爸转院。
从8点40等到10点50，节前最后一天，救命车的需求单子排到一百多号，再加上我们是医院到医院，默认救治风险小，没有特殊排位，但对方医院床位不等人哦🙄，看到刚送病人过来的救护车司机，不就是上周一送我们从瑞金来的小伙儿嘛，立马把他拦下，跨区单跑不跑，立马就走！
没想到啊，有一天，还能刷这个脸。
中国的医疗事业和法律事业，都走出了和世界其他国家很不同的发展路径。
你可以说学医学法的在中国很苦逼赚不到钱，限价和公益援助保证全民享受尽量公平专业服务的同时，难以让医生和法律人享受到与付出同价的收入，而同时，你也可以说学法学医的在中国很爽能赚到大钱，那些黑幕故事下的暗收入，那时代红利给予的高回报。
这两极端的同时存在，让医生和公检法律师们，一边享受着赞誉和崇敬，一边又备受挑剔和指责。
医疗、法律、教育、公共服务。。。这些既有私有属性又有公共利益属性的服务，天然充满着争议，不同阶级享受服务公平性的争议、专业覆盖面的争议、定价的争议、国家财政支持偏向的争议。。。
总之，人人都有享受医疗服务和法律服务的权利，这一原则是公平的，然而，享受到的权利大小，以及如何衡量权利之经济价值，这点必然是不公平的。
于是，赋能、优化、改善，甚至替代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
2024 年 9 月，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三部门重磅发布通知，拟允许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福州、广州、深圳和海南全岛设立外商独资医院（中医类除外，不含并购公立医院）。
法律端，不受律协规制的法律咨询公司，在备受诟病和谩骂的同时，疯狂扩张攻城略地，好似律所律协的那些抵抗和投诉，只是隔靴搔痒，好似在时代大趋势下，反对只是噪音。
法律咨询公司之外，还有AI赋能下的客户自助服务，到底算是对专业律师服务能力之外的补充，而是替代？争议越发激烈。
作为消费者，我最近有一个感悟。
当老父亲严重到生死未卜的时候，一根筋地就想往瑞金和中山送，求爷爷告奶奶也要送进去，期盼着全国顶尖的优秀医疗资源能够救他一命，钱不钱的，完全没有想过，如果红包有路子送，一定会送。
当老父亲稍微稳定一些，每日高昂的ICU费用和24小时陪护压力下，我也动起了转院的心思，去到更具有性价比的医疗资源那里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老父亲身上管子都拔掉的时候，我开始寻思着能不能从特需病房转到隔壁普通病房去，能不能从市中心的医院转到家门口医院去，这时，200元每日的病房费用差，4小时每日往返的路程，就能催生我的各种小心思。
人的预期，是动态变化着的。
消费者对于服务的估值和体验，也是动态变化着的。
对于法律服务的估值定位也是如此。
经济下行期，买单方的预算支配能力下降，只有关乎生死的刑事法律服务不受到影响，民事和商事法律服务面临着残酷的竞价和比价。
这时，对于普通民众，“亲善廉价”的法律咨询服务，自然比“高冷昂贵”的律师服务来得更有性价比，而对于专业公司法务，“随叫随到超低价”的AI法律助手，是不是也比“响应不及时动不动就小时收费”的真人大律师，更有性价比。
所以，法律咨询公司和AI，对于律师行业的影响，不管是赋能，还是替代，都是必然的结果，无关乎你喜不喜欢，接不接受。
而且，更为残酷的是。
即使有73万律师，有200万法律咨询公司的人，有没有边界的AI，实话说，还是无法响应民众对于法律服务的需求。
那些被告追索不到一丁点儿资产赔付原告的案子，那些法律关系不复杂但债权债务关系极为复杂举证还不能的案子，都是些法律咨询公司都不愿意，AI没实力理，律师更是避之不及的法律服务需求。
这样的案子，原告们只能指望着国家来救他们（显然很不现实的期望），只能指望着律师活不下去了愿意连这样的案子都风险代理（显然这也很不现实很不合理），甚至只能指望着被告中彩票有钱还债（显然这都不是希望了，而是奇幻）。
身处有限资源的争夺漩涡之中，无论是医疗资源，还是法律资源。若秉持绝对的公平，那人会发疯，即使相对的公平，也可能仅限经济发达地区而已。
在现实不公面前，麻木和妥协是最常见的，家属、医生、甚至病人自己都会放弃，律师和当事人也大多选择折中方案。
可能，唯有那些极为特殊之人，才会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心中的执念。
你说小镇做题家而已，你说过度医疗盈利目的也罢，你说虚假营销过度承诺无法交付，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