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语: 2024年9月21日至22日,由中国鲁迅研究会、西北大学主办,西北大学文学院和《西北大学学报》联合承办的“中国鲁迅研究会2024年年会暨纪念鲁迅西安讲学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大学召开。会上,西北大学“鲁迅纪念室”正式揭牌。作家贾平凹出席会议并讲话。有感于贾平凹文学创作对鲁迅散文小说创作的传承与发展,冯望岳教授赐稿《鲁迅与贾平凹文学创作比较研究》。本公众号平台特将冯教授的比较研究成果和贾平凹先生的讲话全文编刊以飨斋友。刊发教授文稿时本斋主略作编校删改特此说明。
鲁迅与贾平凹文学创作比较研究
文/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冯望岳
贾平凹是一位自觉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学巨人。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爬梳与探究鲁迅文学世界对贾平凹创作的启迪和影响,抛砖引玉以引起广泛的注意并求正于同侪和方家。
贾平凹是自觉地整体性深受鲁迅先生文化思想、文学创作的启迪和影响的学者型当代文学大家。在50年文学道路与创作历程中,贾平凹自觉地成为以儒、道、佛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审美性智慧和直感性文化艺术精神的真正传人,又是鲁迅思想与创作的真正传人。
鲁迅创造现代民族文化的基本构想和原则;创造民族新文艺的“拿来主义”志趣与态度;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当代现实生活题材和立人文学母题;全球眼光和人类意识的启蒙现代性与民族至上、人民本位之审美现代性有机结合、符合民族文化性格和审美心理习惯,以隐喻象征意象含蓄写意的艺术方法;以及强烈的自我解剖、自我忏悔意识等,对作家贾平凹产生过深刻影响。
贾平凹首先触摸并深受影响的是鲁迅及其文学世界。
1972年春,刚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的贾平凹,即在西北大学校刊上发表诗作《相片》,并开始勤奋的文学写作生涯。20世纪70年代,鲁迅创作阅读与研究是一门手可热显学。西北大学是鲁迅先生1924年暑期西行讲学之地,全国鲁迅研究的重镇,其既有单演义、张华、蒋树铭、鲁歌等教授为首的教师队伍,又有誉满神州的《鲁迅研究年刊》编辑出版。同时,矢志献身于人民文学事业的贾平凹在西北大学求学期间,摸熟、读懂、探究着鲁迅思想文化主张和文学创作,并自觉地站在文学巨人、现代中国文学之父鲁迅的肩膀上。鲁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都是自觉而忠贞不渝地坚持中华民族本位、传统文化艺术本位的拿来主义者。
早在20世纪初《文化偏至论》一文里,鲁迅先生就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创造新的现代中国文化,务必“外之既弗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1934年,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主张: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立足创新国民精神和民族文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运用脑筋,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占有,挑选”人类一切“有养料”的思想和文化艺术资料。
贾平凹不仅是从鲁迅思想与创作中吸取和获得自觉而沉着、勇猛地占有、鉴别、批判、继承创新智慧的“拿来主义”者,而且是从鲁迅思想与创作中吸取和获得自觉而坚贞不渝地遵循并践行鲁迅民族文化现代转型的总体原则和路向的高强责任心和使命感,推进“外之既弗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结合的民族文学的创造者和建设者。贾平凹既是鲁迅100年前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疾声呼唤的“自觉勇猛”、“刚毅雄大”、“强怒善战豁达能思”、“作至诚温煦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的“精神界之战士”,又是延安“鲁艺”走出堪为鲁迅为首“精神界战士”谱系中,孙犁在40多年前所热情激赏的具有“净化的向上的力量”、“对个人意识的克制”、“对时代献身的感情”、“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高洁情操,“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忍受得污蔑和凌辱”的文艺界“坚定的战士”!
贾平凹是自觉地整体性深受鲁迅先生文化思想、文学创作启迪和影响的。如果说鲁迅从南京而日本“求学十年”,由《天演论》始“别求新声于异邦”,发表《科学史教篇》、《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等文,沉思与洞察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现状、通弊,探寻“致人性于全”的人类社会发展之正途达道。在辛亥革命失败到发表《狂人日记》的“沉潜十年”,辑录《古小说钩沉》中小说36种并作《序》,抄写《谢承后汉书》并作《序》,抄写《虞预晋书》、《易林》、《云谷杂记》、《石屏集》、《石屏诗集》、《嵇康集》、《谢氏后汉书补遗》、《沈下贤文集》、《出三藏记集》、《法显传》等古籍;购读佛学著作,购、辑、拓、抄汉碑数百种,研究金石汉字体史,以应付恶劣环境,亦以明志释愤。从回溯古代、吃透传统与沉入国民、认清现实的结合上,真正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精魂、现实基本国情、民族命运走向;从而活画出现代国人的灵魂。
贾平凹少年时代同样经历过家庭变故,体验过世态炎凉;在入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到成为专职作家的“面壁十年”,不仅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夸父逐日般执着、勇毅之志进行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创作;而且在细读鲁迅、废名、沈从文、孙犁等以体悟和承接现代文学传统,同时研读古代原典《老子》、《庄子》、屈原、苏轼、《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以体悟和承接古代文学传统;从而深入地洞察、参透了中国文学国情和人文国情。
美学家李泽厚认为以“体用不二、天人合一、情理交溶、主客同构”为内核的中国“智慧是审美型的”;钱理群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本上是一种感悟文化”。现代作家郁达夫曾说过:鲁迅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最伟大、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文学家”。“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犹如鲁迅“吃透”并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使其精华化为自我的血肉与内在精神,并从民族传统文化出发,来创造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一样,贾平凹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吃透”并吸取民族古典文化艺术传统和鲁迅现代文化艺术传统之精华,使其完全溶入自己的内在精神之中,成为生命有机体的组成部分,而又从“两个传统”出发,以非凡雄强的自我独立、自由精神力量和思想创造活力,创造丰硕繁富的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蕴籍着“民间理想主义”和“知识分子的启蒙声音”、追求国族并文艺现代转型精神立场、人文传统、人格理想的当代中国民族文学。在近百年中国文学史上,学者型的贾平凹才是以儒、道、佛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智慧和文化艺术精神的真正传人,才是鲁迅思想与创作的真正传人!
鲁迅的《呐喊》、《彷徨》中的25篇小说不独开创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农村、知识分子、都市及人力车夫、妇女儿童及青年诸多题材领域,而且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丰富了文学艺术方法,促使小说从启蒙与审美结合上实现现代转型。被文学史家誉称为“现代小说之父”、“现代中国文学的开山”。贾平凹的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题材领域相当宽泛,诸如《小月前本》、《浮躁》、《高老庄》、《秦腔》等农村题材及种田、水运、猎户、果农、铁匠、造纸、画佛;《废都》、《白夜》、《高兴》等城市题材及警察、作家、书画家、模特女、拾荒族;《极花》、《带灯》、《暂坐》等妇女题材及农妇、乡镇女干部、都市时代女性。犹如直面人生、执著现实的鲁迅创作小说都是民族本位的当代生活题材,即使写神话传说、历史题材的《故事新编》,也极富现实针对性和讽喻意蕴。贾平凹被文学史家们誉为“改革文学”暨“寻根文学”代表作家,在诸多部文学史著的“小说”与“散文”篇中都占一席地位。贾平凹丰硕而繁富的文学创作无不是取材于改革开放大时代中国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情绪。
当我们把《满月儿》、《腊月正月》、《浮躁》到《秦腔》、《带灯》、《暂坐》连缀起来,再加之表现出“文化大革命”的《古炉》、《我是农民》和表现民主主义革命艰巨性与残酷性的《山本》、《老生》等,分明就是一部极富民族文化特色和民间人文习俗情趣的“清明上河图”型百年中国的社会深巨变革之史诗!贾平凹分明是从鲁迅文学创作中“浙东乡土”情结与乡土叙事经验中受到启迪,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明确表示,务必在自家院子打井取水,保持自我创作个性特色,从而形成终生不渝的“商州意识”和“陕南情结”。鲁迅曾经说:侨寓异地的作者于现居地写出远方故乡的人事,“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
贾平凹是受鲁迅《猫和兔》、《鸭的喜剧》、《故乡》、《社戏》的启迪,创作《兵娃》中儿童题材乡土小说步入文坛的。贾平凹分明从鲁迅《狂人日记》、《故乡》、《白光》、《社戏》中“月光”之于人物塑造;老舍《月牙儿》、孙犁《荷花淀》中“月光”之于人物描写破译出某些文学秘符。贾平凹分明对“月亮”独有钟情:“慰藉以这颗灵魂安宁的,在其漫长的二十年里,使门前屋后那重重叠叠的山石,和山石上厚的明月”。贾平凹 所著《月迹》中这样写道: “我常想,我们这个时代,该是一个月亮的时代呢。月亮是美丽的;美丽的月亮照着我们所有的人,也给了我们所有人最多的情绪和最多的幻想了”。
于是,贾平未曾涉足“伤痕文学”,即开始《月迹》、《爱的踪迹》诸集诗性美文和《姊妹本纪》、《山地笔记》、《早晨的歌》诸集里青春题材中短篇小说创作。诚如费秉勋先生在《贾平凹论》里所说:“青春—爱情—事业—乡景”化合在一起,抒写纯洁、真挚而甜美的“田园牧歌”式爱情的颂歌,组成1977—1979年创作思想和艺术的主色调。1980年开始,贾平凹创作的《夏家老太》、《上任》、《山镇夜店》、《乡里舅家》、《年关夜景》等小说,则受鲁迅改造国民劣根性思想影响,与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一样,是针砭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生活中自私、狭隘、麻木、愚昧、慵懒、嫉妒、官本位、等级观念种种国民精神劣根性。贾平凹深知并在所著长篇小说《浮躁》中呼吁:“在改革中更要注意到人的改革”;“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对于人的改革的重视”。贾平凹的《正月腊月》、《阿吉》、《浮躁》、《废都》、《怀念狼》、《秦腔》、《古炉》、《极花》《暂坐》等无不与鲁迅小说一样具有文化批判、立人强国的意义。
贾平凹小说并不是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尤其小说《怀念狼》、《秦腔》、《古炉》等带有讽喻与鞭挞某些异化了的凶残如狼、贪蛮“霸槽”、“尽做生娃没有庇眼”事的“无毛双足人形动物”的描写,确实是其难以改编为影视剧的原因。贾平凹力图广泛吸取和探索古今中外哲学人文思想、美学文艺学思想和艺术表现方法,尤其是鲁迅式民族化的白描手法、多视觉的叙事方法、隐喻象征以及由内而外的主观抒情的表现主义。郭沫若于100年前就颇激赏德意志新兴的艺术表现派,认为生命的文学,就是创造的文学;真正的艺术是由内而外、“从灵魂深处流泻出来”;“艺术是表现的,不是再现的”;表现的艺术,是“由内部自然发生的艺术”。贾平凹的创作就是从灵魂深处流泻出来的、宇宙感应与生命体验融合的结晶,一个因意赋形、借象立义、以实写虚、虚实融合的写心言志、抒情写意的象征世界。
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贾平凹的《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浮躁》等明显地多了些现实主义文学元素。但是作家同时宣称:“艺术家最高的目标在于表现他对人间宇宙的感应,发掘最动人的情趣,在存在之上建构他的意象世界”。“作为中国的作家怎样把握自己民族文化的裂变,又如何在形式上不以西方人的那种焦点透视办法而运用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来进行,那将是多有趣的试验!”“自信我下一部作品可能会写好,可能全然不再是这部作品的模样”,这些观点出现贾平凹著《浮躁〈序言之二〉》里面。贾平凹从鲁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读出来,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和现实主义文学家,立足当下,直面人生,执着现实,矢志立人的小说表现目标,并非叶圣陶《潘先生灾难中》、《多收了三五斗》式现实主义作品,鲁迅多取“第一人称”叙事或作品中人物“我”的观察和体验表现出来,诸如《故乡》、《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社戏》、《兔和猫》、《鸭的喜剧》、《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而采用富于诗意内蕴的隐喻、象征意象和手法,诸如《在酒楼上》中“蜂或蝇子”、“废园”、“山茶花”;《伤逝》会馆窗外“半枯的槐树的新叶”、“铁似的老干上的”“紫白的藤花”;《故乡》、《社戏》中“乡土浙东”及其少年闰土、双喜、阿发与六一公公“真的人”形象,又极大地丰富和强化了鲁迅小说的审美意蕴。在“非主流”思潮中,一些人推崇《边城》与《八骏图》为代表的沈从文小说,岂不知鲁迅《社戏》、《故乡》才是自觉抨击和扬弃都市病态人性、追求和高扬纯朴自然人性之现代隐喻文学的开山!
贾平凹是当代一位极富艺术创新和探索精神的重要作家,从《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到《怀念狼》、《秦腔》、《古炉》、《山本》、《老生》等等作品来看,作家以民族传统“散点透视”、“意象表现”手法,认识与表达中国现代人的生活和情绪,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乡土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进行存照与立传,描绘出了一幅幅生动繁富、美仑美奂的“清明上河图”型极具隐喻-象征性和民族化表现艺术特色的长幅画卷。与老舍《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柳青《种谷记》、《创业史》,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和陈忠实《白鹿原》式现实主义迥然不同,贾平凹小说中的人物、叙事主体和作者往往是三位一体的,叙事的散文化“转喻”与叙事的诗歌性“隐喻”是有机结合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怀念狼》、《古炉》、《带灯》与《极花》分别是以作品中人物诸如清风镇守公行仁、识玉悯美的青年农民引生、“惟有痴情难学佛,独无媚骨不如人”的主流媒体记者高子明、未经世事却体验世态炎凉的山村少年狗尿苔、“精卫填海”式忘我奉献的乡镇女干部带灯、母性与女儿性未泯灭的被拐卖妇女蝴蝶的视觉与口吻作“第一人称”叙事的。即使是“第三人称”外聚焦全知叙事模式的《浮躁》,作家贾平凹也不仅仅“通过文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椎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尤其借助主人公、山地生长的平民记者金狗形象和正义与希望的象征意象“看山狗”来表现创作主体对当代国情、民族文化心理、世相心想、民族活力与曙光的生命体验、审美感应、洞见把脉和激赏高扬!
贾平凹自觉运用传统的民族艺术表现当代人生活与情绪的文学宣言和创作实践,最富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学创作主题、题材、人物、语言、艺术形式和风格,勿容置疑,是整体性深受鲁迅先生文化思想、文学创作的启迪和影响的。贾平凹又颇富于自觉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人类终极价值关怀的心性,他处处留心体察现时代社会“生活深处的风暴”和脉动,诗性地表现与揭示普泛的天地之道和人类之性,自觉地“为历史服务”,“为绝大多数人”代言立传着想谋利益。贾平凹在《四十岁说》一文就指出:“要做一个好作家,要活儿做得漂亮,就是表达出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一份态度。这态度不仅是自己的,也表达了更多的人乃至人类的东西。”“文学都是要阐述着人生的一种境界。大作家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人类性的一份态度,直指大境界,追逐全世界的先进的趋向而浪花飞扬,而河床却坚实地建凿在本民族的土地上”。
贾平凹生长于古商州丹凤县棣花镇一个教师之家。棣花古镇上既有“双庙”、“八景”,不远又有避秦安刘的“商州四皓”人文遗迹。《秦腔》中夏天智式家严之教养,棣花镇人在关帝庙对仁、义、礼、智、信、忠、勇者千古景仰之良风美俗的熏陶,形成了贾平凹修齐平治、积极入世的儒学精神。贾平凹故乡商洛市有唐大云寺、塔云山寺、石佛寺、金陵寺、南观音寺等143个佛教寺院。德国诗人诺瓦利斯指出:“真诗人必不失僧侣心,真僧侣亦必不失诗人心”。秦岭北麓是道教的发祥地和洞天福地,华山及贺志真、陈抟与云台观、十二洞、玉泉院、西岳庙;骊山及女娲老母宫、太上老君宫、华清宫;终南山及汉钟离、吕洞宾、王重阳与楼观台、老君殿、成道宫;太白山及姜子牙封神台、老君庙、太白庙、药王殿;龙门山及尹喜与龙门洞、灵仙崖等。棣花镇“双庙”之二郎庙供奉的是正直仁义、斩妖除魔、显圣护民的司法天神杨戬。贾平凹小说较多叙写佛学与道教文化现象,诸如《烟》铺写佛学关于人借助“八识”感应和体识天道地道人道诸事象;《佛关》写孕璜寺香火旺,兑子父女以画佛像为业;《古堡》写道长讲述老子《道德经》第六、二十八章,以及商鞅变法古今。
鲁迅生长于文化古城绍兴,自幼既受到民族脊梁者大禹忘我奉献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精神熏染,又从进士祖父周介孚、秀才父亲周伯宜与私塾所读《千字文》、《鉴略》、《论语》、《孟子》、《易经》、《尚书》等而受到儒家思想影响,颇激赏“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中国的脊梁”者精神。鲁迅在周氏是长男,两岁时曾拜长庆寺一和尚为师并得法名“长庚”。1914年春,鲁迅购佛经著作《选佛谱》、《三教平心论》、《法句经》、《释迦如来应划事迹》、《阅藏知津》、《宝藏论》各一部,《决疑论》、《维摩诘所说经注》各二部,《华严经合论》三十册,从文艺、哲理来研究佛学中的人文意蕴。1918年夏,鲁迅曾感言:“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1926年秋,鲁风在《汉文学史纲要:老庄》中指出:“文辞之美富者,是惟道家”,“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郭沫若曾撰文《庄子与鲁迅》谈及庄子对鲁迅创作的影响,表达鲁迅在文辞方面对庄子的继承。对于庄子的文才,鲁迅是极为赞赏的。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就曾引述司马迁对庄子的评价: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贾平凹与鲁迅都爱研究佛学,旨在参透普泛人性、汲取人生智慧及自渡亦渡人的慈悲、苦行僧主义精神是相通的;而鲁迅的《狂人日记》、贾平凹的《烟》、《怀念狼》等小说,都执著追求没有人间“吃与被吃”的现象、人人“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理想世界。而与鲁迅写《出关》、《起死》借批评老子、庄子以抨击知识界的徒作空言、逃避现实、无是非观思潮不尽相同,贾平凹深知“虚一而静”、“清虚静泰”是文学创作、科学研究的最佳心态与境界,于是早年把书斋命名为“静虚村”,而这正是贾平凹创作之所以繁富丰硕的主要秘诀与缘由。
鲁迅“沉潜十年”期间,有刻“俟堂”印,取《礼记: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意。其后发表新诗《梦》、《桃花》、《人与时》等署名“唐俟”,为“俟堂”谐音的倒写。贾平凹有书斋命名“大堂”,而“俟”字本义大也。“大堂”主人贾平凹分明颇激赏鲁迅“居易以俟命”的人生态度。鲁迅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情、对汉唐大美气象的酷爱、对“师心遣论,使气命文,无所顾忌,纵意而谈”魏晋风骨的激赏,也给贾平凹美学思想和创作诸多启迪与影响。
鲁迅对金石篆隶文字体史料的收藏与研究,使他在1917年为北京大学设计的校徽迄今熠熠生辉;鲁迅书法“自成风格。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警,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郭沫若《〈鲁迅诗稿〉序》)。贾平凹才情横溢,既好收藏,又好书法,更好鲁迅其人其作其书法。细读贾平凹书法尤其是《浮躁》卷端《序》手稿,不难看出鲁迅书法的风格与神韵。
中华民族的矢志于道、修洁仁爱、刚正朴毅、忠贞诚信、人民本位、自强有为的士文化传统和科学民主、启蒙立人、爱国救亡、个性解放、男女平等、自忏自新、精神独立自主、人格高尚健全等为内核的现代人文传统,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使贾平凹不仅具有儒、道、佛三位一体民族文化学养修为,而且具有明辨并追求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历史、文化艺术朝着正派而非市侩、人道而非兽性、民主而非专制、大众而非霸权的现代性之路的大襟怀、大境界、大视野和大格局。
歌德指出:“一个戏剧题诗人如果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应孜孜不倦地工作,精益求精,这样他对民族的影响就会是造福的、高尚的”。“一个资禀真正高超的人就应感觉到”和“伟大人物打交道的需要,而认识这种需要正是资禀高超的标志”。“一个伟大的戏剧体诗人如果同时具有创造才能和内在的强烈而高尚的思想情感,并把它渗透到他的全部作品里,就可以使他的剧本中所表现的灵魂变成民族的灵魂”。鲁迅及其“精神界之战士”谱系中拥有贾平凹的地位,首先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我以我血荐轩辕”、“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用小说和杂文为主体的全部作品,活画出了现代国人的灵魂;“惟有痴情难学佛,独无媚骨不如人”的贾平凹,同样用极具现代意识、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相结合的小说稳住的全部创作,勾魂摄魄般活画出了当代国人的灵魂。
鲁迅的伟大人格、思想和著述所构成的非凡价值体系,百余年来已经被亿万大众读者接受和拥戴;而迄今为止,贾平凹的“超级读者”和“智识读者”以及大众读者亦有亿万之众的接受和拥戴。贾平凹作为当代文学大家已经被认同而成为一种现实,但是其全部作品所彰显的“我以我血荐轩辕”式“我们永远热爱着我们的国家”。诚如贾平凹在《一封荒唐的信》里所写“有了爱情,便要为所爱的人受孕,怀大肚子,生产,自爱自受”;“在改革中更要注意到人的改革”;贾平凹在《五十大话》里讲“现代性就是人类性”,“现代意识说到底就是人类意识,求新求变是现代意识的灵魂”;“神圣是真正的孤独”等观点,表达出当代文学大师的崇高、旷达、朴毅、健全的现代人格与深邃、睿智、警策、醒世的现代哲王思想,尚未受到应有的广泛的重视和赞赏。
诚如鲁迅所说:“伟大也要有人懂”,这“懂”的前提一是要公心公道发声;二是不囿于圈子私心偏见。愿《鲁迅与贾平凹文学创作比较研究》带给文学创作界更多的思考和启迪!
作者简介:
冯望岳(1953----)陕西华阴人,陕西师大暨华中师大中文系毕业,文学硕士,教授。专业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郭沫若的文学世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陈忠实小说----在东西方文学坐标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相关文学论文100余篇。
附录:
贾平凹先生在“纪念鲁迅西安讲学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老师们同学们及媒体朋友们,我代表陕西省作家协会并以一个西大学子的身份说几句。
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他是我们国家文化的一个符号,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人物,他到西北大学讲学,一直是西北大学的光荣。古镜越磨越亮,历史弥久翻新,正值100年,开这样一个隆重的会来纪念,确实是一个大会,值得而且意义重大。
春秋时期,孔子西行都不到秦,认为秦是瘠寒之域、狼虎之地。而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军阀割据、社会混乱,鲁迅却到了西安,这在当时就是轰动的事情。有时我想起鲁迅在西安这一段,我想象鲁迅应该穿着长衫、说着绍兴话,在西安古城穿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太阳一定是红的,渭河上舟楫飞浪,秦岭上的白云有鼓舞之状。鲁迅在西安,可能有他的目的,有许多他要办的事情,据我几十年前看到的资讯,他在收集马嵬坡的史料,想写唐安史之乱的故事。我也猜想,他为什么对那段历史有兴趣,写那一段历史和当时的中国社会有什么联系?他观看了易俗社的秦腔演出,当时的易俗社就以戏剧移风易俗,他却题写了“古调独弹”,这又有什么深意?
他到西北大学讲学,他为什么在西大讲学,当时传播新的思想,传播新的知识,从某种角度上讲,是不是一种“凿空”,而那次讲学对于西北大学、对于西安、对于西北产生了和在今天彰显了什么样的意义?
我是1972至1975年在西北大学中文系上学,在校期间,受教于西北大学的一些大人物,比如刘持生先生、傅庚生先生、郝御风先生等。比如刘持生先生就是钱钟书一类的大家,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但他述而不作;傅庚生先生著作很多,他是欣赏派大师,那一本《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对我产生过极大的影响;郝御风先生是“五四”时的著名诗人,他与众不同、气度殊高。
我在这里还想说另外一位先生——单演义。单演义先生身躯高大、很胖,一讲课头上就冒汗,声音宏大,在教室外几十米之地都能听到。我那时就知道他创办了《鲁迅研究年刊》,著有《鲁迅在西安》一书。在这期间,他修改和增补这本书,见我做事踏实认真,话少但字写得好,就让我给他誊写稿子。
我记得有十多页到二十来页,我那时受宠若惊,认真给他誊写了。誊写完去交给他时,我那时是乡下来的学生,对老师特别敬畏,他没让我坐,我也没敢坐。他看了我誊写的稿子,很满意,说我得谢谢你,然后他在书房里四下看,一会儿拿起一件东西放下、一会儿拿起一件东西又放下,最后给了我一本过期的杂志。这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今天纪念鲁迅在西大讲学100年,我们敬仰着鲁迅,我也怀念着单演义先生,也正是他创办了《鲁迅研究年刊》,第一个写了《鲁迅在西安》,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西北大学一直是鲁迅研究的一块重地,也以至于产生了一大批老的、中的、少的鲁迅研究的专家学者。今天在会上就见到了张华老师、王鹏程老师。王鹏程老师也才写了这么厚的一本鲁迅在西安的书。
鲁迅先生在西大讲学已经过去了100年,我们纪念鲁迅、致敬鲁迅、崇拜鲁迅,鲁迅是“说不尽的鲁迅”,我们就是要传承他的思想,光大他的精神,搞好我们现在的文学,办好我们现在的教育。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插图备注:
艺术学院教授、中国人物画家邓益民创作《鲁迅在西安》系列人物画作品为补充鲁迅西安讲学图像资料。《鲁迅在西安》系列人物画采用具有民族特色的写意水墨画,以鲁迅西安讲学事件为核心,从多个角度再现了鲁迅在西安的一系列活动,塑造出一个真实可感的伟大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的人物形象,填补了鲁迅在西安讲学这一重要事件图像资料的匮乏,对研究鲁迅长安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画作在强调传统性和民族性的基础上,还颇具时代审美性,对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